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说法,不论是来自外部的观察者、投资人还是创业团队成员本身,不同角度的不同解释,都有其合理之处。然而,如果仅仅据此将这个创业团队的成功归纳为某种成功指南,则失之于简单。成功总是一个小概率事件,精心的谋划、市场的空间、机缘巧合,甚至四位创始人的性格和心胸,都或多或少影响着这个团队的创业结果。 他们四个人有点像一个机构。 —IDG VC合伙人 章苏阳 《网络社会的崛起》 1999年3月梁建章和季琦商讨开办网络公司之时,距离他们初次接触互联网,已有数年时间。 季琦第一次接触互联网,是在1994年。 一个文字感性的记者曾花了大量笔墨来描写季琦在甲骨文公司初识互联网的情景: “坐落于硅谷的甲骨文总部是三栋数据库形状、气势雄伟的大楼,位于斯坦福大学的西北。而相距不远的雅虎则位于斯坦福大学的东南方,与甲骨文隔街而居。 1994年9月17日,一个如同往常一样的周末,其时的雅虎还刚刚起步,而甲骨文总部大楼里,却有两个年轻的中国人正为前所未有的体验而共同感受着未来无与伦比的撞击。” 这两个年轻人自然是季琦和他在甲骨文的同学,在同学的提议下,两个人用早期版本的Mosaic浏览器,上了杨致远刚刚开发的搜索引擎,查到了季琦需要的资料。 按照那位记者的描述:“甲骨文总部东面是一个湖,在夕阳的映照下,湖面上飞翔的鸟群和漂亮的甲骨文总部大楼,构成了一幅华美而精致的印象派图景,在季琦转头离开的一瞬,这幅图景和从此挥之不去的互联网就永远地链接在一起,并深深地铭刻在了季琦的脑海中。” 抛去那些华丽的辞藻,季琦初遇互联网的情景和互联网给他带来的冲击基本如此。 当时季琦的一位大学同学在甲骨文开发中文和日文的全文检索,季琦的数学比较好,两个人经常研究算法。有一天两人聊到了互联网,季琦的同学告诉他,有个叫杨致远的人,编写了一个名叫Yahoo!的搜索工具,可以在互联网上查找任何你想要的资料。这激起了季琦的好奇心,他想看看这个东西是不是那么神奇,于是他随口说了一句:“那我们找找《蒙娜丽莎》。” 在甲骨文总部的大楼里,两个人用当时速度最快的个人电脑和最快的网络,用了两个小时,终于将《蒙娜丽莎》下载下来。看着这幅达R26;芬奇的名画在屏幕上一点点展开,季琦深受震撼。“我随口说的一样东西,就能通过互联网找到。我和我的同学当时都有一个想法,就是互联网一定能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也能改变现在的商业模式。”比起旅居美国时,对互联网惊鸿一瞥的季琦,在美国接受教育,又在甲骨文公司工作多年的梁建章对互联网的认识要全面得多。 1999年年底,梁建章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著作《网络社会的崛起》。现在看来,这不过是一本对中美两国互联网发展的介绍和预测,里面充满了第一轮互联网高涨期的乐观精神和对互联网彻底改变人们生活的期望。 这本印数只有3000册的图书,当然没有成为畅销书。实际上,只有后来记者在采访梁建章的时候,才会提起这本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此书毫无价值,正如当时的新浪网执行副总裁茅道临所说:“作者充分显示了他在技术、管理、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深厚功底,他对网络营销的理解、对美国和中国网络发展的大环境的分析,尤为精辟。” 作为图书推荐,茅道临的这番话自然有其溢美之处,但是毫无疑问,这本书反映了梁建章对于互联网的理解。 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前言中,梁建章写道:“我们称21世纪是网络时代,不仅因为网络将以更快的速度普及到千家万户,而且因为网络将成为21世纪社会发展的主旋律。网络会给全球的经济运作模式、企业经营管理方式和社会生活格局,带来深刻的变革。” 在整本书中,梁建章都不遗余力地介绍互联网已经和即将给社会带来的变革,他把全书分成“概论”、“生活篇”、“经济篇”、“企业篇”、“社会篇”和“未来篇”六个章节,用一个个案例来支持他的观点。在梁建章看来,未来的网络社会,是一个以透明化、个性化、直接化、扁平化、全球化、多元化和微型化为特征的社会。 在《网络社会的崛起》出版六年之后,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托马斯R26;弗里德曼也出版了一本描写互联网改变世界的书,这本名为《世界是平的》,畅销全球,连比尔R26;盖茨都高度评价的畅销书,实际上基本观点与梁建章的并无二致,都是在讲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如?消除传统社会和商业的障碍。只不过梁建章以放眼未来的姿态来描绘即将到来的时代,而弗里德曼则是满怀信心地讲述当下的故事。 为什么是旅游网站 当携程获得成功之后,所有企图追寻成功者轨迹的人都在追问一个问题:在无数可能性之中,梁建章和季琦为什么会选择做旅游网站?是灵光闪现还是有思想脉络可寻? 大部分媒体报道都做出了类似的解释:“拍卖、游戏、旅游、打折书行业,或者门户网站都是新公司举棋不定的目标。后来觉得做书、做游戏市场都太小,感觉比较难做。只有旅游市场最大,当时在美国旅游已经成为第一大产业,旅游也被美国电子商务业界认为是市场最大的一块。” 但是也有人觉得这个答案不够神奇,2002年《钱江晚报》的一篇文章把梁建章的选择描绘成了“言情故事”:“据说,这个13岁设计程序、用电脑辅助诗词创作,15岁进入复旦大学少年班,20岁获得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电脑系硕士的‘小超人’创办‘携程’网,竟然是因为带女友郊游时的一次迷路体验,这,也许可以称为‘冲冠入网为红颜’吧!” 这个道听途说而来的故事确实有其原型,2002年梁建章在接受上海电视台专访时曾经讲过他的“迷路体验”,故事发生在美国。 一次有惊无险的迷路经历,多年后仍然让梁建章记忆犹新,这并不难理解,因为他30多年生活一直是在平安顺利中度过。但把日后创办旅游网站归因于此,则未免太过牵强。在创业方向的选择上,梁建章和季琦的思路其实与大多数创业者一样:拷贝美国现成的模式,或者把某个行业搬到网上。最初,梁建章看中的是网上书店,以销售图书为主的全美第一家网络零售公司亚马逊公司(Amazon.com)这时候风头正劲,1998年年底,亚马逊的股价一度突破300美元,到1999年2月,亚马逊的估值已经达到250亿美元。模仿亚马逊模式的卓越网副总裁陈年曾感慨,1999年的时候,亚马逊是全球最红的互联网公司,国内网站受亚马逊影响最大。 梁建章也深受亚马逊的影响,在他的《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描写的第一个互联网公司案例就是亚马逊,在他看来,“亚马逊书店是网上最早、最大和最成功的商场,其网上的销售方式一直是整个网络世界的典范。虽然有很多模仿者,但迄今为止,亚马逊书店的网站仍是网上购物的最优秀的网站”。 他甚至在书中大段描写自己使用亚马逊的感受:“我是在回到中国后,才发现亚马逊书店的。刚回国时,由于买不到最新的原版外文书籍,就试着用电脑上网到亚马逊书店订购,用我的美国信用卡付款。没想到两个星期后,书籍就寄到上海家里。此后我在亚马逊书店上购买了十几本书籍,并向朋友推荐,有不少朋友,由于没有美国信用卡,还托我在亚马逊书店代买书和唱片。”深受亚马逊影响的梁建章想要学习亚马逊的模式。 除了亚马逊,梁建章也动过别的念头。互联网改变了企业招聘的模式,由于能够为企业和求职者搭建一个颇有成效的双向选择平台,招聘网站从一诞生就表现出稳健的增长态势。在美国,招聘网站Monster大获成功,它的中国模仿者,51job和中华英才网也表现不凡。大多数中国网站还在“花钱赚吆喝”的时候,51job就已经达到千万元级别的营业额了。梁建章曾考虑过招聘服务,甚至还注册了一个CHINAJOB的网站。 与梁建章借鉴国外成功模式的思路不同,季琦的最初想法来源于家庭装潢市场的爆发式增长。20世纪90年代末期,随着人们收入的增长,对家庭装潢的需求激增。1996年,国内装修产业的产值仅为450亿元,到1998年,全国用于住宅装修的费用就达到了1000亿元。上海的发展更为迅速,在1998年,上海家装行业销售额超过200亿元,占了全国1/5。 1999年1月,瑞典家具公司宜家在北京开店,这是宜家在中国的第一家店,追逐时尚和潮流的人们立刻接受了宜家的家居概念。季琦当时想做的,就是抓住家装市场快速增长的机会,在互联网上出售装修装饰的所有材料,他甚至想好了网站的名字:“网上宜家”。 不过,亚马逊和网上宜家的模式都绕不开一个重要的环节:物流。由于中国地域的广阔和物流业的相对落后,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完全解决这个问题。而招聘网站,在国内已经有不少家,对于梁建章和季琦来说,他们进入这个领域,并没有太多的优势。 最终选择旅游业,确实与梁建章和季琦的爱好有关。当时两个人的太太都不在上海,按照季琦的话说,两人经常凑到一起“喝点小酒,吃点小菜”。季琦也是一个旅游爱好者,两人周末就开车去上海周边的景点逛。 在把备选的方向一个个否定掉之后,旅游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梁建章最早想到了这个方向:“干脆我们做一家旅游网站。” 三人为众:沈南鹏 三人为众,如果只有梁建章和季琦,携程的商业故事也许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在考虑新公司做什么的同时,梁建章和季琦也在琢磨扩充创业团队。“那时候流行‘TEAM’(团队)这个词,我一想,我跟梁建章两个人,没办法组成一个团队。我们还缺一个有钱的人。”季琦和梁建章想到了他们都认识的一个熟人,这个人是季琦同届的校友,与梁建章在美国相识。他的名字叫沈南鹏。 如果从早年的经历来看,1967年出生的沈南鹏介于顺风顺水的梁建章和出身贫寒的季琦之间。 沈南鹏出生于浙江海宁,这是一个拥有6 000年历史的城市,从国学大师王国维到武侠文豪金庸,海宁从来都是一个出文化大家的地方。不过,在幼年的沈南鹏的印象中,那只是一个“非常漂亮和安静的小镇”。 7岁那年,沈南鹏的爷爷去世了。他的母亲,一个忙碌的国营企业厂长,显然没有办法拿?更多的时间照顾自己的孩子,他被送到了上海,住在没有子女的姑姑家里。 很多年以后,沈南鹏对于母亲的记忆只有“忙碌”两个字。作为一名拥有三四千名职工的国营造纸厂厂长,她要管的不仅仅是生产,还有职工的生活?事。“她特别忙,有时候来上海出差顺便来看我,到我家坐下,司机就在旁边等着。她总是非常匆忙。”沈南鹏在参加一档电视访谈节目时,习惯性地把姑姑家说成“我家”,母亲似乎在他日常生活的轨道之外。 尽管母子之间面对面单独交流的机会很少,但是沈南鹏用最传统的书信维系着自己和母亲的交流,这个习惯维持了多年。在沈南鹏读大学之后,一个夏天,天气非常热,他母亲工作的造纸厂发生了一起火灾,火势很大,烧了一天一夜。沈南鹏担心母亲承受的压力太大,专门写了一封信宽慰母亲,大意是说,发生这样的事情当然很遗憾,但是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有的时候也没有办法把方方面面都照顾到。发生这样的事情,是没有办法通过人为的努力去控制的。既然事情已经发生,就只能面对现实,只要有一个很好的善后办法就可以了,不用去想太多。当时沈南鹏在上海交通大学参与了一些学生刊物的运作,于是就把这封信发表了出来。 也许正是由于很小就寄宿在亲戚家中,并且与母亲之间维系着一种保持一定距离的交流,让沈南鹏和他的母亲始终处在平等的地位上。“我感觉我跟妈妈在很多情况下交流都是非常平等的。她从来没有给我设计什么人生轨迹,也从来没有教育我应该选什么专业,应该什么时候出国。后来我换专业、改行,妈妈都是以一种很尊重的态度看待自己孩子的选择。”在沈南鹏看来,母亲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自己最终做企业,也多少是受了母亲的影响,“虽然我和妈妈在一起的时间很少,但是后来我发现,有一些基因还是会遗传下来的”。 但是沈南鹏的母亲未必这么看,在她眼里,小时候的沈南鹏是一个读书读到疯狂的孩子,以至于与同龄的其他孩子相比,他缺少孩童应该享受的玩耍。爱好数学的沈南鹏似乎是一个做题机器,除了上学就是到少年宫参加奥林匹克数学班,他孜孜不倦,而且乐在其中。 把每个周末都用在做数学题上的沈南鹏,的确在数学上取得了超乎常人的成绩,他获得过全国数学竞赛一等奖,在美国中学生数学竞赛海外赛区比赛中也得过奖。这样的成绩,很容易让人把他同自小享有“神童”之称的梁建章相比较。在携程获得成功之后,一个记者这样描写沈南鹏和梁建章两人命运的第一次交叉:“当15岁的沈南鹏和14岁的梁建章第一次相识时,这两个懵懂少年不会意识到17年后他俩会联手创造一个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奇迹。在1982年第一届全国中学生计算机竞赛上,这两个数学‘神童’同时获奖。” 这样的赞誉,沈南鹏或许并不那么乐于听到。在一档电视节目上,主持人充满好奇地问沈南鹏,中考时他如何能够在600分总分里取得594分的成绩,沈南鹏却略显尴尬,“其实我一直对这件事情比较忌讳,”他说,“我感觉读书好,确实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在中国这种考试体系里面,总是鼓励孩子们取得最高的分数,可能忽视了一些书本以外的东西。其实我感觉,当时我们那个学校的老师蛮担心的:这个孩子学习成绩不错,但是走上社会之后,会不会出现所谓的‘高分低能’,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 是不是“高分低能”,要到很多年后才能判断。在当时,中学毕业的沈南鹏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上海交通大学应用数学系,对于他来说,在交大完成学业,然后出国攻读博士,成为一个数学家,这几乎是一个好学生必须完成的事情。事实上,这个路径也是不少中国名牌大学里成绩优异学生的选择。尽管在交大念书的时候,有一次他参加上海市三好学生考察团,到四川边远山区,发现自己把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了书本上面,应该要有更广的视野。但这一次旅程并没有改变他的人生路径。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1989年,他考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数学系。 建于1754年的哥伦比亚大学是美国最古老的7所大学组成的“常青藤联合会”成员,它的法律、文史哲、管理、新闻和国际关系等专业实力强大,数学系同样历史悠久。1888年,以哥伦比亚大学为中心的纽约数学会成立,到1894年纽约数学会演变为美国数学会(AMS)这一全国性组织,对美国数学研究有过巨大贡献。时至今日,虽然哥大数学系不能同素有“数学之都”之称的普林斯顿大学比肩,但仍然是美国最具实力的数学系之一。 在哥大数学系,沈南鹏很快发现,自己并不是个数学天才。他对自己过去的数学成绩进行了一个总结:“从中学时代开始我就特别专心做一件事,就是把书读好。其实我很乖,比较少关心课本以外的事情。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说你有多大才能,更多是在于投入了时间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回报。就像我进入交大的时候,自然而然地选择数学专业,我自己也觉得自己有点数学的小天才。我有没有数学天分呢?很难说,因为从初中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每个星期天我都是在上海市少年宫花两到三个小时参加数学班。即使你原来并没有数学天分,经过这样的培训,可能你也会有了。”在私下里,他跟自己的半个老乡、作家余华说:“中国人是把熟练当成了天才。中国学生是靠在国内大量做题,到国际上去拿各种奖牌的。” 发现自己不是数学天才之后,沈南鹏开始反省:是不是多年在数学上的训练,让自己产生了错觉。多年训练得来的超乎常人的逻辑思维能力,让自己误以为是数学天才,能够成为一个数学家,但逻辑思维能力强和数学家之间并不能画上等号。自己真正擅长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会不会被遮蔽? 这个念头一经出现,就不可遏制。 这个时候,一个中国留学生的经历刺激了大家。那个学生看上去不求上进,不但没有考博士,而且考试还有一门没有通过。可是,他却进入了华尔街最好的一家公司。留学生们议论纷纷,连这样的学生都能在华尔街找到工作,自己为什么不换一个思路,把华尔街作为就业方向呢? 这件事情也让沈南鹏重新解剖自己:如果不做数学家,还有很多领域可以把数学能力发挥出来。比如进商学院,或者做与数理有关的证券之类的工作。与沈南鹏估计的一样,日后果然是他的数学能力,帮助他在华尔街找到了工作。 1990年,沈南鹏决定从哥伦比亚大学退学。很快,他就出现在耶鲁大学的校园里,成为管理学院的MBA学生。 不过,临近毕业之时,沈南鹏似乎没有那位考试不及格的留学生运气好。虽然手里拿着美国耶鲁大学的MBA文凭,工作依然很难找,因为全美毕业的MBA不是一个小数目,而他们都盯着华尔街上的工作机会。既然有那么多可供选择的毕业生,华尔街的顶尖公司为什么非要录用一名没有任何商业经验的中国学生呢?沈南鹏经常跟朋友开玩笑说,自己在进入耶鲁大学之前甚至连《华尔街日报》都没有读过,这对于一名美国学生来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虽然在耶鲁的两年时间里沈南鹏拼命学习以缩短这种差距,但是,这么短?时间并不能让沈南鹏把自己变成一个地道的美国人,差距仍然存在。 一次次向华尔街上的投行投递简历,一次次面试,一次次被拒绝,这段经历并不好受。很多年后,沈南鹏还对媒体说:“我在毕业找工作时很不顺利,我被很多投行拒绝,但谁都不会写这段,别人只看到我今天的一点成功。” 最后,沈南鹏获得了一个花旗银行的面试机会。投行的工作需要数据分析和判断,总会有一些投行在面试时注意到应聘者的数学能力,而这就是沈南鹏等待的机会。 一篇报道讲述了沈南鹏面试的情景:花旗银行的面试官中有一位从斯坦福大学数学系毕业的博士,他给这个匆匆从哥伦比亚大学数学系“逃走”的应聘者出了一道智力题:一家赌博公司计划在当季NBA的每场比赛中下注猜赢家,猜中了赌本翻一倍,猜错了血本无归。如果赌博公司要求在你总决赛时仍留有1 000美元的赌本,那么当季的首轮比赛该下多大的注? 或许面试官本来的想法只是让沈南鹏知难而退:一个仅仅在哥大数学系读了一年就退学的人,数学能好到哪里去呢? 但是,面试官并不知道,在中学的六年时间里,沈南鹏一直都在同此类智力题搏斗,虽然他承认自己不是数学天才,但还不至于被一道智力题难倒。相反,他的解题思路让面试官对他产生了浓厚兴趣。这时候,沈南鹏简历上的那些竞赛奖项,以及他退学转入耶鲁的举动,似乎都有了别样的含义:这应该是个很棒的家伙,聪明、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尽管看上去他还需要多读些商业报纸。沈南鹏由此获得了花旗银行的工作机会。回顾这段经历的时候,沈南鹏认为花旗银行看中的还是他的数理能力,“我想他们也清楚,我以前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经验”。 进入花旗银行之后,沈南鹏在投资银行部做新兴市场的债券和股票。 华尔街的生活并不像想象中那样有趣,对于一个并非在美国长大的“外国人”来说更是如此。“1992年我进入华尔街的时候,是非常艰苦的。”花旗银行仅仅给沈南鹏打开了一扇门,这扇门里有无数心怀梦想的人,而真正的成功者只是少数,在花旗银行这样庞大的公司里,每向上迈一个台阶都艰难无比。沈南鹏需要等待一个属于他的机会。 “人们经常说,中国的强大能够给海外华人带来机会。这句话非常正确,而且在我身上也应验了。” 1990年年底,当沈南鹏进入耶鲁大学攻读MBA之时,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成立,第二年7月,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中国形成了统一的证券市场。 在这两年时间里,中国股市经历了牛市,也经历了熊市,无论如何,这个新兴证券市场正在蓬勃发展,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注意。 1992年,当沈南鹏进入华尔街的时候,中国企业正在寻求融资渠道上的突破。1992年10月,华晨中国在美国纽约股票交易所挂牌上市,公司股票上市第一天,即成为当日纽约股市交易最活跃的股票,在大市走低的情况下,股价一日之内上涨25%。华晨中国作为第一家在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让海外投资者对中国公司有了一个美好的预期。 这一切都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华尔街对中国市场的重视程度,也在影响着沈南鹏的命运。到1994年,几乎是一夜之间,沈南鹏和许多在华尔街工作的中国人从“边缘人”变成了市场的宠儿。“你有一个最好的学历,耶鲁大学MBA毕业;你又在华尔街工作了两年;你又是上海人。这几乎是一份完美的简历。所以所有的投资银行都来找你。”两年的时间,让当初屡屡被投行拒绝的沈南鹏成为了投行追逐的目标。 在花旗银行的两年时间里,沈南鹏其实也在寻找机会。正像1994年季琦到了美国,才真正理解什么叫白人的圈子,什么叫华人的圈子,在投行工作的沈南鹏也有类似的感触。他认为,中国人可以在华尔街上取得一定的成功,但是很难真正成为这个行业的主流。只有回到中国,回到亚洲这个市场,才能把自己的能力更好地发挥出来。 于是,在无数追逐他的投行中,他选择了美国第三大证券公司雷曼兄弟公司。这家1850年在美国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成立的投资银行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投行,在1993年,它刚刚设立北京办事处。一个像沈南鹏这样的中国人,正是雷曼需要的;而雷曼正在开拓的中国市场,也正是沈南鹏需要的。顺理成章,沈南鹏成为雷曼兄弟公司负责中国项目的投行专家。 从此,沈南鹏的事业进入了快车道。在雷曼兄弟公司工作了两年之后,为了寻求更快速的发展,他在1996年年初加入了德意志银行的投资银行部—德意志摩根建富。 即使算上摩根建富的历史,德意志摩根建富也还算是一个新公司。1981年,摩根财团在英国伦敦创立投资银行摩根建富股份公司,1989年,正在为自己的投资银行业务寻找新动力的德意志银行收购摩根建富,成立德意志摩根建富。虽然德意志银行的投行业务因此从中等水平迅速跻身世界前列,但德意志摩根建富还是不能跟花旗或者雷曼兄弟相提并论。不过,对于沈南鹏来说,这反而是件好事:这是一家成立时间不长的新公司,而它已经显现出强大的上升能力。它的诱惑之处在于,一个拥有4年投行经验的华尔街人可以在这个新公司里获得不错的职位,同时分享它快速上升带来的收益和机会。 显然是看到了这一点,沈南鹏加入德意志摩根建富,成为其全球资本市场中国部主管,同时也是德意志摩根建富的董事,这时候他还不到30岁。 在德意志摩根建富,沈南鹏做了一些与其他投行“差异化”的业务,1997年,他操作了以德意志银行作为牵头银行,为中国在欧洲发行5亿马克债券的业务。 这时,互联网企业已经在美国兴起,沈南鹏已经遇到过无数人向他讲起互联网,对于这个明显蕴藏着巨大财富的行业,沈南鹏时刻都在关注,他自己甚至还投资做了一家反黑客软件公司。当1999年梁建章和季琦找他一起开互联网公司的时候,一拍即合,他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下来。 于是,梁建章和季琦各出20万元,各占30%股份;沈南鹏出资60万元,占40%股份。新公司搭建起来了。“当初是溢价把股份给沈南鹏的,”季琦后来开玩笑说,“谁让他有钱呢。” 第四人:范敏 开办旅游网站的计划,在三个人不断的讨论中越来越成型。按照梁建章后来的说法,携程网站最初的设想是一个有关旅游的网上百科全书,大家可查询到不同国家旅游景区的详细情况。 不过,他们很快发现,他们还缺少拼图的最后一块:梁建章是做技术和咨询出身的,沈南鹏做投资银行,季琦自己开公司,没有一个人了解他们即将从事的行业—旅游业。这个团队还需要第四人,一个熟知旅游行业的人。 如果把新公司比做一艘航船,这个人的角色就是领航员。他熟知这片水域的凶险,也了解如何找到安全的航线。有了他,这艘航船会沿着最便捷的航道,穿越水下密布的暗礁;没有他,也许航船会幸运地躲过礁石,也许在航程一开始就沉入海底,一切都将变得不可预知。 梁建章的团队足够幸运,他们没有花费太多的时间,就找到了需要的第四人:范敏。1965年出生的范敏在四个人中年纪最大。与梁建章、沈南鹏和季琦都不同,范敏没有梁建章那样辉煌的童年;不像沈南鹏那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门心思苦读书;也不像季琦那样出身贫寒,很早就有自己打拼的实践。虽然与沈南鹏和季琦一样都是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范敏却远没有那么多故事。作为加入携程团队的最后一个创始人,他一直保持低调,几乎从来不讲自己早年间的事情,甚至在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的励志讲坛请他去给学生做演讲的时候,他也是在讲述他读书的那个时代,而不是自己的故事。即使日后做了携程CEO,他也总是说自己比其他三个同伴能力要稍微差一些。范敏人生的前三十多年,似乎浓缩成为一份抽象的简历:1983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1990年从管理学院硕士毕业后,进入上海新亚集团公司。在这家上海老牌国企里,他辗转多个职位,从新亚国际旅行社到新亚集团公司办公室,又从新亚旗下的海仑宾馆管理实习生成长为新亚集团酒店管理公司的副总经理,此后又担任过上海旅行社和大陆饭店的总经理。其间,他还曾获得机会到著名的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校做访问培训生。 表面上看,在加入携程创业团队之前,范敏的生活几乎是一个普通上海市民能够想象到的最完美的人生轨迹之一。他如同绝大多数上海人一样,按部就班地走过人生中的每一个台阶:读书、高考、进入交大学习、考取本校的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上海本地的国有企业,到国外进修,回来后一步一步做到高层。他的生活完美无瑕,他的事业稳步上升。人生如此,夫复何求?在一般人看来,他需要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享受拥有的一切,慢慢变老。 但这一切只是表象,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澎湃的激流。 在给母校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做演讲的时候,他精心准备的讲稿以“激越的80年代”开头,以“激越的创业时期”结尾,80年代理想主义的激情贯彻始终。 那是一个刚刚从封闭到开放的时代。自由、民主、人性,这些久违了的词汇重新回到了知识分子的口中,在学生中间,自由精神正像春雨之后的青草一般快速生长。与90年代逐渐功利化和更加注重个人不同,80年代的大学生身上继承了他们的父辈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这让他们看起来既像传统的反叛者,又像传统的继承者。他们是一群理想主义者,这个烙印如此深入骨髓,乃至20年后物质主义主导社会了,他们的内心深处仍然留有一块柔软的地带。 他同样无法忘记那个从苍白到绚烂的时代里,人们对知识和文化的渴求。中学时,新华书店总是会贴出公告,告诉读者新到了哪些图书。《悲惨世界》到货了,第二天早晨7点半新华书店门口就排起长龙。上了大学,会把饭票省下来换书。80年代不是个物质丰富的年代,可是与那些梦寐以求的图书相比,少吃一顿饭又有什么关系呢?对于80年代的大学生而言,精神上的饥渴早已遮蔽了肠胃的饥渴,每次有专家学者到学校做讲座,总是会“站”无虚席,还有很多人遗憾没有站着听的机会。每个人都通读过好几本名人名言,每个人都有一个大到心里放不下的理想。在上海交大这所理工科大学里,熄灯之后的卧谈会,主题是哲学、政治。他们谈论,并且实践,当过学生会主席的范敏不会忘记,他们的学生会当时叫做学生议会,有学生做议长,有学生做议员。“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他们本来一无所有,却仿佛拥有整个世界。 但是,当时间进入90年代,当范敏从学生变成国营企业的职工,一切激情似乎终结了。他又变成了一个普通的上海人。在这座商业发达、精神保守的城市里,就职于一个国营企业,需要的不是激情。范敏牢记朱光潜那本《读美书简》中的箴言: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他低调做人,扎实做事,逢人开口笑,温良恭俭让。多年以后,他甚至误以为这就是他本来的性格,于是在回答普鲁斯特问卷的时候,把“与世无争”当做自己最痛恨的缺点。 真的与世无争吗?80年代的激情与梦想,其实并没有在温良恭俭让的克己之下灰飞烟灭,它只是蜷缩起来,在心房最深的地方,小心翼翼地存活,仿佛一个沉睡的骑士,等到门环叩响的那一刻,便会抖擞精神,放马出击。 1999年,终于有人叩响了门环。在确定还需要一个熟悉旅游业的创业伙伴之后,梁建章、沈南鹏和季琦就开始留意合适的人选。他们接触了不少旅游企业的管理层,但是没有人对这家刚刚成立的小公司感兴趣,更别说为它放弃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了。一个偶然的机会,季琦听说上海大陆饭店的总经理范敏也是上海交大毕业的,做过旅行社,还曾在瑞士进修。季琦一听,“这不正是我们想要找的人吗”。 接下来的时间里,上海西藏中路200号大陆饭店成为季琦最常去的地方。想把身为国有公司总经理,有单位分配的住房,有单位配备的专职司机和专车的范敏挖出来,在很多人眼中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季琦施展他做销售时的锲而不舍,“每次去他都让我在办公室外面等,就算他有时间,也会让我等。国企领导都这样,很正常。”季琦不止一次说起过他“三顾茅庐”请范敏的故事,“开始要等10多分钟,后来逐渐熟悉了,就变成了5分钟”。 无数次的软磨硬泡,范敏心中的激情终于被唤醒,他答应一起参与创业。这四个个性不同、经历相异的人,组成了一个奇特的创业团队。在短短8年时间里,他们创造了两家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在中国企业史上,还从来没有过一个创业团队做过同样的事情。每个人都想弄清楚,这个团队究竟拥有什么样的基因? 有人看到他们的相同之处,把这个团队称为“交大系创业四人组”;有人看到他们的不同之处,“季琦有激情、锐意开拓;沈南鹏风风火火,一副老练的投资家做派;而梁建章偏理性,用数字说话,眼光长远;范敏则善于经营,方方面面的关系处理得体。四人特长各异,各掌一端”。 最早投资携程的风险投资家、IDG VC合伙人章苏阳觉得他们四个人有点像一个机构,四个人有各自不同的背景,大齿轮小齿轮之间咬合得非常好。对于抱着第一是投人,第二是投人,第三还是投人的理念的风险投资家来说,这个团队成员的背景很有吸引力,足够执掌他们将要操作的公司。 季琦强调这个团队的私交和各人的自知之明。在他看来,一个团队的成员之间没有私交,团队会在遇到的困难的时候散架。他和梁建章经常一起旅游,经常一起“吃个小菜,喝个小酒”,他俩和沈南鹏、范敏都是交大的校友,这样的私交可以化解彼此之间冲突和矛盾带来的危机。而每个人都明确地知道自己的能力的边界,明白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 范敏喜欢打比方,他不止一次同媒体说:“我们要盖楼,季琦有激情、能疏通关系,他就是去拿批文、搞来土地的人;沈南鹏精于融资,他是去找钱的人;梁建章懂IT、能发掘业务模式,他就去打桩,定出整体框架。而我来自旅游业,善于搅拌水泥和黄沙,制成混凝土去填充这个框架。楼就是这样造出来的。” 在另外的场合,他又把这个团队的成功归于三个上海人和一个?通人的组合。
第一团队——第二章 携程团队
书名: 第一团队
作者: 朱瑛石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副标题: 携程与如家
出版年: 2008-1
页数: 209
定价: 36.00元
丛书: 蓝狮子财经丛书·中国著名公司案例系列
ISBN: 9787508610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