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言：数字神话的传播想像

作者： 陈卫星　　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　

　　神话是一个人类学的概念，源于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田野考察。把神话概念与信息传播相互连接，则始于法国结构主义大师罗兰·巴特。他把大众传播过程中内涵意义的运作称之为神话，就是把人类学中的神话概念重新移植到对被信息传播技术不断推进的日常生活现实的变动当中。人们由此推导出信息传播会引导人们形成一些固定化的信仰、观念。换言之，传播媒介是在运用神话制造新意义。由此在受众或用户层面上形成的神话和常规塑造着受众或用户对传媒的知觉方式，而作为媒介神话载体的媒介文本同时能够描述现实、形成社会关系和建构社会身份，是产生可能的意识形态意义的多元节点。

人类社会经过18－19世纪的经济发展和政治革命后，20世纪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生产力革命的实验田，科技创新和社会想象相互平行，正如革命导师列宁那句名言：“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加电气化”。但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把历史进程进行时空一体化推进的技术发明无疑是互联网的诞生，因为这为人类提供了一个新的时空形式，莫斯柯教授的话题就从这里开始。

　　《崇高的数字化》一书是从数字神话的可疑性出发。在人类传播史上，文字的出现意味着批评性质的传播模式，诸如理性精神、怀疑态度和逻辑思维等等。而把批评和反批评的信息传播同时组合在一个或无数个具有交流性质的时空维度中，是电脑传播的表现特征，技术性能上升为文明神话。“根据这些神话，电脑传播的力量将使得我们经历人类经验中划时代的转变，这种转变将超越时间（历史的终结）、空间（地理的终结）和权力（政治的终结）。神话很容易被作为不合逻辑的虚构而加以摒弃，这样对它们的理解就变得很简单：揭露谎言，使人们看到被神话遮蔽的真相，从而消除它们迷惑思想和操纵行为的力量。”[1]电脑传播似乎要彻底颠覆人类有史以来所感知的物质世界的形式结构，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想像。

　　但是，为什么电脑传播会成为神话? 莫斯柯提出的理由是“神话是能够激活个体和社会的叙事，能够为人们提供途径，使他们得以超越平凡的日常生活。它们能够提供通向另一种现实的入口，一个曾经以崇高的许诺为特征的现实。”[2] 的确，神话往往提供对事物的新透视，从而为人们的超验性提供新的物质基础。这不仅仅是源于一种技术推广的社会活力，更是因为技术功效被转化为集体信仰，成为被追捧的社会神话。

　　一、技术神话源于对社会关系的拓展

　　在现当代的传播学发展中，人们对信息传播技术的演变，有几种价值取向，或者是把它当作文明演变的发动机，从而坚信技术决定论引导人类；或者是着眼于研究信息技术更新和特定时期的知识扩散的关系，从而考察技术变量和社会存量（变量）的关系参数；或者是琢磨新媒体出现的动力机制，从而预测新媒体的应用前景和效益评估。显然，莫斯柯所要讨论的神话，属于第一种取向。“根据神话，信息时代超越了政治，是因为它使得每个人都可以得到极大丰富的权力。政治的定义特征、对稀有权力资源的争夺，都被消除了。这样，神话通过对历史的否定创造了一个新的历史、新的时代。”[3]自从维纳在二次大战以后提出控制论以来，借用新信息传播技术的发明来论证科学技术对社会历史的颠覆几乎是一种惯性。

　　问题在于，根据法国学者布鲁诺•拉图尔的观点，人们长期以来习惯用两分法来看待世界，即人类和自然的交集形成两个集合，科学管理自然，政治管理社会。但是面对越来越和人类主体产生关系的科学发现和技术更新，这种两分法越来越难以理解涉及到人类和自然“杂交”状态的增殖。其实，在人类社会的演进过程中，不停地反复这种状态：一个始终存在的自然界越来越不孤立，因为始终同时存在着一个由利益、可以预见的赌注和稳定性质构成的社会，以及一个作为参照的独立话语。[4]这种把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关照同时纳入对文化、媒介和技术的学术考察，说明科学的发展本身同时凝聚了三个要素，即自然（即对包括技术在内的物质力量的理性整合）、政治（对自私的社会行动者和力量的策略性掌控）和文本（即用来解释世界，从而在语言上构成对世界的修辞策略）。

　　“我们从来都没有成为现代的”，拉图尔的技术社会学命题提供了针对科技神话的价值批评。即便基于社会现实的某种趋势，科技神话却难以传递形而上学式的真理。因此，如何从主体间性的角度去把握科学陈述本身所揭示出来的包括社会施动者和社会环境所呈现出来社会关系和历史逻辑，就成为左翼批判的理论出发点：“从本质上而言，神话能够取消政治，能够将话语去政治化，但它们也能够打开通向修复政治和深化政治理解的大门。”[5]莫斯柯是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流派的代表人物，主张把政治经济学定义为对社会关系，尤其是权力关系的研究，从而把大众传播过程的分析聚焦在传播资源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的环节。他的论述不仅仅是对神话观念的知识考察，更有着鲜明的评论视角：“从文化或者神话性的角度看，赛博空间也许会被看作是历史、地理和政治的终结。但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赛博空间则是数字化和商品化相互建构的结果。”[6]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自由竞争为导向，美国的企业重组政策引导建构信息传播的宏观技术系统的自由竞争，在市场扩张的同时形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技术全球主义（Technoglobalisme）。“这种波及全球的特殊视角有助于遮蔽复杂且真实的赌注：世界意义上的互动和交易的新形式。”[7]在法国传播学家马特拉看来，这种技术乌托邦的赞助来自于冷战后的经济地理学而不是冷战后的地缘政治，亦不是社会学家或政治学家的语义学思辨，而是股票交易商的实用主义。“真正的推动力源于金融领域的全球化，国际经济当中惟一一个愿意在真实时间中愿意把自身的活动和信息传播网络进行普遍联通的部门。”[8]在传播全球化的征服过程中，电脑传播与金融资本的结合不仅在修饰着数字资本主义的形象，也在衍生新的意识形态神话。

　　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初贝尔提出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是一种神话，那么，20世纪90年代初期福山提出的“历史的终结”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神话的新包装。对于这一点，莫斯柯的批评是毫不犹豫的。在他看来，福山的缺陷在于“没有考虑到自由民主的理念和权力集中的商业巨头对世界政治经济日益增长的控制之间存在着潜在的深刻冲突。重要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决策都是由全球性的公司网络来决定的，其中许多公司在财富和权力方面让世界上多数国家相形见绌。这样一个世界损害了自由主义的自由和民主中所包含的平等参与。”[9]跨国传媒集团对发达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支配或渗透成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评指向。

　　莫斯柯的分析思路是借用信息传播史的史学文本来进行反思的。在当今的西方左翼学者中，对启蒙思想的反思向来注重考察技术和政治的关系，其基本原则是反对工具理性。因为，技术引发的神话，最终总要得到某种平衡，这种反向的动力源于具有政治性质的文化实践和社会实践。这就是说，信息传播技术不能被简单地还原为一种工具，技术的性能本身被带入社会语境后，就有可能参与社会建构。这样，技术应用的可能性就不仅仅限于国家权力的政治需求和商业公司的市场扩张，不同形式的社会力量组合亦可能把新信息传播技术作为探讨社会问题的一种方式，一种呈现主流媒体所不接受的信息的方式，西方国家不断兴起的新社会运动和另类媒体的结合，就是社会与技术博弈的征兆。

　　莫斯柯从传播史的文化起点出发，解释赛博空间的神话含义，梳理网络神话与历史神话的关系，并置于信息传播技术神话的知识考古学范畴之中，分析这种神话背后的政治动力、经济动力和文化动力，一步步把文化研究性质的路径依赖还原为政治经济分析的话语通道，最终确立传播学批判学派当今的学术选择，即在商业背景下出现的信息奇观不仅是文化政治的批评目标，亦透露出背后的美国文化和政治轨迹中永恒的神话愿望，即通过不断制造新的神话来延续自身的神话。

　　值得注意的是，从罗斯福的广播谈话到肯尼迪的电视演说，信息传播技术在20世纪的不断更新使得任何政治或社会性质的权力关系不得不依赖传播的网络来建构并展开，如今天美国的政治传播把奥巴马的政治博客作为竞选赌注的关键。赛博空间所蕴涵的政治意义不仅在于把传统的政治竞选简化为鼠标的点击，也通过网络论坛的方式来产生舆论压力或者聚集人望。如果说赛博空间的兴起会产生“政治终结”的幻觉，本质原因在于把政治传播的流程从纵向转换为横向成为可能，传统性质的权力关系的纽带因此而改变。这无疑是在求证一个传播学发展史上被反复争论的命题，即新媒体始终是在信息源的多样化方面打开缺口，从而成为“民主的技术”。但是，这种技术可能性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也不能担保社会进程中的技术决定论。正如英国学者斯蒂芬•拉克斯所指出：“媒体传播研究成功地证明，政治信息的传递方式和政治讨论的方式，是按照权力的意志设定的。民主遇到的问题从来就不存在于信息或政治讨论的质量和数量。”[10]

　　二、传播乌托邦的路径依赖

　　神话学理论今天被大量移植到传播学的研究过程中。因为大众媒介的深层法则是不断维持自己的注意力，而现代人最常规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任何问题的注意力和兴趣的持续在不断缩短。媒介必须不断推出新的神话文本，不管是人物、叙事、结构、观念、时尚、潮流、商品还是别的什么东西，这是作为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构成的一部分。意识形态曾经是一种信仰和概念模式，它瞄准向个人或集体解释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以便疏导或简化他们的选择。或许我们可以说过去的意识形态多半从主体意向出发，可能凝固性更强一些，而今天的意识形态则更着眼于一种对象化的表达，已经简化为职业意识和操作手段，比如说传播不仅仅是在传播内容，同时亦成为内容评判的惟一标准。这种新形式的意识形态我们都可把它们统归于传播意识形态之下。

　　传播意识形态源于控制论的初衷。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者，控制论创始人维纳认为野蛮意识形态不断地指定一个人类的敌人，如属于某个种族、阶级或某种社会身份的成员。而从控制论出发，敌人不再是人，而是一个恶魔般的实体，非秩序，组织短缺和信息窒息。维纳的世界观是围绕着信息来组织世界，从而确立反对一切人类社会中组织化的暴力的合法性。[11]维纳认为，“社会中存在所有反对稳态的因素，传播手段的控制是最重要的、最有效的。”因为涉及到的传播手段包括印刷媒体、电信媒体和文化教育领域，但是，这里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我们到处有传播手段的三重限制，按照利益的标准淘汰信息；事实上是让这些手段掌握在人数非常有限的少数富人阶级手中，自然表达了这个阶级的舆论；最后，作为通向个人权力和政治权力的主渠道，它们吸引所有那些有抱负以寻求一种这样的权力的人。这个系统应该比所有其它系统更有助于社会稳定，并直接被掌握在那些为这类权力游戏和金钱最操心的人手中”[12]维纳虽然是一个科学家，但他显然是试图把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结合起来，希望信息的自由表达，希望传播的公平公正，更强调信息传播的社会责任。所以，在传播学上把维纳看作乌托邦的创始人，第一个提出信息传播技术的神话模型。

　　作为二次世界大战的幸存者，维纳的传播乌托邦有着鲜明的人道主义色彩。面对信息传播技术的未来，他的期待有三个乌托邦指标：第一，透明，就是说信息传播的透明。显然，只要人与人存在着差别，存在着利益的差异，信息传播的过程就会成为一个利益组合、调和或斗争的过程。第二，拒绝社会排斥。这无疑是非常理想的。就是不要把信息传播的技术应用和内容服务只对着一部分人，要降低信息传播的门槛。当然，迄今为止的现实告诉我们，信息传播的技术推广不得不遇到一些门槛，或者是文化门槛，或者是经济门槛，或者是政治门槛。即便人们能够解决信息传播的技术问题，人们有没有消化信息内容的能力，有没有支付信息消费的能力，有没有信息传播的权利，无疑都是在考验社会制度的品质。第三，质询市场逻辑。市场的形式无可非议，但市场功效的社会反馈始终是一个被争论的政治问题。关于这一点，后来的美国著名社会家丹尼尔•贝尔予以坚持：“大多数对贝尔的批评是指责他没能看到资本主义是如何制造出特定的文化来破坏自己的，但这些批评忽略了特别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贝尔明确地指出市场就是它自身麻烦的来源：‘任何张力都创造了它自己的辩证法。既然市场是社会结构和文化相交汇的地方，那么，过去五十年里所发生的一切，就是调整经济使之能够创造出与文化相适应的生活方式。这样，不仅在不同领域之间发生了冲突，而且这种紧张关系也在经济领域自身内部造成了更深的矛盾。’”[13]

　　解决这些矛盾的意识形态需求成为神话的社会根源。因为人类学和政治学的案例都证明，神话的象征作用有助于推动社会心理的整合，而在心理根源上又恰好利用恐惧和欲望的诉求，展开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场面，这恰好为大众层面的信息传播提供用武之地。大众传播的技术神话，首先要具备世俗功能，即凝聚和集合了可以作为模仿对象或审美对象的文化经验和政治经验。“在多地区、跨国以及全球地方的个人经历中，人们之间的接触点和交叉点不断增加，甚至成倍增加。通过电脑建立起来的（虚拟）传播模式或许正是这方面的案例。‘地球村’的观点之所以不是错误的，是因为它有一次虚构了‘共同体’的再现。而电子媒体的秘密正是取决于它原则上调动的传播形式以及由此形成的潜在的政治契机。”[14] 传统的神话意识是接受最终真理，而大众传播的技术神话，多多少少是在现实层面难以实现乌托邦的困境下对虚拟社会的神话化，从而希望线上乌托邦能够和线下乌托邦形成真实有效的互动。

　　新信息传播技术促进权力关系发生改变的趋势是什么？美国著名左翼社会学家托德•吉特林认为“横向关系发展的趋势是一切竞争性意识形态中最强大的意识形态”。[15]显然，通过赛博空间产生的政治权力是基于网络化的节点的相互依赖，新的物理空间对传统的政治空间产生吸纳功能，从而使得演化为大众传播界面的赛博空间涌动着信息、渴望、想象和神话。由此产生的最大结果是传统政治的风险规避，发达国家的政治生活模式从此改观，公共与私人、社群与个人之间的二元关系的界限不断模糊：“那种不同阶级之间争夺国家权力的斗争的政治，正在被一种为个体提供安全保障的新政治所取代。在一个后传统的世界里，公认的阶级纽带和经济组织体制及其科层等级，让位于一种界线模糊的、变化的、交互影响的、以网络为基础的从属关系。……公民不再拥有相对固定的阶级地位，相反，他们对民主活动的直接参与所依赖的身份，在本质上也许只是一种相连的临时性位置的副产品。这样，一个新的以网络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化进程——能够灵活地跨越边界发挥影响——至少使得相互依赖和融合的新政治梦想成为现实。随着不确定的传播网络的胜利，阶级斗争终结了。”[16]莫斯柯的这种描述闪烁着这样一种现实，即新信息传播技术在虚拟空间中对公民政治身份产生新的组合功能，新形态的社会意识使得政治竞争的权力关系变得更为灵活、丰富和多样化，从而可能弥补现实层面的政治竞争中的权力关系的僵化和脆性。借用另外一位美国批判理论家N•弗雷泽的话来说，“批判理论家必须创造对结构压迫和集体身份的新的、后形而上学的理解，它们能够阐明那些非阶级运动的斗争，以及那些继续把它们的热望连接在阶级语言之中的斗争。”[17]借助新信息传播技术所能够展开的流动空间的开放性质，分配正义的诉求、身份平等的技术可能性和民主参与的话语操作都似乎能够在新信息传播技术的实践中成为现实，走出传统的政治空间的封闭系统，在赛博空间中聚合新的政治动力元素。这无疑是当今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批评借助文化研究的旨趣所在。

　　这或许可以解释莫斯柯为什么要把赛博空间定义为崇高的对象。因为在西方古典美学中，崇高向来都是通过对象本身的超自然的存在而成为产生惊奇、敬畏和恐怖的心理反应。试想，假设电脑传播能够在瞬间把全球各地的信息在赛博空间中自由流动，从而逃逸商业利润的限制和审查机制的束缚，自然会把个体的主体性存在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境界。而作者的眼光在于，借助技术工具而产生的神话，难以逃离意识形态的扭曲。如果把类似于柏拉图的洞穴幻象的认知方式转换为一种自觉的意识，自然会产生认知的栅格，从而对现实产生筛选作用。

　　在人类传播史上，信息传播技术的每一次突破都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触动人们对世界认知的环境框架。正如加拿大学者塞尔日•普鲁（Serge Proulx）所说：“通过传播技术配置所产生的对我们思考世界的方式的影响，不能仅仅还原到文化内容传递这样一个惟一的角色。技术工艺就其物质性层面而言，不是一个‘中立的’媒介。看来，这些技术配置归纳出我们建构现实的方式的‘环境’。”[18] 尽管任何传播技术的发明都不可能与束缚和限制绝缘，我们仍有理由相信，随着电脑运用在生活中的日益普及，它自然演变为共享生活的一种环境，并可能通过电脑传播的信息侦察引导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传播行为。在这种背景下，电脑传播是在真实生活中活动并有可能开辟人类主体的活动领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数字传播把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予以“自然化”的过程蕴藏着社会创新发展的机遇和可能。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09年5期；本文是《崇高的数字化》（文森特•莫斯柯著，黄典林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中文版序言】


[注释]
[1]Vincent Mosco, 2004, The Digital Sublime, The MIT Press, P.2
[2]Vincent Mosco, 2004, The Digital Sublime, The MIT Press, P.3
[3]Vincent Mosco, 2004, The Digital Sublime, The MIT Press, P.35
[4]Bruno Latour，1991，Nous n’avons jamais ete modernes, La Decouverte, Paris, P.21
[5]Vincent Mosco, 2004, The Digital Sublime, The MIT Press, P.16
[6]Vincent Mosco, 2004, The Digital Sublime, The MIT Press, P.157
[7]Armand Mattelart, 2000, Histoire de l’utopie planetaire,Editions La decouverte&Syros, Paris, P.351
[8]Armand Mattelart, 2000, Histoire de l’utopie planetaire,Editions La decouverte&Syros, Paris, P.353
[9]Vincent Mosco, 2004, The Digital Sublime, The MIT Press, P.59－60
[10] [英]戴维•冈特利特主编：《网络研究－数字化时代媒介研究的重新定向》，彭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4
年，第281页。
[11]Philippe Breton/Serge proulx,2002, L’explosion de la communication a l’aube du 21 siecle, Editions La Decouverte, Paris, P.314
[12] [法]阿芒•马特拉：《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43页。
[13]Vincent Mosco, 2004, The Digital Sublime, The MIT Press, P.66
[14][德]乌尔里希•贝克：《什么是全球化？》，常和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8页。
[15]Gitlin,T,1999.We’re all authorities.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May 23:32
[16]Vincent Mosco, 2004, The Digital Sublime, The MIT Press, P.113
[17][美] N.弗雷泽：《一个美国当代批判理论家的中国情结》，《世界哲学》2009年2期。
[18]Alain Gras/Pierre Musso(sous la direction de), 2006, Politique, Communication et Technologies, PUF , Paris, P.3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