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我的“茨威格预测” 1948年秋天是我生命中的一个特别的时期。那时候我在俄亥俄州的东克利夫兰刚刚上小学一年级,我感觉学校好极了。整个小镇的人都为当地的棒球队而疯狂。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Cleveland Indians)即将赢得他们28年来的第一个世界职业棒球联赛冠军(之前他们从来没有赢过)。那时,他们夺冠之路上的每场比赛是我们在10号教室必看的节目。在那群孩子中,我是最了解那支球队的。这应该感谢我的父亲,他以前带我去看过比赛,即使这意味着有时候下午得逃学才行。 那个时候,我知道每位队员的球衣号码,甚至对击球率有了一点点模糊的概念。所以在做印第安人队的人物剪纸时我显得很在行--先用剪刀把人像剪下来,在背面画上数字,然后挂在教室里。我那时已经开始喜欢上数字。这也许是一个暗示--暗示以后的我会爱上股市并走入股市。 那个秋天之后便是总统大选。当时,人们都认为托马斯·杜威会打败哈里·杜鲁门。我家隔壁是一个教堂,当时有一个投票点设在那里,因此教堂的停车场用国旗装饰了起来,到处都是车子和人。之前,我每天都会独自在那个停车场里,玩印第安人对抗波士顿红袜队的游戏。我一个人扮演两个队,虽然有些时候两个队实在都差不多,但我总是会无一例外地让印第安人赢。 总统大选过后,停车场里空空的,国旗撤走了,乐趣也没有了。我顿时觉得有些失落。那天晚上,家里似乎也缺少了点令人愉悦的气氛。通常父亲每天都会看看克利夫兰报纸的体育版,并告诉我有关印第安人队的最新情况。而这次,他却一头扎进报纸的股市版,表情就像那天我用棒球打碎了起居室的玻璃窗一样严肃。 父亲嘟囔着一些关于杜鲁门的话,以及杜鲁门对股市来说是场怎样的灾难。但我根本听不懂他的意思。对我来说,股市就是报纸上密密麻麻排列的上千个数字,而这些对于当时6岁的我来说根本无法理解。事实上,我当时猜想它是不是与“长袜”有什么关系①。但可以确定的是,我父亲很不开心! 有一天,我终于知道父亲的郁闷并不是因为他投了杜威一票。整个华尔街都认为共和党人杜威一定会赢得大选,但结果却让人震惊不已--民主党人杜鲁门意外地获得了多数选票。对此,市场的反应更是毁灭性的。总统大选结束的第二天,道琼斯指数跳水3.8%。纽约证券交易所之前上涨的股票中,有66只出现下跌。从那时起一直到1987年10月19日的崩盘,市场每日的上涨与下跌比率一直非常糟糕得不行。 父亲在我9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一年后,母亲改嫁了,我们也从那个我出生的克利夫兰小镇搬到了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 我对股市真正开始感兴趣是在13岁的时候。那一年的生日,舅舅(我母亲的弟弟)送给我6股通用汽车的股票作为生日礼物。我高兴极了!我每天都会查查股票排行榜,看看通用汽车的股票情况。我并不知道股票价格为什么会波动,但我就是喜欢关注自己的股票。我对当时每三个月一次的股市分红也十分期待。这些分红的支票进一步激发了我对股市的兴趣,我慢慢地开始关注当天一些其他的股票。 后来,在高中的历史课上,我们了解到了一些着名的实业家(有人叫他们“强盗财主”)。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要写一篇关于J·P·摩根着作的读书报告。我被他的真实故事深深地吸引。我想,我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决定要努力成为一个百万富翁,并决定从股市开始入手的。J·P·摩根的人生对我没有起到多大的指导意义。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他都不是我心目中崇拜的英雄,只不过就是一个有点胆识的人,凑巧在股市上做大了罢了--也就是这一点,还算对我有点激励作用。 我开始更多地关注不同股票的表现。还记得我高一的时候,班上有一个关于股票市场的讨论。老师问我们:“你们谁知道现在哪只股票的价格最高?”自然,班里其他同学对股市一无所闻,只有我举起了手,回答道:“我想应该是克里斯蒂安娜证券公司。”我的回答是正确的,老师诧异得几乎晕了过去(那只股票当时的价格在1 500美元左右)。我接着又说,价格第二高的股票是高级石油公司。当然,我又是正确的,老师自然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直到那时,我了解到的关于股市的知识都是二手的。 1960年,我从称勒尔盖布尔斯(Coral Gables)高中毕业,后来被费城大学沃顿商学院的金融专业录取(当时也只选择了这一所大学)。我选择沃顿商学院是因为我想学习商业,当然还有股市。沃顿商学院是美国本科阶段最好的商学院,现在仍然是,尽管我这样说有点为自己吹嘘的嫌疑,因为毕竟我是沃顿商学院的毕业生。(平心而论,我一点没有夸张;哈佛和芝加哥的商学院都不招收本科生。) 1960年的秋季,我开始了在沃顿的4年大学生活。我依然十分急切地想了解一些股市的知识,但当时我们预先自动设定的教学计划中,没有一点关于股市的课程。那是高年级的课程。与我的兴趣最接近的课程是经济学,讲课的是穆雷·布朗(Murray Brown)教授。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当时的开场白。他说,很可能我们之中的大多数选择到沃顿来是为了学习如何挣钱,所以在这一点上他的课程会有很大的帮助。当然,他只是说对了一部分。如果你掌握了经济学的课程以及供求法则,是绝对会对从商或者股票交易有一定好处的。 头几个星期,我与布朗教授的关系一直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当我们一起讨论即将到来的尼克松与肯尼迪之间的总统竞选时,事情才到紧要关头。布朗教授挨个问我们:“你支持尼克松还是肯尼迪啊?”我讨厌这样的提问,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的政治信仰是自己的私人问题。所以当他问到我的时候,我回答道:“两个都不支持。我支持‘运动’!” 班上顿时炸开了锅,布朗教授也对我的回到感到震惊。他忙跑过来说道:“你是说……你是个运动员?”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算是个运动员。我曾经在篮球队待过,也尝试过其他各种运动。但我并不想要个人聪明,我只是想打破那些在我看来像是气球一样的空谈。不幸的是,从那次起布朗教授就对我有了极差的印象。 也许我这样有点不尊重人,但是在学习经济学以及商业知识这一点上,我是很严肃的。只是在常青藤的那种气氛里我觉得有点不太舒服。从迈阿密来到费城,也许我那时仍然还觉得有些文化冲击吧,尽管现在我反而在回迈阿密的时候觉得有点文化冲击,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就是我在沃顿的第一年--总是希望能够学点有关股市的东西,而不是整天在供求法则中受煎熬,在会计课上的贷记与借记之间痛苦挣扎。不过会计课虽然让人觉得无聊,我后来却恰恰发现它对我在股票市场上的活动起到了帮助。 我是在大一的时候遇上我的同学莫里斯·法尔克的。只要是新闻里提到过的股票,或者财报显示收益较好的股票,他总能张口就说出来。莫里斯和我,还有其他几个同学,包括我的老朋友托尼·罗森堡和卢·艾森普莱瑟当时想成立一个投资合伙公司。我们准备叫它“旺盛合伙公司”(Dynamic Growth Associate)。用这个名字,我原本以为这个合伙公司一直会坚持发展下去,而事实上我们却从没有聚拢过。我想,在我们年轻的时候考虑一些有远大抱负的事情还是很有意义的。 合伙公司开始启动的难处或多或少在于如何以“委员会”的形式来运作。多年以来的经验告诉我,市场上委员会的决定往往显得有些中庸。我从没听过有哪个大的投资者是听委员会的决定来进行交易的。这也许就是我们当初的合伙公司没能运作起来的原因吧。 但至少,投资的想法激发了我了解更多股市知识的欲望。1961年夏天,我大学一年级的生活结束了;我回到了科勒尔盖布尔斯,想在一家股票经纪行做暑期工。我于是一家一家地跑,尽量给他们留个好印象,让他们觉得在他们面前的是沃顿商学院的高才生,勤奋好学,而且还不计较薪酬。只可惜,没有一家有职位空缺。 即使是让我做个“粉笔男孩”抄写股价我也愿意。当时,电子仪器刚刚开始在股票经纪行推广。通常,价格与行情是出现在老式的滚动显示的纸带上的。纸带在屏幕上放大后,人们就能看到价格的变化。但是要想记住当天的那些价格的话,就需要一个被叫做 “粉笔男孩”的经纪行人员,在一块大黑板上记录下重要股票周期性的报价。一般会有50只重要股票的情况会一直公布在上面。遗憾的是,当时只有一家经纪行尚在使用老式公告牌。但我猜想,即便是我每小时的工资再少一点,我可能也不够做一名“粉笔男孩”的资格。 我没有去另外的行业找一份薪水不高又没有什么前途的工作,而是决定去泡经纪行,用我全部的时间在那里研究市场活动。我想,这是我长期以来最大的兴趣所在。后来,我真的去了。我去了美国海登斯通证券公司在当地的分支机构,在里面实实在在地泡了两个月。那时,我根本没想到,海登斯通最终会成为运通时喜证券投资公司(Shearson Lehman Hutton)的一部分,也没想到它1988年的时候会出价603 750 000美元,成为茨威格总回报基金(The Zweig Total Return Fund)最大的承购人。 我每天都会阅读《华尔街日报》,看看海登斯通在上面发布的所有投资信息。我还会花大量的时间去拜读标准普尔和穆迪公司,以及其他机构发布的统计性的分析文章。我悉心钻研了那些收益报告,再加上有一点会计的基础,因此我知道如何根据一些项目去调整收益。很快,我便开始明白收益率在股票估价中的作用了,与此同时也更加清楚地了解了价格与收益的关系,即市盈率。 我的第一次投资 那个夏天,我终于决定将一部分钱投入我一直热衷的股市,检验一下我所学的知识。我作好了股市大跳水的准备,在存折里留了几千美元。不足为奇,我第一次就买了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我买了14股通用的股票。这只股票当时只卖40多美元,我算了算,除掉每季度的分红,我的股票最终可以翻一番。许多年后我发现,这真的是典型的第一次投资。购买蓝筹股会让新手觉得更加安全,而且在当时的蓝筹股里面,很少有比通用汽车的股价还高的。还有,我当时已经关注这只股票很长时间了,因此对它有一定的了解,觉得还不错。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确实是一次相当明智的投资。 我当然想拥有不同的证券组合,于是忙着挑选起其他的股票来。我的第二次选择最后成了一场瞬间惨剧。这也给了我一个深刻的教训--不要听经纪人的!至少是尽量不要听!经纪人向我推荐了一家名叫美国氰胺(American Cyanamid)的大型化工公司的股票。我于是对该股票的收益作了分析,并作了一些统计工作。这个投资看起来似乎还是明智的。我一下买了20股,但我进入股市的第一天就下跌了4个点,跌幅达10%。我简直不敢相信,因为那个夏天市场一直非常平静,即使是价格波动半个点也算是很大的波动了。到底怎么了? 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因为那家公司当时受到某种政府反垄断法案的影响。但重要的是,股市突如其来的坏消息让我在股海中连脚背都还没打湿的时候就损失了10%。我确确实实熬了过来,但这个开头确实糟糕了点。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又买入了一些海湾石油(Caul Oil)和丹河厂(Dan Rivre Miccs)的零碎股,由此便形成了我的证券组合。 尽管我在1961年夏天买入了一些零碎股,但我真的不想看到市场在这个时候起飞。21岁那一年,我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几千美元的财产,我一直希望能够在股价再便宜点的时候,将这笔钱用来投资。真是天赐良机,从1961年春天开始,股市震荡,市场成交量低到了极点。如果现在大盘每天1.3 亿股的成交量你尚且觉得低的话,你就可以想象那个夏天成交量只有200万股的时候,市场是怎样的一种低迷状态。 从1960年秋一直到1961年春市场行情下跌前,市场曾有过一次大的上涨。当时,一直到1962年第一季度,股价都维持在一个很小的价格域里面。1962年初春的时候,市场开始沦陷。 那时我正在费城念大学二年级。就在二年级结束的那个春天,市场崩溃并且演变成为我们所知道的1962年大崩盘。有人把这次崩盘归咎于肯尼迪总统对钢铁行业的强硬措辞,但那只不过是使脆弱的市场开始崩溃的催化剂。事实上,股市的暴跌在我看来有些隔岸观火的意味,让我觉得庆幸、兴奋,特别是因为我并没有投入多少也没有损失多少。但我却注意到了我周围人的痛苦。 1962年夏天,我去纽约看望我在学校认识的几个朋友,在那里待了几个星期。我还清楚地记得6月初的一个晚上在一个朋友家里过夜的情形。那天,朋友的父亲正与他的会计师一起查看股票交易以及其他的一些记录。从他父亲脸上痛苦的表情,我知道,一定是出大事了。 我朋友告诉了我一些情况。显然,股票市场曾带给这位父亲丰厚的收益,但他也在市场看跌的时候遭受了损失--特别是当时他大量持股最吸引人眼球的宝丽来公司。当时他正忙着从其他地方筹集资金来补充保证金。宝丽来的价格多年来一直在攀升,但却在1962年的劫难中被砍掉一大截。令人欣慰的是,至少故事最后还是皆大欢喜地收场了。我朋友的父亲成功地度过了这次危机。市场又开始反弹,宝丽来东山再起,在接下来的牛市中再次成为最重要的股票之一。 但我要讲的这个故事与宝丽来没有关系。在我脑海中深深刻下不可磨灭的印象的,是1962年春天那晚,同学父亲脸上极度痛苦的表情。看着股市反转带来的这种切肤之痛,我有了一些不安。这使得我对将来任何一个股市崩盘所带来的影响多了一份敬畏……其实我也有过些许1929年大萧条的苦闷。我不禁想,如果当时我也被套在股市里而此时1929年的情形卷土重来的话,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这在我的脑子里亮起了一盏红灯,随时提醒我千万别在股市崩溃的时候被套牢。那时,我仍然对这种崩盘的预警信号完全没有概念,但我下定决心要把它们找出来。 我在沃顿完成了4年的学业。我的专业是金融学,但最后两年我的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股市和投资上面。我去听了学校里所有关于股市的课,但我知道我的学习还远远没有结束。这些课程唯一教会我们的,可能就是如何运用杰明·格雷厄姆戴维·多德以及西德尼·考特勒的《证券分析》(基本面分析的权威着作)去衡量单只股票。格雷厄姆和多德的整个思想就是:买入那些可以卖个好价钱而且分红也不错的有价值的股票, 为可能的风险挣点儿损失准备金。这很好,但我总觉得还有许多重要的东西没有讲到。 沃顿商学院没有教我整个市场的变化,对于市场自身的价格活动、市场人群心理,或者是美联储、货币以及经济学变量对股市的影响等技术因素,沃顿商学院更是没有提到过。也就是说,我从沃顿商学院出来的时候最多只能运用一个工具,但那显然是不够的。 1964年秋天,我开始在纽约大学学习MBA的课程。之所以选择这所学校,是因为它就在美国证券交易所隔壁,而且它的课表里列明了许多有关股票市场的课程。但不幸的是,我第一个学期还是得硬着头皮重复学习那些在沃顿商学院学过的基础课程。我愤愤不已,因为根本没学到任何新的东西。那个时候,我遇到了之后成为我妻子的莫莉,她在迈阿密上大学。我厌倦了背井离乡四处漂泊的生活,于是决定回迈阿密。 为了继续学业,我进入了迈阿密大学学习。迫于生计,我只能白天工作,晚上去听课。与我之前找工作的经历完全不同,这一次竟然有三家股票经纪行马上就答应提供工作机会给我。我是说,他们是主动给我提供工作机会的,我并没有跟他们说我想找工作。我当时在市场上已经算是个小有名气的交易者了,也并不是说很厉害,就是比较活跃而已。我朋友给了我一个昵称,叫“交易者的号角”。 我在佛罗里达州塞弗塞德(Surfside)的一家叫做贝奇公司(Bache & Co.) 的经纪行开户好几年了。公司经理埃德温·克鲁克斯(Edwin·Crooks)让我在那里做经纪人。我于是答应了,并推掉了另外两家经纪行提供的很有竞争力的工作机会。我之所以会选择待在克鲁克斯先生那里,是因为我喜欢并且敬重克鲁克斯这个人。我在那里只待了7个月--刚刚拿到经纪人执照,接着便放弃了这份工作,因为我想再回学校读书。但要感谢克鲁克斯的是,我在贝奇公司的时间并没有白白浪费。 克鲁克斯在业界是老资格了。1929年大崩盘的时候,他刚刚开始工作,那时的他是纽约证券交易所里最年轻的一个。他很喜欢讲过去的经历,而我是他最好的听众。在克鲁克斯给我讲过的许多有关股市的故事中,我觉得最过瘾的是他给历史上最棒的股票交易员之一--杰西·利弗莫尔(Jesse Livermore)打工的情形。后来我读了很多关于杰西·利弗莫尔的书。如果要说在股票市场上,有谁最接近我心目中的英雄,应该说是杰西?利弗莫尔。他所强调的“减少损失,保持赢利”的原则让我一直很受益。 我离开贝奇是在1965年,那一年,我和莫莉结了婚。之后,我去了迈阿密大学读全日制研究生。我用一年的时间获得了硕士学位,与此同时,我又把所有有关股市的课程听了个遍。所有的这些课程都是一个叫韦德·杨(Wade Young)的教授教的,他十分注重市场的技术面。技术分析(本书中将讲到)最纯粹的形式就是仅仅研究你在股市看盘时能看到的那些变量,也就是价格和成交量。 起初我不太同意杨教授的方法,尽管我自己也曾学过技术分析。但多年以后,当我再次回想起他的一些建议的时候,如“在强势的时候买入,疲软的时候卖出”,我才越来越开始明白这一方法的价值所在。但在那个年代,跟大多数新手一样,我认为股票交易的套路不过是在没有竞争力的时候买入,在有竞争力的时候卖出。而正是因为这样,大多数人才会在市场上让自己掉进泥潭。 1966年夏天,我完成了MBA的论文,之后,我留在迈阿密教一门与公司理财相关的课程。我很喜欢这一经历。多年来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天能够站在讲台上,教学生们金融或者股票的知识,而我终于得到了这个机会。我知道我不想一辈子就做个与世隔绝的大学老师,但我发现这个工作让我受益匪浅。我教的时间越长,就越感觉自己要学的还有很多很多。 后来,我决定去攻读金融学博士。由于迈阿密没有博士招收计划,我便飞到了密歇根州的东兰辛(East Lansing),后来被密歇根州立大学(MSU)录取,在那里攻读博士学位。这一次,我毅然决定要加强自己对股市来龙去脉的正式教育。于是自然地,我选择了金融学专业,研究方向是股票市场。我在密歇根州立大学待了三年,1969年博士毕业。 在密歇根州立大学,我学到了很多经济学的知识,对普通股票的基要面分析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我也接触到了市场学术理论,其思想说到底就是:市场运动是随机的,过去的模格形式并不一定能预测将来。还有,学术界公认的一个概念就是有效的市场。有效市场就是指,在这个市场里,与其想通过经济学数据、基本面数据或者技术数据来预测市场,还不如买入大量不同的证券组合,然后将其搁到一边不管。 我强烈反对这些理论。实际上,我的老师奥尔登·奥尔森(Alden Olsen)也不同意。奥尔森教授显然曾经是个理财高手,通常在价值分析和反向思考的基础上行事。也就是说,他会买一些价格低估、别人不太看好的股票。 但我在密歇根三年来学到的大部分东西都是自学的,特别是在研究我的博士论文《看涨和看跌期权》(我那时的主要兴趣所在)的时候,我学到了很多。(基本上,当你买入了看跌期权,你就获得了在特定的时间段内以既定的价格卖出某公司上百股股份的权力。相反,看涨期权则是指在既定的时间段买入某公司上百股股份的权力。) 我学到这些知识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芝加哥股票期货交易所或者其他挂牌进行期货交易的交易所才开始出现。那个时候进行期权交易的都是相当精通这一行的人,市场很小,流动性也不是很强。我那时还希望找到通过期权赚大钱的方法。但当我研究完54种不同交易策略的结果后,我在毕业论文中总结道:风险调整基础上的投资回报并不能保证投资者玩转期权市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巨额的交易成本引起的。这些发现并不一定适用于今天的期权市场,因为今天的交易成本降低了,流动性也有所增强。即便如此,我至今仍然对期权交易不感兴趣。 我觉得有些失望,我在期权上所作的努力竟没能让我找出战胜股市的方法。但我却发现了一些在长期看来被证明更有价值的东西。在为毕业论文收集资料的时候,我在证券交易委员会那里发掘了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数据。我从中发现,当期权投资者过于乐观的时候--买入大量看涨期权,同时规避看跌期权--通常股市就要走下坡路了。反之,当期权交易者对市场感到十分悲观的时候--青睐看跌期权,同时卖出或者规避看涨期权--通常市场就接近谷底,即将上扬了。 同样,当期权交易者十分活跃的时候,这对我来说显然是一个负面的信号;当他们规避市场、期权交易量下跌时,常常是买入股票的好时机。也就是说,这是个反向思维的老把戏--不要随“大流”。我的研究同样还表明,大部分投机者并不是很成功。因为他们总是处在负债状态,而作为一个群体来讲,不管他们处于悲观还是乐观状态,他们的决策很少有正确的时候。 完成博士论文后不久,我发明了看跌/看涨比率(Puts/calls ratio)。它是目前被广泛运用的一个技术标尺,特别是出现了许多可以运用看跌/看涨比率的新的期权市场。这一发现对我来说很重要,并不是因为这一特别的指标,而是因为我由此开始将那些衡量市场情绪的不同数字整合起来,并将整合的结果作为市场预测的指导。同样,我还将技术指标和货币指标进行了整合,并将整合结果也作为市场预测的参考。这样便逐渐形成了一个有用的工具包。多年以来,我一直将这个工具包运用于我的市场分析和理财业务上。 1969年夏天,我完成了博士阶段的学习。我很想去纽约待在华尔街附近,所以我去纽约城市大学(CUNY)做了助教。但平心而论,我只是希望这样能够有机会成为一名顾问而与华尔街扯上点关系。在纽约城市大学任教的第一年,我便得到了那个机会。我被芝加哥股票期权交易所(当时甚至还没有这个名字)聘为顾问。他们正在努力通过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审批,以获得交易资格。而他们的这一目标花了4年多才最终实现。此外,我还将我的期权知识尽量浓缩,教那些在赫顿(E.F.Hutton)证券公司刚刚入行的经纪人。 尽管我的工作经常有变化而且也很有趣,但我还是想追求一些更刺激,更有意义的东西。我大学时代的老朋友罗恩·罗思斯特恩为我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他那时是一家股票经纪行的合伙人,他邀请我去他那里做顾问。尽管那是个相对不怎么出名的小公司,但我还是抓住了这次机会。做了几个项目之后,我决定开始写一份适合机构投资者的股市商情报告。 茨威格预测的发布 我的商情报告发布平台,以及我后来的职业都是基于我头一年在《巴伦周刊》发表的几篇文章。第一篇文章发表于1970年,当时股市刚刚经受了自1930年以来最严重的冲击。1970年5月,《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家二流经纪行撰写的报道,报道中建议股民卖掉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的股票,这使市场跌到了最低谷。华尔街的经纪行发布抛售建议是相当罕见的,而且推荐抛掉的股票恰恰是所有蓝筹股中最有上升潜力的蓝筹股,这更是从未听说过的事情。 我阅读了这篇抛售建议中的一些所谓推理,之后,我立刻便有了以下的结论:第一, 这会吓坏那些散户;第二,它的逻辑是错误的;第三,废话连篇。 虽然我对AT&T没什么特别的兴趣,但这篇报告让我血压迅速上升,气愤不已。于是,我决定一定要做点什么才行。我坐下来写了一篇驳论,但是因为太长了没法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所以我把它寄到了《巴伦周刊》。《巴伦周刊》跟《华尔街日报》一样,也是由道琼斯公司出版发行的。 幸运的是,当时的《巴伦周刊》的编辑主任阿兰·阿贝尔森(Alan Abelson)很喜欢我写的东西,并让他的秘书雪莉·拉佐立刻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们愿意采纳我的稿件。过了好久,我才意识到自己有多幸运,因为《巴伦周刊》收到的上百份投稿中只有一小部分会被发表。 1970年6月,我的第一篇文章在《巴伦周刊》发表,署名为《茶叶和同情》,驳斥的是那家经纪行对AT&T的悲观评价。事实证明,我是正确的。市场以及AT&T股票其实都处于价格运动的底部而不会再下跌。几个月后,那家误导股民的二流经纪行在业界销声匿迹。 自然地,在《巴伦周刊》发表文章让我感觉好极了,特别是当我的判断是正确的时候。但评述AT&T不是我的专长,我真正想写的是股市指标。第一篇文章的发表为我其他文章的写作开了一个头。 几个月后,我又给阿兰·阿贝尔森寄去了另外一篇文章。这一次是关于期权活动的。我运用我的博士论文里收集的一些数据,发明了一个新的指标,我把它叫做“期权活动比率”。这一指标会在期权成交量较低的时候发出看涨信号,同样会在期权成交量较高的时候发出看跌信号。这篇文章发表于1970年11月底,它预测到了一个相当好的看涨行情。这个时机太好了! 《巴伦周刊》出现在报刊亭的当天,市场迸发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出现了急剧的反弹。 又一次预测正确让我觉得颇有些成就感。这让我更加渴望写下一篇文章。下一篇发表于1970年春天,是关于我之前讲到过的看跌/看涨比率的,当时这一指标刚刚指向看跌行情。接下来的几个月,市场一路下滑,这一次我又一针见血地说准了。这两篇关于技术指标的文章发表后,我收到了很多投资者的来信,他们想知道我是否在写或者计划开始写股市商情报告。我觉得这是个很理想的开端,因为我已经准备好从这一方向着手了。 不久,我便开始为经纪行撰写商情报告书,面向机构投资者。我很喜欢为机构投资者写这些,因为我觉得这样可以让我提供更有价值的信息--这才是我真正想做的。1971年秋,我写了第一篇分析文章。正当我写第二篇的时候,那家经纪行倒闭了。据说是因为其中一个合伙人挪用了几百万美元,使其最终崩溃。 所以,我写了新的商情报告但经纪行却不在了。有什么用呢?我收到了大约120封《巴伦周刊》读者的来信,他们都对我写的东西很感兴趣。我觉得他们也许愿意买我的商情报告,于是我开始为他们每个人去写。我将这个商情报告命名为《茨威格预测》。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我收到了将近40份订单。我就是这样开始的,几乎就是走后门。 1972年春天,我在《巴伦周刊》发表了我的另一个技术指标,这一次是关于卖空行为的。我再一次预测市场将走低,结果市场在几个月内持续下跌。这并未波及我新开始的事业。1972年春,我开始在《巴伦周刊》上面广告宣传我的《茨威格预测》,从那以后,它很快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事业”。我从理财以及商情报告那里获得的收入,很快便超过了在大学教书的收入。但我真的很喜欢教书。我在纽约新罗谢尔市的艾奥纳学院(Iona College)做了一名副教授。我在那里教了7年书,最后不得不离开,因为我没有办法在教学上投入足够的时间。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还是想回到大学教书。对于教书,我最喜欢的一点就是它对我的激励作用。我督促学生们提问,如果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也不会觉得难堪。 我从不投机取巧糊弄学生。如果我确实不知道答案,我会实实在在地告诉他们我不知道。他们经常会迫使我去思考一些事情。在思考的过程中,我常常会得到一些新的灵感和想法。有一些想法不断发展,形成了我在市场预测中所用到的一些理论。 在出版《茨威格预测》的同时,我还发行了茨威格基金一种封闭式的股票型共同基金。1986年,它的发行量达到了3.4亿美元。它的最大承销商是德崇证券(Drexel Burnham Lambert)。两年后,我又发行了茨威格总回报基金。这两只基金都在纽约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 我还记得,我曾有过一种几乎无法抵挡的冲动去学习有关股市的所有东西,并且能够成功地运用他们。也许,我这种强烈的欲望与登山者的欲望没什么两样。那些勇攀高峰的登山者们总是不征服大山誓不罢休,仅仅因为它们就在那儿!也许现在这个比喻不太恰当, 但我年轻的时候确实想过要攀登股市的高峰。这是一个我无法拒绝的挑战。 并非一切都那么美好,那么完美无缺。股市有时候会把我逼到绝路;有时,也会让我大赚一笔,让我的自信心极度膨胀。但无论股市的路多么崎岖,它从来没有让我觉得厌烦过--从来没有。股市一直都让我那么着迷,而且它总能给人惊喜。也许,那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掌握股市上的所有东西,也没有谁每次都能正确,或者甚至是大部分时候都正确。 但是,你完全可以做到正确的次数比错误的次数多。如果你60%的时候都正确,好好驾驭你的收益并且控制你的损失,你会发现,当你正确的时候你会非常的正确,而当你错误的时候你只是适当地犯了个小错误。从长期看来,60%的成功率能给你带来巨额收益;50%的成功率能给你带来稳定的收益;即使是40%的成功率,你也能战胜股市。 在玩转市场的时候,请记住:你必须应对的是可能性,必须采取理智的策略来控制风险,必须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采取激进的投资态度。我成年后的时间几乎都在努力钻研股票市场,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将会把我所掌握的知识竭尽全力教给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