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985年9月初，我们举家搬迁。谁要是1985年降落在上海西郊的虹桥机场，便会置身于完全陌生的世界。这座城市在一个瓦楞铁皮棚里接待抵达的航空乘客。乘客得先在这个瓦楞铁皮棚里等上至少一个小时才能拿到行李，冬天在这个有穿堂风的大厅里感觉自然相当不爽。所有的行李堆成一堆，中国人在这堆行李上攀来爬去，直到找到他们的行李为止。接着，我们坐了一辆出租车，直奔上海少数几家符合国际水准的饭店之一，离机场其实只有5分钟车程。一条两旁大树环绕、尤为宽敞的4车道道路，连接着机场和虹桥路。虹桥路是通往市中心的主要交通干道，但却一反宽敞的机场大道，显得如此狭窄，且路况又是如此之差，使得通行艰难费劲。谢天谢地，我们拐入这条通往市中心的主干道时，我们的新家也几乎进入了视线。 一个陌生、而又令人神往的世界 走在虹桥路上，接近距我们的饭店还有10公里左右路程的市中心，便陷入那个时代典型的熙熙攘攘的人流，这些人流不间歇地在上海的马路上涌动着：有步行的，也有骑车的。而自行车上堆装的东西就似汽车后备箱能容纳的那种量。那时，虽然轿车少有，但交通仍然呈现出一幅混乱的画面。卡车、公交车和零星的轿车，不停地摁响喇叭，以引起骑车人的注意；而骑车人却既不遵守交通规则，又对喇叭声没有丝毫反应。大十字路口，那些身着整齐划一的制服、始终戴着墨镜的交通警，借助手势和哨子，来处理杂乱无章的交通状况——在我们看来，那完全是徒劳无益的举动。黄梅季节，会出现骑车人没入泛滥的水中，只有自行车的鞍座露出水面的情景，即使如此，骑车人还是费劲力气，试图往前骑。1986年，鉴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国事访问，虹桥路才得以好好拓宽。 有时，整个城市的道路上方悬挂晾晒着散发一股特别气味的烟叶。所嗅不同，所见迥异，气候不适，一种充满挑衅的音调又通过用陌生语言进行的谈话撞击着我们的耳膜。我们被安置在一个1982年才开张的饭店中。该饭店设施为中国人自己所建，以适应随着政治开放进程而增长的旅游业的需求。龙柏饭店，这个我们曾以晚宴形式来庆祝上海大众开业的地方，位于虹桥路上一座修葺整齐的公园里。该地块直接与上海动物园相邻。 我们的其他一些德方员工，住在上海市中心的雁荡大厦。它作为上海第一批住宅高楼之一，是上海拖汽总公司考虑到预期前来的外国员工而让香港人在复兴公园边上建造的。近处，便可以在当时就已是上海最著名的购物街之一的淮海路上闲逛。 德方员工喜欢光顾的聚会地点之一，是衡山宾馆里的酒吧。衡山宾馆位于上海西南部那条与之同名的马路上，差不多在我们的饭店和市中心的中间位置。衡山宾馆早在合营合同谈判期间，就已用做德国人的住宿地，之后，我们上海大众一些短期任务所需的专家，亦留宿于此。德国人下班后聚在这家饭店的吧台边喝杯啤酒。德国人给酒吧起了个恶名叫“鼠吧”，因为据说某人正巧在某时瞥见这种四腿动物，使得它们在起名这事上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与之有关的传言，也一直没有沉寂下来。 针对当时的情况，在中国人眼里，我们住的如果不算豪华，那也是一流。即便如此，在我们与副市长李肇基的对话中，一直被提出来讨论的便是德国人的安置问题——开始阶段的一个大难题。如果我们在此不采取些行动的话，那根本就不可能让任何德国人来沪。合资合同中写着，上海拖汽总公司负责德国员工的安置工作，并要创造“欧洲条件”。但这一切只能是一步步地达到。 当时，住房在上海尤为紧张，一家三代居住两室的情况并不少见。人均居住面积为4平方米，也就是说，许多人只拥有刚够放一张床铺必需的空间。电气化更是一种奢侈，只有少数人才花费得起。每天早晨刷牙，要走到街头，因为几乎没有一幢老房子配有一个独立的水龙头；厕所，原则上公用，在自家四壁里拥有的，只是些特权人物。人们实在不能期求德国人能适应这种简陋的境况。 对于中国人而言，保尔和我在龙柏饭店入住的简易房屋，完全是宫殿。房费很贵，至今仍是这个价钱。一幢简易屋子的月租金，如今为5 000～8 000美金。而当时我们支付的日租金为350元人民币或175德国马克，一个月下来正好5 000美金，一年则是60 000美金。这么多的钱，对当时带回家年均不超过350美金的中国人来说，就是赚一辈子也攒不到。 对此，保尔和我根本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我们住的是日式钢板预制房，分成两间儿童房、一间卧房、一间起居室和厨房、塑料制的卫生间。这种房屋，肯定连普通的德国排屋的舒适度都没有。我们丰厚的租金所换来的，不多不少，只是整洁而已。这也是好事，因为保尔和我是在其实以我们的行为为上海大众的其他德方员工设立标准尺度。所以，保持简朴非常可取。 为了能保证我们德方员工的孩子有一个相应的学校教育，我们聘用了来自汉诺威的诺伊曼教师夫妇，他们承接了艰难的任务：保证总共来自13个不同年级的15名德国学龄儿童有一个基本还符合规定的教学。另外，教师中还有一位教授汉语的中国女性，一名已在上海生活了多年的英国女性则负责英语教学，还有一名德国男教师教数学。“教学楼”为德方员工及其家属居住的雁荡大厦楼上一套三室的公寓。 除了潮湿的气候和路上汹涌的人流，中餐也让某些德国人着实犯难。我的前妻海尔佳—英格?波斯特虽然说过，“能让10亿人温饱的地方，也不会饿死我们”，但在富裕的西欧人看来，供应的匮乏和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让人徒添苦恼。这样过了几个月，终于发现了可以烤制成不会化成碎屑的切片面包的那种面粉。海尔佳—英格?波斯特还记得：“只有一家店铺有时会供应西方商品。说不定哪一次还会在这家店里买到意大利通心粉。护肤用品要是有供应的话，也只有一个品种。城市的另一头每周供应一次冻肉、一种煮火腿、一种乳酪和鸡蛋。要想找一家能买到德国杂志的书店，只会无功而返。”去逛本地市场，颇为冒险。只要听到哪里有符合我们德国口味的豌豆、菜豆或类似的食品罐头供应，那夫人们准会全副武装地背上三只挎包，动身前往。带着些许的幸福感，装满总是被挤压变形的罐头，满载而归。当时，那些毫发未损的罐头，都是预订用来出口的——中国政府努力赚取外汇的一种象征。 一如我们在安亭的工厂，我们的私人生活也是在中国特有的条件下以丰富的想象力来闯出新路的。我们的女儿在印格尔斯达特开始的钢琴课，在上海相当快地重拾起来。一个既不会说德语、又不会说英语的学习音乐的中国女大学生，带了个会讲德语的大学同学前来授课，后者在授课时翻译一些必要的句子。两名女学生向我们借阅德国的妇女杂志，以从中一同探索德国妇女的着装、打扮和所从事的事情。 就像我们在安亭的情形那样，我们员工的夫人们也体会到，中国人对来自国外的各种信息非常好奇，贪婪地汲取所有可能得到的知识，并从中学习。我们到后的第二年才有的、被称为“阿姨”的家务帮手，先前不知道许多对我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电器：比如吸尘器、洗衣机等等。短短的两、三天内，她就能熟练操作所有的电器，这也特别是多亏了我的秘书陈韵秋的语言沟通。由于我们的阿姨均不会德语、英语，所以她只能将买来的东西画下，在旁边用数字注明它们的价格，以此来结算购物费用。没过几周，她就以高兴的口吻清晰地说着“See you tomorrow!”（明天见！）和我们道别，让我们大感意外。在她来我家近一小时、每天来回两次的公交车上，她不断自修，刻苦学习英语。 对我们德国人来说，还有个棘手的问题是就医看病。尽管作为外国人我们享有某些特权，但遇到严重情况，便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对中国医生信任到何种程度？我们认识了一家中国的公立医院，这家医院尽管绝对不符合我们所习惯的那种卫生和医疗器械水准，但令人惊讶的是仍然能使出现的病痛迅速痊愈。 而对孩子来说，中国的饮食意味着一次巨大的调整。每当我们受邀品尝中国美味的时候，那著名的所谓的“百年陈蛋”（即松花蛋）使她们感到恶心；面对死鹌鹑或麻雀，她们心生同情而毫无胃口，常常是就着米饭和番茄酱果腹。算是慰籍，我们饭店的厨房了解此情，煎蛋饼上涂果酱，这是我们不时让孩子们高兴起来的手段。 阿蕾克莎和雅娜开始时肯定以她们各自的方式，思念着远在印格尔斯达特的家。不过，这种思乡病，通过她们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和在她们母亲的大力支持下探索上海，而得以适当排解。当然，她们得要适应转变，普通的食品这里根本没有供应，没有小面包，没有果酱，没有黄油。而中国的甜品，像是冰淇淋和巧克力，又不合惯常的口味。“但是”，雅娜回忆道，“每天都有一些令人兴奋的事情要去发现。” 我们的女儿马不停蹄地对住宿的饭店进行探索，与在那儿工作的中国人缔结了小小的友谊。她们骑着我们从德国带来的自行车，在公园里的龙柏树之间穿梭。孩子们是如何与那里的中国员工沟通的，对我们而言，至今仍是个谜。显然，几句断断续续的英语和许多手势语言起了作用。饭店职员亲切地照料我们的女儿，并要泰然处之地忍受她俩有时真的很放肆的疯疯癫癫。她们教会了那个她们不假思索地取名“威利”的、接送她们上下学的面包车司机几句德语。孩子们倾听德国故事的时候，“威利”听得懂：他在前面操作的卡式录音机的操作指示“向前”和“后退”，“换面”和“调大声”、“调小声”。 市里孩子们喜欢光顾的地方有国际俱乐部，一个旧上海鼎盛时期的遗留设施。她们在那儿可以在仅供外国人出入的游泳池里玩耍。另一个她们定期喜欢寻访的地方是服装市场，离饭店约半小时车程，那里一直开张。露天下，上百个货摊多半提供纺织品：内衣、裙子、长裤，还有鞋子和地毯，尤其是有许多可以明显看出其在欧洲或美洲模板下生产的T恤或牛仔裤。当时，已有很多西方名牌配饰在中国生产。如果生产的量多于因进口限额而能输出目的国的量，那些原版的名牌产品便会出现在服饰市场，这样她们有时就能低价购得最漂亮的丝巾。就这样各个货摊前挤满了购物者，挑拣着商品，讨价还价。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欧洲人并不多见。因此，广告公司或电影制片公司有时会询问德国学校，是否有这位或那名同学想要接受一个群众演员的角色。通过这种方式，雅娜和阿蕾克莎不仅成了一款中国巧克力新产品的广告代言人，还幸运地参加了一次好莱坞影片的拍摄。 1987年，一家美国公司在上海拍摄一部有关30年代日本入侵中国的影片 《太阳帝国》。这个发生在上海的故事的中心人物，是一名英国小男孩。整个外滩，黄浦江畔20年代形成的上海最繁华的林荫大道，因为影片的拍摄而被封锁。中国的士兵试图紧密列队，以防止爱看热闹的中国人因为太过好奇而涌向布景。 只有群众演员允许在外滩那里来回闲逛，而这正是阿蕾克莎和雅娜喜欢做的事。离家不远的华亭喜来登，1986年开张的上海首家真正的国际酒店，似乎被美国制片商短期内包下。就在这里，在影片的导演走向我女儿、用英语向她们问候并和善地给了她们在下一个场景要注意的几点提示后，我女儿戴着面具等待出场。他离开之后，雅娜向她妹妹激动地耳语道：“嗨，你知道那是谁吗？”“不晓得”，阿蕾克莎答道，“谁知道？！”“那是史蒂芬?斯皮尔博格！” 最后，作为群众演员的参与报酬，他们每人获得一个装着10美元的袋子。我们去接她们的时候，女儿们自豪地举给我们看。到家时，阿蕾克莎却发现自己的袋子突然不见了。她一下子大哭起来，我们试图让她安静下来，便说： “我们开回宾馆。你会发现我们重新找回了袋子！”当我们询问酒店服务台时，一名宾馆女职员微笑着递来那个袋子，那是有人捡到后交给她的。尽管我少了出租车来回市中心所花的30美金的钱，但却多了一份美妙的体验。阿蕾克莎则将她当群众演员的报酬紧紧攥在手中，重展笑颜。 如今我们那两个已年近三十的女儿常常回想起她们在中国的童年时代。那两年对她们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总而言之，获益良多。她们体验到许多不一样的事情，甚至可能比国内还好，就像雅娜总结的那样：“中国人的动作极其迅速。如果他们打算做某件事的话，就会付诸行动。为达到目的，并不一定总是呆板地笔直向前，也可以迂回前进，但他们坚持不懈。与我们相比，他们的行动目标特别明确。这种特征就连我们小孩都印象深刻。一些欧洲人尽可以以此为榜样。” 万象更新的基础 汽车和发动机装配的厂房以及一些设备，是上海拖汽总公司以实物入股（non cash contribution，非现金投资）方式带入我们合营企业的。另外，他们还将从上海市手里租赁而来的安亭那片10万平方米的厂区提供使用，将其麾下的员工转让给新成立的合资企业，开初为1 800名，后来上升到2 000名。我们的任务是将两座濒临倒塌、博物馆级的陈旧厂区建筑，改造成设备先进的、具有竞争力和符合国际市场水准的生产车间，一处生产桑塔纳，一处生产发动机。这中间，我们得将“新中国”移入旧建筑。将一个新的油漆车间或者是一个先进的发动机生产车间搬入那些旧厂房，实在是难乎其难。光进行旧建筑的修缮远远不够。诸如为了改善物流状况，必不可少要进行一定的扩建工作，但却可惜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那么容易实施。在冲压车间扩建时，必须将1 500根桩打入长江三角洲那沼泽般的地基里，这样我们的新车间才不会偏移下沉——那是事先未曾预料到的一个难题，但之后却使得扩建的费用大大超出原先的预算。原则上，我们还是局限于对那些老建筑进行改造，只可惜那些建筑相当落伍垮塌。修缮和结构改建的需求量巨大。 那些继续以手工制造老式“上海牌”的上海拖汽总公司的员工，在我们开始进行修缮和各种改造工作时，却不允许别人打搅他们的工作。在那个我们的车身车间应安家于此的厂房里，他们仍然手挥锤子，敲打着那些专供领导干部使用的轿车车身的铁板。要是巡视一遍工厂，可以看见一片异乎寻常的景象——两家企业紧挨并存。——确切地说，是两个不同的产业圈共存的混乱局面，这两个产业圈之间，时间相隔超过半个世纪。真是天差地别。厂房的一端以祖父辈们的手工作坊方式压制或油漆“上海牌”的零件；与此同时，另一端却应用电子控制设备大工业化地生产桑塔纳。 保尔和我在中国人面前抱怨：“一个屋檐下两家工厂？这可不行。上海拖汽总公司必须连同员工一起搬走，而且要马上搬走。”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解释，为何工厂在这种条件下不能获得好的生产质量。那些市政府或上海拖汽总公司负责解决该问题的中方人士则始终以安抚性的预告来作答，但事情却毫无任何实质性的进展。每每根据我们提出抱怨的具体情形，他们便称：“今年上海拖汽总公司就会搬出的。”或称“我向您保证，这个问题月底前就会解决。” 有一次，我们甚至收得到这样的承诺，称“几天内”上海拖汽总公司及其员工会最终离开。可事实上，此事一直拖了一年多，那个“旧中国”才真正搬离了我们厂。可是在公司初建阶段——且此后很长段时间内——这个问题几乎每天都迫在眉睫。 我们的生产开始时很简单。1985年5月开始安亭的建设工程时，最初只有一个车间能够看出点现代化的迹象。桑塔纳就是在那个车间生产的。在合营合同签署前，合作双方约定了一个为期两年（1982年～1984年）的试装生产期，以在实践中检验：德国人和中国人究竟能否在工作中好好相处？中方员工的技术能力水平怎样？这两年实验性合作的结果，促使了最后的勇敢行动——即成立这个合资企业。中国人也由此确信，与德国人的合作基本可行。1982年以来在安亭向中方人员介绍如何拼装桑塔纳的德方技术人员和技师，向中方证明了他们工作的主动性和引人注目的熟练技巧。中国人也迅速掌握了所有的技术，在最短的时间里，他们造车便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快都要好——这种情形一直保持至今。而大众则了解了这样一个事实，原则上，中国人能够制造满足我们质量要求的汽车——这是一个迈向成功的最核心的前提条件。不过，到达那一步，还有一段崎岖道路要走。 与媒体报道的某些言论相反，我们从未有过用低品质汽车来打发中国用户的打算。其一，这种廉价战略不符合大众集团的利益，毕竟它在全球做过所有产品均达到一流质量的担保。其二，在寻求与最新技术水准相连接、想要借助外国人来实现落后生产现代化的中国人看来，这种想法也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接手上海工作的时候，以这种装配方式每天只能生产两辆桑塔纳。而那时在德国，一个大众公司的工厂一天至少能生产1 000辆汽车，有名的狼堡54车间全盛时期满负荷甚至可以生产3 000多辆。我们第一个完整的营业年度，即1986年，产量在6 000～8 000辆桑塔纳。这一产量狼堡两、三天内就能达到。所以，当我到总部，不时有狼堡同事在办公楼走廊里跟我打着“哎，您的中国米老鼠在干什么呀？” 的招呼，便不足为奇了。以欧洲最大的汽车制造商的观点来看，上海大众曾是那么渺小，那么微不足道，但说不定就是一番伟大事业的开端。每当碰到那种招呼方式，我便微笑着给予友好的回应，因为我坚信，即使从产量上说起步微小，但中国项目的战略规模非常宏大。 1985年3月，我在印格尔斯达特召开的一次监事会会议上卸任之时，哈恩博士以监事会的名义预祝我在中国的事业得心应手，并简洁明了地描述了我们的任务：“一切从零开始，就当是建造55车间！”这是暗指1983年在狼堡投产的具有传奇色彩的54总装车间，它被视为先进生产技术的典范，一首工业生产新纪元的序曲。哈恩博士那个应该在中华大地上拔地而起的“55车间”的愿景，与一个拥有先进汽车生产技术的迪斯尼乐园毫不相干。他所要的，是一个不亚于当今世界所能见到的最先进的汽车制造厂，而且位于安亭。 这便是我们的预计目标。尽管如此，我们并不像哈恩博士所言，从零开始，而是从负数起步。1985年夏，被一大群我们一无所知又语言不通的中国员工簇拥着，我们行走在厂区，简直是跋涉于废料堆间。随行的是第一批20名德方同事，他们出于完全不同的目的和动机，落脚于远离他们曾经生活的环境11 000公里以外的上海大众。每天早晨，等待他们的是一个理想和现实无法合拍的工厂。我们必须因地制宜，学会面对这份充满困难与挑战的工作——尤其是在困难成堆出现的时候。汉斯—约阿希姆?保尔客观地记录道：“大堆的问题随处可见。”他如今也还记得，开始时，人们可以无视对身体和生命的危险，穿着高统胶鞋走入工厂。实际上，有一天我们在油漆车间发现了一些危及生命的材料，引起了不小的骚动。 现代化的油漆车间，所有的车身通过浸入式油漆区域。整套工艺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进行。而1985年的安亭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景象：中国人借助一种电葫芦将整个车身浸入漆槽；对于单件的浸入式油漆，他们使用专门的网眼篮。在定期清洗漆槽时我们发觉，为了改善导电性能，油漆里掺入了汞，汞蒸发出的有毒蒸汽危害了设备操作人员的健康。我们遂敲响了警钟：“你们瞧，汞是一种极毒且非常有危害性的东西。我们必须让狼堡空投一名专家根据具体情况来清除它，因为汞不易清除。” 我们第一次感到必须态度坚决，绝不退让。毕竟从德国派一名专家会花掉宝贵的外汇。我们所有的硬通货里的每一块马克，在花出去前都要再三掂量。国家也是这么要求的。即使我必须因公出差狼堡，中国人常常先会横加阻挠，追根问底地提出我为何要出行。而现在，我们却在周末前的礼拜五提出需要清除汞的专家。不过当我们周一想再次察看有害物质的时候，结果却令人吃惊。发现情况后的短短两天时间，汞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一切都绝迹了，没人知道，那东西消失到哪里去了。后来我们知道了真相：中国人将其排入了河中。我猜想，连我们中方的公司领导，对那种非常秘密的清除行动也毫不知情，而是工厂有“第三只”坚定的手存在，以挽救外汇。 我们的德方技术人员以这次变故为契机，向中方同事介绍了如何不使用汞也能解决问题的方法。在漆槽里增加铜制导电轨，可以达到与那种有毒物质相同的效果。于是，导电轨得以安装，搀汞问题一劳永逸地得以解决。汉斯—约阿希姆?保尔，用当时许多外籍员工常常习惯表达的德英混合的夹生语言回顾了这段历史：“那是日常经营活动中关键技术传授的典型案例。” 不为人知的第三者，不仅“清除”了我们的有毒物质，还加害于我们用于工厂现代化的原材料。水泥、钢材，所有可能的建材都以令人费解的方式失踪了。狼堡人晕头转向：上海拖汽总公司究竟怎么能在我们的工厂同时进行生产？那些配给我们的建筑材料都到哪里去了？不久之后我们终于发现我们的建材跑到了哪里。它们跑到了一个与我们的工程同时进行的中国人自己正在建造新厂的建设工地。明摆着，这种做法不对，可我们却找不到任何办法来改变它。所有我们中方员工在上海大众学到的东西，全部搬到了他们的国营企业。后来，他们还采用了和“上海牌”匹配的第一批在中国生产的桑塔纳的单件，以给那款老车型赋予一抹现代色彩。这种现实，与我们的合同约定——所有中国生产的零件只能全部用于我们的产品桑塔纳——明显背道而驰。 当时，许多人为这种违反合同的行径而生气。不过我清楚那个用桑塔纳零件来焕发活力的“上海牌”所面临的一切；总有一天，当我们成功地发展壮大上海大众的时候，这个问题便会迎刃而解。我们指望，一旦我们向中国市场投放一流质量的桑塔纳，便没有人再会对上海拖汽总公司那款陈旧的车型感兴趣。事情正如我们预期的那样发生了。90年代初，“上海牌”停产。用我们失踪的材料建造起来的上海拖汽总公司的新厂，那个最后制造身形魁梧的四门轿车的地方，“允许”我们买下，用于规模扩建。 不过，“上海牌”毕竟仍是上海拖汽总公司一个硕果累累的摇钱树，也是他们对我们合资企业进行金融投入的前提。由于缺少另外的生产场地，上海拖汽总公司继续在我们的屋檐下生产他们的轿车，这在中国人看来是无法回避的。生产立即停止，不仅会引致车辆装配厂的停产，而且在我们看来会导致上海整个庞大的配套工业的停产，还涉及几千名员工的就业。由“上海牌”向桑塔纳的过渡，必须通过一个协调一致的程序来持续进行。但是中方合作伙伴一次也未曾提及我们其实马上就会明白的那种协调程序。 保尔的团队十分紧张地为应尽快投产的桑塔纳第一条总装线工作着。在拟定于9月初正式接手业务的前期准备阶段，不断冒出新的问题。一个巨大的障碍是，我们急需的供货无限期地拖延——比如全散装件零件箱、各种设备和装置，甚至是我们小小的学校所需的家具。因此，我们根本无法提供合同上限定期限的那些服务。这其中的原因五花八门。我们需要的东西，德国完全没有及时装船发运。但我们最头疼的问题来自上海港。港口的整个物流结构，令人绝望地落后于我们对精准和可靠的需求。 8月份，我们向中国人抱怨说，那些工厂急需的重要设备和装置，就因为从港口提不出来，到货已晚了10周。此间，我们的采购和物流经理沃尔夫岗?浦思特，尽其所能，仍一筹莫展。浦思特经验丰富，他熟悉上海港，很快与那些负责海关的重要人物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不过，海关只是难题之一。上述情形仅仅涉及整个货物的卸货问题，即将我们的集装箱装到卡车上，以最终将我们的材料运往工厂。 如果一艘集装箱船夜晚抵港并马上卸货，那些集装箱第二天早晨便会无序地堆放于港区场地上。我们怎能在这么混乱的大堆货物中找到我们的集装箱呢？即使我们找到了，它们可能隐藏于在其他20个箱子下面。那么我们得继续找，找一台吊车，其宽度深度无人能知。即使最终找齐了我们的集装箱、一台吊车和一辆卡车，也准会出现一名海关官员来挑些什么刺——总之问题简直无休无止。 如今人们是无法想象当时混乱失控的局面的。一位工作精确的、忠于职守的德国会计人员会因这种混乱而陷于极度的绝望之中。事情尽管冒险，但也一直向前继续着。保尔和我早就亲眼目睹了安亭对于我们的期待。工厂可怕的境况并没有让我们俩停止迈向中国的脚步，而是更加激发了我们的斗志。无疑，那个工厂是个灾难，但它每天会变好一点，变得令人能够忍受些，干净些，有序些，能够正常运作些。每个在这段时期里满是好奇并放眼走遍这个国家的人，都清楚地意识到：如今这里开始起步，一个市场在这里成长起来。这里有些事情正在发生变化——而且变化巨大。唯一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谁来干？谁作为远赴中国的第一人？如果我们不做，则会有他人来干。 不过，我们所经手的所有事情，并不像预想的那么顺利。当地的采购也困难重重。一天，沃尔夫岗?浦思特提议道：“现在我本人将代替一名中方员工，来过问材料采购问题。” “这或许不是个好主意”，我回应他，“因为如果中国人看到了一个高鼻子外国人，那价格立刻会提高。”“可是如果派一个中国人去，”他反驳说，“价格也会提高，只是我们察觉不到而已。” 我们也一直想要解决的那些问题，必须重新理顺一下顺序——而且应该能够持久有效地解决。因为中国人几十年来形成的行为方式和思维定式，即使是极愿改变但也会在一开始不知不觉地冒出。这个过程有时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有时却只要一天；有时更是顷刻之间，中国人重新又跌回了他们老一套计划经济模式之中，即一个中央机构预定了所有的指标，下属企业必须毫无疑问地加以执行。因此，我们需要持久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不是只对某种情况或在一段短时间内有效。从材料采购到管理手段，一直到员工培训，我们所能发现的办法，均有待检验。这些方法能不能适用于上海大众？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另外，所有我们德国人带来的理念，也置于实践检验和调整之下：这种方式究竟在中国有没有效果？如果有的话，我们如何将中国人引向我们的体系、我们的方法？毕竟我们的合作伙伴有他们自身的风俗习惯——一部分受孔子浸染，一部分受毛泽东启发；这些东西，他们不会不假思索地加以抛弃。这样，我们在无休无止的讨论中消耗了很多时间，以希共同研究出一条适合上海大众的中德混合之路，并慢慢理顺混乱的局面。 连来自德国的全散装件的供货也让我们操心。桑塔纳所有的单件必须先汇总在一起，排序并装箱。这一切在狼堡进行，但不是次次顺当。常常是所需要的5 200个零件，只到了5 000个。到处找那缺少的200个零件，却常常无处可寻。为了能保持我们的产量，这些缺件（missing parts）常常是通过空运补发，导致费用高昂。当然如果缺件由德国方面造成，则这些费用由大众承担。 光是5 200个零件本身，还有个大小排序，可是打包的方式上却有重要的细节讲究。因此，我们考察了日本尼桑公司，看看这个远东的竞争对手是如何准备他们的全散装组件运输的：他们在何处打包，如何打包？他们从何处取材？他们如何组织物流？纯粹的物流观点认为小小的误差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 领导工作的“科学管理” 一如其他一切工作，公司领导的工作也具有“首演”之特征。而我们是以“混双”的方式工作，即德方是波斯特和保尔，中方为张昌谋和费辰荣。此外，还有吴慧宏，又名“莎士比亚”，一直在我们左右，作为翻译，做各类会议的记录。他的绰号源自他出色的英语水平。 中国人欲学习西方管理，即他们称之为科学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那么我们最好直接从公司领导层开始。由于我已有5年奥迪公司董事工作的经验，所以我知道，如何来安排一个公司领导，使之发挥作用。我们自问：公司领导究竟该做什么？我们只商讨战略性问题还是也探讨经营性问题？我们如何对待等级？谁向公司领导汇报？谁来编制提案？提案应该是怎样的形式？我们必须向我们的监事会，即“董事会”报告什么？在我们看来，这一切尽管只是形式问题，但为了使公司领导工作能正常运作起来却是必需的。我们的同仁，那两位来自计划经济主导企业的先生，对这些形式尚感陌生。 每周一次的公司领导层会议，总是在我的办公室召开。事先，必须及时讨论会议议程，收集与议程相关的资料。这方面，我们开始时做得非常严格。一旦一项决策缺乏必要的陈述理由和申请材料，那这个议题马上便从我们的议程中消失。这种做法，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全新的概念。我们的同事张昌谋 ——曾作为一家国营柴油机厂经理受过完全不同的流派熏陶，对我们在这方面的坚定不移吃惊不小。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前进，工作就必须目标明确，尤其是在应该对公司其他所有人员起带头模范作用的公司领导层里。 我们的办公室位于工厂中一幢四层办公楼里，既无空调，又无暖气。夏季即使窗户大开，人还是会整天大汗淋漓。第一个冬天来得很快，天气极冷，我们不得不穿着大衣、戴着手套工作。处于亚热带气候的上海，尽管温度很少降至零摄氏度以下，但空气湿度很高，渗入人骨，使得可感温度明显低于零度。电是紧缺物资：要么是给办公室开暖气炉，要么是给油漆车间开烘房，只能选用其一。我们当然是决定让自己受冻来保证汽车生产。第二年，保尔向我们捐助了一台空调，不过只是间或运转。不管是夏日还是冬天，空气总是那么潮湿，使得那些用来记东西的纸张，也变得湿湿的，用不了。我们身处发展中国家，许多东西都是最初级的。我们最大的奢侈，是夏日里的一台冰箱和冬日里一只泡热茶用的开水壶。 公关科直接安置在我办公室的右面，再过去一间便是同事张昌谋的办公室。我和左边连着的保尔的办公室之间，坐着我们的秘书和翻译陈韵秋以及她的同事于一芬。“莎士比亚”的办公室正对着我们。我们的办公家具简单、实用，且廉价。按照“需要是发明之母”的格言，我们干脆自己打办公家具。用那些运送完全拆散件组件的木箱，中国木匠给我们打制了书架和写字台。我们这些实用又廉价的办公家具给一些访客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这其中就包括首任一汽大众副总经理的克劳斯?沃尔夫，他至今都还记得。此后在大众在华的第二个合资企业长春，也是可省即省。中国人用那些取自经年放置在路边的美国设备的集装箱板，更新变幻出第一批办公家具和食堂设施。连沃尔夫的办公椅也是出自“西墨兰的魔幻袋” “魔幻袋”常指圆锥形的纸袋，内装各种糖果、小玩具等，尤供初入小学不甚适应学习生活的小孩带入学校。此处意指那些装有设备的集装箱木箱。 ——译者注。除了遮套上破了个洞，在它长年的存放中没受到严重损坏，这个破洞在贫穷的中国大可视而不见。 在一个许多人通过辛勤劳动——这对于我们这些不愁温饱的西欧人是完全陌生的——才维持微薄生计的国家，人们迫不得已地考虑那些生活必需品。这同样适用于一个公司的运作，如同家庭生活的安排一样。许多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在1985年的上海根本没有。谁要是不想被现代的城市景观所迷惑，迄今在中国农村远足时仍几乎忽略不了那些发展中国家典型的贫穷特征——即使是对一个以令人钦佩的干劲投身现代化建设的地方来说，亦不例外。毕竟至少 20多年前，即1985年，上海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浦东——黄浦江的另一边城区，那个如今高楼毗邻接踵的地方，除了稻田，什么也看不到。多年后，这座城市已有了让人想起曼哈顿的侧影。不过，上海已建造了比纽约还多的超过30层的摩天高楼，据说到2010年，这个数量还将翻番。 我们的公司发言人张昌谋有两名助理。这两位到底做些什么事，没人确切知道。他自己常常不在公司，简言之，称“去政府机关”。我们怀疑地自问，难道中方同事对同在公司领导层里的我们也不可告知他身在何处，去干些什么吗？最先，整个企业只有唯一一部电话——而这部电话总是被中国人占用着。不过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是问题，因为刚开始时，我们打电话何用之有？在上海又该和谁通话呢？我们根本不会说中文。我们对中国人与哪个人不停地通话、谈些什么，一无所知，这确实困扰着我们。当时我们与狼堡的沟通主要通过当时流行的电传——一项如今已被遗忘的20世纪的技术。我还清楚地记得，我有时是如何坐在我的电传打字机旁，将我的问题亲自键入并等待狼堡回应的。 马拉松晚宴上的车型话题：桑塔纳还是奥迪？ 为了能更好地了解对方，且因为每天要解决数以千计的经营方面的问题，开始阶段，我们每周与中方伙伴共进两三次晚餐。第一年夏天，晚餐一场连着一场。我们要互相沟通、磋商、说服对方、征得对方好感或向对方施加压力。参加我们晚餐聚会的有蒋涛，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矮个男士，我认为他是我们项目的“祖师爷”，他作为上海市的代表 在持续六年的谈判过程中 从头到底参与其中。因此，对大众而言，他一开始就是一个重要的对话对象，此后我们常常从他丰富的经验中获益良多。他对上海汽车工业现代化的全力以赴，恰恰是在建设初期帮助我们克服了很多阻力。同样，我们的董事会主席仇克，还有上海拖汽总公司领导陈祥麟，也是我们晚上聚会时的成员。还不能忘记上海市副市长李肇基，主管上海约20个委办工作，这些委办是我们始终要获得某项审批或其他支持的地方。 在我们讨论的过程中，总是不断重复着这样一个问题：哪种车更适合中国，是桑塔纳还是奥迪100？尽管中国人在合营合同里给桑塔纳投了票——而且也已经在安亭生产，但上海人更喜欢奥迪，它似乎更适合那些领导干部。桑塔纳就像是一款真正的车型的玩具版出现在许多中国人面前。一位我们曾有一面之交的酒吧老板，以启发性的话语如此评述我们制造桑塔纳的消息：“这么小一部车！”他们把汽车想成船，中国领导人坐着它晃悠着走遍大地，就像“上海牌”或诸如一汽仿照梅赛德斯600制造的类似国宾车“红旗牌”那样的重型四门轿车。哪一款车真正适合中国，上海似乎还未做出抉择。 由于我们获得了这样一种印象，即上海人也想要奥迪，哈恩博士遂向印格尔斯达特的董事发出信号，要求奥迪公司领导层里负责生产条线的海尔曼?史渡比希飞赴上海，视察我们在安亭的工厂，审核一下，可否在此制造奥迪。1985年5月底，奥迪代表团在史渡比希的率领下抵达安亭。他们深入考察了我们的工厂。接着，史渡比希做出了一个全盘否定的评判。他认为油漆车间问题非常关键；发动机厂规模太大，而清洁问题简直是灾难性的：“你们这里永远也造不了符合质量要求的好车。”这种批评，对于我们这些每天与上千种困难做斗争的德方员工并没有激励作用，而那些困难恰恰是来自印格尔斯达特的同仁们无一能理解的。中方将史渡比希的总结视做当头一棒。我们德国人很难理解，中国开始进行的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迈进，对每个中国人而言意味着什么。所有的东西一下子改变了，许多中国人所习惯的事物，一天之间便进入了历史的垃圾堆。他们至少也像那时我们民主德国的国人在1989～1990年间回归联邦一样面临类似的挑战。 我们还是回到1985年的情形。许多德国人对中国人和他们所面临的任务的规模以及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缺少理解。基于在印格尔斯达特共同的公司领导工作，我很了解史渡比希。或许他在做出安亭不可能生产奥迪产品的尖锐的评判前没有多斟酌一下。就像我们德国人的脾气一样，他不带过多的善感性就勇往直前。当被问起上海大众是否可以制造奥迪时，他又再次表明：他不相信，因为质量简直太差了。中方忘不了这种毁灭性的评判言论，只是等待时机，向那个“质量教皇”反击一拳。这个时机不会像期待的那样会很快到来，但定会来临。 一年之后，即1986年夏，当首批500台奥迪车以全散装件组件形式从印格尔斯达特运入中国，让我们以试装方式组装时，没有一辆车不带明显的油漆损坏痕迹。中方员工有点不遗余力地将奥迪车的油漆问题用白色圈圈标记出来。然后，他们给史渡比希发了个电传，抱歉地声称这些车辆因为质量缺陷无法接收。过了很久，才查明油漆损坏的原因。在德国施瓦本的内卡苏姆 内卡苏姆（Neckarsulm）城，位于德国巴登一符腾堡州首府斯图加特市北部，奥迪公司另一个生产地，目前生产奥迪A6和A8。 ，一家工厂将其高温加热的金属粒子通过烟囱排放，这些粒子牢牢嵌入了那些露天停放在与该工厂一墙之隔的奥迪厂区并等待发运上海的奥迪车的漆膜中。海尔曼?史渡比希以后得修正他所做的上海大众永远达不到奥迪公司质量要求的评判。然而，中方至今忘不了那个评判。 史渡比希也让我们知悉了反对中国生产奥迪车的“狼堡二系”的阻力。狼堡二系——指那些直接位于大众董事之下的领导层——担心奥迪会使大众失去中国的业务：“如果上海大众采用奥迪，那我们则会和桑塔纳一起败北。这样，来自中国业务的赢利不会流到狼堡手中，而是记到了印格尔斯达特的账户。”大众品牌的人想在上海保留他们的桑塔纳，不想看到因生产奥迪车而危及桑塔纳较高的产量。这便是当时狼堡和印格尔斯达特之间那场著名的激烈斗争。虽然奥迪100和桑塔纳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产品，但是这涉及到中国的业务，涉及到最终将启用哪种品牌的问题。 史渡比希继续阐述交战形势：奥迪公司领导层也有这样的想法，将奥迪100引向中国。但是，中国市场到底希望和需要什么车型——不管是狼堡还是印格尔斯达特， 这一问题无一人提及。而在上海，它却让我们一直忙碌寻求。由于中方一再将奥迪车引入游戏当中，对此我们早就提出建议：“那就试一试生产奥迪吧，我们应该试着先将500辆车引入中国，因为他们需要领导用车。相对来说桑塔纳更适合民众。” 但长春却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据称梅赛德斯与一汽约定试装1 000辆汽车。这在我们看来意为：如果我们不引入奥迪，那中国领导们会去买一汽的梅赛德斯。也许那里会诞生第二家合资企业。“如果我们在上海的本土生产能取得明显进展，”蒋涛鼓励我们说，“那中国暂时还不会出现另外一家生产轿车的合资企业。”当此后本土制造蓬勃发展的时候，亦即，当越来越多的桑塔纳零部件在中国生产之时，蒋涛的预言得到了证实：事实上，在大众于1991年与一汽共同创建了第二个合资企业之后，1992年才在武汉与二汽成立了一个雪铁龙合资企业。北京吉普这家1984年与此后并入克莱斯勒——今称戴姆勒克莱斯勒——的美国汽车公司（AMC）起步的合资企业，以其主打型号切诺基指向另一种消费群体，而广州的标致合资企业虽然也是面向中国南部沿岸生产一款四门轿车——标致504型，但从未那么正式入轨。 中方一再投票于奥迪车。仇克警告称：“如果大众不拿来奥迪100，那大众集团就会在中国市场丧失这一块销量。”“狡猾的”蒋涛，有力地论证了赞成奥迪的观点：“日本车要比桑塔纳舒适得多。因此，用户需要奥迪100，但价格是个决定因素。”如此开始了奥迪在华的历史，此中我们安亭 1986年造了500辆，卖得很好。合适车型的讨论陪伴了我们两年时间，直到1987年10月做出决策为止，即与一汽在许可证合同框架范围内共同制造奥迪。 最后，上海人却还是决定不了奥迪，对此他们至今仍后悔不已。因为北部的汽车工业、即长春一汽，和上海的汽车工业、上海拖汽总公司——今称上汽集团——之间，存在着一场激烈的竞争——不仅是为获得中央政府的支持——几乎不亚于狼堡和印格尔斯达特之间的斗争。 不过，我们的现代化工程、扩建工程开始时遇到如此多的财务问题，使得上海人吓得缩回了生产奥迪所必需的进一步投资。最后一次机会，即在上海大众在生产桑塔纳的同时另外生产奥迪车，出现在1987年秋，当大众与一汽开始进行奥迪车生产的谈判时。刚开始，中央政府试图阻止这场谈判。因为这份预案打乱了他们的计划，即借助不同的国外伙伴在中国汽车制造中心之间推进竞争。作为让步， 当时的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朱镕基提议说，除桑塔纳之外另外上海大众可制造奥迪车，这句话对上海拖汽总公司来说该是正中下怀。这样一来，大众在这场中方权力游戏中，除了将奥迪车转放给上海，似乎没有其他任何可能。但是，奥迪生产还是移到了以后成立的中国北部大众的第二个合资企业，即一汽大众。而我在沪期间接触的历任上海市长，从江泽民到徐匡迪，此后都异口同声地向我证实：“我们当时没能决定生产奥迪车，是个重大失误。” 避免不必要的起步困难 将中国确定为主要业务；即使眼下该项目在企业运作中尚占很小的比例，也得掌控项目的战略性工作。 对于那些不可避免早晚会出现的问题，需要求助于政府部门和管理机关里的可以平起平坐的高层官员。万不得已时，应将企业日常经营活动，委托给最高层领导机构中的一位同事。 定期访问中国，以显示中国事业在企业里的重要地位。由此也帮助了在现场的管理团队。 更多地听取当地管理层的意见，而非国内总部那些人士。 不要因为那是中国人讲的话，就一概全信。请不要受到这样的迷惑，因为到中国旅行三天，你就能成为中国通。 如果不能按向往的那样一锤定音，马到成功，也要避免心灰意冷，以“先苦后甜”为座右铭来开展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