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喜欢称其文学史上璀璨的平安时代为“王朝文学”，而在王朝文学丰饶的文学遗产之中，有一群先后互辉的日记作品，其作者均为女性，故日本人每爱称这些作品为“王朝女流日记”。这些日记文学作品，主要包括：《蜻蛉日记》（藤原道纲母，约作于九五四—九七四年）《和泉式部日记》（和泉式部，约作于一○○三年）《紫式部日记》（紫式部，约作于一○○八—一○一○年）《更级日记》（管原孝标女，约作于一○一○—一○五九年）《赞岐典侍日记》（藤原长子，约作于一一○七—一一○八年）。这些日记文学作品，因作者不同，执笔的动机有别，而呈现各自的独特风格，无论形式或笔调都互异；然而，尽管其间各不相同，却由于执笔者那一股一吐为快的冲动，以及真挚热烈的情绪，遂令后世读者得以窥见她们内心的悲欢哀乐爱恶欲诸种情绪，甚至于透过所记述的许多景象及事实，也可以间接察知属于那一个时代的社会习俗、人情风尚等可贵的现象；而这些情绪及现象，初不限于平安时代的女性专有，有许多种微妙的人际关系，或细腻的欢愁心理变化，似乎又存在于千年之后的今日。 这一本《和泉式部日记》，虽然是一位距离我们十分遥远的时空之下一位女子所记恋爱经验，但透过那些散文的记述及诗歌的往返赠答，她时则陶醉欢愉，时则自谴自责，又时则怨怼懊恼，忠实地记录了一时一刻的爱情变化；而爱情，其实是时不分古今，地不分西东的。在这本书内，作者和泉式部所记录的，虽然只是短短十个月之间，她自己和敦道亲王之间的爱情经验，文中出现的人物，几乎就只限于男女二人而已，其他偶尔闪现于文中的旁衬人物，如小童侍、众女房，乃至于其情夫的妻子等等，都显得如此色彩暗淡，微不足道。在规模上，或者在篇章分量上都远不及《源氏物语》体制完备的长篇巨构，甚至亦不及《枕草子》的变化多样；可是，每一首诗歌，乃至每一行文字，经由作者诚挚的、专注的记录，我们依然会被她所投注于其中的心思所感动。 “和泉式部”四个字，其实也不是作者的真实姓名，那只是后世人们给她取的一个称呼。但是，那又何妨？人诞生了，人死亡了，在活着的时候，她真实地生活，体验过如此令她陶醉、猜疑、不安、心碎的爱情，于是她把那些经验和感受认真地写下来。她死亡了，而文字留下来。后世的人读她的文字，遂一再鲜活地感受当时的陶醉、猜疑、不安和心碎。所以，和泉式部活在读者的心中，并没有死去，她当初究竟叫做甚么名字呢？似乎也就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 若说日本平安时代文学作品的双璧是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与清少纳言的《枕草子》，则加入和泉式部的《和泉式部日记》，便成为鼎足而立的三部不朽之作了。《源氏物语》为小说，《枕草子》为随笔，而《和泉式部日记》为日记文学，三者各属于不同的分野，也各有其精神风貌；《源氏物语》中屡见“もののあはれ”（“物之哀”），《枕草子》多称“をかし”（“饶有趣”），而《和泉式部日记》则常谓“はかなし”（“虚诞的”）。这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巧合，三位平安王朝的女性作家，个别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观察人生，将她们的体悟投注于小说、随笔和日记之中，竟不约而同地说出：这人生是多么可感动、饶有情趣，却是虚诞的！ 从一九七三年以来，我在教书与持家的生活间隙里匀出一些时间，从事日本古典文学名著的译注工作。我以六年的时间译完一千三百五十二页的《源氏物语》；越二年，予以修订再版。我感到长期投入一种工作的压力与疲困，以为那种分外的工作，不可能再去尝试了；我渴望休息，借以消除或忘记那种压力与疲困。五年以后的一九八六年，我却又情不自禁地开始再度译注《枕草子》；三年而完成，共计三百二十六页。当时已经预感到我只需要一段充裕的时间休息，便会再找另外一个目标努力工作的。于是，停顿三年以后，于一九九一年，我又取《和泉式部日记》置于案头，作为断续译注的对象。每一次的译文，我都在杂志连载刊登，以为推动自己的力量。前二书是刊载于《中外文学》月刊，《源氏物语》共刊六十六期，《枕草子》则二十二期；至于本书，是先发表于《联合文学》月刊，自一九九二年元月至九月，共九期。每期译文刊载之际，并自绘插图，以供读者了解之助益。 在翻译本书时，我所采用的底本是小学馆“日本文学全集”中所收《和泉式部日记》（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日，第二十一版），又参考新潮社“日本古典集成”的《和泉式部日记》及《和泉式部集》合编本（一九八八年九月十日，第四版）。不过，任何古典文学作品，在其长久岁月的留传之中，总不免有版本异见，乃至脱阙文之遗憾，《和泉式部日记》亦然。而后世学界研究，往往各从所是，遂衍生异说纷然、莫衷一是，即以我所采用的以上二种版本之间，便有段落、章节的差异，以及注解不同的困惑。但我译此书，初不以考据研究为主旨，乃在希望读者分享我阅读之际的感动，所以遇有异议时，或取此而舍彼，或遵彼而汰此，胸中自有选择，且亦多在附注之中说明，唯其学术争议，从来不容易有定论，是可以理解的。 继《源氏物语》及《枕草子》之后，翻译这一本在分量上与前二书相距甚多的薄薄一册，事实上对我而言，其挑战性与困难度并未逊于前二者。原因之一是，本书全以和歌赠答为骨架，其表达方式既隐约，而翻译之际又得顾及形式上字数、叶韵等的限制，所以十分困难，因而几乎每一首和歌都须要有注解说明；原因之二是，日本古典文学每多省略主词，故阅读时往往要靠上下文的关联去斟酌，予以判断，始能了然。至于翻译为中文之际，若完全忠于原文，读者必然会陷入猜谜游戏般的困惑之境，所以有时不得不擅加补充主词，以助了解；原因之三，则是和泉式部行文极其简净，此或者系因当初记述，旨在为自己留下纪念，无须多费笔墨。但译文如果全依原作，不免流于干涩生硬，故有时又不得不径自稍加增饰之，以求明白顺畅。严格说来，这是一本比较适合在课堂上仔细讲解推敲文字及其内涵的作品，使学生或听众既能掌握字里行间所蕴藏的巧妙情味，又能欣赏其简净委婉的缀文方式。然而，译者所能发挥的空间委实有限，既欲忠于原著，又盼译文贴切流畅。徘徊思索，有时则不免于顾此失彼，遂令心惶惶而不安。这是我每一次完成一部书的译注后，既欣慰又惶恐的内心告白。 《和泉式部日记》在《联合文学》连载九期，至今又匆匆已过半年。承蒙林海音女士美意，能结集为单行本，由“纯文学出版社”发行，令我感铭于心。外子郭豫伦再次为此书设计封面并题字，也一并在此道谢。 一九九三年暮春林文月 谨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