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大师

遭遇德鲁克后，我有幸拜读到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的大作，获益终身。在经营自我和应对世界之上，这两位大师成为我最好的启蒙导师。直接来讲，德鲁克教给我的是个人管理，其核心是知识管理；卡斯特教给我的则是学会自我编程和自我创新以享受不确定。从思想或学术角度讲，两人也绝对称得上大师。德鲁克是管理学最美最永恒的意外，卡斯特则是信息资本主义时代同样充满善良与理性的先知。共同点或许在于，他们都预言了一种新文明的开启，都意识到一种凌驾于技术之上的真正的人本回归，德鲁克提出功能社会，卡斯塔为我们描绘出文明的阴暗角落——第四世界，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审视着人性与技术的孽之花，并以炽烈的旁观者态度，为世人启蒙。

以下均摘自卡斯特《千年终结》（End of Millennium）。


我有心弄混事物，
结合他们，令他们重生，
混合他们，解脱他们，
直到世界上所有的光
像海洋一般的圆一
一种慷慨、硕大的完整，
一种爆裂、活生生的芬芳。
——巴贝洛·聂鲁达《太多名字》片断《狂想集》

中国的开放社会之困

这个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中国民族主义，正迅速地由国家主义移向全球经济，从而试着找到一条既适合信息主义却避免开放社会的道路。

乌托邦或理想主义者的殉道价值

就像历史上大部分的乌托邦运动一般，他们不会妄求政治上的胜利。但是他们带着高度的历史生产力，带着许多他们的信念和梦想，逐渐引退，而这些信念却在社会中发芽，盛开为文化的创新。

权力与个体命运

文化作为权力来源，以及权力作为资本来源，构成了信息时代新社会层级性的基础。
至于人民，他们是，以及将会是，与权力的殿堂距离日远，同时与市民社会崩坏的制度日渐疏远。他们在其工作与生活中被个体化，在他们自己的经验基础上建造他们自己的意义，以及，假如他们幸运的话，重建他们的家庭，在不知名的流动与不受控制的网络漩涡中摇动。当遭受集体威胁时，他们将营造共同的避风港，在那个地方与时候，先知可能宣布新神的降临。
21世纪将不会是黑暗时代。但也不会将此历史中最非凡的技术革命所许诺的慷慨嘉惠大部分给予人民。倒不如说，它表现出的特征是一种对消息灵通的困惑。
目前最重要的统治方式是操纵沟通方式，提供信息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

知识分子或旁观者

怎么办？每当有一个知识分子试着回答这个问题，以及严肃地履行这个问题时，悲剧就会接踵而至。。。我想要以第一人称写作，解释我的弃权，并审视我的时代及我的政治文化。
在这个意义上，我不是也不想成为一个中性的、脱离人类戏剧的观察者。

被社会关系所放逐——被忽视比被剥削更可怕

他们不是被剥削，而是被忽视，这个世界由于太边缘连剥削都不值得。 现在世界上大多数人都与全球体系毫无逻辑毫无干系。这比被剥削更糟。
我说过总有一天我们会怀念过去被剥削的好时光。因为至少剥削是一种社会关系。我为你工作，你剥削我，我可能很恨你，但我需要你，你需要我，所以你才剥削我。这与说“我不需要你”截然不同。我可以说：“我能打我的计算机，自己单干，我不需要你，滚吧。”
这就完全不同——成了没有剥削，没有任何社会关系去反抗。我没有敌人，我可以炸掉整个世界，或者炸掉自己，我们没有敌人，没有伙伴，和谁都没有关系。19世纪波澜壮阔的工运斗争是有目标、有意义的。现在可不是这样了。整个世界危机即将爆发，但不会以革命的方式，而是：我忍无可忍了，我不知道该干什么，我不得不爆发，为爆发而爆发。

科技与文明的未来

让你幸福。只有你自己才能让你幸福。科技不能让我们的社会更美好。只有我们自己才能让我们的社会更美好。
科技的症结在于科技是人类的折射，而我们并不十分善良。我们丑陋，科技就会呈现出来，造成各种恶果。如果我们能改变、能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政治组织、生活方式和自然环境，科技就可以赋予我们解放自身的巨大潜能。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今天我们拥有最神奇的工具，它可以帮助我们，或是毁灭我们。现在我们做的是后者。

每个人要怎样去适应这个网络社会？——自我编程

“我上完学，找个好工作，成家过日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为了一个单位工作一辈子的时代结束了。今后的社会，临时工与合同工是主流，而不是特例。
工业革命把店主与工匠们编入大组织、大工厂。信息时代恰好相反：打碎大组织，重组为网络，个人在其中流动，一辈子不断地换工作，接新活儿。 总之，能把握住不确定性，在工作及家庭中不断调整自己的人，生活会充满兴奋与创新。把握不住的人将生活在一个恐怖的世界里，因为一切都不可理解，不可控制。
首先要培养“自我编程能力”。人是历史上最好的计算机。教育不只限于学校，教育是每时每刻学习、怎样学习。不是把信息全堆在脑子里，而是增强获得信息的能力。
你需要的是教育和“自我编程”能力，能知道什么是你需要的，怎样找到和怎样去用。

事情本不该如此。人性本非恶。万事其实俱可由提供信息、支持正当性，而为有意识、有目的的社会行动所改变。假如遍及全世界的人们信息灵通、主动、能沟通；假如企业能承担其社会责任；假如媒体变成使者而非信息；假如政治行动者对抗犬儒主义，以民主方式恢复信念；假如文化由经验来重建；假如人类遍及全球感觉到物种的团结；假如我们由于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确立世代间的团结；假如在我们之间已取得了和平，并启程开拓我们的内在自我；假如所有这些都因我们的信息灵通、有意识、分享决策而变得可能，而时间之河仍在流淌，或许我们最终生活下去，爱同时被爱。
 

我们活着，
补足痛苦所需要的统计表
我们继续去爱爱情
用我们愚钝的方法
我们埋葬说谎者并且活在诚实的人当中。
——巴贝洛·聂鲁达，《船歌是终》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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