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向朝廷请示,委派张謇、陆润庠和丁立瀛分别在通州、苏州和镇江兴办企业。丁立瀛在镇江无所作为。陆润庠是比张謇早20年的同治状元,当时因母亲患病在家归养。但陆对经商办厂兴趣不大,两年后重归仕途,后来累递升至侍郎、尚书、大学士。而张謇却是离开官场再不回头。 江苏是中国的主要棉产区之一,以“纱花”闻名天下,产量和质量都很高。当时日商在中国大量采购棉花运回日本,加工成棉纱之后以高价回售中国市场。因此棉纱业成为洋务派扶持发展的重点产业之一。张謇为筹办中的纱厂起名“大生纱厂”,取《易经》中“天地之大德曰生”之意,采取股份制的形式。 从1895年底开始筹办到1899年4月投入生产,“首尾五载,阅月四十有四”。在这44个月中,大生纱厂的招股集资历经曲折,几次濒临夭折。这段经历是近代中国企业发展不易的一个生动例证。 大生纱厂最初定位为商办,由张謇出面在民间集资。张謇召集到的股东包括沈敬夫、陈维镛、刘桂馨、郭茂芝、潘鹤琴和樊时勋。前三位来自通州,后三位来自上海,因此分别称为“通董”和“沪董”。最初决定以100两为一股,共6000股,筹银60万两。但是招股很快陷入困境,通董和沪董之间,几度分合,股金迟迟不能到位。张謇只好向官方求助。 此时张之洞早已调任湖广总督。张謇通过新任两江总督刘坤一,将1893年张之洞用官款向英国购买但一直搁置在上海的4万多锭旧官机折价,折算为50万两入股,性质是“官股”。大生的性质相应改成官商合办,张謇还需要另外招50万两“商股”,以使官商双方的力量均衡。但是商股还是迟迟募集不全。恰在此时靠洋务起家的另一位实业家盛宣怀也要买机器,就从张謇手里分走了一半机器,折算为25万两官股。大生的商股目标也就相应调整为25万两。但即便把筹资目标下调了一半,大生最后可以筹集到的商股也没有25万两。在大生开工时,真正向社会筹集的商股资金只有15余万两。 因为筹资困难,张謇一方面被迫一再降低目标,另一方面则尝尽辛酸,四处碰壁。江宁布政使桂嵩庆曾许诺出资六七万两;盛宣怀和张謇分领官机的时候也曾答应张謇筹资,甚至定有合约。但是当大生纱厂动工后,资金告急,桂嵩庆答应的钱屡催不应,盛宣怀也默不作声,百般躲闪。张謇到上海招股没有收获,甚至没有旅费回通州。无奈间,只得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在四马路卖字三天,赚取旅费。状元经商,而狼狈至此,张謇在笔记中写道——那些市侩油滑的小人官吏对他冷嘲热讽,阴阳怪调,而他听着诽谤之词也不敢辩驳,蒙受侮辱也不能作色。此时的张謇已经不是当年痛斥袁世凯的名士,弹劾李鸿章的翰林。他在给刘坤一的信中表白道:“三载以来,謇之所以忍侮蒙讥,伍生平不伍之人,道生平不道之事,舌瘁而笔凋,昼惭而夜椣者,不知凡几。”从这句表白中可以看出,张謇在内心并没有彻底接受商人的身份,他还有儒家传统所赋予他的清高。“若不是经商,我一辈子不会和某些人来往;若不是经商,我一辈子不会说某些我不屑于说的话”——他终究还是很叹惋自己所作的妥协。 到1899年开车试生产时,运营资金仅有数万两,甚至没有资金购买棉花当原料。张謇情急之下以每月1.2分的高利向钱庄借贷。向股东告急,无人响应;而打算将厂房出租却又遭到恶意杀价。在走投无路之际,张謇与几个朋友在上海“每夕相与徘徊于大马路泥城桥电光之下,仰天俯地,一筹莫展”,此番情境,令人嗟嘘。最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作为张謇多年挚友和忠实助手的沈敬夫提议破釜沉舟,全面投产,用棉纱的收入来购买棉花,维持运转。幸而随后几个月里,棉纱的行情看好,纱厂的资金不断扩展,不但使工厂得以正常生产,而且还略有结余。大生纱厂终于生存了下来。 在大生纱厂经营好转之后,集资招股的问题似乎再也不存在了。1901年张謇等人决定再招20万两新股,一年之内就成功集到20.75万两。1904年,张謇决定扩张,筹建大生分厂。原来闪躲不肯出资的桂嵩庆也此时“自愿入股二万”。就连当初写信给刘坤一,指控“张謇乱要钱,大帅勿为所蒙,厂在哪里,哪有此事”的浙江候补道朱幼鸿,此时亦入股1万两。和大生一厂筹备时的艰难相比,大生二厂从筹备到开工仅29个月,很轻松地就收足了80万两股本。1907年3月,大生二厂在崇明建成。是年7月,大生纱厂召开了第一次股东大会,成立了“大生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在商部正式注册,并且取得了“百里之内二十年不准别家设立纺厂”的专利权。在当时全国工商业萧索停滞的黯淡背景中,大生集团显得十分耀眼。张謇的社会威望与日俱增,成为各派争相延揽的人物。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大国忙于战争,中国纺织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从1917年开始,由于外货锐减,国产纱布畅销,特别是四川、江西两地需要量更大,纱价由每箱156元涨到230元。从1917年到1921年五年间,大生纱厂共获利560多万两。在此期间,大生三厂和八厂亦相继成立。但是规划中的四、五、六、七厂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如期建成。截至1925年时,大生集团总计拥有纱锭15.57万枚,占全国华商厂纱锭总数的7.65%;布机1342台,占华商厂布机总数的10.04%。 据说张謇一直不能忘怀大生最初创建时的艰苦,特地请人绘制了四幅“厂儆图”,暗指创厂时遇到的事件,挂在厂内公事厅东西两侧。第一幅是“鹤芝变相”图,寓指潘鹤琴、郭茂芝在关键时刻退股作难。第二幅是“桂杏空心”图,指的是盛宣怀(号杏荪)和桂嵩庆食言而肥,拒付资金。第三幅是“水草藏毒”图,指是的南通知州汪树堂因不满刘坤一将地方公款拨给大生纱厂,煽动乡绅秀才发难。第四幅是“幼子垂涎”图,指的是大生纱厂即将投产而资金匮乏时,浙江候补道朱幼鸿、盐务督销严筱舫企图乘人之危,低价盘下大生纱厂产权。 张謇创业初期为什么遭遇了如此困难的筹资问题?实际上与他的身份有密切的关系。在当时的商业浪潮中,真正的主角是两种人,一种是有权力拨调官款的官员,另一种则是长期周旋于洋行之间,积攒了巨额财富和广泛关系资源的买办商人。前者如李鸿章、张之洞,他们纯粹属于官员范畴;后者则如唐廷枢(本书后文将有专门章节详述此人)。 张謇的身份却不属于以上的任何一种。他既不是有职权的官员,也不是广有资财的买办商人,甚至家境也并不富裕。他有一定的政府资源,通过张之洞和刘坤一等人的关系,他获得了公款和官机的支持。但在面对社会市场时,他的资源很弱。虽然作为状元,他很受尊崇,但是他并没有经商的经验,自己的财力也不强。在大生纱厂的股份中,他不过入股2000两,在6000股中只占200股,其中700两还是沈敬夫借给他的。从资本趋利避害的本能看,当时他筹集商股所遇到的困难并不反常。所以当沪董潘鹤琴、郭茂芝要求退股的时候,张謇虽然愤恨,但是自己也承认没有可以让世人相信的东西,他们中途退却也未尝不可原谅。而当利润浮现之后,资本追加进入其实也是正常的经济行为。这是多数民营资本起步时所必须经历的过程,并不会因为张謇是状元而有所改变。但张謇处事之坚韧,意志之顽强,还是非常令人钦佩的。 只是由于融入的民间资本有限,最终大生纱厂的股份结构从最初设想的纯民营,变成了官方资本和民间资本共同控股。而张謇个人在大生纱厂的角色,不是资本家,甚至不是大股东,而是一个经理人。他的经理人角色亦是多重而矛盾的,一方面张謇有高度的责任感,励精图治,并在企业发展的同时热心投入社会建设和公益事业;但另一方面张謇对大生集团资金的支配权几乎不受约束,使张謇在十几年中出于理想主义,过快地扩大规模,大办公益,最后终于陷入过于庞大以致无法运转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