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谎者的扑克牌——2

这感觉有点儿像真刀真枪的交易，犹如比武之于战争。“说谎者游戏”中的玩家自问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债券交易师在交易过程中的自问。冒这样的风险是否明智？我为自己感到庆幸吗？我的对手的狡猾表现在哪里？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如何利用他的疏忽？他为什么高叫，究竟是讹诈，还是真的有强手牌？是为了引诱我开出一手愚蠢的叫牌，还是他自己真的就有4个同号？每个玩家都在猜测别人的弱点、预见性和行为模式，力图避免令自己重蹈覆辙。高盛公司、第一波士顿、摩根士丹利、美林，还有华尔街上其他的公司里都在玩这种游戏，只是略有不同。但是，赌注下得最高的则是所罗门兄弟公司纽约债券交易厅，这要归功于约翰•梅利韦瑟。 玩家的规则如同西部牛仔决斗一样。交易师必须面对各种挑战，绝不能退缩。约翰•梅利韦瑟现在别无选择，恰恰就是因为这一规则—他自己订就的规则。他很清楚，这一切愚蠢至极。对他来说，眼前根本就不存在胜局。如果他赢了，古特弗伦德不会高兴，这绝不是值得庆幸的结果。但是，如果他输了，100万美元也就飞走了。这恐怕要比惹恼老板更糟。虽说梅利韦瑟的成绩一向很好，但这次只玩一手牌，谁也没有把握，完全取决于运气。在交易厅里，梅利韦瑟的工作本来就是避开犯傻的下注，这次他也不例外。 “不，约翰，”他说，“要玩就玩真能让人心跳的。1000万美元，不反悔。” 1000万美元！谁听了都要咋舌。这回梅利韦瑟在游戏开始之前就玩上了“说谎者的扑克牌”的手法。显然，他是在使诈。古特弗伦德不得不认真对待这一反建议。看上去他可能会乐于接受这一挑战。这毕竟是一场奢侈的豪赌，仅此一端即足以令他心满意足。（有钱真好！）话说回来，1000万美元在当时可是个大数目，即使在今天也还是。如果古特弗伦德输了，他的财产将会减少到只有3000万左右的水平。而他的太太，苏珊，这时正忙于装修他们在曼哈顿的公寓，开支可能高达1500万美元（梅利韦瑟对此一清二楚）。此外，古特弗伦德是老板，他自然不必理睬梅利韦瑟订下的规则。再说，也可能他根本就不知道有梅利韦瑟规则这回事。也许他的挑衅只不过是要试试梅利韦瑟的反应（结果把自己吓了一大跳）。谁知道？不管怎样，古特弗伦德看来不敢再玩了。他堆出堪称古氏专有的假笑说：“你疯了。” “恰恰相反，”梅利韦瑟心想，“我的感觉从未这么好过。”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我对证券交易还是一窍不通，也就是说，我对公司知之甚少，因为所罗门兄弟是华尔街交易师权势最大的公司。我的知识全都来自书本，那上面只说所罗门兄弟公司是世界上最赚钱的投资银行。就算这是真的，可要在这种公司里谋个职位也真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在经历了初期的兴奋之后，我又有点儿怀疑我是否渴望交易厅里的生活。我犹豫着是不是应该考虑去公司金融部工作。如果不是环境所迫，我可能早就给列奥（我们两人之间已经到了直呼其名的程度）写信了，我要告诉他自己不希望加入一个这么快就决定吸纳我的俱乐部。而所谓环境所迫，就是我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我决定咽下心中的这份不快，一份轻慢你的工作总比失业强。此外，如果不抓住这次机会，申请加入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交易师队伍还会遇到许多别的障碍，如没完没了的面试（那一年共有6000名申请者）。在后来与我一起共事的那批申请人中，绝大多数在面试过程中受到过粗暴的对待，一肚子苦水，而在我的身上却找不出一块伤疤。与他们相比，我对自己的顺利不由得怀有一种负罪的感觉，唯一可讲的故事就是在圣詹姆斯宫目睹所罗门的人骚扰英国王室。 好吧，我承认。我之所以紧紧抓住所罗门公司抛来的彩球不放，实在是因为我早已见识过华尔街上求职的黑暗面，再也不想重演噩梦了。 1981年，也就是在圣詹姆斯宫那一幕发生之前3年，我还是大四学生，那年我曾向一家银行求职。在华尔街，我还从未见过人们像在看我的简历时那样高度一致。事实上，有些人干脆笑出了声。有几家大银行的代表说我缺乏商业直觉，我猜想，这不过是我注定将一生清贫的一个委婉说法。我的反应一向不够敏捷，而这次则是最敏捷的。我还回忆起我无法想象自己穿上西服套装的样子，同样，我也从未见过一个金发的银行家。我见过的有钱人不是黑头发就是秃头，而我两者都不是，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后来与我同在所罗门兄弟公司共事的人里边，有1/4是直接从大学中选出来的，他们都通过了考试，而我却失败了，我心里一直为此纳闷。 在那个时候，我对证券交易几乎一无所知。像我这样的人并不是个特别的例外。如果说大四学生们曾听过交易厅这个字眼，他们也只是想当然地以为那只不过是拘束困兽的牢笼。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上出现的最大变化就是饱学之士放下自己的架子，改变了以往对待这类工作的傲慢态度，这一变化不仅发生在美国，也同样出现在英国。而普林斯顿大学1982届毕业生则是最后一批死抱着老观念不放的人。因此，我们都没有去申请交易厅里的工作。相反，我们却一味想在低收入的公司金融部争位子。这份工作的起薪是每年2.5万美元，外加奖金。统算起来，大约是每小时6美元。它的头衔叫做“投资银行业分析员”。 “分析员”其实不做任何分析。他们只是一组公司金融专家的奴隶，后者负责美国公司新发行的股票和债券的谈判和文案事宜（注意，不是交易和销售）。在所罗门兄弟公司里他们是底层里的最底层，从任何一种意义上，他们干的都是一种可怕的工作。每个星期花在复印、校对和收集无聊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文件上的时间要超过90个小时。如果他们做得很出色，就会成为老板眼里的红人。 但这份荣幸可是不轻松的。老板们给他们欣赏的分析员配上寻呼机，以便随时随地就能找到他们。一些最优秀的分析员上班后不过几个月就失去了正常生活的意愿。他们把全部身心都奉献给老板，自己忙得团团转。他们睡眠不足，面有菜色。他们工作得越出色，自己距离死神也就越近。1983年，迪恩•韦特公司里一位极其成功的分析员（那时我曾嫉妒他的风光）曾经虚弱到这种地步，大白天他去上厕所，竟然在洗手间里睡着了。他整夜地工作，周末也不休息，而且还因为没有做更多而内疚。事后他解释说自己便秘—他以为有人注意到他去了那么久。从定义上说，分析员的工作不会持续两年以上，然后他就该去读商学院。许多分析员后来承认，从大学毕业到进商学院之间的两年是他们一生中最难熬的一段日子。 分析员是他自己的狭隘野心的囚犯。他渴望金钱，循规蹈矩。他渴望在同事们眼里树立成功者的形象。（我之所以告诉你们，只是因为我自己刚好幸免于难，而且不是出于自己的选择。如果我没有逃出来，今天肯定就不会在这里了。现在恐怕正像许多老朋友一样沿着晋升台阶奋力攀爬。）有一条可靠的发达之路，而且也只有这一条路，在1982年人人都看得出来：经济学专业出身，利用你的经济学学位在华尔街上谋个分析员的工作，再以分析员的职位为跳板考进哈佛或斯坦福商学院，然后又要开始为今后的生活担心了。 从1981年秋到1982年春，我和同学们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怎样才能当上华尔街的分析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问题产生了惊人的后果。首先碰到的就是难过入门关。可以举出一连串严峻的数字来说明。例如，在耶鲁大学1986年的1300名毕业生中，有40%的人向同一家投资银行—第一波士顿银行—递交了求职申请。我想，数据中也许包含着一种安全感。参加进去的人越多，他们越容易相信自己作出了聪明的选择。而在交易厅里，你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如果有一大批人在追逐同一种商品，不论它是股票、债券还是一份工作，那么很快就会发生估价过高的现象。不幸的是，在那个时候我连交易厅在哪里都不知道。 对我来说，另一个不幸的因素是令人困惑的经济学热。1987年，在哈佛大学选修经济学原理这门课的人数多达1000人，分成40个班，10年来，注册人数增加了3倍。我大四那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破天荒地成了最受欢迎的科目。学经济学的人越多，经济学学位对于在华尔街找工作的重要性也就越大。 理由当然是很充分的。经济学满足了对投资银行家的两个最基本的要求：首先，投资银行家需要务实的人，愿意将他们的所学服从于工作的需要。 经济学如今已经变得越来越深奥，它的论文精雕细琢，数学色彩越来越浓，很难看出明确的用途。它的教学方法激发不起一丝想象力。我的意思是说，没有人会声称他们真的喜欢研究经济学，这里面找不到一丝忘我的热情。研究经济学像一种牺牲仪式。当然，我无法证明这一点。这只是一个大胆的断言，经济学称之为基于偶然性的经验主义。它来自我本人的观察，我的朋友们在研究经济学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了生活的乐趣。我经常问那些打算进入银行业发展的同学为什么要学经济学，他们总是解释说经济学是最实用的学科，但他们所做的却是把时间花在画那些滑稽的图表上。当然，他们是对的，但那就更滑稽了。经济学确实是有用的，它能帮你找到工作。而它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只是因为这样可以证明他们是经济优先最狂热的信仰者。 投资银行家们还希望确认自己招募新人员的程序天衣无缝，这也是任何一个排他性俱乐部的心愿。他们要确保只有合格的人选才能被吸收。这种极端的自负源于投资银行家们有能力掌握自己命运的信念。但是，我们将会看到，他们实际上却做不到。经济学背景让投资银行的人事官员得以比较申请人的学术记录。唯一令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是，经济学理论（无论如何，这也正是人们指望经济系学生们应该知道的东西）在投资银行里一点儿用处也没有。事实上，这些银行家们是把经济学作为一般智力水平的考核标准。 在这样一种歇斯底里的气氛中，我却产生了反方向的偏执。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有意不选经济学，部分原因是所有那些选经济学的人都是出于一些错误的理由。不要误会，我当然知道有一天自己也要谋生。可是，如果不抓住这段难得的时间让那些真正令你激动的东西开阔一下自己的眼界，那也太可惜了。同样，不利用学校里其他专业的条件也是一种浪费。所以我选择了校园里最没有用的专业。艺术史是经济学的反面，没有谁想看到这门课程出现在自己的简历上。经济学专业的人告诉我，艺术史是“为那些从康涅狄格来的预科生开设的”。在他们看来，艺术史课程的主要作用是帮助经济系学生提高平均学分。他们到我们系里听上一个学期的课，然后就把它变成简历上平均分里的一个成分。于就业前途无补的艺术史课程作为提高自我修养的训练本来应该成为教育的法定目标，可惜大多数人认为这种想法是过于天真了。而到了快要大学毕业时，后者更似乎成了先见之明。一些同学对我明显表现出同情心，仿佛我是个残废或稀里糊涂许下了一辈子受穷之愿。当修道士可以有很多好处，但华尔街的通行证肯定不在其列。 填料之一来自联邦储备委员会。这一点颇具讽刺意味，因为没有人比前美联储的头头保罗•沃尔克（PaulVolcker）更讨厌80年代华尔街的狂热了。在1979年10月6日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沃尔克宣布，今后美国的货币供应量将不再随商业周期而波动，货币供应将固定下来，而利率则放开。我相信，正是这一事件开启了债券交易师的黄金时代。如果不是沃尔克的政策大转弯，为数众多的债券交易师仍将默默无闻。事实上，将货币政策的重心从控制利率转向控制货币供应意味着利率水平将出现剧烈的波动。债券的价格与利率反向运动，两者紧密相关。在沃尔克发表讲话之前，债券是一种保守的投资形式，不愿意在股票市场上试运气的投资者把自己的积蓄投放在债券里。而在此之后，债券已经变成了投机的对象，一种创造财富而不仅仅是保存财富的方式。一夜之间，债券市场由一潭死水变成了赌场。所罗门公司的交易额犹如井喷似的增长。为了应付新的生意，不得不增雇人手，他们的起薪，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高达4.8万美元。 在沃尔克放开利率之后，另一种力量开始介入了—美国的借款人。美国政府、消费者和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自己的负债：债券的数目开始了爆炸性的增长（从另一个角度观察也可以有所启发：投资人出借资金也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自由）。上述三大集团在1977年的总负债额为3230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商业银行的贷款而不是债券。可是，到了1985年，他们的总负债已经猛涨到了7000亿美元。而且，其中债券所占的比例已经比以前大大提高了。这自然要归功于像所罗门兄弟这类公司里的银行家们，还有抵挡不住诱惑的商业银行。 这样一来，结果就更是雪上加霜了。债券的价格大起大落，同时交易额也扶摇直上。而在所罗门兄弟公司内部，交易师们的本领可一点儿也没长。现在，交易的规模和频度都出现了爆炸性增长。从前一个星期里交易额只有500万美元的所罗门交易师如今在一天里就可能做成3亿美元的生意。在这一过程中，公司的钱袋和他本人的腰包都飞快地鼓了起来。于是他们决定也该为公司招募一些像我这种层次的人，内中的原因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才清楚。 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培训课程开在公司总部23层，这所大厦位于曼哈顿的东南角。我向那个方向走去，走向我的职业生涯的起点。 初看起来，我的前景并不美妙。别的培训学员好像早已坐了好几个小时。事实上，为了争取领先的机会，有些人已经在那里坐了几个星期了。当我到达时，他们早就聚成一些小圈子在聊天。这是一个已经组合起来的群体，每个人都相互认识。小团伙内部抱得紧紧的，每个新来者都会受到怀疑。谁有戏谁没戏（加入所罗门公司的交易师队伍）大都心中有数。 有一伙人站在前厅那里围成一圈，他们正在玩一种游戏，那时我还不知道这就是“说谎者的扑克牌”。他们时而大笑，时而诅咒，相互打量着，表现出一种兄弟般的交易师的风度。他们都穿皮带背带裤。回想起来，从看到皮带背带开始，我就没把所罗门兄弟公司当成自己的天地。有一次我曾戴上一副亮红色的背带，上面有大大的金美元图案，心里想着也该学一学银行家的派头了。结果并不令人兴奋。一个好意的学员忠告我：“可别让他们看见你在交易厅里穿这个，”他说，“只有董事经理才能系背带。他们会盯着你看，并且说‘他以为他是谁啊’。” 一进去我就看见一个女学员对着手机大叫大嚷。7月里大热的天气，这个肥硕的女人却穿了一套三件套哔叽花呢套装，还打了一个大得不相称的白蝴蝶结。我对这套衣服本来没有多想，但她电话里讲的话却吸引了我的注意。她把话筒贴在耳朵边，一手指向几个女人：“听我说，6套只要750美元。想一想货色，这是个好价钱，你不可能有再便宜的报价了。” 原来如此，她穿套装是因为她自己在卖这个。她很精明，把培训班变成了市场：这些人有钱、有眼光，也用得着。她已经说服一家东方的工厂批给她一批冬装。当她发现我在注意她时，她开口了。只要给她一点时间，她也能做“男式”的东西。她可不是说着玩的。结果就是这样，公司里第一个开口对我说话的人就要卖东西给我。对所罗门兄弟公司来说，这倒是个名副其实的欢迎仪式。 从前厅的黑暗角落里似乎透过来一丝希望的微光，表明在所罗门兄弟公司里还可以有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一个肥胖的年轻人摊手摊脚躺在那里。他睡着了，至少在我看来如此。他的衬衫敞开着，揉成一团，扣子掉了的地方肚皮上的白肉挺了出来。他的嘴大张着，仿佛等着接一大串葡萄。这是一个英国人，我后来听说上面已内定他去伦敦办事处，所以他无须过于担心自己的饭碗。同别的学员比起来，他简直就是化外之人，不断抱怨公司的培训简直就是把人当小孩子。他已经在伦敦城里有过两年的历练。在他看来，整个培训项目简直荒谬透顶，于是他把夜幕下的曼哈顿变成了自己的运动场。白天的时间里则昏昏欲睡，灌下一壶又一壶的咖啡，躺在教室地板上仰面大睡，他也由此给许多新学员留下了难以忘怀的第一印象。 1985年这一期的坏家伙足有127人，他们只是此后一批又一批掠过这间世界上最赚钱的交易厅的人流中的一段。我们这期是所罗门此前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而此后的规模比我们这一期还大了一倍。支援人员与专业人员（信不信由你，我们可都是“专业”人员）的比例为5∶1，127个专业人员就得要635个支援人员。对一个总人数只有3000人多一点的公司来说，这可是一个惊险的扩张。超高速的增长将全公司陷于不能自拔的境地，就连我们也看得出情况极不正常，揠苗助长从来就不会有好结果。然而出于某些奇怪的原因，公司的经理们依然执迷不悟。 如今回想当时的情形，一切都很清楚了，我加入公司时正是它刚刚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无论在哪里，我都可以感觉到公司在分崩离析。这并非我个人的力量所致。但是，公司开始招收像我这样的人（以及那些和我差不多一样来路不明的人），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一个前期的预兆。警铃早就应当拉响了。他们有些忘乎所以了。从前他们是精明的相马人，如今他们却把所有最不适合的人全都招进来了。即使我那些最有商业头脑的同学们—也许应该说，特别是这些人—也绝无献身于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想法。我当然也不会。 除了提出求职申请的动机—钱，以及还有一种奇怪的想法，认为世界上没有其他工作值得一顾之外，在我们这些人和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亲和力。我们身上没有一丝对企业的深切情感和挥之不去的忠诚。仅仅3年之后，75%的人已经离开了公司（相比之下，从前的学员在3年之后还有85%留在公司里）。在这一大群心怀二志的人涌进来之后，公司陷入了激烈的震荡，这就是所谓的食而不化吧。 我们这批人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公司雇我们来是为了在市场交易方面有所作为，希望我们比别的人更精明，简单地说，更像交易师。但是，如果你去问一个老成的交易师，他会告诉你他最成功的操作源于超越了传统智慧。好的交易员喜欢走险着。令人痛心的是，作为一个群体，我们这批人却属于循规蹈距的类型。我们之所以选择所罗门兄弟公司，只不过是遵循着常识性的指引，每个急于赚钱的人都会这么做。如果在生活中我们不能摆脱传统，怎么能指望在我们市场上会出奇制胜呢？债券市场与我们的求职市场会有多大的区别呢？ 我们对今天讲课的大人物毫无不敬之处，如同其他人一样，只不过这个人说得太多。整个下午只有他一个人讲课。整整3个小时的课程里，他被圈在教室前部只有10码宽的空间里，前有长桌，后有黑板，中间是一把带扶手的椅子。此人就在这里面踱来踱去，像是场外教练。他时而盯着地板，时而又龇牙咧嘴地看着我们。我们坐的是联成一体的大学里用的那种椅子—22排穿白衬衫的白人男性，间或有几个着蓝运动衫的女人，还有两个黑人，一小撮日本人。墙和地板的颜色就像新英格兰杂烩汤一样，令人心情郁闷。有一面墙上隔出了一扇扇的窗户，可以由此远眺纽约港和自由女神像，偏偏每排座椅又都放在窗户之间，你什么也甭想看。他们就是不让你看。 这里的一切看上去都像是在军营里。房间里又热又闷。椅垫的颜色则是令人发腻的阿斯特罗草皮绿（Astroturfgreen），每次起身时裤子都会和垫子黏在一起。我中午刚刚吃下一只硕大的牛油奶酪汉堡，演讲又让我提不起精神，睡的欲望最终压倒了一切。这才是第一周，我已经累得不行了，而培训项目全部完成的计划却要5个月，我只好更深地陷在椅子里。 戴尔大叔的眉头皱了起来。“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他尖刻地反问，满脸不悦之色，像个发怒的忍者神龟，可我想象不出来这是为什么。很明显我们惹麻烦了。（而要从困境中拔出脚来可非得有007詹姆斯•邦德的本领才行。显然，这有待于一次前往大马士革的外交斡旋。）所罗门公司同商品交易商菲利普兄弟公司合并之后，阿拉伯人切断了同他们的联系。据说菲利普兄弟公司同以色列有特殊关系。我想，在石油价格崩溃之后，这种关系的重要性已经大打折扣了。现在，阿拉伯人正在坐吃山空。一桶原油只卖12美元，失去这个客户已经感觉不到什么痛苦了。这中间毫无秘密可言。虽说如此，那个提问的家伙到底难逃厄运，你差不多可以想象得出他的名字怎样被列入黑名单。 孩子们再也不敢招惹戴尔大叔了。他一开始的表现把我们引入了一种安全的误区。我们立刻意识到这一点。曾经举起的手一下子都消失了，好像在捕鼠夹子合拢前突然缩了回来。但总有人反应迟钝，有一只手还来不及放下来，霍罗威茨点了他的名。 “为什么我们容忍一家南非公司做我们最大的股东？公司是不是该考虑一下股东的道德形象呢？” 霍罗威茨狠狠地剜了他一眼，“你们这帮实习生可真他妈的会说话。”他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嘴里叼着一只粗大的雪茄。一家名为Minorco的南非矿业公司持有所罗门公司12%的股份。戴尔大叔首先给出了肯定的答复。是的，道德当然是公司的一种考虑。（有哪家投资银行家会说自己不在意道德问题？）但除此之外，他不打算进一步讨论。 和风细雨戛然而止。 几天之后的一个早晨，约翰•古特弗伦德来了。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早已领教了所谓高级经理推心置腹的演讲。有些实习生打算到时候就睡它一场避过去。苏珊•詹姆斯担心人太少、场面不够热闹，冷落了这位大人物，这天早晨早早就让秘书们逐个给我们打电话，威胁说如果不来必要受罚。至少对我来说，她大可不必如此煞费苦心。我无意错过这次演讲，就好像不会错过琼•科林斯（JoanCollins）的出场一样。我并不指望听到什么新鲜东西，但我相信可以间接获得不少信息。人们都说他把自己的人格印迹烙在整个机构上，无论是他的美德还是他的缺陷都是属于所罗门兄弟公司的。 模仿英国发音是古特弗伦德常常受人诟病的习惯，不过这一次他倒是非常有节制，唯一一处是把别人称为“伙计”。比如说“吉姆•马西是一个非常有才气的伙计”。可是据我判断，就连这一点也不是学自英格兰，它只不过是美国东北地区的土话。不，他学得最像的倒是那种政治家的冷静。他那过于做作的冷静会让你浑身起鸡皮疙瘩。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每个问题提出后，他都要有意地停顿一下。他似乎真的想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有一个实习生问他所罗门兄弟公司对待慈善事业的态度，古特弗伦德皱起眉头，站在那里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长到令人不安的程度，然后说：“慈善是一个非常棘手的话题，而我打算善用你们的收入。” 政治家的外表多少令人感到宽慰，古特弗伦德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满口粗话。何况他不仅像政治家一样说话，而且连外形也像。他像丘吉尔一样肥胖，白发像哈里•杜鲁门一样日渐稀疏，而他的表情则像戴高乐一样庄重（只是高度够不上）。这就是那个每天早上准备“咬掉熊屁股”的老板吗？这就是那个因其野蛮的权术而在整个华尔街臭名昭著的人吗？这就是让各个部门经理闻风丧胆的古特弗伦德？我们不知道，我甚至不能肯定我们是否想知道。所有这一切高傲的情感表现和蓄意的拖延都在他的声威的阴影之下黯然失色。口耳相传，我们对他已经非常了解，不会有人愿意冒险去摸老虎屁股。谁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突然丢掉政治家的伪装呢？我们都知道那不过是迷惑人的假象。太危险了—就好像眼镜蛇在打盹儿。 古特弗伦德没有说多少话，他的意图只在于在近距离内向我们展示世界级金融家的风采，然后他就退场了。所罗门兄弟公司经理们对本届培训班的考察也就此结束。 我猜想公司经理们这种不可一世的表现只不过是大笔金钱落入口袋后的自然反应。他们还沉醉在由保罗•沃尔克和美国债务人大举兴债所带来的好日子里。原来他们可都是些谨小慎微的人，靠别人的残羹冷饭过活。突然间有人塞给他们一只喂得饱饱的肥鸟，他们干的还是原来的那一摊，但荣耀却骤然降临。他们的收入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生活方式也随之改变。这都是人之常情。 如果你是一个有自制力的人，对自己的银行户头有一种健康的超然心态，这时有人给你寄来一张上千万美元的支票，你的第一反应可能就像中了大奖一样，挥拳踢腿，晚上会笑着入睡。但是如果你放纵自己沉醉于财务上的成功，你很可能进一步认为自己无所不能。你会认为这一切都是出自内在的伟大品质。而在讨论独一无二和备受推崇的所罗门兄弟公司文化时，你不由自主地被其所吸引并且像古龙香水一样频频使用。 在华尔街上，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收入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并不在意钱的来路，我们的老板们也不例外。但在所罗门公司内部，一些资深人士对自己的收入似乎有一种更为复杂的反应。这并不是说他们不能心安理得地看待自己的收入，这些人只是对美国国内爆炸性的债务增长感到不安（他们首先想到的是20世纪2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重演，更加不妙的前景则是美国丧失自己的经济地位）。所罗门债券研究方面的负责人亨利•考夫曼，就是公司里最直言不讳的“猫头鹰”。他是债券市场大师，也是所罗门兄弟公司的良知。他的工作是向投资者提供预测，分析他们手上大进大出的券种的走向。他的成功率如此之高，使他成了市场上的名人，如果说他在英语世界的投资人士中无人不晓有些夸张的话，那么至少可以说在《华尔街日报》的读者群中深入人心。但考夫曼也由于屡屡说出别人不敢讲的话而获赠“悲观博士”的称号。所罗门公司由于他的努力而步入辉煌，而他却似乎希望这一切赶快终结。1987年7月，他在《机构投资人》杂志上撰文： 8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就是债务爆炸式增加，其规模远远超出了历史最高水平。它一路暴涨，把GNP、货币供应量等基本因素远远抛在了身后。它的前景令人担忧，因为它是自由化的金融体制和金融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物，缺乏自我约束和保护性机制。这就是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这就是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胆大妄为，毫无节制，在债券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所罗门兄弟公司是金融企业中的领军者。考夫曼实际上在说，正是我们的所作所为起了助纣为虐的作用。 大多数人都把华尔街看成股票市场的代名词。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为整个华尔街定调子的却是我们拿手的债券市场。所罗门公司置身于转折的路口，由于在正确的时间位于正确的地点，它正在纵情享受天外飞来的横财，它为自己高超的债券交易技巧以及它们一再得到验证而喜不自禁。另一方面，它又为市场前景而提心吊胆，它不知道债券市场的爆发性增长将走向何方。公司应该用拿到手的钱做什么？只要有钱，用处总是不要愁的，每个交易师都有自己的主意，毕竟，对交易师来说，独立见解是最可贵的，但是这些意见往往表现为独断和自以为是。从1980年以后，所罗门公司赶上了美国有史以来最有利可图、最令人兴奋的商业热潮，一去不回头。 在此后8个星期的培训课程中，主讲人走马灯似地轮换，也分不清楚谁是谁。不过，有一个交易师倒是让我不能忘怀，他有着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口音，不断猛烈地干咳，把痰吐在前面的地板上，烟抽得很凶，只有在吸烟的间隙才讲几句话。此外，还有一样东西使他显得异于常人。起初我一直弄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后来我才意识到：是皱纹。他的年纪很大了。按照我们的看法，工作似乎已经融入他的血肉。他会在不经意间冒出警句妙语：“做交易时，我从不会沾沾自喜，沾沾自喜之后必是丧魂落魄。做事有定力方可长久。”我们问他成功的秘诀，他说：“假如周围都是瞎子，哪怕只有一只眼睛的人也可以当老大。”最绝的是，他教给我们鉴别市场信息真伪的方法，令我后来受用无穷：“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1978~1981 华尔街撮合了货币的借贷双方。1978年春季，所罗门兄弟公司成立了华尔街上第一家抵押证券交易部。在此之前，“借款人”一词在华尔街上指的是大公司，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其中不包括房屋所有人。在所罗门兄弟公司里，有一个名叫罗伯特•多尔（也有人叫他“鲍伯•多尔”）的合伙人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因为成长最快的借款人集团既不是政府也不是企业，而是房屋所有人。早在20世纪30年代，立法机构就采取了一系列刺激措施鼓励美国人借钱买房。抵押贷款利息支付的税收减让政策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项，另一项则是储蓄和贷款协会。 储贷协会提供了普通美国人所需要的购房贷款的主要部分，同时它还接受政府的支持和保护。储贷业享受种种特惠，诸如存款保险和税收饶让，这些做法间接降低了抵押贷款的利息成本，因为它使储贷协会降低了筹资成本。储贷协会的说客们在华盛顿向国会争取这些特惠条件，每一次他们都大声诉诸民主、国旗甚至苹果馅饼。他们高举“居者有其屋”的旗帜。在他们嘴里，“居者有其屋”就是美国生活方式。要在国会里站出来反对“居者有其屋”的计划，在政治上所冒的风险几乎就像叛国一样。在有利的公共政策的推动下，储贷业开始发展起来，未偿还抵押贷款从1950年的550亿美元上升到1976年的7000亿美元。到1980年1月，又增加到1.2万亿美元。与此同时，抵押证券市场的市值超过了美国股票市场的市值的总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市场。 尽管如此，在1978年的华尔街，住房抵押将成为大买卖的想法仍然被认为是不现实的。与住房抵押有关的一切似乎都是细小和琐屑的，至少在那些经常向CEO和政府首脑提供咨询的人看来是如此。储贷协会的总裁通常是小集团中的领导者。他是那种会出面赞助小镇游行花车的人，这就说明了一切，不是吗？他穿涤纶套装，收入高达5位数，而每天的工作时间则不超过10个小时。他加入狮子会、扶轮社，还有储贷业内部的非正式团体“3??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名字的来历是：用3%的利率借款，以6%的利率贷出，每天下午3点去上高尔夫球课。 在所罗门公司的培训项目中，每年都会有4个推销员在课堂里表演向得克萨斯储贷协会推销债券的情景剧。两个人扮演所罗门公司推销员，两个人则扮演另一方—一家储贷协会的经理。情节是这样的：所罗门公司推销员到达的时候，储贷协会的经理正要出门，一个手上拿着网球拍，另一个已经背上了高尔夫球袋。储贷协会的人打扮得奇形怪状，他们上身穿大翻领花格涤纶夹克，下身穿花格长裤。所罗门的人向储贷协会经理摇尾乞怜。他们甚至赞美起其中一位身上夹克的大翻领。不料，这却惹怒了另一位经理。“这种小玩意儿也叫大翻领？才这么一点点大，”他用浓重的得克萨斯口音讲道，“如果你从背后看不见，那它就不是什么大翻领。”然后他转过身来，千真万确，大翻领看得清清楚楚，就像是从他肩膀上长出来的翅膀。 闲扯一阵之后，所罗门公司的推销员拉住他们的客户要做生意。他们建议两位经理买入价值10亿美元的利率互换凭证。储贷协会的经理很显然不懂利率互换是什么东西，他们相互对视一眼，耸了耸肩。一位所罗门推销员试图向他解释。他们不想听，他们要去高尔夫球场。但所罗门的推销员总是在最后一分钟缠住他们不让走。“好了，我们就买进10亿美元利率互换凭证好了，要不我们就来不及了。”终于有一个经理耐不住了。演出到此结束。 这就是掌握着住房抵押业务的人，在华尔街的牛仔大人物眼中，他们不过是邻家放羊的牧场主。牛仔们干的是债券交易、公司债和政府债。他们在交易时手之挥、足之舞的都是债券。他站起来冲着整个交易厅大喊：“我手上有1000万IBM8.5（利率8.5%的债券），101美元成交（期望销售价），现在他妈的就要。”你永远也无法设想一个交易师喊道：“我买下了默文•K.芬克尔伯格6.2万美元住房抵押贷款，101美元成交。20年后到期，利率9%。地点就在诺沃克外面，有3间小卧室。这桩买卖划得来。”交易师没法把房主拿来做讲头。 实际问题当然不会像情景演示的那么简单。抵押合约不是可以用来交易的纸片，它们不是债券。它们是一笔笔的贷款，只能待在做这笔贷款业务的银行里。在习惯于大进大出的华尔街人士眼里，单笔住房抵押业务过于琐碎。没有哪个交易师或投资者愿意跑遍市郊去调查那个刚刚借了钱的房主是不是有足够的信用。住房抵押要想成为债券，首先必须非个人化。 一开始要做的工作是把该抵押贷款同其他人的抵押贷款集中到一起。交易师和投资商相信统计法则，他们可以一次购入某一储贷协会做成的数千桩抵押贷款，从概率上讲，其中可能违约拖欠的只有很小一部分。以此为保证，可以发行一些票据，持票人按比例对抵押贷款集合产生的现金流?拥有所有权，就像从一个大饼上切下来的部分。可以依照这种原则组织数百万个抵押贷款集合，每个集合都是内部同质的。例如，面额小于11万美元，利率为12%的住房抵押贷款集合。投资该集合的持票人可以获得12%的年收益外加抵押购房房主偿还的本金。 经过标准化处理后，这些票据就可以卖给美国养老基金、东京信托公司、瑞士银行、住在蒙特卡洛港口游艇上逃税的希腊船王，或者任何有钱用于投资的人。一旦实现了标准化，它们就变成了可交易的票据。交易师眼里只有债券，他想要的也只有债券，可以拿在手里上下挥舞的债券。在市场的中央，有一条永远也不能逾越的分界线。一边是抵押购房房主，另一边则是投资人和交易师。这两伙人永远也不会见面，这听上去有点儿滑稽。借钱给人买房是一件非常个人化的业务。在这个过程中，抵押购房房主面对的只是当地的储贷协会的经理，钱从他们那儿来，最终也回到他们那儿去。投资者和交易师手里的只是纸片。 鲍勃•多尔第一次对抵押购房业务产生兴趣时，他还在为一位名叫威廉•西蒙的所罗门公司合伙人工作，西蒙此后曾在杰拉尔德•福特的政府中任财政部长（再后来，他靠着以低廉的价格从美国政府手中买下储贷协会而成了亿万富翁）。一般认为，西蒙在培养抵押债券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出了大力，但多尔的说法却是：“再也没有比他更漠不关心抵押债务市场的了。”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西蒙为所罗门兄弟公司交易美国国库券。他喜欢站着工作，一杯接一杯地喝冰水。那时，在外人看来，喊价叫价促成债券交易并不是一项时髦的工作。“我刚入行的时候，交易师并不是一个受人敬重的职业，”他后来这样告诉那位名叫L.J.戴维斯的作家，“我一生中从未雇到一个商学院的毕业生。我总是对手下的交易师说：‘如果你们不做债券交易就去开大卡车吧。别指望在市场上能混出知识分子的模样。干好自己的活！’” 西蒙不是哈佛毕业生，他出身于拉法耶特学院，一路冲杀爬上顶层。在他去大学和商学院演讲时，从来也没有成群结队充满渴望的交易师给他捧场，因为那里根本就没有这种人。他的所作所为也绝不会引起《纽约时报》或《华尔街日报》的关心。在20世纪70年代，谁会在意国库券呢？不过，他的自我感觉倒还挺好。重要的是所罗门公司自己人的态度，在所罗门公司内部，国库券交易师无异于王子。国库券是所有债券中最好的券种，而操作国库券的交易师也是所有人里面最吃香的。 西蒙对住房抵押市场的反感源自1970年他同政府全国抵押联合会（人称GinnieMae）的一次过节儿。抵押联合会为不够富裕的公民抵押购房提供担保，这样他们的贷款就获得了与国库券一样的可靠性和信用等级。任何符合联邦住房和退伍军人管理协会（FHA/VA）规定抵押购房的公民（大约15%的美国购房者符合这一条件）都可以获得一张抵押联合会印花。抵押联合会打算把它辖下的贷款汇集起来发行债券。西蒙就是在这个阶段插进来的。作为美国政府最精通债券业务的顾问，他是培育发展债券市场的当然人选。 像大多数抵押贷款一样，抵押联合会担保的贷款也要求在一定期间归还本金。当然，借款人可以在任何时候全额归还本金，这一点也同大多数抵押贷款一样。而在西蒙看来，这恰恰是抵押联合会抵押贷款债券的缺陷所在。同公司债券和政府债券的购买者相比，购买这种债券的人在一个关键的方面存在着缺憾：他不知道债券何时到期。如果借款人都走了（偿清抵押款），那么原以为自己持有30年期抵押债券的持票人就会发现自己变成大把现金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