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与外：不同的眼睛

《黑镜头》与比它先一步登上畅销书榜的《红镜头》书名极为相似，创意也大略相同。但将两本书放在一起，却令人有迥然不同的感觉。在获得普利策新闻摄影奖和世界新闻摄影比赛大奖的西方记者的眼睛里，我们看到杀戮、灾难、饥饿、绝望、愤怒、悲哀、乞求……以及面对被摧残的生命的麻木。而在中南海摄影师的的镜头下，我们见到的画面往往是：一群人肃穆地站着或坐着，其中一两个大人物伸出手来挥动一下或昂起头来望望天，以示他与周围什么都不做的人有所区别。
    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在中国和西方，历史的演进过程竟是如此不同吗？当然不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惨剧闹剧举世无伦，但是我们看不到。江青在法庭上又哭又笑又跳，而我们记忆中的永远是她神情木然的呆立着。也许我们不应该抱怨，在90年代末中央电视台还不肯将区区一场球赛中的打斗公诸于众的中国，我们能要求80年代初的摄影师怎样呢？
    我想说的当然不仅是喜欢动态和看重静态这样表面的分别，而是摄影者，还有编发照片的人，对新闻摄影的理解。这决定了他们的视线投向何处。同样是要“记录时代风云”，西方记者眼睛里看见了濒死的孩子、哀恸的母亲、绝望的死难者、冷酷的凶手……这些人都不是什么伟大人物，正因为这样，他们好象就活生生地站在我们身边，让我们感受到他们呼吸的气息，听见他们无助的呐喊。空气中飘浮着的血腥，像水一样漫过每一个毛孔。在这样的苦难记录面前，我们才足以测量自己的敏感和麻木，感触到历史的心跳。而倘我们将《红镜头》中的照片排在一起来看看，当然也能体味到中国前进脚步的蹒跚，时代的颜容照样可以在一张张肃穆的面孔上呈现，但却不免想起梁任公一句不无偏激的话：“夫二十四史者，二十四姓家谱也。”
    但其实并不能全怪摄影者的。新闻摄影者是时代的眼睛，他们看到的往往也是读者想要看的。一方面，中国老百姓的眼睛是被遮住一半的，他们被要求学会从苦难中也能看出积极意义来；另一方面，他们也确实习惯了摄影的“宏大叙事”。早前许多老百姓家里都会挂一幅“毛刘朱到机场迎接周”的著名照片，这在西方人看来必定是很奇怪的，而毛泽东挂历的热销不过是这种情结的延续。现在我们有了为人盛赞的《生活空间》：“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但在仔细观察后，我们依然发现摄影者的眼光常常还是停留在发掘预设的“意义”，比如采访一个胖女青年，采访者会追着问“你为什么老不结婚？是不是感到自卑？”一类问题，意思是要呼吁大家不要歧视胖女子，却根本无视被访者的隐私和尊严。还有一直走俏的《老照片》，收集的是平凡普通的照片（“伟大”的图片拿去编《图片百年中国史》去了，这些是“边角余料”），但从说明到编排，编选者仍是想突出“时代的意义”，所以说明里往往不厌其烦介绍时代背景、服饰以及照片故事等等，是用文字来凸现照片的意义，而不是利用照片本身的冲击力来构成对读者的震动。不过这也难怪，自打有了相机起，中国人照相总是将自己摆得端端正正的。今天看上去，我们照片上的先辈和那些画像里的祖先一样，贤良方正，行端品睿，很不自然地活着。难得的一些有动感真实的拍中国人的照片，如《上海抢购黄金风潮》，却是出自法国人之手，叫人无话可说。
    最早死在越南战场上的美国记者罗伯特•卡帕说过一句有名的格言：“如果你不能拍下很精彩的照片，那是你接近得不够。”这句话不能适用于中国。在中国，照片负载了太多的其它意义，中国人喜欢用照片来表达喜庆祥和，而不是真实。新华社摄影记者唐师曾，据说是最后一个离开海湾战场的中国人，但在中央电视台采访他的节目中，自始至终我看不到一幅他拍的新闻图片，只有他神气地站在沙漠中的吉普车前，或是搂着阿拉法特表达中阿人民友谊万岁的照片。
    也许中国人的历史感和哲学感太强，知道在以千年计的时间里，一切不平凡的东西都将归于平凡，犯不着为了一时一地的事情一惊一乍，还是让世界在常轨里呈现吧。对这种博大精深的智慧我不敢置一辞。我觉得我开始理解鲁迅那段初看时非常刺眼的话：“我读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而“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却正是许多人（如果不是全部）想要做和正在做的。让我们嘲笑切•格瓦拉这个疯子吧，他居然说：“在别人的苦难面前，我怎能忍心转过身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