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香成的中国摄影三十年——凯伦·史密斯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很多当今的中国人来说，1978年经济改革的曙光仿佛就在昨天，然而，在摄影师刘香成，这位普利策奖获得者的摄影图片中，我们看到那个时代的中国距离今日已如此遥远。三十年间，现代化进程已经渗浸到生活中的每个细节和瞬间。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刘香成创作他的第一部关于中国的影集。照片捕捉到的大江南北的一幕幕日常影像，对那一代中国人来说，是无比珍贵和熟悉的生活写照。1983年，摄影集以《毛泽东以后的中国》为名出版，书中的摄影图片显得既熟悉又新鲜：对那些在中国国门之外的人，这些照片立即作为“中国”的具象蓝本化身，在被60年代欧洲知识分子狂热理想化了的、全国上下进行如火如荼革命的“中国”里，尚有一个不曾被好好读解和探讨的在艰难与胜利中前行的“中国”。

而今天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如此不同的“中国”。青年一代，俨然已成长为如他们的父辈在刘香成当年镜头记录下的那些同样年纪的青年，镜头中记录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正在变革中的年代和国度，他们看到这些照片的疏离陌生感好比1970年代的美国青少年发现他们的父母在1950年代拍摄的照片般惊叹异样，那时的美国正在走向现代和富足。

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大规模的变革是必经之路，而自1978年到现在中国所经历的，是难得一见的巨大社会变革，领导人的更替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性时代。当今中国正处在风口浪尖，而刘香成的摄影揭示了中国人从毛泽东时代跨越到当代这段非同寻常的历程，走过了三十五载，开放和改革，在集体主义到个体生产的社会新旧制度交替中，那些杰出的、以自己的方式对当今中国社会和多元文化做出贡献的人物，大多收录在了刘香成的镜头里。这是一个以当下现实为基石建造起来的世界。这里正在建造的，是中国梦的未来。

前驻京《纽约时报》社长福克斯•巴特菲尔德（FoxButterfield）对刘的作品如此评价：“刘香成的每一张照片都陈述着一个客观事实，与那些赴中国的著名旅行者所拍摄的大量充满浪漫色彩的照片相比，透露了更多有关中国的真相。他是一位忠实于中国人民的真正的艺术家，他所拍摄的中国，并非风景明信片式的作品，而是视角敏锐、饱含深情且反映现实的国家肖像。

中国著名画家黄永玉评刘香成说：“我多么珍视他对人民和土地的脉脉深情，他的作品朴素得像面包，明澈如水，有益如盐，新鲜如山风，勇敢如鹰，自在如无限远云。”


一位以人为本的大摄影师

在二十世纪90年代末期，当被问及为何要突然结束跟美联社长达16年的工作因缘，刘香成通常的回答是因为自己“同情心疲乏”。可是，如果你再仔细观察一下他之后全身心投入所做的事情——1995年在香港创刊《中》月刊杂志，堪与《名利场》（VanityFair）相比肩——你就会发现：他依然鲜活地保持着对社会中人的兴趣，热情丝毫不减。从1986年到1994年，在为美联社工作的这些年里，刘香成走遍了世界所有充满战乱的地方，比如印度的旁遮普邦、斯里兰卡、前苏联的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地区，或是阿富汗。而现在，他已经没有任何必要去重现那些曾经在他眼前展开的无谓死亡和肆意破坏。

像他这样的人，天天都站在突发新闻事件的最前沿，亲眼目睹历史事件的发生，泰然面对命悬一线的生死危机。他们还能坚守“人性本善”的信念吗？似乎不容易——即使他们回到了被战地记者们称之为“家”的、更安全的、“正常”的城市里。那我们为何又能坚守这个信念呢？每天躲在安乐窝里，能够读到、看到和听到的现实，无非是那些早已被新闻编辑们删改得面目全非的、避重就轻的新闻报道；同时，这些新闻报道也因受低俗的娱乐节目的干扰，变得更加不真实。即便置战争和叛乱于不顾，日常的现实生活就足以让我们对人类的社会缺乏信心了。刘香成却觉得并非如此。长达16年、不分日夜的美联社摄影工作，以及90年代中后期他再次爆发出来的个人才能和热情，足以说明一切。从1978至1983年间他在中国拍摄的新闻照片，到最近拍摄的反映中国当代艺术家风采的系列作品，我们不难看出始终贯穿他职业生涯的追求：从70年代末期开始在中国工作起，他的作品表现出来的都是真实的生命、真实的人；他的作品充满张力，会说话，以最自然的方式讲述新闻。这就是刘香成的职业追求。

为说明中国在毛泽东逝世后正走向一个新的未来，他引用了1980年拍摄的一张照片：一个修鞋匠在他破烂不堪的街边小店里大口吃午饭，头上正好悬着一幅毛泽东像。“他无法告诉你为什么那店里有毛泽东像，”刘解释说，“但这个景象说明，在那个时代，政治对中国人的影响——影响到他们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

1992年，刘香成和他的团队因为一张照片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普利策奖：这张照片的历史背景是前苏联食物配给的匮乏、国家建设的迟缓、地区冲突的延续，以及分裂分子不断制造的暴乱，整个国家变得疲惫不堪。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里，刘香成总是在正确的地点和正确的时间获得各种成功。获得普利策奖则是他这些年来最大的成功。

“我非常喜欢《生活》杂志创办人亨利•卢斯（HenryLuce）说过的一句话，他在描述《生活》的目标时这样说：‘为看清生命⋯⋯你得去看穷人的脸和骄傲的人的手势⋯⋯为看清一个
男人的工作——比如他的绘画、城堡或是新发现，去看⋯⋯这个男人所爱的女人⋯⋯仔细观察，在观察中得到乐趣；在观察中得到享受；在观察中得到提高。’这些其实都是为了发掘一个人的个性特征，”刘香成总结说，“让你的对象能够对你作出反应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摄影记者必须学会让拍摄对象处于自由放松的状态。”

这当然需要向刘香成“借”点信心。怎样做才能让陈凯歌服服帖帖地在自家庭院里爬地而行，或者说服模特兼演员瞿颖像《花花公子》中间插页上的模特那样，在床头尽摆性感诱人姿势？让故去的陈逸飞躺在自己的画前思考。这些照片充分体现了他一直追求的让拍摄对象感到自由放松的目的，或者让他们完全忘记镜头的存在。或许电影、舞台大腕明星们，比如张艺谋、姜文和巩俐等，或许政治领导人尼克松、戈尔巴乔夫，在这方面做得最到位，他们能够将周围环境统统忘却，调动自己的情绪，进入一个虚幻的世界以便拍摄。


陈丹青在介绍刘的序言里写道：

在有关中国现代历史的影像中，目击政权变更的照片，并成为经典，我想，谁能与卡蒂埃-布勒松1949年京沪之行相比拟？当然，他是布勒松。但如他的名言“决定性瞬间”所揭示的真理，倘若错过1949这一决定性年份，他在北京的摄影——就像他去过莫斯科或东京那样——恐怕就缺了一份无可取代的历史价值。

人与历史的遭遇，历史不知道，人也未必知道。临近解放前夕，当国民政府为布勒松签发四十天入境签证时，想必不清楚他在西方的大名，更想不到这个人的锐眼将如何见证国共两党的决定性胜败。六十年过去了，海峡两岸似乎均无意出版布勒松这本中国影像专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欧洲人倒是出版了，封面是上海街头庆祝解放的大游行。即便长寿而多产如布勒松，这份影像档案也称得上无可替代：在他毕生拍摄异国的大量作品中，往往是某一国家有幸遭遇这位摄影大师，但在1949年，我相信，是他有幸邂逅了巨变的中国，一如那一年之于中国历史的决定性。

1976年，本书作者刘香成以《时代》周刊美籍华裔记者的身份进入广州，1978年北上京城，1984年离开。这期间，他与布勒松一样，没有辜负历史的幸运。但是当年的中国人，连刘香成自己，并不知道被称为“第二次解放”的1976年及此后启动改革开放的决定性年份，将成全这位西方记者最重要的作品，而这批摄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照片，为中国的历史关头留下了确凿而丰富的见证。

……我真想知道，但凡活在1949年的中国而葆蓄记忆的人，亦即我们的父辈与祖父辈，过了三十多年看见布勒松镜头下的京沪，会触发怎样的感念？而我活在1976年的中国，正当年轻，如今完整看到刘香成这些照片，也竟倏忽过去三十多年。在布勒松与刘香成目击中国二度“解放”的两组作品中，一切已成为绝版的历史。

……今日的大学考生对刘香成镜头下就着天安门广场的路灯刻苦阅读的青年，是无从感应，抑或有所触动？我们，毛时代的过来人，则会在影集中处处认出自己，熟悉、亲切、荒谬，伴随久经淡忘的辛酸，并夹杂轻微的惊愕：我们果然活在那样的年代，与国家的过去、外界的世界两相隔绝，而我们分明欢笑着，为了刚刚恢复的政治名誉，为了美容与烫发，或者，仅仅为了一台冰箱、一副廉价的进口墨镜⋯⋯看见吗，照片中的男男女女都对未来满怀希冀与渴望。

……所有这些摄影，如今，往后，愈发珍贵，只因历史遗存的文本，论雄辩，无过于影像，唯余影像——历史照片成于历史的终点和起点。历史穿越时间，时间与记忆在照片中会合：其中的人，成长变化，在端详照片的一瞬，再度成为历史的人证。

布勒松与刘香成有幸。他们看见自己的作品结集成册，献给照片中的国家与人民。问题是：我们愿意接受并同意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吗？在本土中国摄影与西方中国摄影之间，不论作何观感，我们是否发现其间的差异？如何解读这差异？因此，最后的问题：为什么近百年来格外真实而准确的中国影像，其作者，往往是来自域外的人？

但是，对刘香成来说他不是来自“域外的人”，他从感情上总有一个中国梦。

凯伦·史密斯（KarenSmith），当代艺术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