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ying Good-Bye to Mary——她活脱脱就是一个女神

我们的玛丽·麦卡锡

 曾经许多次听闻玛丽·麦卡锡的大名，我很少能完整的想起她到底是何人，而我最早想到却是汉娜·阿伦特。很奇怪，在1975年12月4日，69岁的汉娜·阿伦特在家中会客，却心脏病从椅子上倒了下去，至此没再醒来。有一个神奇的传言，但不知真假，当时汉娜·阿伦特会客的人可能是玛丽·麦卡锡。

前几年，看过电影《汉娜·阿伦特》，在电影中一直陪伴她左右的那位，气质绝佳的珍妮·麦克蒂尔女士扮演的就是玛丽·麦卡锡。作为一个游手好闲的人，我还把玛丽·麦卡锡的照片和珍妮·麦克蒂尔的照片，两两对照，不用多说，长得还是真是相像，这点还包括在气质上。

是的，这个纯属是笔者的个人喜好。我是珍妮·麦克蒂尔的影迷，还想推荐各位看官去认真观赏《黑天鹅绒礼服》、《时梦时醒》和《圣埃克苏佩里》三部电影。

这纯属我的题外话，回到正题，我们的玛丽·麦卡锡在阿伦特去世的一个月之后，发表在《纽约书评》上的一篇悼念长文叫做《再见，汉娜》（Saying Good-Bye to Hannah），现在读来仍是十分真挚感人，网上还是能找到部分节译，大家不妨可以去找来读一读。

悼念长文中关于汉娜·阿伦特外表的描述，那么我们静下心来，姑且摘录两端，听玛丽·麦卡锡怎么说——“她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妩媚、诱人、富有女人味，因此，我称她是女犹太人（Jewess）——一个用来称呼锡安人的女儿们的旧时词汇。就像西班牙流苏围巾和汉娜非常相配一样，这个称呼和她相得益彰。尤其是她的眼睛，如此明亮闪烁，当她高兴或激动的时候，一双明眸熠熠生辉，但她的眼睛也很深邃，黑色的眸子，深远的目光，敛着一泊灵性。汉娜身上有某种深不可测的东西，安居于她的目光之中。/她有一双小巧的手，迷人的脚踝，优雅的双足。在我认识她的这么多年里，她很喜欢鞋子，从没亏待过她的脚。她的腿，她的脚，她的脚踝，全都透露着敏捷、决断。只需看看她在讲台上的姿态，小腿、脚踝和双脚都好似要和她的思绪保持一致。当她讲话时，她会踱来踱去，有时双手插入口袋，像在独自散步，沉思。允许的情况下，在讲台上她会一边踱步，一边手拿一支装着烟嘴的香烟，时不时吸上一口……她是一个如此随性的人，会在讲课的时候突然停住，皱着眉，盯着天花板，咬着嘴唇，沉思地托着下巴。如果她是在念一篇演说稿，那么就总是会插入旁白和感叹，就像她文稿中的脚注一样，布满限定性的条件和附加的说明。

“ 如果你对汉娜有所理解，就会认识到，汉娜更倾向于多而不是一（这也许能够解释，对于极权主义这一世界中的新现象，她为何抱以如此恐怖的认识）。她没有寻找万能方法或放之四海皆准的通则的意愿，如果她有所信仰，那么这信仰绝不会是一神论的。她的作品向许多方向发散，在每个方向上，都像青嫩的树芽，抽枝延蔓，毫无疑问，这部分要归因于她对经院学术的喜爱，但与此同时也证明了，在世界的丰富性和强烈的独特性面前，她那充满敬畏的谦卑。”

如果，可以我实在不想再描绘玛丽·麦卡锡的相貌，上面的两段引文，可以就此画上句号。如果，玛丽·麦卡锡很像汉娜·阿伦特，反之，汉娜·阿伦特更像是玛丽·麦卡锡。权当是另一个身份下的另一幅侧写像。

不过，不同的是我们的玛丽·麦卡锡很爱笑。

事实上，1966年出版的《她们》这部小说是玛丽·麦卡锡的最好的一部小说，阅读是一件美好的事情，那么阅读一部好的小说更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不管，玛丽·麦卡锡的这部小说的中文译名是《她们》，《群像》抑或是《群体》这样的滑稽，除非是够好的话，真的够好，这不是谎话，所以，让我们再一次或者是第一次仔细聆听玛丽·麦卡锡，然后从这里试着往前或往后走下去，顺着文字走下去。

玛丽·麦卡锡笔下的她们

在一些西方评论者的笔下，常常会拿玛丽·麦卡锡和海明威进行比较，较之海明威的简约的新闻体，玛丽·麦卡锡语句的读感更像是冷漠。海明威这样的大男子，几乎不会把笔触的目光注视到女性身上，在《永别了，武器》中，凯瑟琳·巴克莱就像是一件为了结局提供悲剧性的道具，跟亨利上床，怀孕，最终死于难产，难免不禁让我唏嘘，此刻的亨利是悲情且无奈，死亡带走了女性，给男性开了一个浮夸的，感伤的时代玩笑。

玛丽·麦卡锡则完全不同，脱开小说自身的内容，和小说的题目是作者命名，她使用了一个掌故，一个历史性的时代印记。

故事从罗斯福总统就职仪式开始写起，罗斯福总统的任期有一部分深刻的跟二战联系在一起，毕竟罗斯福先生由于二战原因当了12年总统，从一开始就把这几个女孩推到了那个时代，一个具有死亡意象的时代，写到艾森豪威尔总统就职典礼时才就此打住。

海明威的小说以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时代，给笔下的男性愚弄了一个时代玩笑。玛丽·麦卡锡毫不隐瞒地告诉我们，《她们》正是一个同样的故事，她们明明自己知晓并无奈迎向时代玩笑的故事。

《她们》描写的事是1933年从瓦萨学院毕业的八位女性的生活，时间比较接近1940年的即将发生的战争。熟知玛丽·麦卡锡自会晓得，这是有意思的，因为小说里的瓦萨学院也正是现实中玛丽·麦卡锡就读的学院名字，而小说中的八位女性毕业的时间1933年也正是玛丽·麦卡锡毕业的时间。

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刚出校门的漂亮女生，稚嫩脸庞上却凸显一双犀利、尖刻的眼睛，而她观察的对象，正是学院里另外八位女性同学的话，这无疑就像是玛丽·麦卡锡式的玩笑。

她爱笑，是无疑的。

在我所看到的的一张黑白照片中。

几乎玛丽·麦卡锡就处在照片中的正中央的位置逗着身边的尼古拉·乔洛蒙蒂开怀大笑，罗伯特·洛威尔则在一边若有所思的听着；后面就是由海因里希·布吕歇（阿伦特的丈夫和朋友）和德怀特·麦克唐纳（他的妻子就在身边）共同搀扶的阿伦特。

玛丽·麦卡锡和朋友们在一起总是爱笑。

我再来例举几个例子，玛丽·麦卡锡的朋友提到的爱笑的玛丽·麦卡锡。

她的好友兰德尔·贾雷尔说：“暴躁的动物看见她的微笑也会走开。”

德怀特·麦克唐纳的评语才是客观的：“她的微笑相当危险。大多数漂亮女子对你微笑时，你的感觉会非常好；而玛丽冲着你微笑时，你会看看自己的裤子拉链是否拉上了。”

所以，有时候我会想，玛丽·麦卡锡是以一个嘲笑的态度来看待那个时代。

在小说的第二章，描绘那个时代最为明显的一个特征，如今的都读者都会喜欢这一章，甚至是觉得玛丽·麦卡锡的笔触是不是太过于缺乏人性，而玛丽·麦卡锡告诉大家，我就是这样一个作家想描绘时代的时候，当时的读者们因惊讶而掉在地上的下巴也是掷地有声。

1933年毕业的瓦萨学院女学生，固执刻板的多蒂·伦弗鲁还是一个美丽的处女，她和帅气但浪荡的迪克·布朗一起约会后回家。迪克·布朗满脑子想的就是要和多蒂·伦弗鲁上床，愚蠢的是他竟然没有床，只有一条像是地毯的毛巾，他慢慢脱掉多蒂·伦弗鲁的衣服，按照小说里的描述，几乎一丝不挂的多蒂·伦弗鲁，她的脖子上只有一条珍珠项链，不知是冷还是害怕得在发抖，被迪克·布朗摁在地毯般的毛巾上，他像一个毛头小子一样，抚摸和摩擦了一小会儿，只有一小会儿，多蒂·伦弗鲁只感到一些冲击和刺痛，等多蒂·伦弗鲁的感觉上来了，迪克·布朗便结束了，感到抱歉的似乎只有多蒂·伦弗鲁，她在做爱的时候，难以控制肌肉紧缩，打了嗝。第一次的经历，根本没有浪漫，玛丽·麦卡锡也没用浪漫的笔触，同样多蒂·伦弗鲁也不会觉得舒服。迪克·布朗一点都不在意多蒂·伦弗鲁的感受，拿起了那条毛巾，看了一眼处女的落红。然后，迪克·布朗说了一句在整本小说里，他可能说的一句最浪漫的话语，也是最粗俗的枕边话，提到了他的前妻的第一次——“贝蒂就像一只猪在流血。”

来到小说的第三章，玛丽·麦卡锡更是语出惊人。第二天，迪克·布朗来到多蒂·伦弗鲁的门前，告诉她——翻译成中文就是“给自己弄个子宫套”。这就是迪克·布朗看待女性的一种时代态度。

在小说阅读的规则中总有一些不可以狎亵，不容许乱来的东西，只有读者自己探险所发现的珍宝，才最为宝贵，作品本身的伟大才会一点一点显现。
那么，继续胡乱瞎扯一些。

在小说《她们》发表的前3年，也就是1963年，这又给小说的出版又加了一层模糊的背景，那一年是第二波女权运动年的开始。按照，一些传记和后世记录表明，玛丽·麦卡锡从没有参加过女权运动，她只是藐视性别上的任何特殊待遇。

也是戏剧性的是，玛丽·麦卡锡的母校瓦萨学院成了女权运动的重灾区，这一年，女权主义者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面世；这一年，拉德克里夫的女孩艾德里安娜·里奇发型了她的第三本诗歌集《速写媳妇》，都极大的推动了女权运动的政治影响。

我很难描述那个时代，围绕小说《她们》所造成的时代轰动，以及隐约在其周围不断登场的各式人等。

唯一让记得是诺曼·梅勒在小说发表三个月之后，在《时代周刊》的撰文，给了玛丽·麦卡锡许多致敬：“我们的圣人，我们的裁判，照亮我们的仲裁人，我们的大刀，我们的埃塞尔·巴里摩尔，我们的女爵士，我们的女首领，我们的圣女贞德……划破夜空的闪电……”写了许多赞扬的话，比如“玛丽写的最独创的小说”，“小说人物十分生动，缺乏人性描写”，总而言之，诺曼·梅勒最后给了小说一个评价“好但也不够好。”

“好但也不够好”是如何一个层次，我无法说通。
最后再说一个不知真假的传言，苏珊·桑塔格也是因为读了《她们》之后追随麦卡锡的脚步，突然成为了知识分子。苏珊·桑塔格从玛丽·麦卡锡看见一颗公众知识分子的良心。

同样，《她们》是一部拥有玛丽·麦卡锡的良心的小说，这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