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存在，是因着记忆。有的年代过去了，有刀凿之痕；有的年代，平淡无奇，如飘浮流云，风来雨去，了无迹痕，只留一些味道在其中。 宛若我不知道我的出生年月样，也不知道我是何年何月开始读的书。家在中原的一个偏穷村落里，父母计时，一般都依着农历序法，偶然说到年月公元，村人们也都要愣怔半晌。在中国的乡村，时间如同从日历上撕下的废纸。之所以有着时间，是因着某些事件。事件是年代的标记，如同老人脸上的皱折标刻的岁月。 之所以有着那一年的存在，是缘于那年我与二姐一道到村头庙里读书的因由。 那一年，由一升二的考试，我的语文是61分，算术62分。60分及格升级，这个分数，便如一蹴而就的力气，幸运地把我推过了升级的门槛。可这个分数，让我感到稍嫌羞涩和不安，感到难以面对父母和村人。我隐隐有些明白，我的分数偏低，是因了同班二姐的分数有些偏高。她的语文和算术，都在八十几分间。你们试想，倘是她的分数比我的还要低，我的分数也就自然会显山露水，突出高的端倪了。 事实正是这理儿，没有姐的高分，自是不显弟的低分。 我开始嫉恨二姐。 开始到父母面前，仰仗兄弟姐妹的排行，以我的最小之势，说些二姐的坏话。开始把她的东西，藏将起来，让她以为丢了，四处翻天找地。直到父母急得骂她，她也开始哭泣，我再做出替她着急的样儿，从哪儿把那东西猛地找将出来了。 二年级的开学之前，是个寒冬天。正月。过了十五。她的书包丢了，找得大汗淋漓，母亲差一点就要打她，我便从她的床头费尽心机又轻而易举地替她找了出来。望着那书包，二姐开始怀疑我，可又确无证据，最后我们姐弟经过相争相吵，她只好给了我一毛钱，作为了一种无奈的谢意。 我用那一毛钱，上街买了一个烧饼。直到今天回味那烧饼的味道，它还依然香味弥漫，美得让我无以言说。 然而烧饼虽香，可终于还是又要读书。我担心二年级时，仍与二姐同班，那会给我的学习带来莫名的压力。为此，开学那日，我迟迟地不往学校迈步。在学校外边磨蹭得天长地久，如一个害怕对方而不敢登台的懦弱的拳手，磨蹭在拳台下边等候着意外和侥幸的发生。 也就果然。 那天上午，日光明明丽丽，照着冬后的残雪，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一世界的光亮。老师和学生们，扫了校园的积雪，走进教室许久，到上课的铃声响得有些烦泼不安时，我才迟迟地走到教室门口。恰在这时，有个亭亭玉立的女老师，人苗条细腻，满身都是让人着迷的某种气息。她过来问了我的姓名，把我带到了另外一个教室的门口，说我被调到了她的班里。说把我和二姐分开读书，是为了便于我们姐弟在学习上愈发努力，有可能就更上一层楼。 那时候，我不知道感谢上帝，不明白命运与人生，原是多么需要偶然与幸运。只是感到女老师能洞穿人心，明细温柔，宛若风光对季节的问候。那时候，我与学校和教育的感恩之情，油然而生到似乎有假，如同温煦的光亮在一个孩子心里天宽地阔，透明而清净。似乎，我一生命运中的幸运，都从那天开始；不幸，也都在那个年代里埋下。 今天拉开那个年代的戏幕，呈现的第一场次，就是那天的一个场景。 老师把我领进教室，让我坐在第一排的最中，而我的同桌，奇迹般的不是一个男的，也不是一个乡村姑娘。她穿着整洁，皮肤嫩白，人胖得完全如了一个洋娃娃。单是这些，也就了然去了。而更为重要的，是在我坐下之后，她用铅笔在课桌的中间，为我俩画下了一条性别的楚河汉界，用城里人奶甜般的细音告诉我说，彼此谁都不能越过；写作业时，谁的胳膊，也无权触碰谁的胳膊。 这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就像70年代必须由60年代起源一样，似乎我的觉醒，比如自尊，比如对男女与城乡的理解，还有对革命的一些敬畏，也大都始于此时。那一学期，学习上没有二姐的压力，可有了另其所外的让我更为窒息的压力与心跳。她姓张。那个胖胖的城里女孩，似乎是父母与革命有些什么联系，工作从都市洛阳，调到了我们村街上的一个商业批发部门。因此，她成为我命运中的第一个偶然，一个幸运；一段至今令我无法忘记的启迪与感激。 她学习很好，每周测验考试，都是九十几分，这不仅证明着她和我学习上的差距，也还证明着一种久远的存在，即：与史而存的城乡差别；证明着她在课桌上画的那条中轴铅线，不仅合法，而且合理；不仅合理，而且深意。我不知道我是否是为了她开始了用功学习，还是为了一个乡下男孩的自尊和城乡之间留给乡村的那点儿可怜的尊严，而在学习上开始了一种暗自、暗自的努力。我们的老师，她漂亮，高瘦，稍有肌黄。而且，越来越黄。同学们都说她有肝炎，并且还会传染。说只要和她距离近一些，只要你把她呼出的气息吸进自己肚里去，那病也就一定生生地传染于你了。同学们还盛说，屡次看见她在屋里熬中药，还吃了白色的药片什么的。 教室里分坐在第一排的同学们，在她上课时，常有躲着她坐到后排的。可是我却不。我喜欢坐在最前排，坐在她的鼻子下，抬头看着她那泛黄、却仍然漂亮的瓜式脸蛋，听她讲语文、道算术，说她在城里师范读书时的一些新新和鲜鲜。喜欢不越楚河汉界，不说一句话儿，坐在洋娃娃的身边。为了暗赶那洋娃娃的学习，缩短我和她的城乡差距，我不仅整日端坐在有病的老师面前，还敢拿着作业，到老师屋里面对面地问些问题。 我也看见了老师吃药。确实是白色的西药片。 老师问我，你不怕传染？ 我大摇头。 老师笑着拿手在我头上摸了很久。许多年后看印度电影《流浪者》时，有位勇敢的少年，因为勇敢，被漂亮的女主人翁突然吻了一下脸蛋。女主人翁翩翩跹跹地步走之后，那少年回味无穷地在摸着被人家吻过的脸蛋那一细节，总是让我想到我处在那个年代被漂亮的女老师抚顶的那一感觉。正是这一抚顶，让我的学习好将起来。让我在期中考试时，洋娃娃似的女同桌，语文、算术平均94分，全班第一。而我，均为93分，名列第二。 这个分数，高于二姐。相比我的同桌，只还有一分之差。 仅就一分之差。 原来，学习并非一件难事。我感到和她这一分之差，是如此之近，仿佛仅有一层窗纸的距离。我以为，在学习上超越于她，成为班里第一或年级第一，其实如同抬头向东，指日可待。说句实在话，那一年的暑假，我过得索然寡味，毫无意义，似乎度日如年，盼望开学坐在她的身边，认真听女老师授课说事，是那样的急迫要紧。盼望着一场新的考试，就像等待着一场如意的婚姻。 可是，到了终于开学那天，我的女性老师，却已经不再是我的老师。 她调走了。 听说是嫁了人。嫁到了城里。好像丈夫还是县里赫赫的干部。好在，女同学还在，还是我的同桌。开学时，她还偷偷送给我一个红皮笔记本。那本子是那个年代我的一次珍藏和记忆，是我对那个时代和城乡沟壑认识过早的一个开始和练习，还是我决心在下次考试之时，希望超越于她的一份明确和鼓励。我依依然然地努力学习，依依然然地按时完成作业，依依然然着我的幼稚和纯净。凡是新任班主任交代的，我都会加倍地用功努力，连那时语文课中增入的学习毛主席语录的附加课程，老师要求同学们读一读，我都会努力背一背；老师要求同学们背一背，我会背写三遍或五遍。 新的老师，男性，中年，质朴，乡村人。把他和我那嫁人的老师相比较，除了性别，还有一样不同的，就是他要求学生学习，决不相仿女老师，总是要进行测验和考试。而我在那时等待着考试，就像站在起跑线等待起跑的一个运动员，已经弓了身子，曲下双腿，只等那一声发令的枪响，就可箭样射出去追赶我的对手了，去争取属于我的第一了。我的对手，不是我的二姐，而是我的同桌女孩。她浑圆，洋气，洁净，嫩白，说话时甜声细语，准准确确，没有我们乡下孩子的满口方言，拖泥带水，也没有我们乡下孩子在穿戴上的邋邋遢遢，破破烂烂。她的满口，都是整齐细润的白牙，整日的浑身，都是穿着干干净净，洋洋气气，似乎是城里人才能穿戴的衣衣饰饰。 和她，我们彼此只还有一分之差。 仅就一分之差。 为这一分的超越，我用了整整一个学期的努力。 终于到了期末。 终于又将考试。 终于，老师宣布说，明天考试，请同学们带好钢笔，打好墨水，晚上好好睡觉。 我一夜未眠。想着明天就要考试，如同我要在明天金榜题名一般。兴奋如了那时我不曾有过的朦胧爱情，完完整整地伴我一夜，直至来日到校。教室外面的日光，一团一圆，从窗外漏落入教室以内，张致澈丽，使教室里的明亮，如同阳光下的湖水。高大庙堂里木梁上的菩萨神画，醒目地附在屋顶和墙壁的上空。老师在讲台上看着我们。我扭头看了一眼同桌，从她的眼神，我看到她有些紧张，看到了她对我超越于她的一种担心和拼比。 没有办法，这是一种城乡的沟坎，除了跳越，我没有别的选择。 我把钢笔放在了桌上。 把预备的草稿纸，也规规整整地放在了课桌的左上角。 确凿的，等待着那个跳越，我就像等着下令枪响后的一次奔跑。 终于，老师来了。 终于，却是徐徐地进了教室。他款步站在土坯垒砌的那个讲台上，庄严地看了同学们，看了讲台下那一片紧张与兴奋的目光，嘴上淡淡地笑一笑，说今年考试，不再进行试卷做题了。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说，为了让大家都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我们不再进行试卷考试。说，我们今年考试的办法，就是每个同学都到台上来，背几条毛主席语录。凡能背下五条者，就可以由二年级升至三年级。 老师话毕后，同学们集体怔了一下。 随之间，掌声雷动。 我没鼓掌，只是久远不解地望着老师，也瞟了一下我的同桌。她在随着同学们鼓掌，可看我没有鼓，也就中途猛然息去了她的鼓掌声。 自那之后，我们升级都是背诵毛主席语录。这让我对她——那个来自城里的女孩，再也没了超越的机缘，哪怕只还有一分之差。那年代中的一些事情，虽然微小，却是那年代中怪异浓烈的一股气味，永永远远地铸成坚硬的遗憾，在我的人生中弥弥漫漫，根深而蒂固。在那个年代读书，二升三时，只需要背诵五条毛主席的语录；三升四时，大约是需要背诵十条或是十五条。期间为了革命和全国的停课闹革命，还有两年没有升级。没有升级，也依然上学，学习语文，演习算术，背诵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和那老的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与《愚公移山》。今天，回味那个年代，其实我满心都充盈着某种快乐和某种幸福的心酸。因为没有学习的压力，没有沉重的书包，没有必须要写的作业，也没有父母为儿女升学的愁忧。伴随我童年的，除了玻璃弹子、最高指示和看着街上大人们的游行，还有亲自跟着学校的队伍到村街上庆贺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这都是一些快乐的事情。就是到了今天，其欢乐也意味无穷。可是剩下的，都是永不间断的饥饿和寂寞，下田割草和喂猪放牛。其间夹缠的久远的幸运，就是直到我小学毕业，那些住在乡村的几个“市民”户口的漂亮女孩，她们总是与我同班。她们的存在，时时提醒着我的一种自卑和城镇与乡村必然存在的贫富贵贱；让我想着那种与时俱来的城乡差别，其实正是一种我永远想要逃离土地的开始和永远无法超越了的那一分的人生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