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离大树近些，再近些——读《树之声》所想到

离大树近些，再近些——读《树之声》所想到

这一段时间，因为在参与发起“留住美好大树”活动，逛书店时，难免对与树有关的书籍多多地留恋起来。于是乎，很偶然也很必然地，我买了《树之声》。

“留住美好大树”其实是在推广几种理念。首先是“自然神圣感”。许多人只认为人类的某些创造物或者说只认为人类才是“值得神圣”的；而自然界，别说是平等对待，甚至只把它当成仆人，当成“物质供应商”，当成征服的对象，所有的脏物都泼到它身上，所有的刀斧都砍进它身体。因此，如果有可能，中国应当恢复“自然神圣感”，像中国西部许多地方的“神山圣湖”理念一样，每一座山，每一条水，每一片云，每一棵树，都用神圣的眼光去尊重它，欣赏它，热爱它，保护它。

第二个方面其实是在强调一种认知。人类社会的构成中，是一定要有“支柱型人物”的，不管是政治大师还是思想大师，不管是官方培养出来的大师还是民间自发的大师，不管是国学大师还是世界问题大师，总究一个社会，大师越多，社会的精神产品就越富足，社会的文化多样性就越丰富，生活在其间的人，就越安宁、幸福和美好。其实自然界也是这样，如果一个森林里只有小树没有大树，如果一群猴子中只有小猴子没有衰朽的老猴子，就像一个家庭里只有父母和子女没有爷爷奶奶，就像一片地里只长着一种树长着一种草一样，有一种深深的孤独感和失落感。因此，美好自然界的构成，必须有一种“自然天伦”的要素。因此，我总是对人说，你看一个地方的生态是不是保护得很好，你只需要用两个指标，一是看这个地方有没有成片成片的天然林，二是看这个地方的天然林子里，有没有足够量的大树。

有了这前两个方面的铺垫，第三个方面的理念就很简单了，我想发出这样的一个号召：当大家痴迷于种树的时候，当大家痴迷于人工改造自然的时候，也许恰恰违反了自然的本性，不停地在伤害“自然界的大师”。森林的纯化和幼化，是这种伤害的最常规表现，每天都在上演，今天仍在上演。因此，多家环保组织在2008年植树节时，发出了新的集结令：“要种树，更要保护已有的大树”。

由于我自己写的一本环保报告文学“没有大树的国家”即将出版，自然，我就到处对人说中国“没有大树”，或者说，中国的大树越来越少。说得多了，就经常有人对我发出质疑：你这个说法不对，中国到处都有大树，别说自然保护区里面了，仅说我老家的村口，就还有一棵老槐树；我们县城，有一棵千年银杏王。中国生态再贫困，恶化得再严重，大树总还是零落地有的。

《树之声》其实也验证了许多人的这种想法。一个叫“阿南史代”的美国人——其实是日本人的后代，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因为热爱中国的文化，因为想研究北京的寺庙变迁，不小心研究起了寺庙里的大树，不小心研究起了北京残存的大树。二十多年过去了，她用相机和笔，用心灵和脚步，写成了这样的一本精美的大书，里面，把北京范围内的所有的大树，大概都留了下来，把这些大树的典故和传说，来龙和去脉，现实与历史，都钩沉了出来。

这让我想起另外一个人，一个瑞典人，中文名字“喜仁龙”。九十年前左右，他来到中国，一眼就热爱上了中国的城墙，因此，他花了足量的时间，对北京的城墙进行了精细的测量，拍了照片，留了数据。据我有限的所知，他大概是全世界对北京的城墙了解得最深的人。

瑞典学者奥斯瓦尔德•喜仁龙（1879—1966）曾于1920—1921、1930、1934—1935、1954、1956先后五次访问中国。1921年，喜仁龙以斯德哥尔摩国家博物馆学者的身份来到北京，在当时民国总统的特许下，考察了北京的城门与城墙，并在清逊帝溥仪的亲自陪同下，在故宫进行了实地勘察和摄影，成为少数几个获准进入颐和园、中南海和北海等皇家园林进行考察和摄影的外国人之一。1924年，他出版了《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二十多年后，侯仁之教授发现了它，他说：“还是在北平解放前夕，我偶然在伦敦的一家旧书店里发现了喜仁龙教授的这部《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并以重价把它买下来，通夜加以浏览”（侯仁之《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序》）；几十年后，侯仁之教授“以北京市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主任资格推荐此书，并托人译出，公诸大众”（周谷城《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序》）。1985年，《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中文版由许永全翻译，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有了喜仁龙的典故作为背景，阿南史代的作为就多了一个辉映。这本书的题记中说：“本书献给散落在北京各个角落的那些古老的树木——那些逝去时光的见证者。正是它们的存在，让我们得以追忆过去，寄怀未来。”梁从诫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发起人之一，他给这本书作的序说：“这本《树之声：北京的古树名木》就是她遍访北京远近郊区、亲自搜寻北京各处的古树，并拍摄下来的。这种研究、寻访的方式，很值得我们学习。正如史代女士所说：这并不单纯是一本记录北京古树的图片册，而是和北京城久远的历史紧密相联。北京大多数古树，都和某处古庙或古村落有联系，诚如史代女士在本书的引言中所说，这‘更是一次穿越历史年轮的时光之旅，散落在市区和郊区的那些威严雄壮的古树，勾勒出北京的过去。”

这个世界是很有意思的，人死了，化成灰，化成墓，化成虫沙，化成纪念的照片和文章，化为黑暗中的沉默者；更老的树死了，化成化石，化成煤炭，化成黄泥黑土；宫殿、寺庙拆毁了，化成平地，化成灰尘和烟雾，化成普通的民居，化成了文人的伤感和史家的冰凉。只有大树似乎是不死的，几乎中国所有的地方，都有“古树名木”。古代皇帝们的喜欢栽松种柏，除了喜欢它的常青，大概更多的是痴迷于它的长寿。因此，阿南史代说得很有意思，她说，某个村庄的某棵大树，不仅是村里人的“公共活动场所”，而且是这个村庄历史久远的一个最形象的指代。某个地方有棵大树，那么这大树的周围，一定飘荡过无数的历史风云，上演过无数的人间悲欢；如石头般坚硬的树体上，如被雕刻过的树皮上，如果你细心地进行分离，一定会提纯出许多世界的哲理。

因此我对这样的书是充满敬意的。当我痴心于讨论保护“自然界中的大树”的时候。人和自然的关系，北大教授吴国盛此前已经有了许多辩论和传播：到底如何界定自然？因为从哲学上看，要么是全自然，要么是全不自然；你可以说是自然全美，你也可以说是自然全不美、人类全美。因为从理论上说，如果把人当成一个物种，那么地球上一切都是自然的；如果把人当成自然之外的物种，那么地球上已经没有纯粹的自然界，任何地方都承受着人类的痕迹和影响。既然如此，一个“人的村庄”包围着一棵树，与一个“树的群落“包围着一间人类的屋子，“自然的程度”其实是不相上下的，北极南极，大海深处与高山绝顶，不管是在今天还是在古代，自然的纯粹度都未必胜过北京上海这样的都城。

也许，这本书还是患了一种最常见的“人类过度症”，如果没有人类，这些树可能就不会那么受重视；表面上讲的是树的故事，实质上仍旧痴迷于人的历史。自然在这里面，似乎仍旧是人的附庸。好像没有了人类，自然的价值就贬低了、削弱了。虽然，这些树在即使有人类的地方存活着，也未必真的受到多么大的重视。只是这样的书多少有些常规，把树，这个自然界最形象、最常规的一个载体，附载上了过多人类的烟火。《树之声》的树已经不是一个物种，它身上的自然之叶、时间之花，都成了人类活动的重要注脚，都成了人类活动的信托、记忆和阐释器。

这让我多多少少有些悲伤。

当然我清楚，其实这是“人类自私”的一种本能表相，人只爱关注与自己有足够亲近的众相。有许多人心目中的自然，往往就是这样；有许多人认识自然的脚步，走到这种大树面前就已经很知足、欣慰了。

阿南史代记录了北京的古树，她也认识这些古树，她赞叹它们的美，欣赏它们的厚重，是因为这些树既有自然之美，又有人间烟火长时间熏陶、熔铸出来的“文化沉淀”。在这些树身上，你最容易涌起史家的伤感，生起诗人的幻灭无常之心。在这样的树前接受佛与禅的灌通，想来会让许多人受用不尽。

当然，我这样说没有任何批评她的意思。我只是想借助她的成就，发挥一下自己的理念。我赞赏的是她“贴近大树”的那种实地调查、亲自去看的方法。不管你是个热爱自然的人还是个热爱历史的人，你都应该到树木更丰富的自然界中去看看。因为天然林里的那些大树，其实有他们自己的烟火，有他们自己的战争，有他们自己的和平，有他们自己的信念。它们既是自然基因的最大承载体，也是自然界文化基因的最重要呈现力。

如果自然与人的关系没有那么紧密，那么自然受忽视的程度就会上升；如果一个自然元素与人类的活动瞬间有了高强度的关联，那么这个细节受到凝视的频率就会高得多。如果你仔细地观察自然，你持久的目光慢慢地就给融化人与自然间那种与生俱来的阻离隔膜；如果你总是匆忙地对自然瞥上一眼，那么你永远只能成为自然的陌生人。

有一段时间，我带着这本书上路。在火车上看，在旅馆里看。读完这本书时，我正好来到河南郑州，与当地一个民间环保组织“绿色中原”的负责人崔晟交流。他谈到他的一个理想，准备用几年的时间，挨个查访河南大地上的古树名木。这些树，自然基因甚至比北京的还久远，这些树，文化记忆甚至比北京还要更丰厚。

听完他的想法，我准备送一本《树之声》给他；同时，更加强化了我推动“自然大学”的决心。因为从2006年开始，我就觉得应当在中国创办一所相异于传统办学模式的“大学”，以亲自去看的精神，由各地环保组织带领，把当地愿意向大自然学习的人们，持续性地带到自然界中，看风看雨，看树看草，看鸟看昆虫，看水看石，看炸雷看闪电，看星星看云彩。这所全世界最简单但最有必要的“大学”，如今已经开办了一年，而且必将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永久性的大学。只要时间足够长，只要毅力足够坚韧，“自然”就会成为一所最好的大学，中国就会出现无数“自然导师”；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就会变得稍微容易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