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轮到王安石出场了。 关于如何评价王安石，清末之前其实并没有多少争论，历代史家一直用“聚敛之臣”来形容此人，王夫之认为：王安石是北宋亡国的第一罪人，靖康之耻的肇始者正是王安石！清末伊始，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试图推翻这段公案，王安石摇身一变成为一位法家继承人，司马光则被冠以“保守派”、“卖国贼”、“投降派”等诸多绰号。 悠悠千载、铅华洗尽，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废黜庆历新政后，北宋王朝回到了清静无为的轨道，中国古代原始自由经济也在仁宗末年到达了巅峰，就连王安石自己也认为北宋仁宗年间是千载难逢的盛世。 ——据《宋史》记载，东京汴梁人口已达百万以上，仅商行就有一百六十多行，洛阳、颍昌、齐州、大名、成都、扬州、苏州、广州，一批近代化的大城市已经在中原大地崛起，而当时西欧最大的城市不过也就十万人。 ——中国古代科技达到了巅峰，指南针、火药就是在这个时代真正投入使用，神臂弓、床子弩、斗子箭等极其强悍的古代远程武器也都出现在这个时代。后来这些兵器的制造工艺逐渐失传，据说床子弩“一枪三剑箭”，在四百五十米内可以有效洞穿敌人铠甲——CS游戏中著名土匪武器AK47的有效射程不过只有四百米！ 经济学是一门很玄妙的科学，如此强盛的民间经济，北宋王朝的国势却始终萎靡不振。当时北宋王朝最大的问题在于“三冗”：为给竞争失败者一口饭吃，军营收容了数以百万的流民；为让权力欲望熏心的聪明人不危害经济，朝廷又养活了数十万终日无所事事的官吏，所谓冗费、冗官、冗兵的“三冗”，岁入的70%都给这些人发工资了。 没有钱，中枢朝堂在任何事情上都很难有作为。 “庆历新政”失败后，宋仁宗一直试图改变这种局面，富弼、欧阳修、韩琦、苏轼、苏辙这些亲历庆历新政的人也都在尽力延续盛世的辉煌——起码要对契丹、西夏有足够的威慑，变法图强已经成为当时君臣的共识。 王安石入仕，恰恰就是在这个时期。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赴汴京参加科举考试，刚刚出道就锋芒毕露。他在考卷中引用了《尚书》“孺子其朋”的典故，意思是说自己将像周公辅政一样辅佐当朝皇帝！ 宋仁宗是一个心智健全的皇帝，他不需要周公辅佐。结果，仁宗亲自把王安石从第一名降为第四——让这个自诩为周公的人永远与状元、榜眼、探花无缘。 王安石是一个很有性格的人，可能是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在京候选期间长时间不洗脸、不漱口、不洗澡、不换洗衣服，继而拒绝在京为官（京官是爬升捷径）。由于书法、文学、哲学上的造诣，王安石当时已经名声鹊起，加上数次辞官不就，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隐士。 不过，也有人对王安石的做派有看法，苏洵甚至为痛骂王安石写了一篇《辨奸论》：读书人尊圣贤之道，率性而为根本不可能到达常人无法理解的地步，王安石一类的极端行为类似于易牙、开方，绝对属于大奸大恶之辈，只不过奸行被文采掩盖而已。最后，苏洵断言，一旦此人为相必将为祸天下，自己也将因为揭露他而名垂青史。 很不幸，王安石的命运被苏洵言中。 鉴于王安石的才名，嘉祐三年（1058年）宋仁宗亲自召他再入朝堂。从皇帝这一举动来看，很可能有意重用王安石。 嘉祐三年的某天，仁宗邀请了一批朝臣来宫苑钓鱼，王安石也在被邀之列。就在大家兴高采烈钓鱼的时候，王安石不声不响地把面前的一盘鱼饵吃掉了。最后的结果是，除了王安石，大家都钓到了一些鱼。 钓鱼结束后，仁宗下令把钓上来的鱼做成饭菜，赐宴。谁也没有想到，王安石就在这时当众向仁宗陈奏：自己已经吃了一盘鱼饵，吃饱了，不需要参加宴会了。 一瞬间，仁宗可能想到了此人曾在科举考卷中写过“孺子其朋”的狂言，也想到了苏洵的《辨奸论》：一个人确实有可能在不经意间吃一块鱼饵，但根本不可能吃一盘鱼饵；换一个角度，如果眼前这个人真对思考如此痴迷，他一定不知道自己所吃的是鱼饵，即使知道也不会屑于说出来。 在仁宗眼里，王安石自鸣得意、自命不凡、自以为是。于是，他把王安石晾了起来，既不说是否重用、也不说是否放逐，就让你这么挂着——你不是自诩文名盖世吗，那就当一个花瓶摆着吧。 坐冷板凳没几天，向来以隐居著称的王安石居然耐不住寂寞，向皇帝递交了一份万言书——《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据说，这封奏折针砭时弊、有很多极有见地的观点。 看完这封奏折，我丝毫没有这种感觉。万言书每段以问句开头，然后以不容置疑的口吻给问题下定论，最后告诉皇帝应该如何、必须如何，否则就会如何！果然是一副周公的口吻，这哪里还是奏折，完全是老子训儿子！ 至于万言的内容，两个字就可以全部概括：搂钱！ 经历了庆历新政的风浪，仁宗已经领会了“无为”的道理，他亲手剥夺了王安石的状元，又把王安石从实权上调任虚职，当然更不会理会这封所谓的“万言书”。 此后，接替仁宗赵祯的是英宗赵曙，英宗对积弊奉行“以渐厘改”的方略，对号称能“敛财”的王安石依旧是不理不睬。 治平四年（1067年），英宗驾崩。 这个时候，王安石早就在京城混不下去了，正在江宁当教书先生。长此下去，王安石可能就这样无声无息消失了，不会在历史长河中泛起一点涟漪。然而，王安石的命运终究还是出现了转机，这个苏洵口中的奸人将在历史长河中掀起滔天巨浪。 熙宁元年（1068年），宋神宗成为皇帝后的第二年，北宋的财政收入为六千八百万缗，这个数字已经是庆历四年的两倍。在这个时点上，众所周知的契丹岁币只有五十万匹绢，不足朝廷年收入的1%。对这样一份丰厚的财政收入，宋神宗却非常不满，因为，“冗官、冗兵、冗费”依然存在，六千八百万缗收入倒有五千万缗给流民（禁军、厢军）发工资了，王朝依旧“积贫积弱”。 从当时的情况看，北宋封建官僚系统缺乏必要的行政能力，虽然不能对民间经济形成危害，同样也不能承担起抵御外敌的责任。司马光、王安石、富弼、韩琦……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北宋王朝走到今天并非全凭“无为而治”，也有赖于契丹、西夏孱弱，一旦强势游牧民族入寇中原，后果将不堪设想。 宋神宗是一个年仅弱冠的帝王，虽然一定不能再活五百年，活个十年八年大概不成问题。十年八年里，他不但想消除党项、契丹等外患，更要重振汉唐帝国雄风——恢复汉唐帝国的疆域。 这点钱当然不够用！ 神宗即位之初，宰相是庆历年间的副相，也是庆历新政最坚定的推动者——富弼。神宗亲自垂询这位当年叱咤风云的改革者，问句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与希望：我当以何治天下？ 富弼答：陛下刚刚即位，理应广布恩德，愿您二十年内口不言兵（陛下执政不久，当布德行惠，希望二十年口不言兵）！ 神宗满心希望富弼能“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没想到却碰了一个软钉子。于是，他把目光转向了那位号称自己能搂钱的人——王安石。 很难相信，王安石完成从江宁教书匠到宰相的华丽转身，起因居然是一个无名小卒。这个人叫韩维，淮阳郡王府的记室参军（类似于淮阳郡王的师爷）。韩维有两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一个是王安石，另一个就是淮阳郡王赵顼——后来的宋神宗。 在郡王府的时候，韩维经常向赵顼讲述一些治国之道，每次讲完都会附带一句：这是我的好友王安石讲的。韩维也许不会想到，在王安石拜相不足半年的时间里，他就因反对推行新法与这位故交反目成仇，被迫出知襄阳，直到神宗驾崩才回到朝堂之上。 通过韩维，王安石能“敛财”的印象已经深刻印在宋神宗脑子里，在富弼那里碰壁后，宋神宗立刻诏令王安石进京。这一次王安石丝毫没有摆隐士架子，未做须臾停顿，立刻进京面圣。也许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时间无多，不能再装下去了。 第一次正式召见王安石，神宗就直截了当地问：当以何治理天下？ 王安石回答：必须有恰当的治国之术。（这句话的原文是“择术为先”，所以，也可以翻译为“得有点敛财伎俩”。）治国之道在于简单明快，容易推行的国政才是最好的国政（至简而不繁、至易而不难）。 《宋史》并未记载王安石如何解释“至简而不繁”、“至易而不难”，大概在仁宗朝钓鱼的时候他就一直关注池塘里的王八犊子，怎么看都觉得自己不是这种池中之物：治国嘛，很简单，搂到钱就可以了！ 王安石进一步把神宗深奥的问题简单化：只要陛下把不贤的人都杀掉，能臣自然就会出现；能臣是否能够出现，就看您是否诚心让贤人辅佐了，与当朝贤臣比，魏征、诸葛亮又算得了什么？ 王安石这条“杀人变法”的建议，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一千年后他的推崇者康有为第一次面见皇帝也提出了同样建议：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 靠杀几个高官就能变法，中国几千年封建王朝又何至纠缠如许？ 现在，我来为大家解释王安石这句话的潜台词：天下只有我才是贤臣，无论位有多高、权有多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只要我有天下至高无上的权力，就一定能将天下治理好。 王安石，真是一个绝对权力的畅想者！ 王安石宏伟的论断打动了宋神宗，可惜，没轮到他大展拳脚，黄河就给宋神宗上了生动的一课。 熙宁元年（1068年），黄河在河朔一带溃决，洪灾泛滥数郡。这个时刻，皇帝却在为是否赈灾犹豫，因为他正筹备一个盛大的祭天仪式，向天下臣民昭示自己已经继承大统并将有所作为。 赈灾要花很多钱，祭天也要花很多钱。 钱就这么多，先赈灾，还是先祭天？ 对此，枢密使曾公亮奏陈：现在河朔一带灾荒，国家费用不足，恳请陛下今年不再祭天，不再赐予臣下金钱、锦帛，全力赈灾。 曾公亮的反对者是王安石，支持者是从小就敢砸缸救人的司马光，在神宗朝，他将成为王安石最大的对手。 司马光：臣赞同曾大人的提议，应该为救灾省下每一枚铜钱，臣请罢此无用的靡费之举，全力赈灾。 王安石：唐朝宰相常衮每天不吃皇帝赐予的午饭，言称自己这是为朝廷节约金钱，还不是被后世耻笑。曾公、司马公尚不如常衮，你们真为国家着想，就该首先辞职以削减朝廷俸禄，为何要削减别人俸禄？何况，“国用不足”根本就不是当前最重要问题，我们大宋的天下并不是没有钱，根本原因是没有搂到钱。我相信，只要能找到善于理财的人，不用增加赋税也可以国家足用！ 司马光：常衮哪怕是只为朝廷节约了一枚铜钱，也为朝廷积攒了一钱之利，好过那些毫无作为的人。王公你所谓的“善于理财”，不过是用大扫把扫尽天下财富，把天下钱财都搂到朝廷口袋里，如此，黎庶过度穷困就会沦为盗匪，不是社稷之福。 王安石：你说的不对，善于理财的人，能够不给民间增加赋税，却同样能让国库丰腴。 司马光愤怒了，在朝堂之上说出了本应光耀千古的一段话，可惜，这段话并不为人们所知：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天道有常，所谓不加赋税而丰腴国库，不过是换了别的法子搜刮民脂民膏而已，赋税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所谓“理财”却毫无规矩，不知要损害多少生灵！就如同当年桑弘羊糊弄汉武帝，必定让皇帝在史书中留下骂名！ 王安石：…… 宋神宗：我同意司马光的意见。 ——以上对话内容摘自《神宗实录》 少读宋史，我似乎看到一场悲剧在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