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序言的翻译 by Czeslaw Milosz

放逐
序言 by Czeslaw Milosz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Josef Koudelka的照片就在我的眼前。让我的文字向他的作品致敬：不用文字讲故事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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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律是我们生活的核心。首先，我们的器官由心跳和血液循环的韵律所掌控。当我们生活在一个持续脉动，摇摆的世界中，我们与之共振并受限于它的节奏。我们在日出日落、在四季的变化中穿行，并没有想太多关于我们心脏的舒张和收缩。反复的重复使我们建立起习惯并接受这个熟悉的世界。也许对惯例的需求深深的植根于我们的生理结构中。

在一个从小就生活和熟悉的城市或者村落，我们可以进入一个被驯化的空间里。我们的日常生活行为给我们找到了布满我们熟悉地标的路线。当来到到异域，对不确定性的焦虑和不安开始压抑着我们。因为发现不了它们的惯例和秩序，太多新的事物对我们来说是如此多变。我说的都是基于我自己的个人经验，但我希望能被大多人，尤其是这个国家（捷克）的人所理解。

在放逐所产生的不幸中，对陌生的焦虑占有重要的地位。任何大城市的外来移民必须面对对原著民的嫉妒：嫉妒他们在每一天的忙忙碌碌中有目的明确的工作，准确的路线和认识他们的商店。也许这个外来的观察者会诉求于一些特殊的技巧来缓解自己的陌生感。在巴黎，我曾经很长时间在拉丁区走同样的几条街，以此声称这个区域是我自己的。当我走在街上看见街角的餐馆，小书店，洗衣房，咖啡厅，一个接着一个出现时，我方能感觉到一些确定感。

迷失在陌生城市，也许不仅仅只是无力识路。同样是发生在巴黎，一个充满快乐和痛苦的城市，我走出地铁，步入一个我知道但又不是很熟悉的区域。走着走着突然发现路上没有任何一个可以帮我认路的地标，我顿时感到恐高般的眩晕。那些房子仿佛要向我倒下来一般。我没了方向，同时我认识到不知该选哪条街走折射出我更深层的迷失。放逐剥削了那些帮助我们做事，认清目标，组织日程活动的基本参考物。在自己的祖国我们和我们的先人保持着一种独有的关系，作家和作家，画家和画家，诸如此类。这是一种既尊重又对抗的关系。我们生活的动机是在某些方面超他们并把我们的名字写入村庄、城市、国家的花名册里。然而在异国他乡，这种关系就都不存在了，我们被抛出历史，而历史通常有其地域的局限性。因此我们必须去面对，如那个流亡作家所言：“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

疗伤是缓慢的过程，而且不能完全痊愈。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拒绝承认我们的异位是不可挽回的；拒绝承认没有政治、经济的变化可以将我们带回家园。逐渐地，我们意识到流亡不只是一个将我们身体移出国境线的物理过程，而流亡在我们体内生长，改变我们，并变成我们最终的命运。人种，街道，纪念碑，时尚的无差别大同慢慢的将陌生变成熟悉。然而同时，我们对过去记忆的储藏和对现行的日常观察将我们和我们的同胞又区别开来。

“离开你们的家园，不要回头，复仇女神就在你身后。”一条毕达哥拉斯的古训，有用但是很难去遵守。复仇女神确实在那里，在你身后，用可以石化凡人的目光盯着你。有人说她们是大地之女，另有些人说她们是暗夜之女。不管怎么说，复仇女神都是来自地底深处，挥舞双翅，头上盘着蟒蛇。她们是对你过去过错的惩罚而你十分清楚你无法申诉清白，不管你是否意识到自己的弱点。对付复仇女神最好的办法就是永不回头看。然而不回头看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是一片有着你的祖先，你的语言，你的财富的土地，更有超越金钱的财富，比如故乡的颜色，形状，口音，建筑的细节，以及构成童年的一切。记忆之门唤醒你的过去，同时引来复仇女神。然而，没有记忆的人不再能称之为人，他仅仅是一个枯竭的皮囊。因此矛盾重重，而流亡之人必须学会如何与之共存。

流亡在二十世纪有一个特殊的痛苦。过去最著名的流亡作家但丁，离开故乡佛罗伦萨，穷其一生从一座城流亡到另一座。放在今天，这些城市并不能被称为国外，因为它们都在意大利。 但丁死在拉文纳并安葬在那里，今天看来离他的出生地一点儿也不遥远。在地球不断缩小以及国家与国家差异越来越小的今天这样的事还会发生么？也许可以想象出一个现代的流浪者在一个国家内从一个地方游荡到另外一个地方，无论这个国家叫欧洲，某个大陆， 亦或是整个世界。就算现在不是这种情况，隐藏在科技的发展的活力下，这种趋势在所难免。二十世纪带来的诸多变化和这个人口膨胀的时代相得益彰。在但丁时代，离开他们出生的镇子上或村子里的人口很少。而现在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的人，被战争，贫穷或者政治迫害从故土驱逐出来。一个流亡者，比如说一个作家，一个艺术家，一个知识分子因为一些自己的，可以说是极为个人的原因，而不仅是对饥饿或者警察的恐惧，离开他的国家，他并不能把他个人的命运和其他千百万流亡者的命运剥离开来。他们漂泊的存在，他们寄居的贫民窟，他们孩子玩耍的飘着尘土的街道，也是他们自己的街道，使他感到与他们这些人的不可分离，他好奇这是不是一个可以越来越普及开来的人类生活状况的景象。流亡的生看起来只不过是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工业化的中心吸引着人们离开自己安静但是贫困的乡村。新的城镇拔地而起，而几十年前那里不过是放牧的地方；简陋的棚屋构成的贫民窟包围了首都。当谈到流民的不确定性和不安时，往往都是指向了城市的新移民，即便他们未必来自于国外。太多人感受到的疏离感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痛苦，而流民对困境的自怜自艾是潜行的。

也许不能与周围环境和谐共处和感觉不到家乡的熟悉如此压抑着这个流亡者、难民、移民，无论我们怎么称呼他，同时又矛盾地在融合他进入现代社会和塑造着他，如果他是一个被大家所理解的艺术家。更进一步，如果想表达出现代人的生存状况，那个人必须或多或少的生活在流亡状态。Samuel Beckett的戏剧难道不是关于流亡的么？时间在戏剧里不是被解读成一个宁静而欢愉的惯例重复，相反的，它是空妄的并且具有破坏性的，它急速冲向一个虚幻的目的并在徒劳无益中结束。人们在这些戏剧中进入一个抽象的，规格一律，毫无具体实物的空间，怎么看都是荒漠。

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一首波兰的古老的宗教民歌在我耳边响起: “放逐的夏娃，我们渴求您的帮助。” 确实，伊甸园放逐的故事毫无例外的如模板一般在我们的生活中重复，无论伊甸园、或是我们母亲的子宫还是我们儿时的魔法花园。在整个地球都是放逐之地的景象背后是千年的传统，而放逐之地通常被描绘成亚当和夏娃绝望得在低头行走的荒芜的沙漠。他们被驱逐出自己的王国，他们真正的家园，那里的韵律主宰着他们的身体和环境，那里没有疏离与乡愁。回头看，他们看见燃烧的利剑在守卫着伊甸园。他们憧憬回到曾经幸福的家园的乡愁因禁止而更加强化。他们永不会放弃流亡会有结束的一天这个想法。也许以后，很久以后，他们这个梦超越了时间终以天堂般的耶路撒冷呈现出来。

古老的如圣经的般的论调喜欢将放逐描绘成一个回头看自己的故土的画面。而且事实上，这个世纪的许多流亡作家都通过诗歌或者小说把他们的故土描绘的比实际更美，仅仅是因为他们永远地失去了这些故土。然而一个异议被强加在这。异位造成了以千百万英里计的距离。圣经描绘的是从一个从伊甸园逐出的空间转移，用现代的方式来说就是从一个有士兵守卫边境的国家驱逐。然而，距离不仅可以以英里计，也可以以月，以年，以数十年计。把每个人的生命假设成一场从孩童，经青年，到成熟知道晚年的无情的前行，每一个个体对过去的记忆中都经历了不停的变换，并且常常随着时间的流逝，那无可找回的土地变得愈加陌生。因此，空间异位和时间异位之间的差异变得模糊。我们可以想象出一个上了岁数的流亡老人，沉思着他年轻时生活的国家，意识到将他与那片故土隔离开来的不仅仅是巨大的空间，而更有他满脸的皱纹和一头花白的头发，这些被时间，这个严酷的边境守卫者留下的痕迹。在这个层面上，对有着同样经验的每个人来说，流亡又是什么呢？

地理意义上的流亡就够折磨人的了，那些命中注定要经历流亡的人会使用各样的安慰方法让自己好受一些。在这个世纪流亡的普遍性让人们好受了不少甚至赋予了流亡一些前卫的骄傲感。历史中一些伟大的国家，比如美国，就是由流民所建立的，而这种认识更加鼓励了对流亡普遍性的认识。然而一个流亡的作家和艺术家要面对他们关于创造性或灵感枯竭的潜在的问题。一边是我们祖先的家乡，土地，光线和乡音，一边是我们个体的创作的力量，关于这两者之间的神秘关系引起了多次的争议。有人说我们灵感的源泉会在异乡枯竭。事实上，一些本来极具天赋、才华横溢、大有希望的诗人，画家，音乐家在离开他们自己的国家后均以失败告终，从此变得默默无闻。抛开明显的母语的优势和其特有的一些精妙之处，故土确实拥有一种生机勃勃的力量。每个流亡艺术家都会伴有对灵感枯竭的恐惧。经管恐惧会访问大多数艺术家，它在有些特别的状况下会更加强烈。去消除它，最有用的办法就是唤起那些打败概率，没有被堙没的名字。因为外来势力的带来的政治迫害，在某些语言中，如波兰语和亚美尼亚语，诗歌的一些奠基之作就是在国外写成的。在远离故土维帖布斯克的巴黎生活了几十年，并没有阻挡Marc Chagall 追随他原本的灵感。他继续和他的木屋，他童年的牛羊飞翔在天空。通过记忆和想象，Isaac Bashevis Singer 重新在美国塑造了波兰犹太人永久消失的生活。很难说James Joyce 的Ulysses是否能在都柏林写出。可能他对爱尔兰的疏离和对爱尔兰爱国主义的拒绝是他在很远的地方去描绘爱尔兰的必要前提条件。经管恶意的谣言，根据Rites of Spring，Igor Stravinsky的天赋并有被俄国激发，而是逐渐的损落，在他多年的流亡生涯中，他仍保持着创造性并且非常的俄国化。

在这些例子中，可能会有更多例子，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特点。和一个国家、它的土地、习俗以及更多其它说再见会把这个人抛到无人的荒野，仿佛早先的基督教隐士选择冥想的地方一样。对迷失的救赎只有创造出一个新的属于自己东南西北和一个由第二次力量创造出的新的维帖布斯克和都柏林。那些失去的东西在更高一层的、栩栩如生的存在里面都被找回来了。

放逐是是对内心自由的一个考验，而这个自由是令人敬畏的。所有的一切都依赖于我们自己的几乎没有意识到的资源，而我们所做的决定都是假设与我们的力量是足够的。这样的风险是极大的，一点儿也不会被集体的温暖所减轻，那里次等被容忍，被认为是有用甚至是光荣的。成功或者失败都呈现出原始的光芒，因为我们是孤独的，而孤独是放逐永恒的伤痛。尼采曾经歌颂绝顶的自由，孤独的自由，荒芜的自由。而放逐的自由也是同样的巍峨，尽管是迫于外界形式，却因此而不会平庸。一个简单的公理在我们和自己的懦弱作斗争时由此呈现：放逐会毁灭，但是一旦没有毁灭你，它便会使你变得强大。

在这个世纪大批人们离开故土是一个为人所熟悉的景象并被分类及冠以不同的名字。俄国革命导致了俄国流亡者出现在很多西方的大城市里。不久后希特勒的德国的造成的难民和西班牙共和国军队的士兵加入了他们。二战结束后战败的德国充满了以前集中营里的劳工和从东德驱赶出来的德国人。接下来的几十年，因为政治事件的突发（对匈牙利的镇压，对捷克的入侵和波兰军事条约的建立）或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向往，从中欧、东欧向西方涌入了大量的移民。相似种类的事件可以在非洲和亚洲找到，其中越南船民的成群出走是一个最著名的例子。经管官方是根据意识形态和经济的考量来决定新移民的去留，现实远远复杂于此，任何一个人都是出于复杂的原因走上移民的道路。而有一件事情是完全确定的：人们离开故土是因为那里的生活难以忍受。

我们是否能想象出一个因为没有必要而放逐这个现象从此消失的世界？设想这样的可能性意味着摒弃了将我们带向反方向的潮流。可能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任何试图在异乡寻找幸福的人必须准备好面对憧憬的幻灭，甚至生活变得更糟，好比是从热锅中跳入火坑里。而这种意识的觉醒当然不会妨碍任何人去选择放逐这件事，因为我们在某一刻感觉到的痛苦要比我们在将来所遭受的痛苦来的真实许多。迷人而美丽的地球始终都是放逐的夏娃的地球。那个关于一个在旅行社里难民的轶事还是有趣：一个来自饱经战火摧残的欧洲难民，无法抉择哪块大陆哪个国家会够远够安全，过了好一会儿，若有所思的用手指转动着地球仪，然后问道：你们有没有类似的？---1988

翻译 by Li Zhi， 2015

第一次尝试翻译，能力有限，欢迎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