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骗到底——一路骗到底 第一部分

我父亲和祖父过去都是经商的，家族企业在新泽西州，名叫艾德菲油漆公司。20世纪70年代初，第一次能源危机席卷而来，家族企业深受冲击，祖父母由此决定把公司卖了。父亲虽是化学专家，但在公司出售一事上费了不少心力。公司卖出后，父亲感到很享受这份操作的过程，于是心里认定他的未来就在购并这个行当了。为在华尔街找到一份工作，他付出了努力，但最终因为教育和工作背景不合适，没能实现愿望。 父亲打定主意，自己开一个购并工作室，工作室设在新泽西州岱马瑞士特市我们家的地下室里。父亲经营了一年，没什么收获，母亲就说服他举家迁至密尔沃基，因为她在那里长大成人，娘家的人这时都还住在那里。1976年，我7岁，我们搬家了。我父亲又重新开始干起购并业务，在郊区自家的房子里，他精心布置，把一间卧室改成了办公室。 对于儿童成长来说，密尔沃基郊区当时是最好不过的地方。我是密尔沃基酿酒人棒球队的铁杆球迷，为球队也为队里球星罗宾·扬特和保罗·莫利特尔加油喝彩。我去现场看过很多次比赛，包括1982年世界锦标赛。在我有生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酿酒人可以说是一个表现糟糕的球队，但是，在你13岁的时候，如果你拥护的球队处于顶峰时期，我想对于每个球迷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经历。 我的学习成绩相当好，尤其擅长数学。读中学时，我多数时光是在辩论队度过的，这很可能让我在成绩上付出了一些代价。作为辩论队成员，你可以在评判性分析、组织工作和逻辑思考方面得到极好的训练。有一回，我兴奋不已，因为我妻子谢里尔宣布，为纪念绿光资本创立10周年，她在密尔沃基赞助成立了一个名为“城市辩论联盟”的组织，数以百计的中学生可以通过这个组织获得辩论训练和辩论经验。在我看来，辩论可以提升考试成绩，加强读写能力，还能提高毕业通过率。我对此并不感到吃惊，因为我从辩论经历中就受益匪浅。 父母经常在吃晚饭的时候讨论生意上的事。父亲像祖父一样，心理蕴藏着极大的耐性和执著，母亲对人对己都要求过高。购并业务很棘手费力，父亲多数时候都是“胜诉后才得到报酬”，也就是说，他常常为一笔交易奋力工作，如果交易未能达成，辛勤付出得到的回报要说有的话，也少得可怜。有时候购并交易进展非常顺利，客户看着父亲做的事，就觉得这笔交易太容易，认为收取的费用不公允。因为只有在交易达成之后费用才予以支付，所以很多客户便乘机要重新谈判，再定费用。母亲始终认为父亲在谈判中心肠太软，而父亲倾向于以长远的眼光看待这事。最终，他把公司从家中搬出。随着业务逐渐增多，公司获得了成功，父亲借此能很好地供养这个家。在表现最好的日子里，我会自命不凡，觉得身上既有父亲的执著与耐心，也有母亲的强硬和质疑精神。 我在康奈尔大学读的本科专业是政府管理，但是大三时我在华盛顿证券交易委员会经济分析部实习之后，便对经济学更感兴趣。我写的毕业论文阐述美国航空业周期性监管问题。政策制定者在两个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之间寻找平衡：航空公司要赚钱，但消费者要航空运费低廉，还要在哪里都能乘到飞机。在反对竞争的周期阶段，监管者允许航空公司垄断经营空中航线、夺取枢纽城市、通过兼并消除竞争，这样航空公司便可以赚得丰厚利润。这种形势让消费者和政界人士大为不满，他们又要求监管者出台支持竞争的措施，以提供更多、更便宜的航空服务，而这会扼杀航空业的盈利。在航空公司遭受亏损甚至破产之后，政策制定者认识到有航空公司还是好事情。为诱使航空公司购买飞机、提供服务，要让航空业有赚取利润的机会才行，于是反对竞争的周期阶段又回归了。这种恶性循环的周期模式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沃伦·巴菲特说了这样一句俏皮话：投资者本应该在雏鹰市将莱特兄弟的飞机从空中击落。这篇毕业论文让我在政府管理系赢得最优毕业成绩，同时也毫不奇怪，绿光资本为何从未拥有过一家美国航空公司的股票。 我开始通过校园招聘寻求一份工作。我参加了很多公司的面试，包括人们直接称为“那家公司”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我接到几份录用通知，其中有DLJ公司，尽管这家公司给的薪金是最低的，但我还是决定在它那里担任投资银行分析师的工作。我之所以选择这家公司，是因为我喜欢应聘时结识的公司招聘人员。我后来才意识到，需要在自己的判断力上好好下工夫。 我在DLJ度过了两年痛苦不堪的日子，公司提供一种与我的想象完全不同的教育。在那儿工作感觉就像宣誓加入了一个大学生联谊会，只是会员在你入会仪式上戏弄你时连装作是朋友的样子都没有兴趣。我不打算细说在这家公司里遭遇的诸多可怕的事情，不过几年前，约翰·罗尔夫(John Rolfe)和彼得·特鲁珀(Peter Troob)写了《华尔街追梦实录》(Monkey Business)一书，倒像是对我在DLJ公司做初级投资银行家的生活进行了详尽清楚的描述。他们的描写与我记忆中的往事完全一致，其中写到与复印中心的人打交道时让你暴跳如雷的真实情景。他们俩的经历有一点与我迥异：我在公司的等级比他们还低一个级别，这使我的生活比他们痛苦得多。 我的问题有一部分在于，刚开始在公司工作时，全然不知那份工作需要我做什么。DLJ公司当初招聘分析师，是想在金融学或经济学与文科这两种类型之间招收雇员，进行综合搭配。我学的是政府管理专业，属于文科类型。我此前没有任何朋友从事过初级投资银行的工作，因此当公司代表在招聘过程中问我：“你愿意辛苦工作吗?”我一点儿也不明白他们这么说的用意。我做出了正确回答，但没意识到自己就此做出了承诺，必须每周工作100个小时以上。在我长大成人的过程中，爸爸每天晚上都赶回家吃晚饭，我相信我所有朋友的爸爸也是如此。我从未听说过，有什么工作需要整天坐在办公室，等待一般在晚餐前后才指派的任务。工作会进行到午夜过后，还常常要熬个通宵。我不明白为什么非得等到比我级别高的人都离开我才可以离开办公室—即便我没有任何事情可做。而且，我也不明白，为何当分析师是一种只是为需要“牺牲”的仪式而设立的仪式，即使根本不会给手头项目带来好处时，也得做一个分析师。但是，无论如何，我还是这样做了，因为这是行业文化。 我经常枕着放在办公桌下面的枕头睡觉，这时候，文字处理部在给我准备文件，或者复印中心的人把这些文件打印后装订成陈述书。早晨，我妻子谢里尔在上班的路上，总会给我送来一件干净的衬衣。在这之前，我从未听过这样一句充满智慧的话：“如果你不在星期六进办公室，要在星期天进来，你想也不要想!”我1991年8月开始工作，到感恩节的时候瘦了十多斤。 两年后，分析师一般会歇一歇，到商学院去读书。我不想继续过投资银行家的生活，便决定不去商学院。有个猎头公司给我打电话，问我是否想去一家对冲基金公司面试，我不假思索脱口就说：“想啊。”接着我又问：“对冲基金是干什么的?”就这样，西格尔考勒瑞公司发现了我。 加里·西格尔和彼得·考勒瑞管理西格尔考勒瑞基金公司，这是一家中等规模的对冲基金，当时大约管理着1.5亿美元的资产。如今，类似的基金有数十亿美元的资产。我离开西格尔考勒瑞公司时，公司管理的资产增至5亿美元左右。要学习对冲基金这个行当，这家公司是个极好的地方。 彼得是一位富有耐心又有奉献精神的导师，从他身上我学会了如何做投资、如何进行投资研究。有一次，我花数周时间研究一家公司，阅读公司呈报给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制作电子表格，跟公司管理层和有关分析师交谈。然后，我走进彼得的办公室，与他讨论投资这家公司的机会。他听我把话讲完，就拿上我的文件夹坐火车走了。第二天，他返回办公室时，已读完文件夹中的所有内容，还详细列了一个问题清单，真希望这些问题我已经问过自己。我刚开始在西格尔考勒瑞公司工作时，对这些问题总是不知道答案，两三年后，我通常大约能回答其中的一半了。 彼得在这家公司呈报给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中仔细梳理，寻找对公司业务的描述或对公司经营成果的阐述有什么含糊其辞的地方。他在文件上做出记号，说明哪些是良好的公司行为，哪些是不好的，更甭提会标明激进的或保守的会计处理方法。有三个基本问题需要解决：第一，公司业务的真正经济效益怎样?第二，这些经济效益与公司业绩报告相对照，情况如何?第三，公司决策者与投资者，在利益一致性方面，情况又如何? 1996年年初，我与西格尔考勒瑞公司的同事杰夫·凯斯文一道辞职，创立绿光资本对冲基金公司。谢里尔给公司取的名字，她给我开了绿灯，同意我辞职办公司。要是你放弃一份好工作，完全依靠自己从头做起，并且一时也不指望挣钱，那么你妻子说应该给公司取什么名，你就取什么名好了。 在西格尔考勒瑞公司办公室边转角的一家餐馆里，我和杰夫在一张餐巾纸上写下了我们的最初商业计划。他将主管市场营销，也是业务合伙人，我将是投资组合经理。他并不确切知道在哪儿筹集到启动资本，但认为有他的那些熟人，我们可以筹到1000万美元起步。我把这件事告诉父母，令我吃惊的是，他们投票表示支持之后，自告奋勇地投资50万美元。 我和杰夫各写了一张1万美元的支票，创办绿光资本公司(简称绿光资本)。那是我为公司开出的唯一一张支票。我们印刷办公用笺，购买几台计算机、一台电视机和一台传真机。我们从自己的证券托管人(主要经纪商)那儿租了130平方英尺的办公空间。要经过文件柜到我的办公桌，得设法挤过去。在自己的“套房”里，我们共用一台复印机以及其他5套小型交易设备。 1996年2月，我撰写宣传册，勾勒我们的投资计划，用实例说明我们的样本投资。尽管对冲基金业通常以保守秘密著称，但我看不出有什么闭口不谈的理由。我觉得，如果我们解释自己的投资计划，单个投资如何契合投资计划，会发生怎样的情况，以及为何如此，那么我们的投资者会对我们更有信心。他们还将理解，即使我们投资失手，那也是出自经过缜密思考、严谨守纪的决策。 无论怎样，我相信这会带来更加了解情况、更有信心、更为稳定的合伙人群体。我们提及自己的投资者时，称之为“合伙人”，因为我们正是这样看待他们的。 对冲基金之所以有保密的名声，部分原因在于证券交易委员会禁止对冲基金做广告。结果，很多对冲基金公开披露的信息要少于没有广告禁令的情况。证券交易委员会委员保罗·阿特金于2007年1月在一次演讲中指出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停止用关于对冲基金的煽动性语言吓唬自己和其他人。我们不要谈论对冲基金如何‘在暗处操作’，还是让我们看一看对冲基金广告人受到的监管限制，那些限制阻止他们无法公开说出任何有关其基金的话语。证券交易委员会关于对冲基金业保密性质的抱怨，存在一大讽刺，即对冲基金广告限制的有关规定受到如此广泛的解释，使得对冲基金广告人不敢公开发出任何声音。”尽管外界可能认为对冲基金遮遮掩掩，因为最新信息并非公开可得，但除非涉及我们正准备买卖何种证券，否则绿光资本会公开地与我们的合伙人沟通。 我们制定投资计划时，采用我在西格尔考勒瑞公司学到的投资技能，也就是分析公司的经济价值和决策者与投资者之间的利益一致性。我们的投资研究过程与多数传统的价值投资者所使用的分析框架相反。很多价值投资者是先确定一只股票是否价格便宜，如果便宜，他们便力求确定那只股票是否便宜得理由充分。他们识别投资机会的一个典型过程是，通过计算机屏幕，发现统计意义上的便宜性，诸如低市盈率、低市销率或低市净率，同时盈利上升之类。然后，他们将识别出的公司作为可能的投资对象进行评估。 绿光资本采取完全相反的方法。我们开始便提出问题：一只股票为何可能在市场上被错误估价。一旦有了一套想法，我们便分析该股票，确定它是否真正便宜，或被高估。为了投资，我们需要明白为何存在这一机会，并相信我们较之交易对方拥有相当大的分析优势。市场是个没有人情味的地方。我们买入某只股票时，通常并不知道谁在卖出。如果我们的交易对手无知无识、不谙市道，那便愚蠢至极。在多数情况下，今天卖出股票的人比我们跟踪该股票行情的时间更长，也更加密切，以前曾是买入者，现在已改变主意转为卖出者。更糟糕的是，交易对家可能是公司内部人，或者是信息灵通的业内玩家，在主要供应商、客户或竞争对手那里工作。有些投资者相信，他们买卖华尔街分析师研究最少的那些股票会占有优势。我们认为，一只股票是否“跟踪不足”并不重要，因为我们从其手上买入股票的人很可能已经跟踪了这只股票，而我们需要较之对行情有更好的把握。考虑到交易对手可能是任何人，我们肩上的担子很重。 很多传统的只做多头的基金经理设计接下来6～12个月里有良好表现的投资组合。对冲基金从两边攻击由此产生的低效率。有些对冲基金认为时间跨度太漫长，不关心一只股票是否将在1年里有良好表现，它们想要的是，今天或本周，最坏也是本月，就有斩获。这些对冲基金通常持有仓位的时间很短。它们很多是“黑箱”基金，计算机程序告诉它们买入什么股票。其他对冲基金是消息驱动型，想知道下一则消息或“数据点”是否正面或负面。在这类短期导向型基金中，有些会依赖技术分析，研究股票交易形态，识别近期可能的走势，另外一些会依赖基金经理的交易本能、感觉和经验。很多对冲基金综合利用由顿悟而产生的投资想法，其中有些颇为成功。不过，这些基金往往没有任何透明度，身在其外的人谁也不会对其投资组合了解多少。即便他们愿意大量披露，也没什么信息价值，因为其仓位变动太频繁。当投资是由计算机驱动时，基金经理对于分享程序并不感兴趣，因为程序是业务。 绿光资本认为，传统的投资时间跨度太短，因为股权若不是无限期资产，也是长期资产。我们做出一项投资时，通常对于投资持续多久一无所知。如果一个投资机会的不利方面在于短期内无法产生任何收益，或者投资变成“死钱”，我们能坚守下去。我们乐于持有1年以上，然后获得成功。在实践中，有些“死钱”起死回生产生好结果，快得出乎我们的意料。一个投资组合，若其中有些投资效果来得快，有些来得慢，其余的保持价值不变，便会产生令人兴奋的投资收益，诀窍在于避免出现亏损的投资。投资亏损很糟糕，因为那需要投资盈利予以抵消才能回到盈亏平衡。我们力求在每一项投资上做到保本。并非总能产生这样的结果，但这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一般情况下持有期很长，所以没有任何理由不披露主要仓位。我们有些同行几乎不披露，因为担心人们会对其难免出现的投资失误飞短流长。财经记者似乎日益热衷于报道对冲基金的投资错误。绿光资本就曾受到过这种报道，当时我们重仓持有(并且我是其董事之一的)新世纪金融公司，该公司是次级抵押贷款发行人，于2007年年初轰然崩盘。我的看法是，损失了真金白银较之因别人看到我们出错而难堪会糟糕得多。 尽管我们的投资研究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在西格尔考勒瑞公司受到的训练，但绿光资本构建投资组合的方式不同于西格尔考勒瑞公司。在西格尔考勒瑞公司，最大的投资都是多空配对交易。所谓多空配对交易，就是将身处同一行业并且市场交易估值大幅偏离的两家公司进行搭配投资。西格尔考勒瑞公司会买入估值较便宜的那家公司，同时卖空更昂贵的另一家公司。在理想的情况下，持有多头仓位的公司较之持有空头仓位的公司拥有更好的前景，或者会计政策更为保守。多空配对交易试图通过既消除市场风险又消除行业风险，同时利用随着时间推移而产生的估值收敛，来防范投资组合内投资的损失。 开始有一个不错的投资想法，并找到一个估值大不相同的行业可比公司进行匹配，这样便产生一次多空配对交易。经常会有的情况是，多空配对交易的空头除了作为行业风险和(或)市场风险的防范手段之外，并无什么投资价值。倘若你将投资由1～10分成10个不同级别，其中1为最理想的多头投资想法，10为最理想的空头投资想法，那么多空配对交易的投资组合将拥有很多个3和4与同一行业的6和7匹配。绿光资本一般不做多空配对交易。我们接受更多的行业风险，但配置投资组合时，我们相信其中多头是1和2，而空头是9和10。我们做空并非为了防范投资损失。如果对于某一仓位的风险感到不安，我们就减少或出清这一仓位。通过持有值得拥有的多头和值得拥有的空头而构建的投资组合，我们可以实现部分市场对冲，同时不必把资本花在期望收益为负的投资命题上。 每当我们拿资本冒险而做多或做空，我们相信这一投资具有其自身优点。我们的目标是在每一项投资上赚钱，或者至少保本。这就意味着，股票应该会有足够程度的错误定价，这样一来，如果我们是正确的，我们会大有斩获，但如果我们在很大程度上犯错，我们大致会保持不赔不赚。显然，如果我们错得离谱，我们就会亏损。我们不使用指数来对冲，因为我们通过选择风险回报特征很差的单只股票做空，可以创造更多的收益。指数对冲的期望值是负数，因为随着时间的逐渐推移，市场会向上走，而空头只是在下跌行情中带来好处。做空单只股票有两个获利途径—要么市场下跌，要么事实证明特定公司的分析是正确的。在实践中，我们在多头上较之空头有更多的暴露，因为我们的空头仓位较之多头仓位往往对市场更为敏感，波动性更大。再者，市场随着时间推移往往会走高，我们也希望参与其中。管理投资组合只有在市场下跌行情中才能有超好表现，在心理上很有挑战。我压根儿不想把自己的生命浪费在期待市场崩盘上。 我们与西格尔考勒瑞公司另外一点不同之处在于，我们避免“不断演进的假想”。如果我们的投资基本依据证明有误，我们便退出仓位，而不是创造一个新的适当理由继续持有。当我们的分析出错，或者我们就是无法忍受煎熬，我们便退出，而不是当市场行情持续时间长于我们的想象时才退出。每个人都会在有些时候犯下错误。在西格尔考勒瑞公司，主要管理人很精明，也相信公司很精明。要让精明的人承认自己出错很难。作为西格尔考勒瑞公司的一位研究分析师，如果我认为某只股票会涨到10美元而建议对其做多，并且股票跌至7美元，那么整个公司会对我对其再做买入推荐存在极大偏见，即使那需要为该仓位设法想出一套新的持有依据。如果该股票跌至5美元，它可能成为基金持有的最大仓位之一。这样便造成一种风险，即西格尔考勒瑞公司将最多的资金投放到最错误的投资想法上。 我们认为自己是“绝对收益”投资者，因此并不将我们的投资结果与只做多的指数进行比较。这意味着，我们的目标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市场环境如何，都要努力实现正收益。我相信，对冲基金之所以有巨大吸引力，是因为它具有博取绝对收益的导向。多数只做多的投资者，包括共同基金，都是相对收益投资者;其目标是投资表现优于某一基准，通常这一基准是标准普尔500指数。在评估一个投资机会的过程中，相对收益投资者提出的问题是：“这一投资将会胜过我的基准吗?”相比之下，绝对收益投资者会问：“该项投资的回报是否大于其风险?”这会导致分析框架完全不同。结果，两类投资者可能考察同样的情形，但得出的投资结论却大相径庭。 人们普遍误以为，投资者被对冲基金所吸引，原因在于对冲基金的法律地位、保密性质、杠杆操作，以及据财经杂志所描述的收取高额业绩费。其实真相更为简单：对冲基金通过更好地分析风险和回报的问题，与采取相对收益策略的投资者相比，可以拥有巨大机会创造出色的风险调整后收益。虽然财经媒体不理解这一点，但对冲基金的投资者心中有数。 关于对冲基金的表现，还有其他误解。要衡量其表现很容易，但要评估其潜在风险却很难。结果，强调对冲基金与标准普尔500指数之间的表现比较便很容易。在有些人看来，如果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20%，而对冲基金的收益是15%，那么对冲基金就没有尽职尽责，投资者已将大量金钱浪费在高额业绩费上。鉴于分析框架之不同，比较绝对收益策略与只做多基准的结果几乎没有意义。这好像是评价说达拉斯牛仔队(橄榄球队)比纽约扬基队(棒球队)的胜率更高一样。判断一个策略，将策略与其目标和产生的背景相比较，才是重要的。如果扬基队的目标在于赢得世界大赛冠军，并且做到了，那么将其胜场记录与牛仔队进行比较又有什么意义?同样道理，如果一家对冲基金力求实现有吸引力的风险调整后正的绝对收益，并且如愿以偿，那说明它已达成最初的设想。 与上述情况相似，财经媒体也误解了对冲基金的风险。学术研究表明，对冲基金与只做多的指数相比，波动性或风险要小得多。然而，对冲基金可能会遭遇引人注目的巨大失败。要么基金经理做出了糟糕或倒霉的决策，要么更坏的情况是，他们监守自盗。显而易见，欺诈需要受到严厉制裁。 我决定管理集中持仓的投资组合。正如乔尔·格林布拉特在《不够聪明也能成为股市天才》(You Can Be a Stock Market Genius Even If You誶e Not Too Smart: Uncover the Secret Hiding Places of Stock Market Profits)一书中特别指出的，持有8只股票会消除只拥有1只股票所承担的81%的风险，持有32只股票会消除96%的风险。格林布拉特得出结论认为：“买入不同行业中6只或8只股票之后，为减少风险再添加更多只股票到投资组合之中，其努力所得的益处很小。”这一深刻观点给我的印象极其重要。要发现1和2的做多机会或者9和10的做空机会非常困难，所以当我们发现时，投入足够资本以获得回报便非常重要。基于这种理念，我们认定，绿光资本将来要集中持仓，把多达20%的资本投放于单个做多机会上(最好是1!)，一般把30%～60%的资本投入最大的5个多头仓位。我们将空头仓位规模设定为同样品质多头仓位的一半，因为当空头仓位的表现对我们不利时，它们会在投资组合中占有更大比例，让我们能够忍受最初的损失，并保持甚至增加投资。在多数成功的做空交易中，我们会在一段时期内逐渐亏损，直到我们突然间大赚一笔—这常常发生在一天之内。 我们最初想筹集1000万美元启动绿光资本，后来证明这个设想野心未免太大。我们按照清单联系熟人，能够会面的便迫不及待地会面，很快意识到几乎没有任何人愿意投资给27岁毫无投资业绩记录的我们。我们认定，要获得投资业绩记录，唯一能做的就是动手干起来。干1年，我们就有1年的记录;干3年，我们就有3年的记录。投资业绩记录不会出现得比这更快。 1996年5月，我们筹到90万美元正式启动—其中一半多来自我的父母。我们的最初的投资包括一家住宅建造商MDC控股公司，我们现在仍然持有，还有EMCOR公司，一家近期走出破产困境的电气和机械系统承包商。我们在EMCOR公司上狠赚了一笔，不过直到2001年才真正获利。 我们1996年5月赚到3.1%的收益率(每当我引用绿光资本的基金收益率，除非特别说明是“毛收益率”，否则是指扣除业绩费和其他费用之后的收益率，也就是合伙人获得的“净收益率”。我讨论单个投资，总是使用毛收益率)。当月月底，我们将基金15%的资本投资于安东尼公司，这是一家小型零售商，近期刚摆脱破产窘境，重新开始盈利。市场给该公司的估值是1800万美元，不过其拥有两倍于估值的净营运资本(流动资产减去所有负债)。绿光资本6月的收益率是6.9%。 7月，市场出现调整，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4.5%。但是，我们的投资组合幸遇数个利好事件，产生了4.8%的收益。我们此前于6月，已按照77%的折扣价，购买了野营经营商美国特雷尔公司的债券，债券于7月以100%的平价由该公司回购。当半导体资本设备制造商泰乐恩公司宣布将以高溢价出售时，我们又获得不菲的收益。最后，我们规模较大的卖空仓位麦克威尔公司(我们当时仅持有两个空头仓位)宣布，由于系统问题，每股收益糟糕，股票随之崩盘。 每个月最后一天收盘之后，我站在传真机边，逐个给合伙人传送投资报表。多数在我们基金启动之前接洽的人，无论是否当真，都要求我们保持让其了解我们的情况。此时，有几位开始通知我们，要把钱送来。这年8月，我们有了第一位投资100万美元的合伙人。 如果我们没有错失几次机会的话，这一年的收获无法再好了。夏季某个时候，我思考投资破产零售商佳品公司债权人持有的债权。我经过了缜密思考，但并未建立仓位，而是决定留待第二天再定夺。第二天早上，我走进办公室，告诉凯斯文我想对这家公司设立12%仓位头寸。我给一家交易债权的经纪公司曾讨论过这一想法的销售员打电话，给他下买单。他问我是否已看过新闻，我说没看。瑟维斯商品公司已同意购买该破产零售商，因而债权价值一夜之间翻了一番。当然，在实际已做出的投资上犯错，远远比错过一次好机会后果严重得多。 我们一位最初的合伙人，为了答谢我们取得的出色投资业绩，给我们列了一个10多人的清单，上面全是他的“富人”朋友，其中多数成了我们的合伙人。有一位没有投资，因为他给我出了一道扑克牌智力测试题，而我未能给出答案。他叫我从一副扑克牌中拿出同一花色的牌，安排这些牌的顺序，好让我将最上面一张牌翻开正面朝上，将下一张牌放在最底下，再翻开一张牌正面朝上，将下一张牌放在最底下，如此重复，直到所有的牌按数字依次排列。我把事情搞砸了，错过了一个好机会，看样子我得钻研一下自己的牌技。(正确顺序是A、Q、2、8、3、J、4、9、5、K、6、10、7。) 绿光资本1996年5月之后获得37.1%的收益率，没有一个月出现负收益，管理的资产达到1300万美元。我们决定举办一次“合伙人晚餐会”解释我们的投资结果，于是在位于曼哈顿上东区的一家意大利餐馆包下一个小房间。1月一个雪花纷飞的夜晚，合伙人前来参加晚宴。他们是包括我父母在内的大约25个人—我们邀请的每个人几乎都出席了，好几人从纽约之外赶来。我们陈述了经营情况和投资业绩。这并不难，因为多头和空头仓位都有斩获，没什么重大亏损的投资需要讨论。我们的投资结果最好的是安东尼公司，它上涨500%，贡献了大约1/3的总收益。 第二天，布鲁斯·古特金，最早的四人投资者之一，最终于2004年成为我们的首席交易员(最初我们只有一位交易员，但这是一个头衔膨胀的时代)。他打来电话说，不仅晚宴让人快乐无比，他的妻子在回家的路上还说“干大事就是这样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