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mm的平行世界

冬日下午，十几平米的渡口书店里里外外挤满了人。人们手里都拿着一本比明信片稍大一圈的小画册：《胶片时代的上海》。虽然书店有所准备，但小书还是很快脱销了，只好决定在下周再进一次货，再搞一次签名售书。

看不出这些读者有什么共同特质，但都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同这些照片后面的摄影师见面。而在人群的簇拥中间坐着的却是一个难以醒目的上海男人，肤色黝黑，口齿不清，声音细微得难以听见。但或许正因他外观的寻常，避免了他在这城市街头的任何角落举起相机时都不会发生的突兀，给予了他接近和捕捉的权利。

一个陌生人捧着一本打开的画册，扑向坐在桌前的摄影师，指着一页照片说“陆老师还记得么？这个是我呀！”他这才想起来，原来曾经同事一场，笑眯眯地拿掉眼镜，同这个照片中正从鼻孔里吐出一根极长、极明亮烟圈的青年合影，只是这个青年已成中年。几天后，我在陆元敏的工作室里看到以这张照片做的一个日文的展览海报，镶框后挂在墙上。

这个工作室隐蔽在普陀区一个热闹的商场对面，普陀区文化馆的七楼。穿过一个只用来开会的小影院侧门，从一个楼梯上去，有一个派不上其他用场的小阁楼。陆元敏每天骑自行车来上班，不是在办公室，就是在这个八九平米的暗房里。

喜爱他照片的人都想从他那里了解更多摄影的秘密。而更多人相信，他知道许多关于这座城市的秘密。媒体说他的照片见证了上海城市的变迁；评论家则指出在这些忧郁的怀旧气息背后是他的乐观。而这张比59岁年轻得多的黝黑面孔，却声称自己不是年轻，是幼稚。

陆元敏是个恋着自己生活的人。因为这生活是在上海，他的镜头才眷顾到了上海。有一天他终于发现35mm是“最亲切”的焦距，这个偶然生发出他其后激动地走街串巷，在90年代热情地拍摄着，无意中凝固了这座城市“毁灭的前夜”。他并没有想到“纪实”这个词，也不是“记录”。他想的只是“纪念”。

陆元敏在襄阳南路这条小街上住了50年。1950年2月出生时，国民党轰炸正烈，附近的医院里挤满了伤员，以至于他妈妈只能在家里生产。他记得带妹妹过马路的情景，那次差点被车撞到，因为他自己也还很小。“马路走走就可以过去的”，不需要横道线，更没有红绿灯。上海的街道，同这街上生存的人一起接受一个时代，另一个时代和下一个时代，悲喜交集在这个逼仄而温柔的结构里。

在陆元敏最为人喜爱的“上海人家”系列中，他直接走进他的亲戚、邻居和朋友家。这原本就不是人类学的考察或者社会学的寻访，他甚至从来记不清照片拍摄的年份。他最喜欢拍那种东西塞得满满当当的人家，要是一进房门，眼睛都不知道该往哪里看才是最好。有时候老太太会出来阻止他说，“哎哟哟，家里面太乱啦，别拍别拍！”他就老老实实把相机收起来。现在他后悔了。当时他想，那么就下次拍吧。当然，就没有下次了。

在陆元敏生活的街区，在这样的石库门或者新式里弄的房子里，在他拍摄这组照片的90年代，很多老人家都还健在，这就意味着老东西也都在，小辈不会去重新装修房子。过去的生活同正在开创中的新生活或松或紧地粘连在一起。就是这些细细碎碎的物品，从一个毛主席或贝多芬的半身雕像，到墙上烫了刘海的美女挂历和基督教的木制箴言，从只剩一个框架的老壁炉，到红木家具和床底下露出来的痰盂，统统都错落安置在一起，一层一层地各就其位，其中细腻的心思不在话下。35mm正好，既能在极端局促的上海家庭空间里收纳足够多的内容，又能保存住平和的心灵，拒绝了镜头的变形渲染出那些超过上海日常的气质。

有一张照片，略微空旷的房间中，在一架钢琴边，逆光站立着一个看起来矮小的男人。他的面目是被窗外的阳光打亮了一圈的漆黑。陆元敏说，这个人的父亲是以前上海交响乐团的指挥，在文革中说了一些不好的东西被判反革命，枪毙了。父亲平反后，他被落实政策从新疆调回上海，做了一个画家。“他依然住在这个房子里。”另一个叫徐元章的人，站在一座敞开洋房的门槛边，左边依稀可见屋内中国传统花样的木门，形容清瘦。这个曾经居住在上海最大的花园洋房里，每周为老克勒举办舞会并试图维系真正上海洋房生活方式的人，却被卷入因这栋外公遗产所引发的家族纠纷，“他已经搬出这个房子了。”

如果说陆元敏形容自己镜头取向的词语是“自私”的话，那么那些被他影像的共鸣而感召来的上海人，也是一样地处于私心。在陆元敏的镜头下，人们终于感到了这座城市的温暖，想起了自己为何会在这里挣扎和滞留；尤其是，这种潮湿的温暖，他们相信，是无法同其他城市的人们分享，更不可能言说的。

在过去二十年间，人们见证了一座在废墟中重生的城市。如果你曾去过庞贝，你就能想象那一个个刚被拆迁、并揭去屋顶的矮旧街坊在梧桐树下默默等待的样子。当内里被剥开，断壁残垣中被经年的油烟熏黑了的墙壁、长期潮湿而发霉了的木梁，以及七零八落的搭建之后变得岌岌可危的结构，变得一览无遗。刚刚离去的人们，直到几天前还在这个结构中繁忙地进进出出。你不得不俯瞰到，原来那些温暖的街坊之下，有这样的内里。只是人们一度用不能选择的乐观情绪把这生活的不幸一面给包裹严实了而已。而另一幅景象则是，在处处开挖的地表边上，透过混沌的空气，时常可看到从周边居民楼的窗口挂下的白底黑字，激烈地抗议工程对他们生活的冲击。这些在如今的建筑和街道上如此了然的争夺，充满了你、我和他之间的博弈。这种艰难繁琐的博弈其实一直都在，只是以前躲藏在里弄深处，如今兀立在工地边缘。

结实强壮的建筑已经在它们周围立起，虽然冰冷，却另人向往。谁都想从低矮中爬起，稍微抖落一下因无奈而堆叠起来的生活。更何况，这座城市无论如何都要变得更强大更美好，因为她的信心就建立在这更强大更美好的现实和展望中。就连陆元敏自己也在十年前搬出了充满记忆的襄阳南路，并且愉快地搬了两次家。

可能是这个原因，在陆元敏的黑白相片里，怎么细看都寻觅不见忧愁。在弄堂中打麻将的阿姨，在街边卖活鸡的商贩，在商场门口表演的模特，苏州河边搬运货物的船夫，还有在烟雨弥漫中，低头走过雨后积水的弄堂拐角的小男孩。阿姨的睡衣，活鸡的笼子，街头模特，船夫，和小男孩的雨鞋，就在他们决定消失的前一瞬间，陆元敏按下了快门。之后，他们就都自由了。

在这个影像世界里，既没有众星拱月般的高调繁华，也没有“纪实的文化工作者们”所致力于挖掘的隐秘苦难；没有低于生活的苟且；也没有高于生活的显露。这是平行于上海的二维世界，但又绝不是另一个世界。这座城市的历史不断证明着上流和下流之间更替的反复无常；用反复权衡后的变通来保全自己，用对生活煞费苦心的经营来拯救自己，这是此城中人的生活轴心，而“进取”和“安身”则是硬币的两面，翻来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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