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政见 CNPolitics.org】打工妹的手机使用：社会不平等下的个体对抗

◎ 殷思远

在中国城市化、现代化和市场化的结构转型中，面对着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资源的不平等分配，被边缘化的 “打工妹” 群体通过对手机的使用，表达和建构了自身的主体意识和权力，为促进集体赋权和社会平等提供了可能性。然而，通讯科技所带来的虚拟化的流动性并不能等同于社会化流动，科技的发展也并不能确保社会问题的解决。

这是美国女性主义传播学者 Cara Wallis 的研究结论。在历时六年的研究中，她通过对在北京从事低端服务业的年轻女性农民工进行访谈、参与式观察和文本研究等，揭示了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科技对女性农民工的主体建构和自我发展产生的影响及存在的局限性。

自 1970 年代末开始的经济改革让成千上万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务工。其中，那些被称为 “打工妹” 的年轻、单身、缺乏教育和技能的女性打工者往往从事着缺乏保障的低技能和低收入工作，她们遭受了许多物质和精神的不平等待遇。

这些在餐馆和低端零售业从事服务和销售工作的女性农民工，不同于在南方城市的工厂流水线打工的女工们。后者因全球化浪潮中对劳工权益的讨论而得到关注，“中国制造” 创造的经济奇迹也让这些流水线上的打工妹们和她们的生存状况进入了公众视野。相比之下，从事低端服务业的打工妹们却因为工作性质的松散性和人员分布的分散性而 “鲜为人知”。她们分布于城市的各个角落，可是她们的工作生活却极少得到社会的关注。手机，成为了她们作为个体能够主动与外界建立联系的重要途径之一。

至 2009 年底，中国的手机用户已超过 4 亿。手机使用行为的显著差异展现了当代中国的社会阶层化。例如，尽管全球化品牌的智能手机在精英及中产阶层中被广泛使用，打工者却往往只能负担起价格低廉的国产品牌或山寨机。基于此背景，Wallis 试图通过研究讨论从事低端服务业的年轻打工妹的手机使用，阐释其中的社会政治意义。

Wallis 采访的年轻打工妹的叙述表明，手机的使用，如同服饰和化妆品的消费，成为她们融入城市生活的重要方式。与此同时，手机也成为这些打工妹建立和维持社会网络和亲密关系的主要工具。这其中不仅包括了与远在他乡的家庭和朋友保持联系，更重要的是帮助她们在城市中建立新的社会关系。

Wallis 将这种移动通讯的使用定义为 “不流动的流动性”。此处的 “流动（mobility）” 代指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是处于社会结构底层或下层的人口向更高的阶层迁移的可能性。手机为年轻女性农民工提供了空间上的流动性，成为了一种虚拟途径，使她们暂时脱离繁重的工作日程，克服长距离关系的困难和摆脱糟糕的生活处境。然而，这种流动性并不能带来社会流动，这些女工仍然面临社会结构的不平等，她们向更高阶层移动的可能性仍然极其有限。

使用手机拍照成为年轻打工妹进行自我展示和自我建构的一种方式。例如，她们通过手机里存储的照片，包括家人朋友以及家乡和城市的生活景象，保存关于情感、关系和自我的记忆。而通过一些特定物品的影像，比如橱窗里昂贵的装饰品和中高档商场里的衣帽服饰，她们能够进入到充满了欢愉和奇异的想象空间里，从而超越日常生活物化的局限。

手机自拍也是一种流行的行为。Wallis 认为，女工的自拍是一种 “自我监控” 的具体表现。年轻的女性农民工用手机拍下自己的穿着打扮，并和朋友讨论分享这些照片来 “检查” 自己是否足够 “时尚”。这种自我规范管理来源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特别是关于符合现代性和女性气质的特定要求。受访的打工妹表示，在乡下她们很少关注服饰打扮，但到了城市之后，她们开始花费很多的精力在服装和化妆品上，以免自己的外貌打扮被城里人嘲笑 “土里土气”。这种基于外表的消费和自我塑造是对渴望特定社会阶层和身份的具体表现。以消费主义为主导的市场文化通过规定女性的外形标准来控制她们的身体表达。高跟鞋、减肥药、美白护肤化妆品都因此成为女性商业市场里的 “常青” 产品。

Wallis 还关注了在工作环境中，年轻打工妹如何通过使用手机对抗父权制的管理模式和训诫权力。在中国市场化的男性商业文化中，女性服务人员被要求利用外貌吸引男性顾客。在低端的服务行业中，父权制的管理行为约束和限制了年轻女工对自己身体的支配权力。例如，在餐馆服务业，低端零售业和家政劳动业工作的年轻女性农民工不得不工作远超劳动法规定的合法工作时间，她们也难以得到具有技能培训和发展空间的职位，甚至这些女工的日常社交隐私也常常受到雇佣者的干预和限制。Wallis 的研究发现，女工往往使用手机和同事交流抱怨老板的不合理规定，并且通过在工作环境中 “违规” 使用手机的行为来实践一种意义性的抗争。手机还成为她们在繁重枯燥的服务劳动中获得短暂休闲娱乐的主要途径。

Wallis 通过这项研究关注了在中国的结构转型中，被宏大叙事所忽视的和所边缘化的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并展示了打工女性群体中个体处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些对于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分析和关注，能够为减轻社会结构的不平等对个体带来的影响以及为个体赋权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