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述是我们仅有的一切

对许多巴勒斯坦人来说，“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这句话并不是一种文学隐喻，而是一个数十年来从未停止的真实事件。这片土地曾在漫长的岁月里一直保持着几乎与圣经时代一样的景致，而今则在以色列的推土机下加速消失，荒诞的是，这些人声称自己正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一景致。在这里，双方的记忆、历史、情感、诠释与权利重叠交织在一起，构成一幅悲怆的画卷。 更多一头山羊和更多一英亩土地 旷日持久的巴以悲剧（它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在新闻头条），其主要的症结在于：两个族群对同一片土地提出了相互排斥的主张，而每一方都认为自己的要求是有充分正当性的。 以色列在尚未立国的移民时代起，就非常注重通过点点滴滴的持续行动来获得对巴勒斯坦土地的法律占有，其开国总统魏茨曼将这一策略形象地描述为“更多一头山羊和更多一英亩土地”。他们对土地的兴趣几乎达到痴迷的程度，土地就是一切，直到今天，以色列仍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正式宣布国界的国家。犹太复国主义者深信，他们是“没有国土的人民”来到一个“没有人民的国土”。当地巴勒斯坦人从不被认为有权拥有土地，他们的法律地位多少有点像北美和澳大利亚的土著：虽然他们住在那里，但却不被视为那片土地的主人。 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巴勒斯坦人的悲剧，但他们的声音却很少被外界听到。作为一个几乎从未离开故乡的巴勒斯坦人，拉贾•舍哈德在这本小册子里记录下了自己数十年来在巴勒斯坦的七次散步，每一次他都发现风景在发生逐渐的、或许是不可逆转的变化，而他也越来越无法自在地漫步了，因为脚下的土地已经被以色列的控制网络割裂成无数碎片。一个人在自己故乡逐渐丧失行动自由，这本身就是一种控诉。 从他的叙述中也不难看出，巴勒斯坦人无力抵挡以色列人滴水穿石般的推进。对于这片土地的权利，他们仅有一些泛原则立场，却缺乏有效的手段。用书中的话说，巴勒斯坦人根本无力开展建设，因为他们“没有路，没有开发，没有建筑。……我没见有人做过，也从没见过推土机。1967年以后，巴勒斯坦需要以色列官方批准才能拥有一台推土机。”即使是在西岸这样的巴勒斯坦控制区，以色列也保有所有公路的管辖权，其士兵可以随时在巴勒斯坦领土上拦截过往的任何车辆。这小块土地上有500多处以色列的检查站，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想要前往40分钟车程之外的加沙地带，比去中国还难。 就这样，以色列通过密密麻麻的定居点和公路网，点线结合形成一个庞大的控制矩阵。即便巴勒斯坦人掌管着自己的城镇，但连接这些城镇的道路却掌握在以色列人手中，从而掌控着巴勒斯坦人的行动，也使得一个巴勒斯坦国根本无法实现事实上的独立，因为它已失去连续和完整。而这些用以控制巴勒斯坦的定居点和道路，事实上绝大多分都是巴勒斯坦的劳动力帮助修建的，因为这些绝望的失业青年不得不依靠以色列提供的工作机会来谋生，即便那是在给自己修建铁笼。以色列的定居点有公路网和隧道与以色列本土相连，而巴勒斯坦居民想走动则必须通过一系列军事关卡，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都被视为潜在的恐怖分子。 平心而论，巴勒斯坦人与其他阿拉伯人相比，生活不算最差，但他们所受的屈辱最甚。以色列的将军和内阁大臣公开谈论要把他们“像瓶子里被麻醉的蟑螂”一样控制出来，是这片土地上有待清除的“阿拉伯毒瘤”。正如舍哈德在数次漫步中日渐感到的，“现在我们在自己的国家里要秘密行动，像不受欢迎的陌生人，烦恼不断，从不感到安全。我们变成了大以色列的临时居民，生活在以色列的宽容下，在控制检查站的年轻男女士兵手下遭受侮辱的对待，他们随意决定是让我们等上几个小时，还是放我们过去。” 这样，在巴勒斯坦人记忆中的故乡逐渐陌生，大地被按照以色列人的意志重新塑造，以符合他们对圣地的想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熟悉的景致的消失几乎是一种宿命。多年前贝鲁特战乱后，托马斯•弗里德曼曾问一个当地老人：原来的房子在哪？老人答：你们的车正在它上面驶过。那么这里的人呢？答：你们也可能正在一些人上面驶过。最惨痛的记忆莫过于此。 景观失忆 以色列立国以后就持续不断地推进一项计划：将当地的阿拉伯语地名用希伯来语重新命名。1949年7月，总理本-古里安亲自监督，下令在两年内为全国“所有地方，所有山脉、河谷、泉水及道路等冠以希伯来名”，这被左翼史学家称为“抹杀记忆”行动。鉴于许多巴勒斯坦人已逃离家园，城镇和村庄被毁，连地名也重新命名，因此，在多年之后，当地的原有阿拉伯痕迹将荡然无存。 这一行动背后的指导思想，就是按照犹太人对圣经和圣地的想象，重塑地表。中世纪的十字军也曾试图真实再现古代圣所的设计和布局，这些持续不断的游客和朝圣者不断通过自己的想象来塑造他们心目中的圣地。舍哈德正确地意识到，“也许巴勒斯坦灾难的根源就在于它是西方历史和圣经的想象中心”，因为这些外来者眼里看到的并非现实中的当地风景和居民，而是与他们自己头脑中的幻象与图景相符的土地。这样，“再造出圣经般的如画的风景，成了对这片土地拥有古老权利的证明”。他忍不住讽刺道，自己的故乡拉马拉之所以幸运逃过一劫，原因就在于它并未在《圣经》中被提及过。 在他的历次散步中，不断地记录和回忆着这片土地原有的风景：梯田、橄榄园、石头建筑和家畜，这是他们世代在此居住的世界本身——或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他们居住权的证明。他不断重申：自己一度曾熟悉的这些山冈大地，正在变得面目全非。这几乎像是一种“失乐园”般的伤感：那个“耶稣基督同时代的人会感到熟悉的圣经风景”（这是大部分桃花源世界的特征：静止性）、那片原本让人宁静和自由的土地，已经再也不会回归原貌，而自己却不幸要目睹这一切。 在这荒原中漫步、回忆、记录，这确实是一件孤独的事，何况他的大声呐喊，面对的是“听不见我声音的世界”。巴勒斯坦村民不习惯悠闲地散步，以至于一个以色列士兵对他说“我怀疑你是阿拉伯人，但不确定。阿拉伯人不散步的。”两人由此展开漫长的对话，在这里，双方立场的歧异暴露无遗。在这个以色列士兵看来，以色列将附近土地划为自然保护区，是一件有益的事，“如果没有我们它就会被破坏。作为一个漫步者，你应该感激。”而在舍哈德看来，这却是荒谬的：“你们夺走了我们的土地，现在像主人一样在这里散步，而我却像罪犯一样在少数受控制的小路上走。”何况在他记忆中，以色列人到来之前的这片谷地才真正是一个乐园。 这触及到了一个景观地理学上的一个根本问题：“景观的含义就是谁有权力表征景观的功能。”看起来只是双方对景观的看法不同，实际上则是话语权和记忆的争夺。舍哈德之所以要将漫步中的所见到的“正在消失的风景”记录下来，他内心最恐惧的也许是“景观失忆”——由于景观年复一年一点一滴地变化，数十年后人们将不再记得它当初的样子。连一点记忆都没有给巴勒斯坦人留下之后，这片大地也就将不再为他们所有，就好像巴勒斯坦人从未在此生活过一样。 这如何是可能的？两个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的人群，却没有任何共同的叙事，连共享普通生活也不可想象，双方都死守着自己的记忆，而盼望着对方彻底遗忘。在最后一次散步时，舍哈德已经明显丧失希望：“很长时间我都不会再回到这里了。在我有生之年，也许在和以色列可恶的冲突及其所有后果结束之前，我不会再来了。”然而真的应该如此绝望吗？这本书本身就可以成为抵抗，正如爱德华•萨义德所言：“一部分事实已经遗失。而陈述是我们仅有的一切。”记忆和陈述，本身就是最难泯灭的希望。 -------------------------------------------------------------------------------------- 校译： Al-Haq：阿拉伯语“正义”、“公正”之义 目录次页：1976年的停战线：按当作“1967年停火线” p.1：祖父萨林（Saleem）法官：本书对阿拉伯人名的译法常不合常规，此处当为“萨利姆”，阿拉伯人的宗教法官Sherriff通译“谢里夫”；p.18：他的名字是阿奥（Ayoub）：按通译“阿尤布” p.49：吉里楚（Jericho）：按“杰里科”，p.57即译为杰里科 p.57：约旦的边远地区是我们的……任何一个小地方都属于真主：按恐当作“外约旦”、“上帝”，此言出自一个原教旨的犹太教拉比之口，“真主”则是伊斯兰教对唯一神的称呼 p.74：1897年由亨泽尔（Herzl）创办的国际团体：按通译“赫茨尔”，即锡安主义之父 p.109：西可加拉村（Sheikh Jarrah）：Sheikh通译“谢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