评《黄金时代》

       当国内读者有缘拜读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时，它已经获得过台湾第13届《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并在香港、台湾出版了单行本。对国内文坛而言，他是一个闯入者，被某评论家称为“文坛外高手”。

        即使《黄金时代》出版之后，王小波仍未以小说家身份引起足够的重视。他的作品少人喝彩，他的投稿屡屡被拒。这位匹兹堡大学东亚学硕士、前北京大学社会学所与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讲师，晚年更多地被看作一位杂文作者，他的随笔出现在《三联生活周刊》、《南方周末》等重要报刊上，但专业文学期刊仍然对他视而不见，只有注重先锋的《花城》每年发表他一篇小说，也许因此，王小波将他的“时代三部曲”交给了花城出版社。

        王小波没有看到他的随笔自选集与小说集的正式出版，便于1997年4月11日去世。死亡似乎唤醒了什么，王小波突然获得了生前从未享受的殊荣，各报刊纷纷发表纪念、研究文章，他的文字不断结集、出版，一批批年轻人模仿他的笔调，并自称“王小波门下走狗”……王小波之死，成为1997年乃至世纪之交的重要文化事件。

       王小波并不是真的天外来客，在他的早期作品中（这些作品不少都发表过，却从未引人注意，其实在当时的文学情境中，这些篇什相当可观），他还保持着纯美的想象和色调。但是他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消解意识总是作怪，让他不肯干干脆脆地煽一把情。《绿毛水怪》设置了一个听者“我”来反复打断和质疑、嘲讽老陈的叙述，反而很好地滤清故事本身的荒诞不经，真正凸显的是妖妖那类人对庸常生活的反抗和决绝。《地久天长》描述的是乌托邦式的青春友谊和快乐，可是邢红、大许和“我”之间的三角设置显然不可能一直维持。让邢红落入死亡的俗套实在是作者的不得已，也可以看作是作者对小说“现实性”的妥协。这种不成熟到了《黄金时代》就荡然无存。《歌仙》对十全大补剂式传说的反讽显而易见，这篇小说带有鲁迅《故事新编》的意味。《假如这是真的》已经开始展开想象的翅膀，却最终归结成了南柯一梦。

        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的时间维度分别指向“历史”、“现实”与“未来”，“以喜剧精神和幽默口吻述说人类生存状况中的荒谬故事。三部小说从容地跨越各种年代，展示了中国知识分子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命运”（“时代三部曲”前言），它们莫不是现实的镜像，而又充斥了恣肆的想象力与狂欢色彩。《青铜时代》被公认为最宏大、最繁复的叙事作品，但最成熟的小说，仍然当数《黄金时代》诸篇。

      《黄金时代》写在云南插队的知青王二，与队里医生陈清扬之间的性爱故事。王二不堪生产队长和军代表的压迫，与陈清扬一起逃入深山，过了一段没有束缚和压抑的生活。回来后，却被公社“立案”，要求他们交代罪行，并抓他们去出“斗争差”。

        从表面上看，除了叙述方式比较怪异之外，这部耗费王小波十年时间的成名作，与往昔的“知青文学”并没有质的区别。实质上，《黄金时代》颠覆了整个知青叙事乃至文革叙事中的情欲书写与规训体验。不过，众多评论者一开始并未认识到这一点，让他们眩目的是小说中大量充斥着、无所不在的“性”。

       我和陈清扬做爱时，一只蜥蜴从墙缝里爬了进来，走走停停地经过房中间的地面。突然它受到惊动，飞快地出去，消失在门口的阳光里。这时陈清扬的呻吟就像泛滥的洪水，在屋里漫延。我为此所惊，伏下身不动。可是她说，快，混蛋。还拧我的腿。等我“快”了以后，阵阵震颤就像从地心传来。后来她说，她觉得自己罪孽深重，早晚要遭报应。

       晚上我和陈清扬在小屋里做爱。那时我对此事充满了敬业精神，对每次亲吻和爱抚都贯注了极大的热情。无论是经典的传教士式，后进式，侧进式，女上位，我都能一丝不苟地完成。陈清扬对此极为满意。我也极为满意。

       这些段落，如果独立来看，确实让人“不习惯”，不仅仅是性描写的细致与繁多，而且作者冷静而疏离的笔调也迥异于将“性”视为禁区，有意回避或涉足的那种拒斥或迷恋。

       率先公开批评《黄金时代》性描写的是老辈学者吴小如，他自称“赶新潮”读了《黄金时代》，却发现“书中写男女间的纯真爱情几乎没有，有的只是在各种背景、各种条件下的男女做爱的细致描绘”，“说得好听点，这是给年轻人在性关系上实行‘启蒙’，为人们乱搞男女关系‘开绿灯’；说得不好听，这样的‘天才’作品（包括其它专以性爱为描写内容的‘文学’读物）实际上是在起着‘教唆’作用。”（《“开卷有益”与“杞人忧天”》，1997）另有评论直接表示“《黄金时代》只类似于法院存放的某些性犯罪罪犯的案件卷宗（在这类卷宗中，几乎所有办案人都无一例外地对性犯罪的具体细节饶有兴味）……王小波的性观念相当陈腐，几乎都是当代的兰陵笑笑生”。（赵振鹏《王小波，你是只什么鸟？》，1999）

        王小波的辩护者也大抵在“人性”层面上理解小说中的性，觉得其中“洋溢着人文主义的内容”：“小说中两性关系的描写，均发生在一个人性被扭曲的时代。王小波用人类最原始的生存方式，来表达他对人性的呼唤……《黄金时代》的性描写寄托了作者的理想。”（冷草《王小波和〈黄金时代〉》，2000）他们将《黄金时代》对接新时期以来的人道主义思潮，从中读出的居然是“超越与飞升”：

       王二以性爱领域作为最后的抗争阵地，分别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情境下和几位女性演绎出一幕幕不无放纵又不失纯美的惊心动魄的性爱故事，并且不厌其烦甚至十分热衷地向组织如实地详尽地交待问题的每个细节，以身体语言诉说着爱情的势不可挡和惊人的浪漫美丽，言说着叛逆精神惊世骇俗的激情与力量，针对荒诞岁月里的荒谬和苦难进行最彻底的反讽和最决绝的反叛，以价值层面上的胜利来烛照惨淡岁月所遮蔽不住的青春、热情和智慧，从而最终以瑰丽的卓绝的飞翔姿态完成了对于苦难、荒谬的永恒超越，对于生命自身的美丽飞升和对于生命本真的虔诚皈依。（王卫红《永恒的超越和美丽的飞升》，1997）

       批判者与辩护者都对《黄金时代》存在着严重的误读，他们囿于传统的阅读习惯与思维定式，强行将《黄金时代》放置在“人性—道德”这一谱系里去理解，只能得出方圆凿枘的结论。论及误读的程度，王小波大致可以与王朔比肩，只是向度不同：王小波被大大的矮化了。

        确实有人用类似看王朔的眼光来审视王小波：“从作家本体的意义上来说，王小波为了消解崇高，不惜将自身的痞气强加给其他的知识分子，甚至在摆脱了荒谬时代之后仍然如此……他消解着荒谬的时代，他借的工具是性：他消解着一切，他借的工具还是性。不仅如此，他的最大失误（或者说是错误）在于消解的后果。……如果一个人是为了消解而活，那么，他活得未免太过悲哀了吧？”（刘旭《精神骑士还是高等无赖》，1998）看来，王小波的小说对许多读者来说，陈义过高。

      《黄金时代》完全不同于以反思“文革”与咏叹青春的“知青小说”，它也并不歌颂人性的美好和对自由的追求，充斥全篇的性爱描写并非为了赞美男女间的爱情，也并非仅仅以此作为反抗专政压迫的武器。相反，陈清扬并不热衷于性爱，“她所讨厌的是使她成为破鞋那件事本身”，她对于 “被称为破鞋”耿耿于怀，宁愿成为真正的破鞋，被人抓去出斗争差，“每次出过斗争差，陈清扬都性欲勃发”，因为此时的性爱使她“终于解脱了一切烦恼，用不着再去想自己为什么是破鞋，到底什么是破鞋，以及其他费解的东西：我们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来干什么等等”。寻找某种真实的身份，即使是被判决为罪恶的身份，也远胜于被“设置”为某种身份。陈清扬与王二将性爱作为武器，是为了反抗现实生活的荒谬，是一种让人暂时摆脱深重的荒谬感受的解毒剂：王二先是想向人证明自己存在，在遭到队长报复后，又“真想证明我不存在”。只有与陈清扬做爱，“在这种时候，我又觉得用不着去证明自己是存在的”。“存在”是人生的大命题，但在一个荒谬的处境中，存在与否，都无法指向任何美好，借助性爱逃避也许是唯一的出路。一旦这种处境结束，性爱就失去了其必要性。

       最荒谬的是，一旦陈清扬在检讨中承认自己曾在一瞬间爱上了王二，陈清扬的“清白”就被玷污了，这是她“真实的罪孽”。在异常的生活状态下，男女通奸并不是一种罪孽，对之的迷恋和批判都更像是一种游戏，而一旦这种游戏落足为真实的爱情，则对现实生活构成了极大的反讽和挑战。“以前她承认过分开双腿，现在又加上，她做这些事是因为她喜欢。做过这事和喜欢这事大不一样。前者该当出斗争差，后者就该五马分尸千刀万剐。”《黄金时代》在黑色幽默的反讽与消解背后，留出了这样一个缺口，即美好的、蕴含人类感情的性爱是无法被设置的，它源自本真的生命冲动：“她再也不想理会别的事，而且在那一瞬间把一切都遗忘”。权力无法控制这种冲动，只好无视它的存在：“但是谁也没权力把我们五马分尸，所以只好把我们放了。”

     《黄金时代》因其繁复的多义性与狂欢书写，而成为评论者解读不尽的文本。有人从中读出的是“反抗”：“他们在原始森林随心所欲的生活以及被收审挨斗表现了箝制与反抗、命运设置与反设置、情感萎缩与生命激情、权力场与精神自由、健康的性与政治对性的专制之间的针锋相对的冲突及特定年代里中国人集体的窥淫癖、施虐/受虐畸形性心理。王二和陈清扬的轻松游戏消解了一切神圣、虚伪、道貌岸然……王小波以喜剧性的反讽笔调宣告了他们与疯狂势力冲突中的不可战胜。”（张伯存《不应扯上王小波》，1998）而戴锦华认为王小波的小说超越了“文革书写”与“抗暴英雄”：

它所指涉的固然是具体的中国的历史，首先是我作为其同代人的梦魇记忆：“文化大革命“的岁月，但远不仅于此，它同时是亘古岿然的权力之轮，是暴力与抗暴，是施虐与受虐，是历史之手、权力之轭下的书写与反书写，是记忆与遗忘。在笔者看来，王小波及其文学作品所成就的并非一个挺身抗暴者的形象、一个文化英雄（或许可以说，这正是王小波所不耻并调侃的形象：抗暴不仅是暴力/权力游戏的必要组成部分，而且间或是一份“古老”的“媚雅”），而是一个思索者——或许应该径直称之为知识分子、一次几近绝望地“寻找无双”——“智慧遭遇”之旅；它所直面的不仅是暴力与禁令、不仅是残暴的、或伪善的面孔之壁，而且是“无害”的谎言、“纯洁”的遗忘，对各色“合法”暴力的目击及其难于背负的心灵忏悔。（《智者戏谑》，1998）

       王小波小说的思想资源，有很大成分源自弗洛伊德开启的虐恋/性虐研究，他与妻子李银河也对中国的性状况有深入的研究——这或许可以解释王小波为什么喜欢用性爱作为书写历史的切入口，他曾在访谈中指出：“‘性‘是一个人隐藏最多的东西，是透视灵魂的真正窗口。”
就文本特色而言，王小波无疑是“狂欢传统”的东方传人。“狂欢传统”源自中世纪文艺复兴的民间诙谐文化，代表作如拉伯雷的《巨人传》、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以近乎疯狂的想象、夸张与戏谑，构建一个奇妙而陌生的叙事世界，其中饱含隐喻、反讽与双关。巴赫金称其为“怪诞现实主义”，指出其主要特征是“夸张、夸张主义、过分性和过度性”。正如戴锦华指出的那样：“王小波对历史中的暴力与暴力历史的书写，与其说呈现了一幅黑白分明、善恶对立的图景，不如说构造一幕幕狂欢场面；或许正是在古老的西方狂欢节精神的意义上，王小波的狂欢场景酷烈、残忍，而酣畅淋漓。这间或实践着另一处颠覆文化秩序的狂欢。在其小说不断的颠覆、亵渎、戏仿与反讽中，类似正剧与悲剧的历史图景化为纷纷扬扬的碎片；在碎片飘落处，显现出的是被重重叠叠的“合法”文字所遮没的边缘与语词之外的生存。”

        小说集《黄金时代》收入五篇小说：《黄金时代》、《三十而立》、《似水流年》、《革命时期的爱情》、《我的阴阳两界》。其中《革命时期的爱情》显得戛戛不群，甚至超越了《黄金时代》。王小波用复调叙述的方式，阐释了“革命+性爱”这一在二十世纪反复回响的主题。它的叙事最为复杂：将带有古典色彩的武斗回忆，与工厂政治体制中团支书帮教落后青年的现实故事缠杂在一起，描画出革命时期情爱的“双重性”：死亡威胁与献身情怀共同激励下的萍水相逢，政治权力关系与另一种献身情怀结合产生的施虐/受虐，两者同样根源于对革命理想的追求与想象。团支书X海鹰对于“革命”与“性爱”的想象，都来自于阶级斗争学说构造的整套关于爱与恨的激情模式。这套模式放逐了个人、身体与欲望，而将献身、考验、屈辱、酷刑等等视为显露坚贞的大好机会：“假如是她被逮到了话，就会厉声喝道：打吧！强奸吧！杀吧！我决不投降！只可惜这个平庸的世界不肯给她一个受考验的机会。”所以X海鹰利用团支书职位赋予她的权力，制造了帮教后进青年王二的机会，让王二扮演“反面角色”，蕴含着革命意味的性爱就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王二作为被帮教对象，处于被规训的境地，他放弃了自身的主体要求，按照X海鹰的要求扮演反革命/施虐者的角色：“在革命时期里，我把X海鹰捆在她家小屋里那张棕绷大床上，四肢张开，就如一个大字。……她在等我打她，蹂躏她。”这种帮教/被帮教的行为模式，看上去匪夷所思，却是革命话语内含的密码破译，是对革命叙事与斗争想象的戏仿与再现。由于权力位置并没有因施虐/受虐的角色变易而根本转换，所以王二始终处于“被帮教”的地位：“她对我凶的时候，我觉得很受用；不凶的时候很不受用。”而王二回忆中与“姓颜色的女大学生”，则反映了革命与爱情的另一种状态：死亡随时降临的极端情境中，立场与年龄、出身已经不重要，人们借助性爱的刺激完成对献身的确认，以及对事业挫折的慰藉。

      如果我们将这两种“革命+性爱”的模式引申到整个二十世纪的革命叙事之中，会惊异地发现，王小波已经说出了一切。



延伸阅读

李银河：《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家——悼小波》，《时代三部曲》代跋，《青铜时代》，花城出版社1997年5月版。
艾晓明：《纪念早逝的自由作家王小波》，《黄河》1997年第5期。
艾晓明、李银河编：《浪漫骑士——记忆王小波》，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7月版。
王小波：《地久天长——王小波小说剧本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2月版。
戴锦华：《智者戏谑——阅读王小波》，《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