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夜城——6

在东方大道的一角，二十四小时营业的超市斜对面，有一条小巷子，两旁被贩卖强精剂以招来嫖客的药房，以及黑帮经营的声色场所占据，好笑的是，这条小巷子叫中央街——我开的店就在这条巷子里。这一幢战后盖的三层古老木造房屋，一楼是卖烤鸡串的，上面两层是我的店。虽然在烤鸡串店门口旁“加勒比海”的荧光招牌昭告着店名，但那扇过于坚固的铁门上不仅没有招牌，就连窗户也没有，只挂了一个简陋的牌子，上面写着会员制。被招牌吸引而来的醉汉在看到这张牌子时，多半就放弃了光顾的念头。这一带毕竟也算是非之地，再加上单凭“加勒比海”这块招牌，也看不出这究竟是家怎样的店，所以不是熟客是绝对不会上门的。 我按下藏在门边的对讲机按钮，很快就传来了志郎的声音：“马上开门。”同时也听到了电动门锁打开的金属声。 我接手这家店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装了这扇门。有了这扇厚重的铁门，就算是手持青龙刀的福建人要闹事，也别想闯进来。二楼窗外还装有一台可以监控大门附近情况的隐藏摄像机。每当有人按对讲机时，我或志郎就可以通过监视器决定要不要开门。虽然不能保证绝对安全，但至少可以为我们争取些许逃命的时间。 我推开厚重的门，走上了楼梯。狭窄的楼道只能容一个人通过，因此如果有许多人想同时冲上来是不可能的。已拆除的左侧墙壁，被改装成可以随时塌下来的置酒棚，若有不速之客驾临时，只要推倒棚上的莱姆酒瓶，再扔进一个打火机，问题就解决了。 幽暗的店里，播放着震天响的拉丁舞曲，掩盖了攀爬时老旧楼梯吱吱作响的声音。 “早。”志郎坐在只能容纳两三个人的小吧台旁的高脚椅上，翻阅着一本杂志。那剃得短短的平头还是那么刺眼，穿在左边鼻孔与耳朵上的别针，在酒店的灯光下闪耀着七彩光芒。假如没看到他那死气沉沉的混浊的双眼和黑眼袋，怎么也看不出他已经有三十好几了。 志郎板着臭脸翻着杂志，我一看就明白了。因为坐在店里的两个客人是二丁目的店倒闭后，常在这里出现的人妖。志郎的心胸并不宽大，对人妖是打从心底讨厌。那两个紧贴在一起的人妖，身体好像要合二为一似的，呆滞的眼睛漫无目的地张望着。 我用力嗅了一下，周遭闻不到烟味。 微胖的人妖用假音——这在人妖的圈子里叫作哈士奇音——说着什么，手像漂浮的海藻似的挥舞着。比较瘦的那个只望了我一眼，马上又回到大麻药性发作的温柔乡里去了。 “我不是说过不准在这里抽大麻吗？”我在志郎的身旁坐下时对他说道，“其他人平常吸些什么我可管不着，可是绝对不准给我带进店里。现在的小鬼随随便便就可以弄到毒品，他们只要被吓一吓，嘴巴可就封不住了。我可不想让这些小鬼借用我的店开个毒品派对，让条子不费吹灰之力就找上门来。” “别闹了，不要立刻就怪到我的头上嘛！他们俩进来时，就已经是有气无力的了。健一先生既然不常露面，就请不要太唠叨。假如有其他客人会来的话，我非把这种臭人妖痛扁一顿不可。”志郎混浊的双眼虽然发红，但视线还是十分锐利。虽然今天说话时和平常一样夸张地伸长舌头，声音却很清楚。虽说伸出舌头发气音对朋克歌手来说，似乎是不可或缺的技巧，但他把练习这种技术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搞得看的人都比他还累。 因此，我常叫志郎说话时正经点，但他根本不理。有一次我笑他这样看来像个智障，他却急了，要我别再用这种带有歧视的口吻说话，否则他大不了辞职不干了。 我伸手到吧台边，把伏特加倒进酒杯。“生意如何？”我把冰块扔进酒杯里后，看着志郎问道。 志郎歪着头比了比人妖的方向，显得十分不悦。加勒比海的来客人数的确是呈下降趋势，而从晚上七点到天亮时都得守着这家门可罗雀的店的志郎，不满情绪因此呈反比上升。不过我早就对他说过，想走的话，随时可以辞职，所以他也只能发泄一下不满。 “有谁打过电话来？” “有个奇怪的中国人打来，我没问他叫什么名字。” 我凝视着盛着伏特加的酒杯，有一股不舒服的感觉从胃里涌上来。 “大概是个怎样的人？” “他问：‘健一在不在？’日语说得糟透了，但还不至于听不懂。我回答说你不在。他就突然用中国话鬼叫了起来⋯⋯我懒得理他，就把电话挂了。” 肯定是富春，那个浑蛋真的回来了。我一口气喝光了伏特加，只觉得不舒服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我知道这种感觉是什么——恐惧。 “出了什么事吗？”志郎看出了我的不安。 “没什么，只是个脑筋有问题的中国人罢了。”我极力压抑住恐惧。虽然碰触着酒杯的手指微微颤抖着，但是并不很明显。 “假如健一先生不再跟中国人打交道的话，客人应该会多一点儿。”志郎把视线转向前方，噘起了嘴。 我并没有对客人表明过我和中国人圈子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一切的往来只是像漂浮在幽暗海面上的月光一样秘密地进行。根本就是志郎对客人们说我和中国人有来往的。 “为了讨生活嘛，没办法。”我随口说道。假如每次都理会这些的话，那可就累人了。 “认真地经营这家店不是很好吗？这里是日本，不和中国人打交道也活得下去啊！虽然健一先生或许祖籍是台湾，但是不管怎么说，你不是在日本出生，有日本籍的吗？也算是个货真价实的日本人啊！” “是什么人还不都一样。”我笑着说，又把杯里的酒注满。 虽然志郎已经算是不错的日本人了，但还是什么都搞不清楚。歌舞伎町就是歌舞伎町，并不是日本人观念里的日本。至少，日本人的法律在歌舞伎町是没什么意义的。条子对中国人的组织一无所知，就连日本黑道现在也在恐惧中度日。在歌舞伎町还只有台湾黑帮的时代，日本黑道还可以威风一下——因为条子还可以从他们那里掌握一些情报。可是后来台湾流氓发现家乡的钱比较好赚，纷纷打道回府，情况就改变了。在台湾地区的人撤退之后，大陆、香港等地区的人，还有马来西亚的家伙就大举进驻，日本黑道连上海人和香港人都分不清楚，和为了蝇头小利就可以杀人的家伙根本无法沟通。就算是黑道也会怕死，他们已经习惯泡沫经济时期轻松的生活方式了，而新的法律更是让他们施展不开。再过不久，夜晚支配歌舞伎町的法则，可能会变成中国人的法则吧。 “我真搞不懂中国人在想些什么？实在让人讨厌。” “你喜欢的是美国人和欧洲人嘛，其他的不管是中国人、韩国人、菲律宾人、泰国人，你都看着不顺眼。老实说，你对中南美洲的人也没有好感，对不对？你不说我也知道啦，你是个右派的朋克嘛。” “你这就太扯啦，不要把我跟那些家伙混为一谈。我可是反对天皇制度的，绝对不要把我当成右派。”志郎当然不是右派，只是个彻头彻尾的瘪三。他只不过是和其他的日本人一样，没学过如何用自己的价值观来判断事物罢了。 “知道啦，算我不好，关于那些中国人的事，我会考虑考虑的。”我站了起来，“不过你也别再说了。” “健一先生。”志郎也慌张地站起来。 我还来不及问他有什么话要说，只见他嘴上浮现了撒娇似的笑容，用迷蒙的眼神望着我。 “我这个月手头有点紧，可不可以先施舍一点⋯⋯” 我每个月给的三十万圆薪水，志郎大都花在搞乐团和吃药上。第一次遇到他时，他告诉我吸毒是为了实践反社会的朋克精神。那天，他因吸食过量的强力胶而昏倒在我的店门口，是我收留了他。后来志郎就常来光顾。那时这家店还不叫加勒比海。在我接手前，这里是家播放爵士乐的酒吧，之所以会把店交给志郎，是因为他那句：“虽然我很喜欢健一先生，可是很讨厌中国人。”我喜欢他能把这句像电影对白似的话，说得那么稀松平常。 我要求他不准放只会吸引小毛头上门的摇滚乐，当时他就建议：“那就放拉丁舞曲吧，旋律还不错。”这种见风使舵的个性很讨我喜欢。我一向喜欢没有原则的人，尤其是没有原则的日本人。 我将手伸进上衣的口袋里，掏出一堆皱皱的钞票，也没点就全塞进志郎的手里。 “谢啦！” 志郎的眼神仍是毫无光彩。在歌舞伎町走一圈，不知道会看到多少有着这样眼神的人。每一个吃软饭的半吊子，都会有这种混杂着骄傲、自虐、翻脸不认人的复杂眼神。混合了靠中国人吃饭的自卑与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自我辩护。他已经把自我辩护隐藏在内心深处，剩下的就只有屈辱感，而这种屈辱感轻易就能转为憎恨。志郎现在正用着这种暗藏憎恨的眼神看着我。我本想叫他照照镜子，可是想想还是算了。 “明天就拜托你了。”我丢下这句话，迈步往酒店更里面走去。在里面还有一道楼梯，上去就是厕所，还有我的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