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话工业4.0》嬉皮笑脸的意味深长

“我们当前真正需要的，也许不是一场以‘智能制造’为名的政治运动，而是一场全面的制造业文艺复兴。”

“微笑曲线从来都是个伪命题。”

“未来工业企业的整个生产体系一定是以商业模式为中心重构起来，而不再是以技术和品牌组织起来。”

该书从策划到成文历时半年左右，首先纵贯了从大航海和文艺复兴时代，一直到工业1.0、工业2.0、工业3.0和工业4.0的全部历史脉络。

接下来把镜头拉远，分别讲述了国际制造业的“两强一大四枭雄”这七个国家所面对的问题，以及各自的战略选择。

然后，又系统地讲述了德国工业4.0六重天和美国工业互联网四境界的演进路线，以及作者亲身参与的一个工业4.0项目的实施过程。

最后，作者从中国制造文艺复兴、工匠精神与工匠制度，以及未来工业的发展趋势几个方面，谈了自己一些个人思考。

全书文字流畅，新意不断，读来令人酣畅淋漓，非常适合关注工业4.0的朋友在脑中建立一个工业社会的全景图。

以下为精彩书摘选登：

第六章 东施效颦是小技，继往开来成大道

第一节 引古证今—中国制造文艺复兴

“我觉得整个人类历史的展开，就是科学和艺术以平行线的方式交替解释人与自然。”—知名音乐人 高晓松

“工业4.0”—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从哪里开始呢？

回顾开头两章讲的一大段历史，三次工业革命之前居然都出现了文艺复兴，这是巧合吗？

我来给出前面卖的那个关子的答案，一起来看另一个隐藏在历史洪流中的秘密。

我们画一个坐标轴，横轴是生产力，或者叫科学技术；纵轴是生产关系，或者叫文化艺术。

我们会发现，几千年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一直有一个自平衡的趋势。

每当生产力落后于生产关系，就会出现产业革命或技术演进；而当这个革命导致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又会出现文化大繁荣—文艺复兴。

这两个元素是相互追赶、相互影响的，而每次当它们达到短暂的平衡态的时候，就是社会整体最繁荣、最幸福的时候。

所以你会看到在每一次生产力革命发生前，都有一次临近的文化大繁荣。

农业1.0 发生之前，图腾文化繁荣；农业2.0 发生之前，神话时代兴起；农业3.0 发生之前，英雄时代开始；而在后面生产力停滞的千年里，宗教文化在全世界发展起来，直至工业时代的到来。

而每一次工业革命前，也会有一次与之匹配的文化提前兴盛起来，工业1.0 之前，是文艺复兴；工业2.0 之前，是第二次文艺复兴；工业3.0 之前，是美国的“文化黄金时代”和“嬉皮士文化”兴起。

我们离远一点，纵观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当文化繁荣、艺术飞速发展时，通常都是科学停滞的时候，而此时文化往往会超过科技的发展，引发科技的突破。而每当科技飞速发展起来时，人们都忙着抓住机会赚钱，没有时间思考，精神就会停滞，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就会孤独，就会怀才不遇；而下一次科技停滞不前，人们又会开始思考未来的方向，文化就会繁荣，一大批灿若星河的大师就会再次出现。

历史的真相告诉我们，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类似两颗互相围绕的双星，交替拉动这个社会前进。

为什么我们的智能制造总是感觉步履维艰，而不像互联网行业那么顺利呢？因为我们实现“智能制造”的真正障碍，实现互联互通的真正障碍，从来都不是技术障碍，而是人的障碍，说到底就是文化障碍。

互联网行业之所以在中国得以大发展，除了市场机遇因素外，文化因素也至关重要。作为一名风险工业家，我过去一年见过512 名创业者，我从中关注到，互联网领域有一种开放的、先进的、讨论式的文化，非常类似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没有虚的，没有玄的，没有高来高走的，而且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科技媒体和理论研究机构。

这里汇聚了中国最优秀的年轻人，他们在一起激烈碰撞，产生了非常多的创新火花，并借助资本的力量把这些火花转化为商业实践，在商场上搏杀，并最终由胜利者引领行业。因此才会有所谓“互联网思维”“粉丝经济”“羊毛出在猪身上”等概念的产生，这些概念虽然未必都是完全正确，但是这些理论的演进和探讨过程，会极大地促进行业的发展和势能。

反观我们的制造业，一直是一种封建作坊式的、落后的、经验式的、论资排辈的、师傅带徒弟式的封建家长文化。如一件事跟我的行业无关，我就不去了解，也不关心。这种追求“伟光正”（伟大、光明、正确）的做法，其实就一个字—“装”，实质是空洞无物的。

这种思想的根源在于老一代企业家兴起于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很多并不是在市场上真刀真枪地搏杀出来的，普遍依赖于制度的二元化套利和社会关系。所以虽然我们是制造业第一大国，却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制造思维”这样的概念。

我们制造业的企业家们之所以面对“互联网思维”的冲击毫无抵御能力，瞬间被打蒙，然后追着人家屁股后面气喘吁吁地跑，就是因为我们作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却未能形成一个“中国制造思维”的文化体系。

2016 年两会时，新华社对我进行了一次专访，希望我谈一下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看法。当时兔哥就提出了一个旗帜鲜明的意见：“我们当前真正需要的，也许不是一场以‘智能制造’为名的政治运动，而是一场全面的制造业文艺复兴。”

那文艺复兴怎么做，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提出了新制造的三个主张，也叫“三个新办法”：新文风，新社群，新思维。

新文风：

这个不用我多说，可以比较一下互联网行业的人写的文章的可读性，你可以从头读到尾；再看一下咱们制造业的人写的文章的可读性，你读两行就想跳两行。有多少人在参加什么厂商开的研讨会时候，是在睡觉的，是在玩手机的？为什么，是因为你讲得不好听，写得不好看，全是套话，没营养。

我今年出去参加一个联合国千年计划署举办的世界青年论坛，某位中国制造业大佬在上面讲得眉飞色舞，内容就是年轻人要好好努力啊……之类的废话。我回头一看下面那些20 多岁的年轻人，没有一个在听的。我出去在会议室门口，有几个人在那聊天，说里面那个老头说的全是废话。

你不觉得害怕吗？你跟你未来十年的客户，已经没有共同语言了。

当然，制造业需要严谨。你的样本手册不能出现错误，要用准确的术语，这没问题。但难道互联网技术就不严谨吗？人家就是把技术的归技术，市场的贵市场，文风完全分开。你的文风门槛越低，看懂的人越多，关注的人越多，参与的越多，行业势能就越大。

你们可以看到互联网行业是新词汇最多的，“亲”“酱紫”“木有”“颜值”“不明觉厉”。这些海量新词汇的背后是什么呢？

你可不要小看词汇量这件事，词汇量越大就意味着使用这种语言的人能够有更多的工具去辨析一个概念，在对方混淆概念的一瞬间就能够抓住概念的错误，就意味着使用这个语言的人更能够独立思考。

我们其实都有这样一个感觉，如果一个单位、一个系统极其的封闭、蛮横，是由权力做主的，那么这个单位所使用的词汇就是非常干瘪的没有味道的词，翻来覆去就是那些话。

而在互联网上，每天都会诞生大量的新词。大家觉得：哎呀！我们这么美好的汉语就被互联网毁了。你错了，这意味着思考能力的上升，众多概念的发明就意味着思维层级的突破。

新社群：

以往的制造业社群是什么？好听一点叫“企业家高端俱乐部”。那这些人在干什么呢？搞个酒会，明明是开矿的，非要品品红酒装高雅，没事坐一起聊聊闲天，搞搞资源对接。

可是你仔细想想，你对接出什么了？有多少微信群你是从来都不看的？有多少俱乐部是你交完会费就没去过的？反正我是有很多。有时你只是怕失去一个机会，但是这机会其实本来就不是你的。

咱们的行业论坛讲的都是你已经知道的事，我们制造业只研究自己行业的东西，从来不关心别人在干什么，说来说去都是废话。你行业内的叫常识，你行业外的叫见识。

我每天无论多忙，都会抽时间听罗振宇的60秒语音，我不管他说得对不对，但营养我都能吸取。而我每月无论多忙，一定抽出两天跟“95 后”的年轻人吃饭，听他们的想法，了解他们在干什么、在玩什么。他们说一部网剧好，我就会去抽时间看一点。这是我跟年轻人的社交货币，也是我的见识。

竞争，你要靠常识；但是颠覆，你只能靠见识。社群不应该是一个只带给你常识的地方，应该是一个带给你见识的地方。

比如“工业4.0”读书会、智汇工业、蜂迷世界等，这些新社群带给你的不仅仅是什么资源对接，而是通过一起读不同领域的书来增加你的见识。

我觉得30 年后再看这里，一定跟我们看“五四运动”时的《新青年》一样，会是制造业文艺复兴的启蒙阵地。

新思维：

一个企业的竞争力，不仅在于它能卖出产品，更在于它的高管能不断地输出对行业有贡献的新理念和新思维。

腾讯的“互联网+”、阿里的“C2B”和“DT 时代”、乐视网的“垂直整合生态”、西门子的“工业4.0”，GE 的“工业互联网”，这都是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我们的制造业全球第一，却从来没有大佬提出“中国制造思维”。

比如深圳的华强北有4 万多家山寨手机企业，那这些企业都是竞争关系吗？

可能恰恰相反，整个华强北就是一个巨大的手机企业。

其中有个公司叫联发科，专门生产手机芯片，另有几千家手机方案公司。联发科就是这个巨大的手机虚拟企业的研发部，还有2000 家山寨机的手机方案公司就相当于这个大虚拟企业的应用工程部，而上万家代工企业就相当于是生产部门，最后还有几万家营销部门，所以整个华强北就是一个巨大的手机企业，每年创造产值4000 亿人民币。

各企业相互之间其实是一个内部整合关系，而不是纯粹的市场竞争关系，内部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链和生态，中国人用山寨的方式进行了人类工业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创新，把人类永远解决不了的规模化和定制化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而且我们根本没有用什么“工业4.0”。

但这个伟大创新的背后是对企业实质进行了改变，实际上，每一个山寨企业活得都很艰难，但是整个华强北产业集群极具活力。

这就是中国制造的闪光点。

类似这种东西，就是中国制造思维。在我们追逐互联网思维的同时，美国的很多研究机构去年已经立项在研究中国的山寨思维了。

这样的闪光点在我们传统制造业里非常多，但我们的企业家是往往成功了，却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成功的。

再比如，我是做投资的，可是我有跟你们讲我基金有多少钱、投资哪个领域的项目、投后服务怎么做吗？没有。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只是一家很普通的投资公司嘛。我讲这些，跟红杉资本怎么比呢？那我在讲什么呢？

中国制造文艺复兴，中国制造思维，以后只要你们提到看到这个词，跟你提到工业互联网想到GE 一样，就是在给我交定位税，这就是我的目的，也是制造业新思维的实践方法。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都有感觉，现在这个社会变化太快，不管是消费、金融还是生活方式都在快速变化，而工业也要进入这个行列了。这个变化导致很多老一代企业家都看不清楚了，都被新事物打蒙了，反倒是身在其中做具体事务的年轻人成长很快，正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

所以我现在一直在跟工业4.0 读书会一起努力，努力聚集制造业的年轻人。

我生意上的合作伙伴，说出来不怕大家笑话，包括的年龄有21 岁、20 岁、19 岁，最小的甚至才17 岁，我努力地找寻智慧且灵敏的年轻人，把他们的语言翻译给老一辈去理解，然后把老一辈的经验提炼成精华去传承，在这种合作中来发挥我作为80 后的价值。

所以我从来都没有什么原创的深邃思想，我也不是什么文人，我就是一个知识的搬运工、一个商人。我只是在经商之余，把我读到的外面的新思想，分享给那些还处在封闭系统中的制造业同仁们。

第二节 拨云见日—工匠精神还是工匠制度

“弘扬工匠精神，勇攀质量高峰……让追求卓越、崇尚质量成为全社会、全民族的价值导向和时代精神……”—李克强总理

兔哥最喜欢赶时髦，所以这一节打算聊一个最近因为上了李克强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而变得很时髦的词—“ 工匠精神”。

咱们先看看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工匠精神，是指工匠对自己的产品精雕细刻、精益求精的精神理念。

具体来说， 就是工匠们不断雕琢自己的产品，不断改善自己的工艺，享受着产品在双手中升华的过程。工匠们对细节有很高的要求，追求完美和极致，对精品有着执着的坚持和追求。把品质从99%提高到99.99%，其利虽微，却长久造福于世。

好了，说完了，这东西就这么简单。

不像工业4.0 那么复杂，也不像大数据那么云里雾里。而这么简单的概念之所以在中国会这么火，原因更简单，连总理都不得不承认：咱们没这个东西。

关于为什么德国人和日本人有工匠精神，而我们中国人却没有，各路学者众说纷纭，最后其实就一个结论：日耳曼人严谨。

这看起来好像说得通，但是兔哥仔细研究了一下历史，发现有点问题：东德也是日耳曼人啊！东德经济崩溃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产品质量差，失去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市场后，又经受不住西方的竞争。难道这日耳曼人的工匠精神还是按村东头、村西头分的吗？

所以我觉得这事逻辑上不通。你要说是什么神奇的高新技术，咱们研发不出来也就算了。可是“工匠精神”，就这么一句话的事，咱们怎么就能做不到呢？

其实在过去的30 年里，我们并不是做不到，而是不能这么做。

因为我们面临着两个非常独特的现实状况：

第一个，中国跑得实在太快了。

我的老师说他年轻的时候，一个同学家从德国弄到了一台冰箱。他去做客，对着那个冰箱愣了半个小时，心想这辈子要是能有一台冰箱，就此生无憾了。

而今天，如果你再因为自己家里有台冰箱就去炫耀，恐怕我们不屑于搭理你了。

这是过去的这30 多年来，中国急速奔跑的一个缩影。短短30 年中，我们有106 家企业从零开始，并挤进了世界500 强；我们从供应短缺到产能过剩，我们眼看着自己从吃糠咽菜到健身减肥，这个速度和规模，令人难以想象。

对于这样一个飞奔的巨人，精益求精、一丝不苟都没什么时间做到吧？

就像博尔特跑出9 秒58 的世界纪录的同时，你还想让他保持优雅的姿势，再认真欣赏下沿途的风景？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虽然没有形成工匠精神，但在我们的中国制造思维里，却把另一样东西做到了极致，那就是“速度为王”。

我2010 年时参观了北京的一家机械公司，这家公司的总经理跟我说，他们原本是给意大利品牌代工的，2008 年金融危机，客户资金紧张，于是他们就顺势推出了自己的品牌，品质略低，但是价格只有意大利品牌的三分之一。

短短一年时间，他们就把这家意大利公司在中国市场的阵线全线冲垮了；到了2009 年，这家意大利公司撤销了在中国的办事处。而他们继续去海外攻城略地，把这家意大利公司又从印度市场上驱逐了出去。

一个领跑者，精耕细作是维持优势的必备因素；但是作为一个追赶者，往往要先忽略其他细节因素，先通过急速扩张占领市场。这个时候，在你前面的领跑者因为组织规模过大，而市场份额急速缩小，造成头重脚轻，就很可能被你淘汰掉。

“速度为王”，这是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在世界制造业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实践，这也是“中国制造思维”中的精华。

第二个，中国的机会太多了。

因为这30 多年的急速奔跑，中国出现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就是新旧两个时代并存。

我们这一代人是注定要被历史铭记的，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处在新旧时代交换的地平线上，既能看到新时代的朝阳，又能感受旧时代的黄昏。

就如同辛亥革命后，社会上既有长袍马褂留着辫子的老古板，也有西装革履梳着分头的新青年，这两种人分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但他们的确生活在同一个时代里。

20 世纪80 年代，你刚卖两天小商品发了财；90 年代股票就起来了，你刚玩上股票；进入21 世纪，房地产又暴涨了；你房子还没捂热乎，2010年互联网又来了。一路下来，电风扇、钢铁、汽车、飞机、计算机、手机、大数据、云计算、工业4.0、人工智能……

在这样一个30 年里就从工业1.0 飞奔入工业4.0 的大时代里，永远有新的更有价值的社会分工不断出现，而人的协作却跟不上技术的发展，制度漏洞太多，套利机会也太多，所以过去的中国是冒险家的乐园，而不是工匠的田园。

当社会机会很多的时候，大家自然是追逐新机会，而不可能把时间浪费在一件产出低又可能随时被替代的事情上。

如果你看了《古惑仔》后热血沸腾，非要跟自己较劲，十年磨一把绝世好刀，宝刀出鞘准备纵横江湖时，发现大家早跑到乐视网看《太子妃升职记》去了，卖萌成了社会主流，谁还跟你舞刀弄剑啊。

这就是过去的中国，当更好的新机会不断出现的时候，你若固执地守在自己那个世界里精益求精，这就不是精神，这是愚蠢。

因为这两个原因的叠加，工匠精神是不适用于过去三十年的中国的。

至于很多人说的：因为我们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利润低，所以不能把质量做好。我完全不能苟同。

价格绝不是理由。

中国制造业里没有的工匠精神，在互联网行业中却非常普遍。

中国的互联网产品经理对于产品的极致追求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每一个键、每一个位置都要经过十几版甚至几十版的迭代，甚至连美国互联网界都不得不承认中国互联网产品的用户体验并不逊于他们。

但是你注意，这些互联网产品可都是免费的！所以精益求精这件事本身，跟价格和利润并没有正相关的关系，而是由竞争的标准决定的。在开放的互联网行业里，用户随时投票，你体验不好就没人用。

而在封闭的制造业里，你体验好不好根本不重要。

产业链的位置更不是理由。

我曾经看到一份报道，采访一个代工生产童车的老板。

记者问：“为什么你贴别人的牌子，价格又不便宜，你还能有这么大的销量呢？”

老板说：“他们要的东西，只有我有啊。”

记者问：“为什么连沃尔玛也让你说了算？一块蛋糕，由你主刀来切？”

老板说：“他们的问题，只有我有能力解决啊。”

记者问：“为什么只有你能解决？”

老板说：“因为我关注消费者需求啊，因为我努力理解消费者啊。”

“比如那张床，我知道消费者舍不得扔掉孩子才睡了一年的婴儿床，希望能用得更久；比如那个摇马，我知道消费者不愿意婴儿车推出去是个物件、搁家里是个累赘；比如那个变形金刚般的童车，我知道消费者有时候怀里抱着宝宝，只腾得出一只手。”

明白了吗？微笑曲线从来都是个伪命题，代工贴牌并不是天生就比品牌科技低级，真正低级的是你代工时不动脑子。

在价值链条上，“设计”“品牌”和“科技”可以称王，“制造”“集成”甚至“物流”未必就不能称霸。

真正能够占据价值链主导权的，一定是那个最终能为整个价值链创造增值的环节，和你价值链上的位置从来就没有关系。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所以工匠精神这个东西，是有背景的，在不同的时期你的需要也不同。

比如说在企业早期的时候，你要快速地了解用户、了解市场。这时候，你如果不了解你的方向，你拼命地去弄工匠精神，可能铁杵磨成针，然后却发现这个针根本没人用。

而当企业规模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如果你继续疯狂生长，缺乏工匠精神，可能最后就变成了快就是慢、慢就是快了。

中国现在的规模是足够大了，发展速度也降下来了，是时候开始追求工匠精神了。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事挺难的，因为我们许多企业始终是一个对上负责的组织结构。

一个小姑娘，早上出门前可能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化妆，精雕细刻，但到了公司处理工作时却会敷衍了事。同样一个人，有时有工匠精神，有时就没有，因为脸是她自己的，而工作是老板的。

“工匠精神”为什么不叫“工人精神”？因为工匠是独立人格，对自己的产品负责，同时享受精益求精的成果，所以他重视细节；而工人是对领导负责，他只关心领导关心的事。

而领导恰恰是最不可能关心细节的人，职位使然，管的人和事太多，他必须更关心方向。你只对领导负责，不关心实际，只揣测圣意，必然会浮躁、短视、投机，这是制度使然，无关人品。

千年前，我们的人才选拔制度叫“举孝廉”，可是“孝廉”这东西不好判断，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谁家总是当官的，谁就孝廉。所以有那个四世三公的袁绍，这就变成了世袭。

“工匠精神”的道理是一样的，它之所以没办法实现，只因为它是“德”，而不是“才”。“德”这个东西，只能主观理解，却不能客观判断，你以“德”为标准，而不是以“才”为标准，那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偏颇的。

仅靠道德感化和形象宣传，就无异于“ 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形式大于实际。而在德国和日本这种工匠国家，我们与其说他们有工匠精神， 倒不如说是有一种工匠习惯。这个习惯，是由一整套高品质、高标准的工匠制度和对违规者的严厉惩罚构成的。

这就是为什么当年仅一墙之隔，西德就以高品质闻名于世，而东德却乏善可陈。

以主观的“ 德”为社会标准，立法不严，选择性执法，建立不起工匠制度，就没有工匠习惯，更不可能有工匠精神。

今天我们真正要学的是工匠制度，是用制度养成制造业的工匠习惯，再把工匠习惯升华为工匠精神。

制度—习惯—精神，这是中国制造文艺复兴的必经之路。

这个过程，不能靠儒家，必须要靠法家。

别以工匠精神的浪漫，掩盖工匠制度的缺失。

第三节 未来已来—未来工业十大趋势

“未来20 年最伟大的产品尚未问世，因为我们正处在变革的第一天，所以你们都还为时未晚。”—未来学家 凯文•凯利

我们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非常重要一次的变革，它也许不是最重大的，但一定是迄今为止行进最快的。自工业革命开始，社会发展的加速度就一直在急速地提升。过去我们是几代人经历一次变革，今天我们一代人就可能要承受几次变革的洗礼。

这一次变革的发生，我们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而对于变革的方向，当前的工业圈都用“两化融合”“大规模定制化”“机器人”“云计算”“信息物理系统”等名词来描述。

不过兔哥觉得，这些其实都不是未来的趋势，而是顺应趋势的手段。

区别在于，如果我们把它们看作是趋势本身，那么它们就是“唯一的”，我们就只能沿着这些路径向前走，思考“如何实现这些技术并演进到极致”。

而这些技术的理论框架大多是十年甚至二十年就已经形成，用过去的思维揣测明天，那它们到底是起到指导作用还是限制作用，我是存疑的。

而如果我们只把技术看成是顺应趋势的手段，那么它们就只会是“手段之一”，我们就可以换一个研究角度，去直接搜索未来的趋势本身，我们的思考方式就变成了“在这些趋势的实现过程中，是否会有其他的手段可以达到同样的目标？”

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蒸汽化，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气化，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太极生两仪—分化为自动化和信息化两个分支，再到今天自动化和信息化重新媾和，诞生数字化。

历史的发展脉络呈现出了一些底层规律，这些规律构成了未来工业社会10个非常重要的趋势，它们将重塑现代商业社会的所有结构，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第一个趋势：虚化

我们如果把工业史与IT 史并行而看，你会发现最近半个世纪里工业的突破几乎全部来自在计算机科学上的突破：如果没有半导体即芯片技术的发展，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就不会出现；如果没有软件技术的发展，数控程序也就不会出现；如果没有信息处理和存储技术，也就不会有信息物理系统的出现。

所以物理世界的不断虚化，是数千年来人类技术发展最大的趋势。

从发明数学，把现实世界抽象为数字的那一天起，人类就已经启动了世界虚化的过程；而计算机科学的出现，正是从事实上急剧加速了这个进程。

今天，所有一切物理世界的存在已经都在逐步虚化成一连串的数字符号。计算机是虚化世界的基础，0、1 代码是虚化的标准，传感器是虚化的入口，数据存储是虚化世界的载体。

人机交互技术的发展逐步完成了人的虚化，而智能产品的发展，正在悄然在开启物的虚化。这个虚化的趋势催生了众多的技术手段，也带来了令人惊叹的商业机会。

今天，信息物理系统（CPS）、智能产品都成为全世界工业的热点，这意味着虚化趋势的加速度在未来20 年中将会达到顶峰，所有顺应虚化的技术和产品都将随着趋势急速前进。

第二个趋势：流动

世界被虚化后形成的信息在最初只是一个个静止的单点，它必须要流动起来才能成为一个有生命的新世界。

所以整个虚拟世界就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流动趋势，而我们熟悉的“连接”就是实现这个流动趋势的技术手段之一。

这个流动趋势，要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自由流动”。互联网完成人在虚拟世界中的自由流动，物联网完成物在虚拟世界中的自由流动。而这些流动的基础，是通信标准的制定，以及数据传输技术的发展。

第二个阶段是“自动流动”。在“自由流动”的阶段，虚拟世界还需要较多人的干预；而在“自动流动”阶段，所有的信息和数据将根据系统最优化的需要，自动流向需要的地方。大数据技术、信息物理系统都是实现数据自动流动的手段之一。

数据流动的目标是为了实现资源的重配，这个过程将每一个虚化后的信息自由或自动地匹配到需要它的位置，再将供给和需求完美匹配，从而在不改变物理世界的情况下做出最优化的虚拟方案，这个过程就是仿真。

信息化时代的本质是数据的“自由流动”，而数字化时代的本质是信息的“自动流动”。所谓“多品种、小批量、大规模定制化生产”，都要依靠数据的有效流动来完成，未来所有能够促进数据流动自动化的技术都会成为工业的发展方向。

第三个趋势：凝实

虚拟世界的资源重配后，必须要再次凝实，才能够完成对物理世界的影响。在不断地虚化、流动，然后再凝实的过程中，整个物理世界的系统被不断地优化。将虚拟世界再次凝实，这个过程就是未来工业的第三个趋势。

把虚拟世界直接凝实为人类的感知的技术，就是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

VR（虚拟现实）是利用计算机模拟产生一个三维空间的虚拟世界，提供使用者关于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的模拟，让使用者如同身临其境一般，可以及时、无限制地观察三度空间内的事物。

而AR（增强现实）是通过计算机技术，将虚拟的信息应用到真实世界，真实的环境和虚拟的物体实时地叠加到了同一个画面或空间中同时存在。你能在一个空间里面见到虚拟的物品，甚至能见到一个虚拟的人，这些东西都能在你眼前切切实实地见到。

在未来二十年里，VR 和AR 可能会伴随凝实趋势迅速发展，也可能会被新的凝实技术所取代。

我们经常会混淆互联网和互联网公司的概念，“互联网”（光缆、无线、路由）完成的是连接功能，它们是流动的基础设施；而绝大多数的“互联网公司”，都是在另外两个趋势上发挥主要作用—它们既是虚化的入口，也是凝实的出口。这个虚实的过程都是以“人”为主，而不是“物”。

近15 年来互联网行业的急速发展，就是得益于对这两大趋势的顺应。

另一方面，把虚拟世界在“物”一侧的凝实，对于未来工业的影响要更重大一些，因为它会把所有现实世界的盈余都调动起来，完成系统的最优化。智能生产、智能物流、智能供应链、云工厂，这些目前都是优化后的虚拟世界凝实的客观结果。

跟虚化和流动比起来，凝实技术的发展相对滞后，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关键和难点，也就在于虚拟世界的凝实。这个过程实现的方式也许会有很多种，从今天来看，未来工业的凝实主要还是通过信息物理技术完成，但我们也可以有更多的想象空间，比如是否可以通过打破组织的边界来实现等。

凝实技术将是未来20 年工业发展的最大一个机会。

第四个趋势：共识

人和人在生产活动中，需要不断地达成共识，才能有效地协作。这个共识在理论上只需要双方都认可就可以实现，比如两个人进行一次交易，只需要在各自的账本上增减金额就可以完成。但由于双方缺乏信任，因此通常需要一个中间人来做仲裁，同时还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去供养这个中间人，例如银行、法院、政府等，都是这个共识的中间人。

除了人与人之间，机器与机器之间达成共识就更困难，需要一个运算能力很强的中心化节点来完成仲裁判断，这个成本也非常高昂。

不断地降低达成共识的成本，这就是工业发展的第四个趋势。

在工业的信息化里面，我们最初都是给一部分人开超级权限，在本地放置一个中央服务器，通过这些中心化的方式来实现共识。后来云计算技术出现，通过共识的不断云化（Iaas，Pass，Sass），我们可以将本地的共识达成放到云端进行，这样就可以大大降低共识的成本，但这仍然是中心化的方式。

而目前，区块链技术可能将大幅推动共识成本的降低，在区块链技术的体系化过程中，通过密码学保证了双方不再需要中心化的裁判，也能保证共识达成，这就将共识的成本大幅降低了。

比特币就是区块链1.0技术的一次实验，而区块链2.0 的智能合约、智能货币可能会极大地促进工业的发展，这是未来顺应趋势的重要手段。

第五个趋势：溶解

由于数据流动的需要，以及共识成本的降低，工业社会的组织也要发生重大的变化，传统的社会组织将不断溶解。

工业组织存在的目标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一个行业的交易成本越高，需要协作的越多，组织机构就越大。钢铁公司的组织比餐馆大很多，就是因为钢铁行业的平均交易成本远高于餐饮业。但是当组织不断扩大，它自身的管理成本高于它降低的协作成本时，组织就将消亡。

在溶解的趋势下，整个工业组织会从层级结构向网络化结构转变，带有中心化节点的科层组织将消失，企业将成为自由人连接协作的平台。它存在的价值不再是为少数人获得利润，而是在于给组织中的个体赋能，“合伙制”企业将消亡，“和弄制”企业将成为主流。

3D 打印将被传统工业社会分离的生产和消费重新统一起来，消费者可以自行生产需要的物品，社会的协作创造会减少，个体创造将会增加，这就导致人的个体价值持续提升，资本利得将不断下降。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建立的垄断资本社会将瓦解，农业社会的等级、工业社会的阶级都将消亡。

同时，类似人类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的演变，传统社会的溶解也会导致年长者的经验价值消减，社会对于长者的尊重将持续弱化，传统的道德观将发生重大改变。“网红”就是解构趋势孕育的新机会，有突出价值的个体（聪明、漂亮、有口才等）无须社会公认的经验和资历，也较少地依赖于他人的协作，并且不使用中心化的传播渠道，也能够完成价值创造，这个趋势在未来将越来越明显。

第六个趋势：进化

进化是未来工业发展的第五个趋势，其中突出的手段就是人工智能。

人类和人类以前的类人生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类有更长的婴儿期和儿童期，这意味着年轻人依赖父母的时间更长，同时长辈给后代传授生活技能的时间也相应更长。

从孩子的角度来看，缓慢的成熟意味着塑造过程的延长和学习能力的大大提高。学习能力的增强，使得人类会有意识地保护那些发明和发现。这时，文化演化也开始超越了生物演化的步伐，支配人类行为的，更多是人从社会中学会的知识，而不是个体的DNA 遗传机制。

当文化演化超过生物演化占据首要地位时，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历史就发端了。

所以人工智能和普通程序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工智能可以自行进化。

普通程序是对人类预设知识的演进和重复，而人工智能是人类知识的集合，使用的人越多，人工智能的智慧就越高。人类最大的特点是后天学习超过先天DNA 遗传，而人工智能的本质是让机器后天的学习超过先天的程序预设，从而完成不断进化。

除了人工智能，是否还有其他实现进化的路径，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能够完成自进化的工业产品或者工业组织会是未来的方向。

第七个趋势：增值

互联网行业已经呈现出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连接红利消散，内容红利即将开始。

最近一年左右，网剧的火热以及乐视网的异军突起，其实就是内容红利超过连接红利的必然结果。而内容红利的兴起，意味着未来工业的微笑曲线将被弱化，产业链分工的地位将日趋平等，为整个价值链最终创造增值的环节将掌握话语权。

在互联网时代里，BAT 的本质都是人机交互接口，也是虚实世界转化的通道。人脑的运算能力有限，无法直接面对海量信息，所以需要BAT 式有品牌效应的中心节点起到过滤大部分干扰信息的作用。人们为BAT 的信息过滤行为付出的成本，就是连接红利。

但在物联网的进程中，好像一直没有形成类似BTA 的巨头，即使有一些声音很大的工业云平台，也没有产生实际的商业利益。原因就在于机器与人不同，它的运算能力理论上是无限的，所以机器的信息过滤更加理性。

BAT 式的品牌效应无法发生作用，所以物与物的连接可能不会出现连接红利，相反可能会消减连接的价值，而直接进入内容（产品）红利阶段。

在未来工业中，所有人都要思考如何为整个价值链创造增值，只起到连接作用的中间环节（贸易型代理商）将消亡，起到增值作用（服务型分销商）的中间环节将被强化。精益生产、绿色制造、能效管理，这些都是为价值链创造增值的手段，未来工业的所有从业者都将聚焦关于增值的思考和创造。

第八个趋势：割裂

割裂会成为未来工业社会的第八个趋势。

农业社会的内核是异质化的静止，而工业社会是一个依赖永续的经济增长而存在的文明，财富的增长一旦停滞，工业社会就丧失了合法性。永续增长要求不断地创新，不停地催生新的行业，不断地需要新的分工。

所以工业社会的职业分工很多、很细，但是每一个职业存在的时间都很短，一个人一般也不会终身待在同一个位置上，而是必须时刻准备着从一种职业转换到另一种职业。

为了适应这种不断的职业变化，我们就必须要有一种大家通用的标准语言，而且所有人对这个语言的理解不需要任何特殊的文化背景和经历。

同时，为了保证大家都能够掌握这种语言，我们就必须有一个大一统的世俗组织—近代国家，来进行类似大学这样的通识教育，而不是农业社会中铁匠、木匠之类的职业教育。

通识教育与大规模生产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同质化”成为传统工业文明的内核。

因为生产中人与人的协作会越来越多地被物的协作所代替，所以未来工业社会的割裂性感会越来越明显，人们不会再有统一的价值观、统一的思想和统一的偏好，甚至可能不会再有“主流社会”。

宝洁、联合利华之类的大众消费品牌近年来不断衰落，越来越多小众品牌的出现，就是这一趋势下的结果。

人群之间相互理解越来越困难，不会再有一种产品被所有人喜欢，跨群体品牌的价值将被小众的人格价值所取代。

未来的工业企业都必须摆脱“组织”的色彩，更多地去塑造“人格”的魅力，同时不断缩小组织结构，为每一个割裂的群体提供个性产品，才能在割裂的社会中继续生存。

在割裂的进程中，有助于推动割裂的产品也会获得新的商业机会。包括锤子手机在内，近年来涌现出的一批手机品牌，都是割裂趋势下的产物，它把以往小众的人汇聚在一起，通过产品凝结的归属感来减少这些人的孤立感，让他们能够继续坚持自己独特的价值观。

第九个趋势：重构

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的一条分界线，在此以前，人类面临的永恒问题是“生产不足”，从此以后，这个问题逐渐转向了“需求不足”。

尤其是在中国，过去不管我们生产什么，几乎都可以很容易地卖出去，而且所有的生产环节几乎都会在同一个工厂里进行。

而在仅仅30 多年以后，工业的自动化和信息化成为现实，工业生产的方式也从传统的作坊生产变成了全球化的分工协作。

这种转变的结果，就是今天我们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都可以买到几乎所有的商品，这迫使所有的商家都必须给客户一个“在我这里买”的理由。

这个独特的理由就是商业模式，它的本质就是资源的重构。

未来，工业不再是基于产品和技术的竞争，而是基于商业模式的竞争，而跨界的本质就是基于商业模式的竞争。

乐视的电视与三星电视，如果从产品视角看，就只能无休止地比拼质量、性能这些参数；而基于商业模式的视角，就是“生产—销售型”企业与“内容—生态型”企业两种商业模式的竞争。

同样，亚马逊与新华书店之间，也不是产品的竞争，而是“电子商务”与“批发零售”商业模式之间的竞争。苹果与诺基亚，特斯拉与保时捷，工业4.0 与工业互联网，都是基于商业模式的竞争。

对于未来工业，技术和产品是不能带来持久的竞争优势的，所以企业不能再只去管理生产要素，还要学会管理经营策略。

仅仅对生产要素（机器、成本、渠道、周转率）进行优化，已经是一个过时的理论了，如今要通过创造新的商业模式来实现价值链的增值。

未来工业企业的整个生产体系一定是以商业模式为中心重构起来，而不再是以技术和品牌组织起来。

今天如果你仍然只把思路聚焦在如何落地“智能制造”“工业4.0”“互联网转型”这些事情上面，那就是看似抓住了时髦的概念，但其实已经是处在趋势的逆流方向上了。对商业模式的深度思考、梳理之后的重构，是所有未来工业企业每时每刻都必须顺应的趋势。

第十个趋势：未知

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信息物理系统、人工智能……这些词汇无论听起来有多神气，但其实都只是我们基于过去的技术对未来的臆测而已。

而人类根据过去的经验总结出的理论，与新的时代早已无法匹配，但是众多传统的意见领袖和过去的专家们却仍然占据着主流声音的平台不肯放手。

我们今天有多少白发苍苍，做了几十年自动化或者信息化的前辈，居然自称是“工业4.0 专家”，参加论坛、展会，讲得不亦乐乎。可对于“第
四次工业革命”这样一个由概念引导的，尚未开启的新时代，怎么可能会有“专家”存在呢？这些“专家”试图把过去的理论包装成未来的方向，并依靠自身的地位获得政府的扶持，这对于真正的创新是严重的阻碍。

我们所有过去引以为傲的经验和理论的框架，在未来都会是牢牢禁锢我们视野的藩篱。

而真正的新生事物，我们在最初往往是看不起、看不懂的。

所以我始终认为，中国工业升级要避开经验主义的梦魇，就一定要以制造业的文艺复兴为先导。

在这个过程中，各级政府最应该做的不是“以规划创新”的名义去插手科学技术商业化的过程，因为这个过程应该通过市场竞争见分晓。商业的创新是不可能被规划出来的，但是基础科学的研究却是可以促进的。

政府最应该做的，是扶持类似屠呦呦这类科学家所做的，没有明显短期经济效益的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因为没有思想和理论的活跃，是不可能有创新的火花的。

兔哥最骄傲的事，就是自己意外地成了中国工业圈的第一个“网红”。

我们是幸运的一代人，有机会不依靠任何中心化组织的头衔背书，而是依靠互联网对于普通人价值的解放来获得话语权。我想，这在中国的工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随着未来工业十大趋势的逐步演进，越来越多的“网红”将替代老一代依附于组织的意见领袖，成为拆除思维的围墙，解放人性和创造力的助推器。

所有最优秀的技术还没有发明，所有最美好的生活还没有开始，我们这一代人注定要被历史铭记，因为我们处于新旧两个时代的交替之中，既能看到新时代的曙光，又能感受旧时代的黄昏。

至于三十年后、五十年后、一百年后的工业究竟是什么，其实我也看不清楚，不过也许只有这种看不清楚的未来，才会让我们如此兴奋吧！

第四节 明日之星—风险投资人VS 风险工业家

传统TMT 领域的投资方式和逻辑在工业互联网时代将被颠覆，风险工业家就是在这一新规则下诞生的新角色。—兔哥

自从成了工业圈的一名“纯网红”，笔者的邮箱每天都会收到几十份寻求融资的商业计划书。笔者偶尔也会约见一些创业者，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一点问题，就是工业互联网创业者与传统风险投资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认知鸿沟，这可能也是导致中国工业领域缺乏现象级创新的一个重要原因。

好项目VS 好卖的项目

比如很多人特别喜欢跟笔者说下面这样的话：

“我的项目技术领先，有××项发明专利。”

“我的客户关系非常深厚，有稳定的订单。”

“我的项目的盈利状况特别好，每年都增长超过30%。”

这个基本逻辑就是：因为我的项目好，所以你应该投资我。

其实对于这类项目，投资人基本看都不会看就直接放到一边了，因为这些人根本就不了解投资人的立场。

风险投资人的本质，不是经营公司的合伙人，而是买卖公司的商人，最关心的不是公司能不能赚钱，而是公司能不能卖上价钱。

举个例子，如果公司是一辆汽车，那么投资人就是4S 店，进货压库存其实就是一种投资行为。而4S 店投资买车的目的既不是“享受开车的快感”，也不是“赚取载客的车费”，而是“把车卖出去，并且卖个好价钱”。

明白了这个道理，与投资人沟通的逻辑就变成了：因为我的项目好卖，所以你应该投资我。

如何把项目卖出去说到好卖，我们就要知道，投资人一般会把项目往哪里卖。

每个代理商都会有自己固定的老客户保证销量，所以一个投资人通常也会有几个自己固定的退出渠道。

比如一个代理商（投资人）是做电力行业的，你非推荐他一个食品行业的产品（项目），那东西再好对他来说也是不好卖的，因为他没有现成的渠道，所以自然也就没有兴趣。

投资人卖公司一般有四个渠道：通过协议由创业公司自己回购，通过转让卖给下几轮的投资人，通过并购卖给大公司，通过股票市场卖给“韭菜们”（指股市中资金较少的小股民）。

（1）回购

这就相当于代理商囤完了库存，发现卖不出去；好在之前跟厂商有协议，可以进行一部分退货，但是这个退货价格一般都不会太高，否则厂商也不干。

这里面就有个矛盾：如果好卖，说明公司发展得好，投资人肯定不会低价卖回给创业公司；如果不好卖，说明公司发展得不好，它也就没钱拿来回购了。所以回购退出对于早期天使项目和VC 创业项目来说，通常只存在于理论中，一般不会实际进行。

不过回购有一种变种，在早期项目投资中偶尔存在，就是对赌。投资人和创业者设定一个期限的业绩目标，比如一年内达成的话目标投资人占10%，达不成的话投资人占30%。

这个其实很好理解，代理商进货时也要跟厂商谈一个目标，销量一万台是一个价格，销售十万台是另一个价格。

这个差异化的价格，其实就是对赌。

如果你非常想拿到钱，可以主动提出回购或对赌条款，这样能增强投资人的信心。不过走到这一步再退出对于投资人和创业者来说都是下下策，还是要尽量避免。

（2）接盘

卖给下几轮投资人俗称“接盘”，其实就是一级代理商把东西卖给二级代理商。这样一级代理商的资金就回笼了，利润也赚到了，货就压到二级代理手里了。

怎么能让二级代理愿意买呢？自然是跟厂商一起把产品包装一番，让对方觉得这个东西特别好卖，你要不买我就卖给别人了。然而接盘方也不会全信—好东西你能全卖给我吗？所以通常后一轮的投资人不会允许前一轮的投资人全部退出，最多只能退一小部分。

这种退出方式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创始人的游说能力。有这么一种人，你明明知道他在胡说八道，但是你听着听着就信了。这样的人其实是最受投资人欢迎的—因为他将来也能把下一轮的接盘人游说进来。

（3）并购

回购和接盘其实都不是非常好的退出方式，并购就比较好，直接高价卖给大公司，一劳永逸。

所以你的项目未来是否能融入某一家大公司的生态系统中，成为一条新的产品线，并且能够与过去产品线形成协同，就非常重要。

这里面还要注意，大公司，尤其是中国制造业的大公司，往往更倾向于直接挖你的人，而不是花钱并购你，所以你的项目一定要是“挖你比并购你代价更大”的那种，投资人才会有兴趣。

事实上，绝大多数项目可能都是通过并购退出的，所以如果你在这方面想得比较清楚，或者有一些渠道和资源，就很容易会跟投资人一拍即合。

（4）上市

上市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也是绝大多数创业者和投资人追求的终极目标。

但是真正能做到上市的创业企业实在是凤毛麟角，而早期投资人通常也不会抱太大的希望，所以“三年上市”这种话用处不大。

如果你想跟投资人证明自己能上市，就需要解释清楚一件事：在你的项目—新的业态崛起的同时，哪个旧业态的利润被急速压缩了？

比如滴滴出行的崛起急速压缩了出租车公司的利润，苹果的崛起急速压缩了非智能手机的利润，淘宝的崛起急速压缩了实体店的利润。

能够急速压缩一个老的业态，说明这个市场中原本就有大量的交易流动，而你是用一种新的方法来重新分配这个市场的利润结构，只有这类项目才能够支撑起一家上市公司。

资本的力量

人类创造财富的方式有三种：通过技术挖掘纵深获得财富，通过交易延展范围获得财富，通过资本击穿时间获得财富。

资本的本质，就是把未来的财富拿到今天来用。投资人的任务就是要找到一个未来可能被广泛接受的说法，提前布局参与其中。当这种说法广泛流行时，我们就退出来。

理解了这个，你就能明白所有资本追逐的并不是一个赚钱的项目，而是一个有想象力的项目，因为只有想象力可以击穿财富的时间，让项目好卖。

所以资本既不吸血，也不输血，而是换血。它会更换你血液里的基因，而融资与否将决定你是一家赚钱的公司还是一家值钱的公司。

风险工业家VS 风险投资人

商业模式有两种：一种是“拦路抢劫”，一种是“坐地分赃”。前者是连线思维，追逐连接红利；后者是打点思维，追逐内容红利。

很明显，连接红利比内容红利更具有想象空间和成长速度，一些早期风险投资人进入工业互联网领域时，会不自觉地把这种习惯带进来，试图寻找能够“拦路抢劫”的项目，然而你会发现—根本没有。

如今，风险投资家的基本逻辑都是形成于TMT（通信技术、新媒体、互联网科技）领域的，到了工业互联网领域，就有点不好使了。

因为TMT 领域大部分是在消费者市场，是个人的轻决策，比如买衣服、叫外卖、找餐馆，一个人就可以做决定，决策成本低，所以比较感性，以极致体验为决策的第一标准。在这个模式下，连接红利就非常明显—羊毛可以出在猪身上。

而在工业互联网领域，大部分是在组织者市场，是集体的重决策，比如采购一批设备，通常需要一个专家组来论证，决策成本高，所以非常理性，以规避风险为决策的第一标准。在这个模式下，连接红利微乎其微，内容红利权重很大—羊毛必须出在羊身上。

工业互联网的本质也是连接，但是由于它的特殊性，因此连接红利恰恰不出现在搭建基础设施的人身上，也就是说，你可以友情修路，但是却“抢不到钱”。

这就是为什么工业人老觉得互联网人在胡说八道，因为我们面对的市场环境不同，养成的思维逻辑也就完全不同。你是做点，他是连线。在他的市场里，想象力就是财富；在你的市场里，想象力就是做梦而已。

所以，在工业互联网领域需要用做点的方式来连线，这就需要一个全新的角色—风险工业家。

这个角色的扮演者需要是一名投资家+战略家+技术专家。

他需要承担以下几个独特的职责：

（1）基于当下而不是未来的判断风险工业家的第一职责是判断项目是否能解决某一个实际问题，这个标准不再是想象力，而是这个产品是否能很容易地融入某一个生态系统中。

在TMT 领域里，投资人追逐的是颠覆式创新，是独角兽公司，这些创业公司往往在创业初期就可以依靠资本独立成长，而且成长得非常快、非常大。

所以风险投资家的判断标准往往是这个项目未来的想象空间和成长空间。

但是在工业互联网领域，因为工业的协作系统非常复杂，每个人都只能接触极小的一部分，所以这个领域基本是以微创新为主。

而且这不仅仅是钱的事，生产能力、渠道体系、供应链体系等都需要长时间的积淀，这些光用钱是解决不了的，所以工业领域的微创新通常支撑不了一家独角兽公司。

也就是说，工业互联网领域的创业很可能是不存在独角兽的，更多的是依靠创业公司的活力来解决具体问题，然后由大公司的并购完成生态系统的整合。

所以一名风险工业家需要对工业互联网领域大公司的产品线有非常深入的理解。也就是说，比起风险投资人更关注创新一侧的趋势而言，风险工业家应更关注传统一侧的空缺。

拿笔者自己来说，有些同行觉得笔者不务正业，不花精力去搜寻项目，而是天天参加西门子、施耐德这些大公司的内部研讨会和技术论坛。

这是因为笔者的定位就是一名风险工业家，而不是一名风险投资人。

笔者不是在想象未来的趋势，而是关注当前市场领导者的技术和解决方案，思考其中缺少的插件，然后按照这个方向去寻找创业项目，通过资金和资源来推动项目快速增长，最终把它们插入到大公司的产品线里。

这其实就是风险投资领域的C2B。

（2）大公司和创业公司协同创新的桥梁

工业互联网的创新既不能靠巨无霸，也不能靠独角兽，而必须由创业公司和大公司协作完成，所以这两种公司之间的信息流通就变得非常重要。

工业企业，尤其是大企业，天然会封闭自己的信息渠道，在一个与外部隔绝的圈子里独立运作。大企业的天性是自己解决问题，或者找同等规模的企业解决问题，这就形成了一个信息孤岛。

风险工业家的另一个作用，就是作为创业公司和大公司沟通协作的桥梁，我们是半只脚在大公司里，半只脚在创业公司里。对于创业者而言，我们提供资金和行业资源；而对于大公司而言，我们协助他们构建企业的生态系统，让优秀的创业公司成为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3）构建新的生态系统

传统的风险投资家每天都在想的事情是如何做好一个投资组合—选择赛道和跑得最快的车；而风险工业家每天思考的是如何构建一个生态系统，并且能够发生化学反应，这里面既包含创业公司，也有很多大公司参与。

一个是分散资金，一个是组合资源，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

所以风险投资家需要深刻理解某一个细分领域，是专家型人才；而风险工业家，需要对工业互联网的每一个领域都有实际经验，是生态型人才。

比如笔者自己之所以敢在这个领域中发声，不是因为专业能力强，而是因为职业生涯全。笔者经历过自动化、机械、材料这三个领域的国际化大公司，以及互联网和投资两个领域的创业公司，在技术、销售、渠道、生产、并购、市场整个链条上都有面对实际问题的经验，并且同时熟悉大公司和创业公司的运作模式。

所以笔者才能跳出项目本身，去思考整个生态系统的构建。

总结一下

风险工业家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分工，其身份界限是模糊的。对于大公司而言，风险工业家像是战略顾问；对于创业公司，又是投资人；而对于提供资金的LP 而言，更像是一个合伙人而不是基金管理人。

传统TMT 的投资方式和逻辑在工业互联网领域将被颠覆，风险工业家就是在这一新规则下诞生的新角色。风险工业家的核心任务不再是沙里淘金地寻找有想象力的创业项目，而是通过跨界身份促成创业公司和大公司的协同创新，并通过实业资本获得丰厚的回报。

我们在理解新事物的时候，总喜欢把它们类比成我们已知的事物，若按照这个思路，风险工业家是什么就很难解释清楚。不过在浩如烟海的历史中，也许只有那些无法被定义的新玩意儿，才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力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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