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市场的产生，得益于80年代的股份制改革的兴起； 股份制改革在中国，是7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伴生体； 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是由计划经济体制的政府主导的一场市场经济的变革。 所以，中国的证券市场并不是在上一世纪90年代一下子凭空冒出来的，尽管在中国投资者的集体记忆中它是和1990年证券交易所的设立、1992年认购证的疯狂和证券公司门庭若市紧密联系在一起，但它却实实在在地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同时孕育、发生和发展，带有了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因素与市场经济体制因素二元并存格局下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全部好坏基因。 农村改革和知青回城成为股份制萌芽的培养基 上一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治社会的大转折，起始于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开始将工作重心从政治运动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从此开始了至今将近30年的改革之路。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一颗市场经济的种子悄然着床于计划经济的母体，并在这母体中躁动着、孕育着、成长着，等待着瓜熟蒂落、破土而出、呱呱落地的那一刻…… 我国的改革最初切入点、并取得最大成功的是农村改革。 在农村改革上，中央政府实际上没有也根本不可能投入更多资源，所给与的只是对长期“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关系进行了针对农村实际的部分调整。在这种背景下，包产到户等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激发了被长期压抑的中国农村生产力的爆发性增长；而同时，在人民公社解体之后，农业和农村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原有的社队企业的转型过程中对资本投入的需求，和中央政府农业投入无法满足实际需要之间的差距，迫使中国农村开始寻找新的资本投入来源。 因而早在1979年，我国农村就有了以集资入股的社队企业，因此，我国股份经济的萌芽实际上是始于农村改革。 1983年7月，中国最早的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宝安股份有限公司（组建时名为“深圳市宝安县联合投资有限公司”）成立。 中央政府从农村改革的一开始和取得初步成功以后，就有意识地促使农村改革、农村的商业（供销合作社的市场化改造）和工业（乡镇企业）的发展，但计划经济的体制使得当时的政府不可能、也没有能力投入资金和资本，只能依靠当时流行的做法，在体制外寻找和促进“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农村商业和工业的发展资金和资本的投入上，允许和鼓励依靠股份制方式吸引农民个人股份的投入。 在中国改革初期农村改革展开的同时，中国的城市却面临着严峻的社会问题的考验。 历时十多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有无数知识青年从城市进入农村，而当初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市就业压力很大。过去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我国的所有制形式曾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不顾生产力水平低、层次多的特点，人为地搞所有制形式的升级过渡，轻视集体经济，消灭个体经济，使所有制的经济形式越来越向单一发展。这给我国经济建设、劳动就业和人民生活带来很多困难。特别是在“文革”以后，这种困难和问题首先以劳动就业为薄弱环节表现出来。因为“文革”期间国民经济停滞不前，国有工商企业又因体制问题和政治原因，长期人浮于事，冗员充塞，无法容纳更多的人员就业。 到1979年，回城知识青年大约1700万，再加上320没有就业的留城青年，总数达到2000多万，大体上相当于当时中国城镇人口的十分之一。成千上万的返城知识青年要求政府分配就业，而政府和企业又无法满足这么多待业人员的要求。矛盾非常突出，甚至出现了包围火车站、包围各地省市政府要工作的群体事件。 因此，1980年四五月份，为了解决知青回城的就业问题，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召开了劳动就业座谈会。在这个会上北大教授厉以宁提出股份制设想，认为可以号召大家集资，兴办一些企业，企业也可以通过发行股票扩大经营，以此来解决就业问题。但是，厉以宁的这个提议没有得到中央政府应有的响应。 三个月后在中共中央专门召开的，由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万里主持的“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上，厉以宁再一次提出用股份制办法解决就业的社会难题，得到了与会的于光远、童大林、冯兰瑞、蒋一苇、董辅礽、王珏、赵履宽、鲍恩荣、胡志仁等学者附议，都说股份制是好办法。 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绝大多数人对西方经济学不熟，对资源配置的理论也不熟。实际上，许多人仅仅把股份制作为一个解决就业问题的政策，而没有认识到股份制将重新构造微观经济的基础。但这却是众多学者第一次公开呼唤中国建立股份制。 改革进入城市、股份制开始正式试点 1984年4月，国家体改委在常州市召开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提出城市集体企业和国营小企业要进一步放开、搞活的办法是“允许职工投资入股，年终分红”。 这期间，我国的农村企业和城市的小企业有了股份制的雏形，其特征是从浅层次的集资入股型到深层次的合股经营、股份合作型发展。例如，1982年6月中国南山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与广东深圳市地方企业实行横向经济联合，公司全权负责筹资开发深圳经济特区赤港2.2平方公里地域，建设并经营具有一定规模的新型深水海港。 由此可见，农村改革后的乡镇企业兴起和城市集体企业的发展，以及寄生于原有体制下所出现的筹融资困境，是中国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出现股份和股权的历史因素。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样的政治共识；并阐明了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股份制也由此开始进入了正式试点阶段。 在中央决策者的鼓励下，1984年，北京、广州、上海等地进行了股份制试点。广州、上海等地的少数企业进行了本厂职工发行内部股票的试点。1984年7月，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向社会公开发行了定期3年的股票。同年11月，上海第一家股份制企业——上海飞乐音响公司成立，并向社会公开发行了每股面值为50元人民币的股票1万股。1985年1月，上海延中实业有限公司发行了每股面值为50元的股票10万股。上海爱使电子设备公司发行了每股面值为50元的股票6000股。这些股份制试点企业诞生，并发行股票，引起了众多投资者的兴趣，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一阶段股份制试点中有数千家企业在集资发行股票，其特点是小企业多，集体企业多，乡镇企业多，自发进行的多，不上市的有限责任公司多，多半是小量、分散、债权式的股票，处于不规范的起步摸索时期。但是，相当一批的企业和单位利用股份集资获得成功，在全国银根抽紧形势下，企业的融资需求得到满足、企业的产权模式得到改变、企业的生产规模得到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为了打破原有计划经济体制条块分割的束缚，大中型国有企业开始采用“横向联合”的改革办法，开辟了向股份制改革发展的另一条途径，成为萌发股份制的土壤之一。 当时地处湖北襄樊的第二汽车制造厂（简称“二汽”）采取了和一机部系统以外的军工企业和地方企业“横向联合”的办法，终于使汽车产量达到设计目标，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1983年，根据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指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带队到二汽调研，总结二汽“横向联合”的改革经验。在起草和修改调研报告时，一些同志提出，为了进一步推动改革，可以把“横向联合”中的投资和固定资产折成股份，组成紧密型的股份公司，“横向联合”就更巩固了。针对当时“股份制就是私有制”的疑虑，中心同志引证马克思“股份制是对私有制消极的扬弃”的原文进行辩驳。马洪在关于二汽调研报告给总理的信上，写下了一段关于股份制可能更有利于巩固“横向联合”的观点。赵紫阳看了非常高兴，在批示中写下了“这个办法好……荣誉共享，利益均沾”等等的一段话。并打电话给马洪，提出有了股票，就有个流通问题，在理论上还有一些障碍。马洪要中心的同志继续从马克思原著中寻找排除障碍的理论根据。于是就有了《股份制与资本市场问题》这篇稿子，并在不久后将稿子中的一部分交给《世界经济导报》于1985年2月4日发表，定题目为《社会主义要有资本市场》。 1985年，我国企业横向联合迅速发展，从而强有力地促进了股份制的发展，而股份制的发展，也更有利地使企业的横向联合趋于完善。这一年，股份制不仅仅在农村得到了发展，而且在商业、金融业、轻工业、水产业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初步的发展。 1986年，经济体制改革方案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关于明后两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中提出，“改革金融组织机构，实行专业银行企业化经营。”“改变专业银行分业垄断局面。”“组办股份制的交通银行，并按经济区设置分支机构”。“继续调整所有制结构，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扩大公有制企业经营方式改革的试点。积极试行股份制。”“横向联合的企业群体和企业集团，明年可普遍推行股份制。今后联合投资的新建企业，尽可能采取股份制的形式。各省、市和自治区，都可选择若干大中型全民所有制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 1987年，我国的大部分国有企业实行了承包、租赁等经营形式，在此期间，股份制也受到了部分国有企业的青睐。国务院1986年 12月《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指出：“各地可以选择少数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因此，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在这一阶段快速在国有企业中展开。 这阶段，在国务院批准下，上海、深圳两地开始加快企业股份制试点工作。1986年10月15日深圳市人民政府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上海1986年下半年起在市委、市政府直接领导下，由市体改办负责组织研究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的改革方案。上海真空电子器件股份有限公司是上海第一家全民所有制试行股份制的大型企业，在坚持国家股为主体的前提下，向国内城乡居民和职工发行5000万元人民币股票，打破了原先企业单一全民所有的模式，形成国家、集体、个人资产并存于一个企业中的多元化资产所有权结构。北方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于1988年5月正式成立，标志着一种股权式企业集团的崛起。 这一期间，股份制试点从工业企业发展到商业企业、房地产企业、金融企业。上海豫园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兴业房产股份有限公司和新世界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相继成立。与此同时，经国务院批准，总部设在上海的交通银行，恢复重建为一家股份制的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上海万国证券公司为第一家股份制的证券公司。上海浦东还组建了第一家以乡镇企业为发起人的公开发行100万股股票的申华电工联合公司。至此，上海比较规范的股份制企业为11家，股本金总额为8.8亿元。深圳股份公司约达80多家。据不完全统计，到1988年10月底，全国已涌现了股份制企业16000多家，股份集资额为60多亿元，但其中债券化的股票占90%以上。 放权让利使地方、企业和银行倒逼计划经济让步 从1979年到80年代中期，中国的改革的起步遵循的是一条“放权让利”的思路。 一方面是不改变、或不触动改革阻力很大的原有计划经济体制，而竭力寻找原有体制之外的所谓计划体制的空白点，以此来迂回、包抄、逐步变革原有的经济体制；另一方面是在原有经济体制内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逐步培育这些原有体制内的新生点来改革旧的体制的弊病。这正如当年改革起始时所面对的悖论那样：中国是由一个计划经济的政府领导一场市场经济的改革。这只能逐步演进政府权力的放弃和基层经济主体自主权的扩大。 这就是当时采取的“将更多的决策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和生产单位，同时给与地方、企业和个人以更多的利益，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经济民主化”的政策。 在地方和中央的关系上，实行中央与省、自治区两级财政新体制。 从1980年起，除北京、天津、上海3个直辖市继续实行“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体制以外，中央对各省、自治区实行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改“一灶吃饭”为“分灶吃饭”。财政体制改革预设目标有两个：一方面希望扩大地方财权，为地方注入活力，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希望增强地方政府增收节支的积极性，承担起中央政府财政平衡的一部分责任，“在中央统一领导和计划下，各过各的日子”。但这也同时因为地方财政切块管理而形成了日后需要花很大力气去改变的资金市场的地域分割。 在企业与政府关系中，从1979年首先开始推行的是“利润分成制”；1980、1981年改为“基数分成”；1982年开始推行 “利改税”或者叫“以利代税”；1983年期国家决定由银行统一管理企业流动资金后，银行“统管”逐步蜕变为银行“统包”，银行全面承担了原来由财政承担的支持企业资金来源的任务（这就是后来所称的，国有企业“吃完财政吃银行”的由来）；1984年国家实行“拨改贷”，基本停止了对国有企业的资本金注入；到1986年底的时候，开始实行全面承包经营责任制；到1991年开始包流转税，就是产品增值税等等包进去，这大大减少了利润税比例，国家根本没法儿活，最后中央赶快发文件禁止包流转税。 在中央的财政金融体制上，改革是经济形势倒逼的结果。 早在1969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并入财政部，直到1978年之后，人民银行才从财政部分出来。1979、1980两年中国财政连着两年巨额赤字，在编制1981年财政预算时，财政部官员提出积极财政平衡说：建议发行国债。于是，在严酷的经济形势和政府改革推进时面临到处要钱的局面中，1981年7月国务院决定恢复发行国债。财政部首次发行49亿元国库券（发行对象为单位）。1982年7月财政部首次向个人发行国库券。 国债发行初期，采用的完全是非市场化的手段，变成了单位机构和个人严重的经济负担，甚至采取了党员干部带头、硬性摊派、工资里预先扣除等措施来保证当年国债发行任务的完成。 由于国债一级市场的非市场化方式和二级市场根本不存在，这就造成了市场流通的冲动和欲望，只能自发地在市场涌现出大量的黑市买卖和黄牛。 在保证每年国债发行任务的强大压力下，财政部在1988年3月上报了《开放国库券转让市场试点实施方案》，4月起先开放了上海、深圳、沈阳、哈尔滨、武汉、重庆和西安等7个城市可以买卖国库券，6月又放了54个大中城市，1991年3月，全国约400个城市都放了。 国债成了中国证券市场出生的第一批上市品种候选者，揭开了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序幕。 除了经济上的前提条件还需要什么？ 就这样，农村改革后的乡镇企业兴起和城市集体企业的发展，以及寄生于原有体制下所出现的筹融资困境；财税体制改革所出现的地方财政包干所导致的地方财政扩张冲动；企业改革由承包、经营责任制、产权改革一路走来所扩张的企业经营和投融资自主权；国家放权让利以及财税改革引发的国债发行，以及国债发行带来的流动冲动；一部分在股份制试点中已经发行股份的流通上市欲求；在几年放权让利的改革之后逐渐复甦的民间财富积累……这一切使得中国证券市场的诞生具备了经济上的基本前提条件。 同时由以上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证券市场并非凭空出世，它完全脱胎于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体制的孕育，根本无法割断中国正在开始转型的社会母体的血缘关系。 和中国改革最初的成功——农村改革一样，中国证券市场的诞生，也是出于基层的自发创新。放权让利激发出地方政府、基层企业和广大人民在经济改革中的创新冲动，是和他们利益直接相关的，农村改革的包产到户是这样、城市改革的证券市场孕育也是这样。 至此，中国证券市场的诞生只剩下两个条件：一个合适的契机和中央政府的介入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