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一 伴随第一张飞乐音响公司股票的发行，当时国内最为活跃的媒体就陆续刊出了下列署名文章：《社会主义要有“资本市场”》、《上海要大胆成立证券交易所》、《设立证券交易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证券交易所立法的三个问题》…… 1988年3月，当时还在海外的一些学者，向中国党和政府高层提交了《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与规范化的政策建议》。 1988年7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万寿宾馆召开了证券市场座谈会，会议决定组建“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并起草《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10月份，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提交了后来被称为“白皮书”的《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 1988年11月9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姚依林和秘书长张劲夫在中南海国务院第三会议室听取了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有关《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的汇报。 但因为1988年中央政府面临“双轨制”带来的经济纷乱、“价格闯关”引起的社会不稳定、以及因为“反精神污染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引发的政治争议，在这些背景因素的影响之下，对于中国证券市场创设的初期研究以及在体制内、在中央层面上的实际推进很快就因“目前条件尚不具备”而被搁置。 催生中国证券市场出现的契机完全是经济以外的因素——这也许是很多经济学家和参与决策者意想不到、也可能至今都不太愿意完全认可的。 1989年五、六月间，中国发生了共产党建政以来最严重的社会冲突（“六四”事件）。紧接着，西方七国对中国实行了经济制裁。 尽管在“六四”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体进程在诸多领域因为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而有所犹豫、迟疑、停滞和后退。但为了冲破随着80 年代末的社会冲突带来的国际封锁，中国的党和政府非常希望采取适当的市场和政府行为来重新获得国际认可、树立改革进程仍在继续推进的国家形象和国际形象。 在1988年下半年至1989年上半年，有关在中国筹备建立证券交易所的工作，实际上在各个方面都没有真正放弃努力。 1989年3月15日，参加中南海汇报会的基本骨干在“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的基础上发起成立了“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希望就此继续开展在北京建立证券交易所的筹备工作。但这种努力因为“六四”事件而逐渐陷于停滞状态，不久后“联办”的正式名称也改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 但是在此期间，有关证券交易所的筹备工作在地方政府层面上并没有完全停止。 1989年12月2日，已兼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上海市长朱镕基，在康平路市委小礼堂就如何“深化上海金融体制改革”的问题举行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受到邀请与会的有金融、学术界的部分专家、学者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还有市政府经济智囊团高级金融顾问李祥瑞、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龚浩成、上海市体改办主任贺镐圣。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受邀专程从北京飞到上海参加会议。 就在这次会议上，朱镕基在听取了刘鸿儒等专家的意见后拍板决定，上海要加大金融改革的步子，重现国际金融中心的风采，其中首要的工作是设立外资银行和建立证券交易所，这是上海金融体制改革中两个最迫切的问题。在会上，朱镕基先提出了他的想法。他说，自他来上海之后，一直在抓财政，但收效不大。他认为要调整部署，从金融改革抓起，建立证券交易所和成立外资银行。他希望上海要作出自己的努力，加快改革的步伐，为上海树立新的形象。 在这个会上，成立了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三人领导小组，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牵头，市体改办和市政府咨询小组各出一个人（三人分别为龚浩成、贺镐圣和李祥瑞）参加，具体负责领导这项工作。三人小组的工作直接对市长负责，不需要通过单位和所属系统领导机构层层汇报。同时，三人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放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具体负责制订方案和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