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我成功预测了风险,在市场崩盘当天获利 1987年10月19日,道琼斯指数跳水22.6%,这成为决定我们命运的一刻。我运用在本书中描述的经过长期验证的模型以及策略,在崩盘前进行了几步保险的操作。结果,我的“茨威格预测”证券组合在“黑色星期一”上涨了9%!在这里,我将与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些投资决策的基础和背景。 20世纪40年代,那时的我还只是一个孩子,之前10年美国的“大萧条”成为人们餐桌上不变的谈资。我在与股票打交道的时候,脑子里总会想起那段噩梦一样的时期和当时的熊市。但我很久以前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当你一遍又一遍大声疾呼“1929年又来了”时,结果你会发现你的判断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出错。直到有一天,它真的又来了。但那时,当你再次疾呼“狼来了”的时候,已经没有人再相信你……人们不是不愿相信,只是没有理由再去相信。还有,1929年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萧条”给大多数人带来了心理上的创伤。1987年那场毁灭性的崩盘使1929年的噩梦再次降临。 我认为形势比较像1929年情形的,除了“黑色星期一”之前的那个时期外,就要数1987年9月份了。当时,我断定股市就要崩溃了,于是在我的《茨威格预测》一书(Zweig Forecast)中毅然写《即将崩盘》的标题。我继续将当时的情形与1929年时的情形进行比对。不可否认,股市确实刚好在之后的“10月大屠杀”(October Massacre)中大跌,但其损失也仅仅是道琼斯指数下降13.5%、平均价格指数(茨威格未加权价格指数)下降21.7%。 这种冲击不能说无关痛痒, 但也并非1929年那样的情形。之前的经验(加上我平常犯错的经验)使我明白,不要轻易疾呼“1929年又来了”之类的言论;相反,如果1929年的情形再次出现,我会冷静地采取策略保护股票不受损失。 整个1987年,我都在为市场的整体高估而焦虑不安。而直到美国劳动节(9月的第一个周一)的时候,我才开始注意到那一年与1929年、1946年,以及1962年的相同点。这几个年份均遇到崩盘而深受重创,但只有1929年与我们当时劳动节放假前的情形最相似。由此,我在那次崩盘之后的《茨威格预测》中发表了两篇分析文章。 在1987年9月18日的预测中,我谈到了贴现率上涨以及这一上涨如何导致了1946年以及1968年(之后在1969年又出现了一次上涨)出现的恶意抛售。此外,在这篇分析文章中,我还谈到了1973年的熊市是如何在贴现率第一次上涨后接而踵而至的。当时,大多数华尔街人士一直坚持认为至少三次上涨后才会出现危险。我于是分析了市盈率图、 股息收益图,以及公司账面价值图,来说明股票市场如何被人们荒唐地高估了。 另外一篇文章发表于1987年10月9日,标题为《风险在爬升》。就在文章的第一段我写道:“近几周的整体态势与1929年、1946年以及1962年崩盘前不无相似之处……自从1981年出现的上一次熊市至今,这无疑是股市风险最大的时期。这是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我有意回避了一些有关1929年、1946年或者1962年股市惨不忍睹的细节。一方面,这没有必要;另一方面,我还不是绝对、确定、百分之百地相信1929年的情形就要真的重现了。我只是觉得我们那时候是个好时机,但我也担心接下来几个月的投机热会一直持续。试想,如果我百分之百确定的话,我肯定会卖空市场上的所有股票……但只有傻子才会百分之百确定。我考虑的是可能性,而不是确定性。所以,关键在于策略而不是说教。 于是,我在那一年9月25日建议拨打《茨威格预测》热线的每个人,将其1%的证券组合投入11月看跌期权(看跌期权的所有者可以在某个确定的时间段以确定的价格卖出特定数量的股权)。当时,11月份的看跌期权的虚值大约在8%左右。也就是说,如果股票市场下跌8%的话,看跌期权就没有任何价值。而如果股票市场跌幅更大,但不是在11月份,这个看跌期权实际上也没有任何价值。所以,当且仅当股市在11月中旬下跌时,那些看跌期权才有意义。 我计算过,如果1946年或者1962年的下跌行情继续发展的话,看跌期权会急剧攀升,我们持有的40%证券会因此受到其保护(其风险也因停盘而得到控制),从而给我们带来适当的收益。如果我的判断失误,看跌期权也仅仅给证券组合带来1%的损失;而如果股市上涨的话,这个损失完全可以被股市收益抵消掉。切记,我这样说并不是绝对的,我考虑的只是可能性。 整个股市后来惨遭1929年毒手。道琼斯指数收盘价从1987年8月的2 722点下跌至10月19日的1 738点,跌幅达36.1%。这几乎是平了1929年10月29日的跌幅纪录--39.6%。我在9月末以23/8买入的看跌期权,价格在此后一路上扬。(这是16年来我买入看跌期权后的第二次上涨,在最近两年内是第一次。) 之后,我开始将它们分五批抛售。从10月15日开始,我分别以9.25、19.25、54以及86.50的价格卖出,10月20日最后一次以130的价格卖出。看跌期权的加权平均收益达到了2 075%,给我们的整个投资组合增值将近20.8%,足以抵消因股票下跌导致的7%的损失。(到10月16日收盘时止,投资股票市场的证券组合仅下跌了8%)。结果,我们的证券组合在“黑色星期一”获得了9%的收益。 如果我是一个天才的话(我是说“如果”, 因为股票市场上并没有天才),我会在股市下跌之前把所有的股票全部抛掉,我会买入更多的看跌期权并一直持有,等到股市跌到最低谷的时候大赚一把成为亿万富翁……但那是不太现实的。现实的做法是,在市场指标指示性减弱时将风险降到最低,同时希望在行情尚好的时候小赚一把,祈祷自己能够在车祸、瘟疫、地震等灾难中生存下来,直到有一天你终于看到了又一个熊市到来的曙光,终于还让你有点资金来投机。 为什么我要如此多地考虑市场崩溃,而从不断然下结论呢?首先,通常来说,我用来衡量货币、市场人气指数以及大盘行情的唯一指标就是下跌前的适度看跌行情。我记录了这些模型几十年来的数据。在计算机的帮助下,我可以将它们整体的综合指数按照“十分位数”来进行分类,即:过去看盘数据的前10%分为一类,接下来的10%分为第二类,依此类推。 10月19日崩盘的几个星期之前,股价出现了一定的下跌。但此前,该模型的综合指数仅仅跌至第四个十分位。我们想当然地认为这是1984年以来最令人失望的看盘数据,但全面来看的话,1973~1974年的熊市看盘数据一直处于第一、第二个十分位。第四个十分位也只不过稍稍低于平均水平。当然,自1984年底以来,看盘数据大多数时候都处于第八个十分位。 第四个十分位历史性地使标准普尔500(S&P500)指数一年的跌幅仅为3.4%,而第一个十分位的跌幅却高达每年28%还要多。货币行情只是适度看跌,因为当时还没有出现信用危机(收益率曲线呈现为正数……这就是1987年与1929年的主要区别)。当时的投资情绪指标位置居中,尽管它在那一年早些时候就已经糟透了,但依然还是在市场达到最顶峰之前,在一定程度上将它已经不能再糟糕的大盘读数提高了一点。当然,大盘还是处于看跌行情的。 因此,经过量化统计和事后测试,我的常规指标都显示为负,但负得还不是很离谱。让我觉得困扰的是1987年与1929年、1946年以及1962年的相同点--市盈率和收益率随着直线飙升的股价而总体高估,而股市价格的直线上升运动多年得不到调整,由此导致道琼斯指数翻了两番甚至更多。当这些情况存在的时候,我发现市场在牛市快要收尾时出现了一个持续几个月的大反弹。这对股价起到了一点小小的矫正作用(1986年秋始于1755点)。另外一次微小的矫正出现在1987年春,从2 404点下跌到2 216点;之后,市场突然出现了一个反弹,使大盘在两三个月内持续走高(8月份时达到峰值2 722点)。 早期的市场从那时开始才有点“正常”矫正的样子,但行情很快便一泻千里,股价狂跌。9月,让我坐立不安的事情发生了--那些更小规模的矫正平缓了下来,华尔街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应该 “买入”。每个人都学会了不要为小的回调而感到害怕,这一点反而让我觉得害怕起来,于是我便买入了看跌期权。 多年以来,我发现最好的方法就是,首先,根据市场行情的看涨或者看跌来采取适当的策略,直到行情指标指向另一头,然后再改变策略。其次,就是未雨绸缪--随时为市场的风云变幻作好准备。要做到这一点,能够连续地获得可信的市场指标显得尤为重要。当这些指标指示你去做什么的时候,只管去做就是了!我犯过的代价最高昂的错误,就是忽视了,或者说得更严重点,打乱了我的市场指标……就像一个飞行员出事后指责他的指南针一样。我花费了近28年的时间对本书中讲到的主要股票市场指标进行测试和改进。也许这些指标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但我觉得它们比我在其他任何地方了解到的都要可信得多。 投资中最宝贵的就是耐心。就像一名出色的棒球击球手,取胜的关键就是:等到确定投球手投过来的是好球后再抓准时机挥棒击球。其想法是,把投球手打懵了,然后将比分达到2∶0,或者是3∶1。这迫使投球手去投球……常常是快球。 换句话说,如果击球手很耐心的话,他就能使形热对自己有利。那时,而且只有在那时,他才能真正掌握主动。 股票市场也是如此。我静静地等待市场指标指向一边,采取积极的策略,形成对我有利的形势。如果市场指标的指向性不是很强,没什么很好的机会,我就采取防守策略等待良机。在后面的章节中,我将向你们描述和说明怎样从这个投资哲学中获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