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得世界更容易被人理解

如果有可能对知识或理解的程度进行定量，并以时间为横坐标将其绘制成图，那么时间—知识曲线与基线的距离不会很大；因为在任何时刻，上述两线之间的总面积都真实地反映着科学的状况。
　　　　　　　　　　　　　　　　　　　　　——P. B. Medawar（1915-1987）

在一次与吴文桂的访谈中，蒲慕明先生提到了几本“比读论文或教科书更重要”的科学类书籍，其中就有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得主Peter Brian Medawar在1979年所写的这本Advice to a Young Scientist。他说自己在十多年前翻译了一章，并把书稿交给了科学出版社，不过未出版。没想到南开大学出版社早在我出生那年就发行了中文版，如今静静地躺在图书馆一个角落里，大概很久很久没有人问津了，而我找到时真是感觉如获至宝。中文版发行的同一年，梅多沃出版了自传Memoirs of a Thinking Radish；又一年，大师谢世。

为什么第二次的植皮比第一次的植皮脱落得更快？这个在外科医生看来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却引发了动物学出身的梅多沃注意。进一步的研究让他发现获得性免疫耐受性现象，并与Frank Macfarlane Burnet一道分享了1960年的诺奖。“如果你有机会和医生并肩工作，那么，你有可能获诺贝尔奖。”在《诺贝尔奖并非是梦》一书中，作者石田寅夫如是说。其实梅多沃不止是一名科学家，他还至少是一位作家，代表作The Art of the Soluble名列Random House的Modern Library编委会所选出的“二十世纪百佳英文非小说”（100 Best Nonfiction）第26位。在他看来，科学研究即是一门“可解的艺术”，并非说其容易解决，而是说寻求解决问题的可能方法。

比起如今在科学类书籍中泛滥的“翻译体”而言，本书是有值得称道之处的，“老妈子”、“文人墨客”、“货郎鼓”、“求爹告娘”、“半瓶子醋”、“费厄泼赖”……这样的词语读来真是让人倍感亲切，想必译者是用了心的，更可窥见作者出色的文字功力。不过我也必须指出的是，这个译本并不理想，正如译者在书的前面所提到的：“本书最后两章，在论述严肃的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问题时，梅多沃教授采用了诙谐的笔调和非正式的词汇，翻译时既要保留原作的用词和语言特色，又要贴近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正式术语，这就颇费斟酌。”有好几处绕口的文字让我读上几遍都难以形成整体印象，不少道地的英式双关语也无法完全品味出来。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以及这本二十多年前的老书不可避免地存在过时之处，我放弃了对其进行整体评论的打算，而只是以点带面说说自己的一些想法。

关于合作
“协同是合作的关键——它意味着合力要大于数个加在同一问题上的分力的总和——但合作不是强制性的，不管研究集体发表多少妄自尊大的宣言，都不能取代个人的作用。进行合作是一种乐趣，但许多科学家独自也能工作得很好，事实上确实如此。”“想要合作，应当喜欢自己的同事并钦佩他们所特有的天赋；否则就应避免参与合作。”很显然，作者是鼓励合作的，事实上，他的工作几乎都是与他人合作完成的。但作者也不否认和排斥独自工作的可行性，并承认合作可能“导致毕生的不和”。而且如果把“合作”一词广义地来理解，恐怕谁都离不开它了。因为它还包括与技术员的共事，作者认为应该把技术员视为同事平等的对待；与管理者处理好关系并相互理解，这里有一个哈多定律：“管理者的职责是弄钱，科学家的工作是花钱。”高级科学家常常转向管理，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自己对科学进展做出贡献的最佳方法。这常常意味着要放弃研究，毕竟想把人类的任何事业干得既快且好，都需要专心致志。此外，作者认为研究生不宜孤军奋战，同时导师也不该把他们当成可以随意处置的同事。

关于道德
科学家不要装扮成万事通，用“当然，实际上x并不存在；大部分人所说的x实际上是y”这样的语言来迷惑大众。他认为科学家对于真理所负的义务在于“如果科学家确信某项研究事业只能促进发现一种肮脏的、能更快地毁灭人类的手段时，他千万不要进行这种研究——除非他支持这种罪行。”在关于“优先权”的问题上，瓦格纳花二十年时间写成《尼伯龙根指环》的前三部时，他用不着担心有人会赶在他之前写出最后一部。但科学不是这样，“科学思想终究将被公众所周知，所以科学家唯一可以享受的所有感就是曾经首先占有某个思想……我并不认为占有的骄傲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对于“科人无行”（Scientmanship，语出Stephen Potter）的种种行为，比如沽名钓誉、中伤他人；剽窃某人思想却自称他与某人都是各自独立地从某个更早的来源获得这个思想；写作论文大量引用那些年代久远、深埋在图书馆某个角落的文献等等等等，作者都明确表示了反感，应该“公正的评价自己的前人，给他们以应有的尊敬”。最后，在对于“科学向善论”和“科学救世论”的看法上，作者持肯定态度，但他也绝没有夸大科学的作用。很多被认为是科学所起的反作用归根结底并不是科学本身出了问题，问题在于人。

关于信仰
就外部而言，比如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科学与公众的关系，这些毋庸赘言，科学家在理性地捍卫科学的同时对外物应有包容的态度。就内部而言，作者多次提到了“选择性记忆”，即不要偏爱某些实验结果，不要偏执地支持某些假说，甚至极不愿意接受否定该假说的实验结果，“某项假说的正确与否与人们认为它正确的坚定信念没有关系。”“他的职业要求他不能默许和宽恕愚蠢、迷信或明显错误的信仰。”不过对于特异功能这类玩艺儿，作者认为对付它并非轻而易举，提醒一下公众就行，但别太招惹是非。

关于奖励
“科学家也是人……无论促使某人从事某种科学研究事业的动机如何，他必定是很想成为科学家的……科研也是一种巨大的满足和奖赏（我指的并不是物质奖励，当然我也不排除它），它还给人以充分施展自己才智的满足。”作者强调了奖金和奖励存在阴暗面，有可能起到反作用，但“获得奖励会促使善良科学家的道德发生一次升华——接受别人的这种信任和尊重将会促进他们的研究工作……获奖者也愿意向人们表明，他的获奖并非完全出自偶然。”存在想获奖的雄心并不可耻，但别把它当成了唯一的目的。

关于我们
“Scientist”一词在英语里广义上是泛指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而不仅仅是中文所谓的“科学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确实有不少建议就是写给我们理科生的。比如他认为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决不要花费毕生精力继续其博士工作”，而是更广泛地尝试，同时谨防赶时髦。他不赞同“先学习后工作”，对于科研所需的新知识和新技术，只有当它要被用到时，再去学习和掌握它，因为这些问题是无法事先求得答案的，自己的知识准备永远达不到尽善尽美的程度。此外，年轻科学家不要轻视科学史，应该努力弄清当代学术观点的起源及发展过程，“虽然研究历史的动机不是谋求个人利益，但如果年轻科学家发现自己能够顺应事物的发展过程，他最终就可能强烈地意识到自身的价值。”“科学家的一切工作与其前辈都有密切的关系。每一个新的概念、甚至对新概念的各种设想都完全体现了过去的思想。”对于论文的写作，他认为应该多加练习，读读那些“阐明困难的课题又决意使自己的观点明白易懂的作者的作品”。对于摘要应花大力气，“摘要的写作能检验作者的理解力和比例感——对哪些事情重要，哪些事情可以省略的感觉”。还有一点，就是平等对待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

关于实验
作者将实验分为了四类：培根型、亚里士多德型、伽利略型和康德型。我的理解如下：培根型是指通过观察和发现自然，或者人为模拟自然事件，来获得未知的真理，这种实验方法必须以获得全部事实作为前提；亚里士多德型指的就是那些老师在课堂上演示的，学生在实验室重复的“验证性实验”，它们都是结果已经确定的先入为主的真理，这对于科学起到的更多的是反作用；伽利略型是当今的大多数科学家所指的“实验”，即通过“假说—演绎”这一方法来进行的判决性实验；康德型则是形而上学的，是先验的。时间和空间只是表现形式，不同的直觉和观点，可以导致结果的不同。即主观不是决定于客观，而是决定了客观。
为了进一步理解和区分这四种类型，我打了这么一个可能并不十分贴切的比方：如果电视机没声音了，原因何在？把电视机全面检查一遍，然后找到没声音的症结；按照说明书上提供的检查指南逐一操作；首先假设是喇叭坏了，于是检查喇叭，得到反馈后再进行下一步；不一定是电视机本身有问题，而可能是你耳朵有毛病了——以上所述的四种做法大抵可以对号入座。
由于亚里士多德型是绝对正确的，而康德型主要用于以数学为核心的相关科学。对于自然科学而言，培根型和伽利略型才是主体。但“日复一日的科学工作并不在于寻找事实，而是要检验假说”。事实并不能自行阐明任何新的真理，即便达尔文坚信自己是“真正的培根主义者”，可事实上，他的进化论属于伽利略型。培根型实验曾经确实发挥过很大的作用，但时至今日，想通过寻找信息而直接得出结论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寻找信息更多的是在促使假说形成，它是“以潜在的假说形式开始的，潜在假说是对自然形象化的猜测和构想”。
我理解的伽利略型实验有着如下过程：发现某种现象，提出相关假说，实验验证假说，假说推断事实。“在辨别的过程中，或为我们所采取的观点提供证据，或促使我们认识到原先的观点需要修改。”这一过程存在着发现（综合型和分析型）、反馈和证伪。“人们设计实验时并不以证明所有事实的正确性为目的……实验的目的其实是要反驳‘无效假说’。”“科学中的假说和理论都达不到绝对正确的境地，永远有对它们进行批评或修改的余地。”正因为如此，“原则上的可证伪性”比“原则上的可证实性”更为重要，可证伪的即科学，反之则是形而上学。
尽管作者是如此地推崇伽利略型实验，但他也认识到了其缺陷。在“假说—演绎”方法中，科学家常常用当前科学观念的“范式”来比较自己的假说，因为他们很不愿意摆脱已经接受的信仰。但“范式”终究会被打破，“革命”导致了新范式的产生，如此循环，使科学在传统与变革之中形成“必要的张力”，可以说，加上了这股张力，伽利略型实验才能够继续发展下去，或许，这就是人类得以进步的原因。

我是如此磕磕绊绊地将本书中在我看来比较重要的、分散在多个章节的几个论题归纳成了上述文字。但我不得不承认，书中还有大量零散的、或者不被我特别关注的论题亦值得阅读。比如科学中的女性、科学家的生活方式和家庭生活、与前辈科学家相处、如何表述和演讲、沙文主义与种族主义（常识在人的各种天赋中是分配得最公平的一种）……即使有些观点已经过时，但对于我们这个科学水平落后国际几十年的国度来说，恐怕更多的是一种预见性了。

行文至此，忍不住想赞美一下作者的渊博学识和优美行文。书中引用了大量哲学家、文学家和科学家的相关著述，都有待进一步扩展阅读；而那无处不在的英国绅士味十足的语句，完全可与文学佳作媲美。如果可以找来英文原版阅读，想必除了促进对科学研究的理解之外，还有一份纯文学的美妙享受。科学是什么，作者在导言中已经给出：意指一切旨在更好地了解自然世界的探索性活动。科学家就是通过某种（理论或实验）方法使得世界更容易被人理解的人，他们是真理的探索者，尽管永远达不到完美的程度，甚至问题超出了科学的范畴，但是，不管怎样，“人可以努力去理解世界”（Jacques Mon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