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一种新的报道摄影哲学的诞生

1968：一种新的报道摄影哲学的诞生

让我们把时间上推到一九六八年，那一年诞生了很多象征物，仅就“新闻写作”而言，被日后“新新闻主义”尊为经典的《夜幕下的大军》就是那年问世，诺曼.梅勒这部获普利策非小说大奖的著作书写现实的方法非常小说，因为使用小说技法去挖掘现实事件（此书写的是1967年美国的反战运动）更能贴近——或者说发明出时代之真实。但是不太为人知道的是，那一年也诞生了在新闻/纪实摄影上的一个转折性的范本：那就是约瑟夫.寇德卡拍摄“布拉格之春”的系列影像。

想到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我肯定大多数的摄影爱好者都会和我一样在脑海中闪现这么一个镜头：一只手臂突兀横越画面，手腕上的表停留在12点02分，背景是空寂的街道。这是约瑟夫.寇德卡最为人知的一张照片，它的价值正正说明了影像概括时代意义的强有力。

去年是一九六八“布拉格之春”事件四十周年，一直以来，我们对这个当年震惊世界的侵略事件的所有形象认识就是寥寥几张寇德卡的照片，是当时三十岁的寇德卡冒险拍下然后偷运出国、隐名发表的。直到去年，也许就是为了纪念，Thames & Hudson出版社会同玛格南图片社出版了厚厚的一本《入侵布拉格：68》，收录了寇德卡当时未能发表的大量照片。

一九六八年1月5日，杜布切克当选捷共第一书记，布拉格之春运动开始。8月21日，苏联tank进入布拉格，布拉格之春告终。寇德卡的记录就从这时开始。

一九六八年具有哲学意义（研究理想主义和新左派的蓬勃）、社会学意义（研究民众运动的激化）、文学意义（垮掉一代的文学影响达到顶峰）甚至音乐上的意义（迷幻音乐大行其道），而通过重读寇德卡的摄影，我们还可以分辨出它的摄影意义，在报道摄影中摄影师的自我定位、影像与现实的互相介入、摄影者与被记录者的关系等许多摄影哲学的问题，在这批照片中都有新的答案。

首先我们看到一个被迫隐名的摄影师（实际上，在中国当代史也肯定不乏这样的摄影师），他在拍摄开始和进行的过程中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这些照片不可能在捷克公开发表，也不可能在时局未变之前具名流传，这在理论上立马赋予了这些照片一种纯粹的意义：它们因此应该得以脱离摄影者的主观意志、成为客观现实的忠实重现者。仿佛在新闻摄影和纪实摄影诞生直至六十年代，“客观”和“真实”就是它最渴求达到的终极目标，那么一个被迫摒弃了作者的摄影记录，是否能成为最客观的记录呢？

理论上可以，实际上却因为这极端的压抑而走向了反面，这是一个开拓性的反面。寇德卡毕竟是寇德卡，一个摄影师中的思想者。在入侵事件开始之初，寇德卡也像每一个冲到前线的新闻摄影师一样，坚信“最接近的就是最好的影像”这一定理，他也因此拍出了许多在传统意义上杰出的新闻摄影，越来越逼近的人物在饱和的构图中仿佛带着猛烈的心跳和急促的呼吸，甚至可以感觉到寇德卡亢奋的手指在快门按钮上颤抖。同时他又力求保持冷静，可以看得出他努力想通过镜头的选择来理解事件的多方面构成：他在拍摄反抗入侵者的愤怒面孔同时，也拍下了一个苏联士兵弯腰擦去tank上被涂上的法西斯标志时屈辱的脸，也拍下了一个老太太对街上youxing不理解并且担心平静生活被波及时痛苦的脸……这些都是一个事件的完整矛盾之呈现，一般新闻摄影师只会取其一，一个成熟的报道摄影者会纵览全部。这里，已经出现了寇德卡这些影像从狭义的新闻摄影向广义的纪实摄影的第一步转化。

随着事态急剧恶化，过于迫近的影像模糊起来，呈现出仿佛形而上意义的历史之幽灵的面貌，寇德卡在血腥面前经历了震痛，我们可以看到在主观意志的指导下他的镜头马上具有了道德判断力，一面倒地倾向受难者，这是对新闻摄影的客观原则的第一次反思——当我们具有超越摄影师身份的公民普遍身份、成为受难者的一份子的时候，什么才是我们要说出的真实？什么时候我们该扔下照相机去抬担架？

如果我们的摄影师沉溺于其当事人身份的话，那么他和如今上传照片到网络上的网民也会慢慢混同了。然而寇德卡却以强大的自制力出离单纯的悲伤，在画面上这呈现为：日后成为寇德卡风格标志的分解式构图被自然地用于记录“失败者”的群体，上面每个人物都“离心”朝向不同的方向，同时以情感上的向心力维系那奇险的构图。这达到了思考表象之下最深处真实的效果，这是带有悲剧精神的画面，在失败的背后，人民开始深思一个民族的命运，他们的思索和摄影者一起如画面的线条向四周拓展，形成新的空间、新的张力。一种新的报道摄影哲学也从中诞生，摄影者更关心事件深层的心理真实，主观和客观，不过是抵达它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