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八月底，秋天快到的时候，我终于动身到西安去了。仲夏，从汕头乘大船回到香港后，我便在殷切等待秋天的来临，等天凉了，到西北和西北的大漠去。这一回，方才是我此行最重要的一段旅程。 我准备进入中国大陆后，从广州乘搭两天两夜的火车，先到西安去。然后，再从西安，乘火车，沿着河西走廊，到酒泉和敦煌。游过莫高窟后，到远在新疆的吐鲁番和天山以外的乌鲁木齐。从那里，我将再乘坐两天两夜的火车，返回兰州。接着，再沿着黄河的流向往北，到唐肃宗即王位的灵武，今宁夏的银川。那儿，就是杜诗所说的"五城何迢迢"的起点了。 当然，要亲身体会"五城何迢迢"的滋味，更是非坐火车不可。银川过后，贺兰山就将在火车的左边窗口出现。火车将在唐代的丰州，如今的五原附近，和黄河一样作一个巨大的、几乎九十度的大转弯，往东直奔向呼和浩特去。那附近的武川，就是知名的北魏六镇之一的遗址，也是唐代许多大将军，包括它的开国主李渊，出身培训的地方。我会途经那儿到内蒙古的大草原去。 从草原回来后，又将继续乘火车到大同。那里便是北魏迁都洛阳，彻底汉化之前的国都平城。从大同，我才上京去。从北京再往太原，李渊起兵推翻隋朝的地方。最后，到洛阳，唐代的东都，《洛阳伽蓝记》的洛阳。 我选择这些地点，正因为这都是唐代军队，在一千多年前最活跃的地方。他们曾经在这些地方驻守、屯田、作战，流血流汗。我想追随他们的脚步，一个人去走一回。我仔细计算过，全部旅程，如果全以火车来完成的话，约莫一万一千三百公里，也就是两万两千华里，正好等于走了两回"万里路"。 在等待秋凉出发的空档中，我对第一次的国内"暖身行"，做了一个全盘的检讨，想看看哪些地方要"改进"，哪些地方得注意，以便为我的第二次国内行，作好充份的准备。毕竟，西安即唐代的京城长安，整个大西北又是唐代的边防重镇。我这个念唐代文史的，不禁也有些紧张起来了。 首先，我想必需"改进"的，便是旅行的衣着。第一次回去，穿的是在香港一家百货公司买的普通短袖上衣，和一条在洋服店裁的长裤。但因为在广州开往长沙的火车上，被那位长沙经理认出上衣的外国牌子，和长裤的来源，我才惊觉自己穿得太"好"了，和周围的风景不配，决心"改善"。 所以，回到香港后，准备秋天的第二次旅程时，我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到一间国货公司，买了两件国内出品的短袖上衣。国内外销到香港的这些成衣，向来以"式样老土、价格便宜"见称。香港一般爱时髦的年轻小伙子，是不穿的。穿的人，恐怕都是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或者那些反洋派、"热爱祖国"的人士。可是，我发现，这种国产成衣，正好非常适合穿到国内去旅行。那样，不但很能和周围的环境相配，而且还很"宽松"、舒服。于是，我花了不到港币一百大元，买了两件，准备穿到长安去，融入当地的风景里。 还有，我那双"名牌"的运动鞋，也可以扔了。我也在国货公司，买了一双上海出品的熊猫牌布胶鞋。这双熊猫牌，其实很舒服，而且还勾起了我许多童年和少年的甜美回忆，因为在我们那个时代，一切还很简朴，没有甚么名牌的运动鞋。在我整个小学和中学时代，大家一律都穿着这种价廉物美的熊猫牌。万万没想到，在我走到"人生旅程的一半"时，我又有机会穿回这种熊猫牌，到我青少年的"梦土"去。 最后，还有行李。我第一次回国内，"提"的是一个小行李袋，但这袋子是从前在美国念书时买的，质料特殊，拿到国内去，很轻易就被人认出是外来者。所以，我也在国货公司，换了一个国产的中型提包。 说到行李，我不禁想起国外那些所谓的"背包客"。他们背着一个大背包，一个人走在街头，引人注视，以为十分浪漫。如果是在欧洲或美洲，这种装扮可能非常合适。但在中国大陆，这样的装扮就十分"刺眼"了，而且和周围的环境完全不相容。事实上，恐怕还很危险和不便。 危险，因为背着那样的一个背包，走在国内的街头，尤其是在一些小镇，无疑等于告诉人家："来啊！看啊！我是浪漫的背包客啊！从国外来的啊，带着不少美钞和外汇券啊！" 不便，那是因为国内的市内公车或长途汽车，经常都挤满了人，绝对没有地方让人摆放那样的一个大包包。好几次，在国内的公车上，见到那些浪漫的老外背包客，背着个大包包，无处放置，挤在人群中，弄得好不狼狈，而且那大包包还往往堵着其他乘客的过路。这样不但给自己，也给别人带来许多不便。 所以，在国内自助旅行，我想是不宜"背着一个背包"的。最好的办法，莫如学当地的老百姓，"提"一个小包包。我后来慢慢发现，西方所谓"轻便旅行"这个观念，国内人们早已行之有年，而且还把这个观念，发挥到极至，远远把老外抛在后头。 一般老外的轻便旅行，免不了还得带几件替换衣服，几样个人用品，几本书。国内人们出门公干或旅行，则真是轻便得很，往往只带一把牙刷、一支牙膏、一条面巾和一个搪瓷大杯而已，装在一个黑色的上海牌或北京牌的小包包里。在大城小镇的街头，特别是在火车站和汽车站一带，到处可以见到他们提着或"挽"着这种上海牌和北京牌的黑色小包包。他们甚至常常连一件替换的衣服也不带。所以，一般招待国内同胞的旅馆，都有间盥洗房，里面有一两排洗衣槽，让旅客自己洗衣。 那年整个八月，我就在一种又兴奋、又有点紧张的心情下，筹备我的第二次国内行。每天，都在翻查地图和《全国铁路列车时刻表》，计算里程。出发前一个星期，到香港的中国旅行社，买了一张从广州开往西安的软卧车票。 日子一天比一天凉快了。到了那年八月的最后一天，我终于提起我的提包，穿上我的熊猫牌，踏上往中国之路了。 从隧道走上来，一脚踏上广州火车站的第六站台，就见到那列苍绿色的第二七二次火车，停在那里。列车中央的一个车厢外，挂着一块牌子，写着"广州-西安"。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西安这地名，挂在一列火车上。 已经很久没有这种兴奋了。上回这么兴奋，恐怕还是年少时第一次乘火车，离家到外地工作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十八岁出门远行，太年轻了。那年的兴奋，只怕还多过离愁。如今，在国外漂泊了十多年后，终于第一次到西安去，兴奋还是难免的。 我找到那节软卧车厢。一名穿着制服的中年女列车员，彬彬有礼地站在车门边，检查车票。"请上车。"她说。 "到长安的吗？"我随口问。 "长安？"她愣了一下。"哦，对！您是指西安吧。" 看来，我又把长安和西安混在一起了。出发前，我重读了向达教授三十多年前初版的那本名作《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也重温了一些唐代史料，心里不免老是念着长安。在往后的几天，我依然经常把西安说成长安。 进了卧室，放好简单的行李，倚着窗子，观望站台上人来人往的热闹场面。这里有一种飞跃的、忙乱的生命节奏。甚至，还有人把小货车，开到站台上去载货或卸货，横冲直撞，好不危险。空气中也凝结着一种期待。我的心没有一刻得以安宁：又是兴奋，又是紧张，又是盼望。我知道，这将是我一生中，少数几个难忘的旅程之一。 从广州到西安，乘飞机只要两个多小时就到达，乘火车则要整整三十六个小时，足足两天两夜。但第一次去长安，就坐飞机，飞在高空中，沿途的风景甚么也见不到，太没意思了。我这个火车迷，当然选择火车，而且两天两夜的火车，我这一生都还没试过呢。 下午一点多，火车缓缓开出广州站。在这个四铺位的卧室，只有我和另一位旅客。他五十多岁，温文儒雅，是西安武警学院的一位英语教授，和我的专业非常接近。他显然也经历不少曲折。五六十年代，他是学俄语、教俄文的，但如今却教起英语来了。 这一回乘火车，我有了经验。先换上短裤和拖鞋，再把上衣脱了，只穿着一件背心，仿佛就跟在家中一样舒服自在。我把那瓶在广州火车站买的五粮液开了，坐在软卧铺位上独饮。绿油油的稻田，在窗外像一幅手卷般慢慢打开。五粮液果然是好酒，不比茅台差。 那位英语教授原来是到深圳去，探望在那儿工作的女儿。他说，由于他的"职级"达到规定，他这回到南方，来回乘坐软卧的费用，都可以向他的工作单位"报销"。否则，以他每月三百元的收入，那是没有办法的。 这位教授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他对英语教学法的见解，反而是他对深圳和广州的吃的评语。他和唐代那位来自内陆的韩愈一样，完全不欣赏南方人的海鲜和水产，只觉得"腥臊"。最妙的是，他对广州粥的评语。 "广州人竟然把鱼啊、肉啊、猪肝啊，统统往稀饭里头搁！好腥！我受不了。我们早上喝稀饭，就是为了尝尝那米的清香味。现在他们把鱼啊、肉啊，都往里头搁，完全破坏了那种米香！"他说。 我这才第一次醒悟：香港和广州的所谓及第粥、鱼片粥，确是"搁"了不少鱼啊、肉啊的东西。这种吃法，确是广州一带特有，其他地方未见。就连潮汕的粥，也只另外配荤素小菜，并没有把鱼啊、肉啊往里头"搁"。这以后，我在华北一带旅行，早上吃典型的北方早餐稀饭油条，若觉得味道"清淡"时，常常会想起这位西安教授所说的这一套"米香"理论。 第一天夜里，火车辗过铁轨的声音，好像催眠曲一般，伴我入睡。夜里，列车停在某个小镇，我有时会醒过来，觉得四周一片寂静，仿佛可以听到滴水的声音。再过一会，火车发出长啸，再次开动时，我又跟着入睡了。 就这样，火车在路上运行了一整个晚上，第二天一早七点多，开到了云沼梦泽的岳阳。十一点左右，在武汉大桥上渡过了长江。到了下午两点多，火车便开入了河南省界。这是一个我从未到过的全新境地。我想起了一位名诗人所说：到了河南，见到那辽远如梦境的大平原，你才知道甚么叫遥远！ 河南果然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大平原，给人十分遥远的感觉。没有山，连小丘也见不到。甚至树木也不多见，稀稀落落的，而且恐怕都是后人裁种的，并非原始野生的。吃过午饭后，我便倚着窗口，贪婪地吸收这一大片风景。那种"遥远"。 一整个下午，火车就奔驰在河南的大平原上。当初我之所以选择这列二七二次直快车，也正因为我翻查过我那本旅行圣经《全国铁路列车时刻表》，知道这列火车，会在下午穿过河南的大平原。这样我才有眼福，亲身去体会甚么叫遥远。要不然，如果"错搭"了一列晚上才经过河南大平原的火车，那就黑漆漆的，甚么也看不见了。 可是，河南毕竟是个很大的省份。火车才开到郑州，已经是下午七点半，天开始黑了。好在，我已经饱览了一整个下午的平原。到了郑州，火车便从京广线拐了一个几乎九十度的大弯，改变行驶方向，进入陇海线，车次也改为二七三次。 过了郑州，火车往西开向西安，平原也比较少了。这时，天已经全黑了，火车也仿佛开进了历史，回到我的北朝隋唐时代。越往前，就越接近唐的长安，也越来越多历史的遐想。郑州的下一站荥阳，不就是唐人小说《李娃传》中，那位花花公子的父亲的封邑吗？而这位荥阳公的真正身份，到现在还是文学史上的一个谜。本世纪以来的各家考据，还没有把他的身份考出。 列车到洛阳站时，快接近午夜十二点了，然而我仍然一无睡意。我兴奋地跳下火车，走到站台上，四处观望。洛阳，毕竟是洛阳纸贵的洛阳，也是《洛阳伽蓝记》的洛阳。我在普林斯顿当研究生时，有一段时间，甚至还认真考虑过以《隋唐洛阳》，作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所以我对洛阳一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文笔之清丽，笔调之沉痛，历史感之强烈，也一直令我深深着迷。我一直认为它是中国最好的一本游记，远胜《徐霞客游记》好几倍，也是北朝留下的最好一本史书。 可惜，火车在洛阳站只停留十五分钟，就开走了。不过，我还会回来洛阳的。等我到大西北后，我会绕一个大圈，到北京去。从北京再往太原，然后从太原乘火车到洛阳，结束今秋此行。我这次国内行，以唐代的西京长安作起点，又以唐代的东都洛阳作终站，也不知是一种美丽的巧合，还是我自己潜意识下有意的安排。 在这条陇海线上，我一直处于兴奋状态，无法入睡。一千多年前，不知有多少军人、文人和赶考的士子，走在这同一条路上，到西京去。甚至连帝王到泰山封禅后，或者到洛阳过冬或"就食"后，回京也得走这条路。我躺在卧铺上，虽然很疲倦，却难以入眠。列车每到一站，我总是忍不住，悄悄爬起来，到站台上去张望一阵。 我就这样半睡半醒，经过三门峡、潼关、华山、渭南这些早已进入了正史和通鉴的城镇。第二天，一大早六点左右，火车终于开进了西安站。从小开始，一列长长的火车，慢慢开进站台的景象，不论是在现实生活上，或者是在电影上，总会给我带来一阵莫名的、激动的情绪。总觉得，火车进站是一个很感人的场面，充满各种张力和联想。好比意味着：战争结束了，出征的军人，终于逃过了浩劫，从战场上平安归来。又好比一个长年在北方当官的人，终于辞官不干了，回到了温暖的南方。 而我自己，终于在国外等待了那么多年后，来到我的北朝隋唐。经过三十六个小时的火车旅程，穿越过五个省份，我带着又兴奋又紧张的心情，拖着一身的疲倦，提起我那件简单的行李，走过西安站台和地下隧道，到出口处去。 晨曦中，西安火车站前的那个巨大的广场，早已人声沸腾，充满无比的生命力。在出口处，有开出租车的、替旅馆拉客的、卖茶叶蛋的、还有卖地图的，都挤在那儿兜生意。 "住宿吗？空军招待所，国营的，很近，带空调卫生间。"一个十多岁的小女孩，走上前来向我拉生意。这些拉客的，大部分是小女孩或中老年妇女，很少见到男的。她们好像都喜欢强调"国营的"和"很近"这两点。然而，我知道她们的所谓"很近"，其实可能是在甚么荒凉的小巷里，交通极不便。 我只停下来，跟一个老太婆买了几张西安市的地图，便继续往前走。其实，我早已有备而来，知道火车站对面，就有一家解放饭店，价钱和设备中等，正好适合我这种独自旅行的"零散客"。那年，我第一次去那儿投宿，每个标准二人间，只要外汇券八十元，在西安这种大都市，算是便宜的了。 我尤其喜欢这家饭店的地点。离火车站只有十几步的路程，不论是抵达或离去，都一样便利。而且，附近还有一个长途汽车站。所以，这以后，我每次到西安，或路过西安转车，都必往"解放"。 我被分配到五楼去。解放饭店有一点倒和唐代的朝廷相像，那就是对外来的人采用"分而治之"的办法：外国人和港澳海外华人，全都住到五六楼去，和国内的同胞隔开。难怪，我稍后才明白，为甚么这家饭店五六楼的客房地毯上，异常干净，没有香烟头烧成的一个一个焦洞。 我五楼房间的窗口，正好面对着庞巨的西安火车站，一座典型的仿唐建筑。它的屋顶装饰，并不是传统常见的龙凤，而是唐代建筑的象征--鸱尾。主色也并非传统常见的红色，而是古拙的苍绿色。站在窗前，面对这座宏伟、线条简朴有力的建筑物，我感到真的很有些唐代苍劲的气魄了。 到西安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并不是马上去游玩，而是先睡个大觉！昨晚在火车上，荡漾在陇海线上深邃的北朝隋唐历史之中，一整晚没睡好，现在疲倦极了。清早到了西安，我已到达目的地，好比航返一个安全的避风港。我先洗了一个热水澡，把两天来路上的风尘洗去，然后换上一套干净的睡衣，把窗帘拉好，躺在这个"避风港"的"港湾"之中，熟睡了三个多小时。 睡醒时，才不过上午十点多。我先在房内，仔细"研究"刚才在火车站前，跟那位老太婆买的那几张西安市的地图。中国历史上的都城，从远古的商代开始，恐怕就是"规划"的，而非自然聚居形成的。所谓"城"，就是建有城墙的地方。"城"甚至可以作动词使用。这种用法在《资治通鉴》中，最为常见。通常，统治者先选定一个地方，然后，像《通鉴》常说的那样"城之"--建起城墙、宫室和衙署--再把大批富豪人家和老百姓，赶到那里去定居，有时甚至可能是多达几十万人的强逼迁徙。"城"便如此慢慢形成了。 当年，北魏的洛阳，就是在一个帝王的命令下，这么建成的。隋朝的大兴，和唐朝的长安，也是如此。杜甫说，"闻道长安似弈棋"，一语双关，既指长安政局像弈棋般，不可捉摸--"百年世事不胜悲"，亦指长安街道，规划得像棋盘一样井井有序。尽管隔了一千多年，在我眼前的这张西安地图上，城里的街道依然似"弈棋"，交错组成一个一个方方正正的格子，像棋盘。然而，唐代的长安城，比起今天还留在西安的那座明代所建的城，还大了一倍有余。像有名的大雁塔，在唐代原是在城中南部，如今却已在明代城墙的外围了。 翻看地图，火车站和解放饭店在城北，而大雁塔正好在另一端的城南，遥遥相望。我不觉福至心灵，决定骑自行车去游大雁塔。想看看从城北到城南，到底有多遥远。 我在解放饭店楼下的小卖部，租了一辆自行车。骑在长安--不，西安--街上，似乎可以感觉到，唐代那些大诗人的幽灵，还飘浮在空气之中。我一边骑车，一边欣赏两旁的街景，觉得这样骑车游西安，恐怕正像从前骑马经过长安一样逍遥写意了。九月初秋，暑气已消，天开始凉了。不少秀丽的现代西安女性，穿着高跟鞋，在路上骑车姗姗经过。可惜这时不是三月，否则，简直可以用杜诗"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来描述。但"肌理细腻骨肉匀"一句，用来描写现代西安丽人，依然还是非常恰当、非常贴切的。 骑车到大雁塔，我才确实领会到，唐代长安城之大。从我住的解放饭店出发，一直到大雁塔，只需经过一条马路。这条路又宽又长又直，两边种满了梧桐树。如今，它长达约八公里，分成三段：分别称为解放路、和平路和雁塔路。我骑了快一个小时，才来到和平路的尽头，也就是明代所建的和平门附近。但这还只是恰好走完了一半的路程！从和平门到大雁塔，又还有几乎一个小时的骑车路程。当然，我悠闲地骑车，目的在欣赏街景，并不急着赶路，骑车速度比较慢些。但在唐代，这条长约八公里的路，如果步行的话，恐怕也至少需要四、五个小时。换句话说，单单从城北走到城南，就要花费半天的时间。 我登上大雁塔顶楼，向北瞭望整个西安市。在雁塔上，我来时的那条大路，更显出它的笔直和修长了。我见不到它的尽头，只见到它慢慢消失在两边梧桐的绿叶丛中。往南瞭望，则是一大片的农田。东南面，就是唐代有名的曲江池遗址，杜诗所说"长安水边多丽人"的"水边"了。如今，它早已干涸，变成了农田，再也见不到"水边"了。 在大雁塔上瞭望，我更证实，今早一抵达西安时，我的一大"发现"：那就是在西安城中，是绝对见不到山的。连远山朦胧的影子也难以见到。刚抵达西安火车站时，我想起我的老师刘子健教授，好些年前对我说的那一番话，连忙往南一看。可是，哪有终南山的影子！这终南山离西安城，至少还有三十公里路。即使在天气晴朗的日子，恐怕也是望不到的。至于唐太宗皇帝远在醴泉县的坟墓昭陵，那更是在七、八十公里以外，在长安城中更不可能望见。 奇怪的是，唐代的诗人们，写起诗来总喜欢说，他们当年如何如何登高瞭望昭陵，好像真有那么一回事。比如，在公元八五○年，杜牧即将离开长安，到湖州去出任刺史，就曾登上大雁塔附近的乐游原，写下那首《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绝》，里面就有一句"乐游原上望昭陵"，好像要跟太宗皇帝辞行，依依不舍的样子。杜甫和许多其他唐代诗人们，也都写过类似的诗句。看来，唐诗中这些"望昭陵"的举动，都只是一种象征的姿势，求精神上之寄托而已。长安城中是绝不可能望见昭陵的。 我之所以那么关注山跟西安的关系，很可能是我的一种"职业病"，因为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所写的那本博士论文，就是研究《唐代的军事与边防制度》的。而山和防御，关系太密切了。其实，我这次来西安，其中一个目的，也是要解开一个困扰了我几乎十年的"谜"：那就是，在西安城中，是否可以见到周围附近的那些名山？ 从书本上得到的印象，历史上的长安似乎是个被群山包围着的城市。比如，最常见的一种描述，是说长安位于"关中"，四面都是天然的屏障：南有秦岭一部分的翠华山和终南山，北有北山山脉的嵯峨山，西有周人祖先的发源地岐山，东有杨贵妃避冬的骊山。从地图上看，这城市四周也确是被山环抱着，看来十足像个山城。唐人诗中那些"望昭陵"、"望乾陵"的诗句，更经常给人一个印象，仿佛站在城中，就可以见到这些名山似的。 在国外，当然没有办法解开这个谜。我甚至翻查过美国国防部属下一个国防地图绘测单位所出版的《航空导航图》(OperationNavigationCharts)的中国部分。这是当时美国公开出版最详细的中国地图，但也并非甚么机密，可以用邮购方式向美国的政府出版物销售处买到。这地图有些部分的资料，还是在冷战期间，美军用高空侦察飞机和人造卫星来探测所得的数据。由于这是一种给飞行员使用的地图，所以它对高山的处理，是很仔细的，甚至连城市周围那些高耸的工厂大烟囱，也都清楚标示了出来。在这地图上，最接近西安城区的，南有翠华，东有骊山，高度都超过一千米，而且看来都紧邻得那么近。虽然，我知道这些山和西安的确实距离，可是，没有亲身的体验，我依然不能确定，在西安城中是否可以见到这些高山。 然而，今早一走出西安火车站，在广场上抬头一望，便已经解开了那困扰了我十年的谜了。我几乎可以肯定，西安城中是见不到这些山的。现在，登上大雁塔，登高望远，更可以证实这点。 看来，这几座山距离西安城区，其实都太远，连最近的翠华、骊山，都远在至少三十公里外。所以，它们在历史上对长安的防卫价值，可能并不如我当初想象中的那么重要，而且可能也没有历代史家和诗人，所咏赞的那么险峻。如果说长安有山险可守，那都不免是一种史家的滥调。事实上，回想起来，唐代的长安城就曾经被人攻破了好几次。安禄山来过，黄巢也来过，甚至连"外国"的吐蕃军队都曾经攻进去过，掠夺了好几个星期才退兵。难怪，隋唐皇朝要在城四周围，建起一道长长的城墙，来作为第一道防线了。 那天一整个下午，我就一个人骑着车，在城中四处游荡。游过大雁塔后，沿着小寨路东行，再北转入充满历史联想的朱雀大街，到小雁塔去。当年，玄奘从天竺取经回到长安时，唐太宗曾命人在朱雀大街上设盛典，迎接他的归来。 在西安市内骑车，我更深深感觉到，这个城市地势之平坦，骑起车来几乎不费甚么气力。城里不仅没有山，连小小的斜坡都没有。我后来更发现，除了市区以北的唐大明宫废墟一带，以及东南部唐代的乐游原遗址区外，整个西安市内的大街小巷，简直平坦得像一条条飞机跑道一样。 怪不得，当年李商隐"向晚意不适"时，要"驱车登古原"，登上地势比较高的乐游原去散散心，去捕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斜照余韵。现在，终于明白了，为甚么他要"驱车登古原"。为甚么他会用了一个"登"字，来描述他的行程。因为，他走过的路，正好是长安城中罕有的上坡路。这样一想，仿佛可以见到，一千多年前，李商隐在夕阳下，赶着车，"吃力"地登上乐游原的样子。那一年，他已年过四十，丧了偶，心情想来确是"不适"的。 每天早上，西安火车站前的广场，和解放饭店门前一带，都有不少国营和个体经营的旅游车，在兜生意，拉客到东、西线去观光。那些拉生意的妇女，手里拿着手提扩音机，不断在重复她们那一套广告词： "来啊，东线一日游啊：兵马俑、秦始皇陵、骊山华清池、西安半坡。每位十元，包去包回啊。车子马上就要开了！请各位同志们，赶快抓紧时间，买票上车啊。请抓紧时间，买票上车啊！" 至于西线一日游，她们的广告词也差不多一样，只是把旅游地点改为"乾陵、永泰公主墓、茂陵、咸阳博物馆"而已。在这么多叫喊声中，以秦始皇的兵马俑，声势最大，最响亮。早上走在广场上，随时会被人拦着问："兵马俑，去不去？"兵马俑不仅变成了西安的象征，也成了这些旅游团一个最重要的"卖点"。这恐怕是秦始皇帝，留给咸阳后人最好的遗产，一棵取之不尽的摇钱树。 这些旅游车的对象，主要是国内同胞。车子老旧，但车费也极便宜，确是物有所值。我试了东线一日游，和四十多名国内老百姓，挤在一辆大客车，去看了秦始皇帝的兵马俑，和杨贵妃当年出浴的洗澡池，发现这种国内旅游团还真不错。很"文明"，很有原始的旅行情趣。 这种国内团，最让我欣赏的，就是它没有导游，没有所谓的"地陪"。生平旅行，最怕导游给我"讲解"那些名胜古迹的历史，也最怕他们重复那些捏造的"美丽传说"。所以，宁可独自走遍整个中国大地。现在可好了，这种旅行团没有导游和"地陪"，大可安心自由活动。 买了票，走上车去，票价跟国内老百姓的一样。这时，有几名红发碧眼的老外，也想加进来，享受和国内同胞一起去旅行的乐趣。可是，司机一看他们的样子，马上说要收"外宾价"，比国内同胞的票价贵一倍。争执了一阵。最后，老外可能觉得受了"歧视"，决定不参加了，赌气走了。司机也懒得理会他们。 车里除了司机和乘客外，就没有其他人，连跟车的都没有，更不必说导游了。车子每到一处，司机就宣布，大家有多少时间去游玩，甚么时候该回来等细节。然后，大家就高高兴兴地下车，各走各的路，不必被导游赶着走，像赶鸭子似的。这正是我喜欢的旅行方式。 然而，从东线回来后，我却没有去参加西线游。因为，我也想步唐代诗人们的后尘，去"望昭陵"，和杜甫一样去"谒昭陵"。但由于昭陵远了些，不顺路，所有西线游的主办者，竟都索性不理了，不去了，只去唐高宗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可是，在唐代诗人和后代研究唐史者的心目中，昭陵的地位是绝对高过乾陵的。到了长安，怎可不去"谒"昭陵呢？我决定自己找一辆出租车去"谒"昭陵，回程再顺道去"游"乾陵。 我在解放路一带闲逛，一面寻找出租车去昭陵。 从唐代开始，长安就是个"胡化"很深的城市。贞观初年，平定突厥后，迁到长安的突厥人，据《唐会要》说，有"近万家"之多。今天在西安，恐怕还有不少人是他们的后裔。甚至，唐代的帝王和好些诗人们，都有胡人的血统。唐太宗的大儿子承干，不就喜欢在宫中说突厥语，穿突厥服吗？至于唐史上有名的"番将"，那更是以突厥人为主干的。于是，这种胡汉交织的唐代文化，又自成它粗旷、豪迈的一面，和南宋以后江南的汉文化，给人的儒雅、文弱的形象，很不相同。如今，走在解放路上，西安"胡化"之深，还是处处可见的。 解放路两旁的小巷里，有不少回民和回民经营的小吃店。阿拉伯文刻在他们的招牌上，或者写在他们店门口的那块布幔上，随风飘扬。店伙计头缠白巾、或头戴白帽，在烹煮牛羊。而伊斯兰教正是在唐代传入中国的。而且，那是因为唐代大将高仙芝（又一位番将），在公元七五一年，在西域吃了阿拉伯人的一场败仗以后的结果。 走在解放路两旁的那些小巷，闭上眼都可以嗅到一股浓烈的牛、羊味。最能代表西安的美味小吃，便是牛羊肉泡馍。嗅到这种味道，我的"乡愁"竟也要被它勾起来了。因为我从小在马来西亚的新山市长大，中学放学后，常去吃那里印度人卖的羊肉汤，而西安的羊肉泡馍，竟有几分像我中学时代常吃的这种印度羊肉汤。或许，西安羊肉泡馍的作法，原本就是师承自印度回教师傅的。 我终于在解放路一家集体承包经营的小旅行社，找到了一辆出租车。在那里办事的一位妈妈型中年妇人，说她的先生是开出租车的，可以载我去"谒"昭陵，收费一天人民币两百元。我和她约好，第二天一早七点钟，由她的先生曹师傅，来解放饭店门前接我。 杜甫当年谒昭陵，不知是怎么去的？骑马？骑驴？还是步行？隔天早上起来，想到我今天也将步他的后尘去昭陵，心里就有一种悠悠的历史感。吃过早饭后，在饭店门前等曹师傅的车，想起杜甫"诗史"的美名，不禁感叹。他确是用诗来咏史，替历史作见证的。一千多年来，任何到昭陵去的"好事者"，恐怕不免都要想起他来了。 甚至到九十年代的今天，唐太宗的昭陵依然是很"神秘"的一座帝王陵墓。最神秘的是，这陵墓连它的照片都不容易见到。真怀疑，世界上有多少人，见过昭陵的照片。在香港，临出发到西安前，曾经想找一张昭陵的照片来看看，但翻遍了旅游资料，甚至查了昭陵的考古探测报告，竟然连一张都找不着。到了西安，也没有找到昭陵的照片。相反的，乾陵的照片多得是，宛然变成了唐代陵墓的一个代表。 当然，这种神秘感，反而更使我想到昭陵去看看。最初对昭陵发生兴趣，是十多年前，在研究所专攻北朝隋唐史，刚开始研读《新唐书》、《旧唐书》和《资治通鉴》这些基本唐代史料的时候。当时，读到太宗朝那些人物的列传时，经常会发现他们死后，都"陪葬昭陵"，而且照史书的描述看来，这是一种无上的荣耀。"陪葬昭陵"这几个字的字面意义，当然不难理解，但"陪葬"的方式是怎样的呢，却难以想象。 于是，那天早上，乘着曹师傅的小面包车，终于来到了昭陵。曹师傅年约五十，高高胖胖的，经年在外开出租车，皮肤都晒黑了。他的教育程度看来不错，至少念过高中，谈吐用字，都很有水平。可能因为他自己是个体户，所以他对国内的大锅饭制度，颇为不满。他批评有些工厂工人，"制造出来的东西，全是废品！" 他这辆小面包车，后头有两排座位，可坐六人。车子漆上深红色，我感到不解。一问之下，才知是因为"红色最好"。曹师傅有点自豪的说，"有人结婚，都喜欢请我这辆红车，去载新娘呢！"听他这么一说，不觉感到好笑。原来我今天是乘了一辆新娘车，去"谒昭陵"的。 车子停在昭陵博物馆门前。"昭陵到了，"曹师傅说。博物馆旁有一通极高大的李勣碑，碑后是隆起的李勣墓，高约十米。登上这墓冢的最高处，才知昭陵的范围极大，辽阔而静寂，如今全是一片片的农田。农田上，散布着一座座隆起的墓冢。我终于解开了从前的迷惑，明白那些便是昭陵的陪葬墓了。原来陪葬的形式便是如此。只是把这些功臣，都葬在陵墓区内，让他们在一片秀丽的风景环抱下，长陪太宗。 但昭陵呢？昭陵在哪里呢？"在九峻山，"曹师傅指指北面一座奇突的高山说，"离博物馆这里还有好几公里呢！" "车子到得了吗？"我试探着问。 "路不好走，不好去。"曹师傅说，不很热心。 于是，先到昭陵博物馆去。这里摆满了从昭陵陪葬墓区运回来的墓碑和墓志：房玄龄、温彦博、尉迟敬德、阿史那忠、孔颖达等人，全都是我从前在《旧唐书》、《新唐书》和《通鉴》中见过的人物。如今，站在他们高大的墓碑前，甚至可以用手去触摸他们冰凉的碑身，我仿佛也在触摸着历史。 一转身，猛然见到一个似曾相识的物体，摆在展示柜内。西安火车站的屋顶上，左右两边，不就是这东西吗？后来落成的陕西省博物馆，所有建筑屋顶上，更全部采用了这装饰。像一头勇猛的老鹰--鸱尾。原以为火车站上的鸱尾，虽根据文献，但仍属现代人想象的作品。万没想到，唐代的鸱尾，居然还有实物在昭陵的一个废墟上出土传世。这鸱尾塑造得强劲有力。那弯弯的鹰喙部分，充满线条张力。比起后代屋顶上常见的龙凤装饰，鸱尾更显得淳朴，也很有中亚的风味，很可能是突厥遗风，唐代"胡化"的结果。 我终究忍不住，央求曹师傅载我去九峻山，一探昭陵的真面目。 "我也没去过，"他说。"不过我看您好像是搞研究的，我们就去看看吧。" 但昭陵在哪里呢？清代的金石学家毕沅，在乾隆年间出任陕西巡抚时，曾经四处寻访汉、唐帝王的陵墓，并且立碑为记。像汉武帝的茂陵和唐高宗的乾陵前面，都有毕沅在两百多年前所立的石碑标记。游客来到这里，好比放下心头大石："没错，这就是茂陵。""啊，这就是乾陵。"然后，他们站在这些石碑前，拍照留念，表示到此一游过了。 但我们来到九峻山脚下时，完全见不到那通熟悉的毕沅碑，也见不到任何显著的陵墓遗迹或废墟，更没有任何翁仲和石狮等大型雕刻。这里，只有农田和农舍。曹师傅停车问了好几位当地农人，他们都指着九峻山顶说，"昭陵就在上头。" 曹师傅很够义气，干脆把车子开上九峻山。路是狭窄的黄泥路，不好走，沿途经过许多梯田和窑洞。看来，山上如今还住了不少人家，不知他们是否当年唐太宗的守陵人的后代？越往上，梯田越少，几乎没有甚么树木，但山坡上长满了苍翠的绿草，远远看去，如地毯般柔软，有牛羊在吃草。 车子走了整整半个多小时，才开到约三分之二的山腰上，无路可去了。站在九峻山上往下望，风景绝佳。前面的山脚下，便是著名的渭河，缓缓流过这一大片关中平原。这里有山有水，环境清幽，确是第一流的风水，难怪当年唐太宗要选择在这里安葬。 在山腰上，仰望那尖突的主峰，觉得它好孤单寂寞。我决定爬到这主峰上去。我提着一瓶水和相机，请曹师傅在山腰上等我，然后就独自往主峰上爬了。这儿一片寂清，连种田的农人也见不到，更不要说游客了。 我一边沿着一条小路爬山，一边感觉到，在选择陵墓地点上，唐太宗比唐高宗和武则天高明许多。他的墓，建筑在这座海拔一千一百八十八公尺的九峻山上，确是遗世而独立。即使在交通便利的今天，游客也难以到达，索性都不来玩了。大家全都挤到高宗的乾陵去。比起昭陵，乾陵低矮得多了。然而，我想太宗是宁愿死后清静的。要不然，他当年也就不会选择这座如此高的孤峰，来作他的"长生殿"了。 爬了几乎一个小时，才登上主峰。唐太宗便长眠在这主峰深处。据《唐会要》的记载，他的墓室深入山峰南面达"七十五丈"，约二百三十公尺，可见当年凿山工程之浩大，难怪营建了整整一十三年。如今，这主峰南面，已经毫无任何陵墓遗迹，亦无任何标记，表明这儿是一座唐代皇帝的墓。只有一大片绿茸茸的柔软青草，覆盖着峰顶。也不知何人，在峰南的一小片平地上，种了一小亩的油菜，和一丛丛的秋菊。不像帝皇墓园，倒有一种田园的恬静。 在唐代，昭陵当然是十分神圣，不可侵犯的。像我那样爬上去玩，或像那名农人，在太宗的坟头上，种菜种花，恐怕都是"欠砍头"的。杜甫曾经两次路经昭陵，但我想他并未曾登峰，也不可能登峰，所以他写的昭陵，只能远远从山下低处取景： 陵寝盘空曲 熊罴守翠微 再窥松柏路 还见五云飞 提到昭陵，许多文献资料都说它开了"唐代帝王依山为陵"的先例。当然，汉代已经有依山为陵的例子。唐太宗只是第一位采用这种葬法的唐代皇帝而已。然而，"依山为陵"这句话，其实并不好懂。唐代的史料，如《唐会要》等书，一直没有解释甚么是"依山为陵"。所以，我从前一直有一个疑问：依山为陵，那么墓室到底在山顶上，在山腰，还是在山脚下？似乎这三者都可能。 甚至现代的考古报告，对"依山为陵"的葬法，也是语焉不详的。等我登上了九峻山顶，才明白甚么叫"依山为陵"了。几乎可以肯定，太宗的墓室，应该是高高在山顶上的，在海拔一千多公尺之上，而不是在山腰或山脚下的。而且，攀登了九峻山后，我更能领会，当年下葬时，要把他的灵柩运到那么高、那么陡的山上去，这工程是如何的浩大和艰难。 从昭陵回来后，重读《唐会要》的记载，从前不明白的，现在都可以懂了。原来，当年还曾经"架梁为栈道"，"绕山二百三十步"（约四百公尺），才能抵达墓室所在的玄宫门。无疑，这更证明墓室应当是建筑在山峰顶上的。而且，在高宗朝，旧守陵使阎立德曾经上疏建议把这栈道拆掉，为了使墓室"固如山岳"。史家在记录这件事时，有一妙笔，说高宗"呜咽不许"。一直到长孙无忌等大臣，引用了《礼记》的权威，重新上表，高宗皇帝才只好勉强答应了。从此，"灵寝高悬，始与外界隔绝"。 从前读这一段记载，一直不明白，为甚么高宗要哭哭啼啼的"不许"拆栈道。拆了栈道，太宗的墓室，像阎立德所说的那样"固如山岳"，不会有人来盗，不也是好事吗？有甚么好哭的呢？现在才知道，原来这墓室建在这么陡峭的高山上，若拆了栈道，那么就连高宗这个孝子，也不能上山来谒拜他父亲的灵寝了，怪不得他要哭哭啼啼。明白了事情的曲折，我觉得这不仅是史家的妙笔，而且还很写实，很能刻划高宗的心思。 三年后，我有机会到河北的满城县，亲身走进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的山顶墓室，更能肯定唐太宗的墓，应当也像刘胜夫妇墓一样，是建筑在山顶上的。刘胜夫妇墓是汉代"依山为陵"的一个好例子，而且又经过现代考古学家的科学发掘。他们的墓室，正是建在满城县城西南，陵山东麓的山峰顶上。或许正因为建得这么高高在上，这对夫妇的墓室，才从来没有被人盗过，而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尤其是那件名闻中外的金缕玉衣，和那盏长信宫灯。然而，陵山没有九峻山那么高，从山脚下往上爬，只要二十多分钟就可到山顶，大约只有九峻山三分之一的高度。 现代人可能受了"地宫"一词的影响，以为皇帝的墓室必定是在地面底下的。北京市郊明代万历皇帝的定陵，近年来开放给游客参观后，可能更使得大家以为，帝皇的陵墓正像明代定陵那样，是深入地面底下好几百公尺的。从前我也有这种错觉。昭陵和中山靖王墓，终于让人明白"依山为陵"是怎么一回事，也令人想起四川三峡一带那些高悬在绝壁上的悬棺。这些山峰上的陵墓，如果有一天能够重见天日，像刘胜夫妇墓那样，必然是极为诡异又壮丽的景观。说不定，在现代旅游工业的"推磨"下，或许有一天，真的会有甚么单位，在九峻山脚下，架起登山缆车，方便游客去游昭陵。那时，唐太宗恐怕就永远得不到安宁了。 在西安，似乎没有多少人晓得唐代的大明宫在哪里。我问了好些人，都说不知道。那些市内一日游的团队，也不到大明宫去。甚至连开出租车的曹师傅，也不知道大明宫怎么去，不愿载我去。"没甚么好看的。几个大土堆！"他安慰我说。 但他可能不知道，这"几个大土堆"，在一千多年前的堂皇富丽。早在一九五七到一九六二年间，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的专家们，已经对大明宫作过详细的勘查，而且还试掘了一部分遗址。考古报告也早已发表。十年前，我还在研究所念书时，就已经读过这份报告了。但没想到，长安的许多后人，却不知道大明宫在哪儿。 我只好自己来想办法。打开西安市的地图，发现地图上倒是标出了大明宫的遗址所在，在西安北郊。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指示了。不过，那地方看来离我住的解放饭店，似乎不远。我决定自己骑自行车去。 于是，在一个初秋的午后，我等到下午五点多，阳光没那么猛烈时，在解放饭店的小卖部，租了辆自行车，独自去寻访唐代的大明宫。 出了明代所建的城墙北门，沿着太华路一直往北骑。这一带，有不少工厂和民居，还有一家医院。越往北走，越多农田。骑了半个多小时，才来到一个叫马旗寨的小农村。从地图上看，这里离解放饭店只有五英吋的路，但实际上等于大约三公里，可是还完全见不到甚么大明宫的遗址。然而，这一带从前倒是属于唐代皇城的一部分，可以想见唐代长安城之大。 我按照地图的标示，过了马旗寨之后，才右转入一条地图上没有标上名字的小巷。这是一条黄泥路，两旁有一大片的玉米田。青青翠翠的玉米枝干，在初秋的微风中轻轻摇晃。从考古学家所绘的复原图看来，唐初发生玄武门之变的玄武门，其位置便大约在我右方这片玉米田中了。 越往里走，路变得越来越窄，出租车真的恐怕很难开进来，怪不得曹师傅也不愿载我来。又骑了二十多分钟，依然不见有甚么大明宫的踪迹。我担心迷路，查看地图，发现走的路应当是对的，至少方向没错。前面不远，应当就是麟德殿的遗址，那是唐代大明宫主要的宫殿建筑之一。 然而，地图上看来不远的地方，却似乎遥远得很。当时忘了，地图上的一吋，实际上等于大约半公里。不久，果然见到右手边出现一个大土堆。我赶紧把车子转入一条田间的小路，往那里骑去。 这土堆高达二十多呎，在一大片玉米田中隆起，显然是一座人为建筑的废墟。有几个小孩，爬到土堆上头去追逐。有一名农人荷锄走过。 "老师傅，请问这是不是麟德殿的遗址？"我问。 "哦，不是。这是三清殿。"他指指前方一个有围墙的地方，"那边才是麟德殿。" 这三清殿的废墟，前面并没有任何标志，也没有任何围墙，只是孤零零的立在玉米田中。我也随着那些好玩的小孩，爬到土堆上头去。那里长着一些杂草。在夕阳下，登高望远，所看到的景物都染上一层温馨的金黄色调。 站在这一片废墟上，想起从前唐代的皇帝们，在面对忧患的艰难时刻，如何经常都会在殿中登高"北望昭陵"，或"北望献陵"，祈求这两位创业先帝的启示，寻求精神上的安宁。然而，这显然只是象征性的举动，因为在长安这一带，也不能清晰见到昭陵或献陵。我到的那天，正是天气晴朗，蓝天万里无云的好日子，但也只能见到一些不知名的远山朦朦胧胧的影子。 麟德殿遗址倒是建起了围墙保护，并且有一个管理所。我来到的时候，已是下午六点多，参观时间已过，空无一人，静悄悄的。幸好，有一位管理员住在那里。他特别通融开门让我进去看。 中国科学院的考古专家，曾经在这里做过重点试掘，但发掘现场现在都用泥土重新覆盖着，加以保护，要等将来条件比较好的时候，再来发掘。而今，这一片废墟的杂草丛中，依然散弃着许多唐砖碎瓦。地面上，也分布着好几十个排列整齐有序的巨大柱墩。这些柱墩都很新，不像唐代遗物。"那都是现代仿造的，"管理员说。 唐代宫殿给我的联想，倒和皇帝无关。我经常联想到的，反而是唐史上一位悲剧人物，牛李党争中的李德裕。这可能是因为他写的一首诗，非常生动地刻划了他和朝廷的关系，而且还写到了他在宫中工作到深夜的情景： 内宫传诏问戎机 载笔金銮夜始归 万户千门皆寂寂 月中清露点朝衣 我骑车离开麟德殿的废墟时，心中想到的，正是一千多年前，李德裕半夜离宫回家时，"月中清露"沾湿了他的朝衣这个悲凉的意象。当年，他坐镇武宗宫中的金銮殿，亲自替唐室指挥了好几场重大的战事，包括平定泽潞节度使刘稹的叛乱，经常弄到半夜才能回家。他这首诗，便是他在公元八一四年，刘稹叛变期间写的。 然而，武宗死后，宣宗上台，李德裕便失势了，最终更被贬到遥远的海南岛去。他曾在一篇短文中，形容自己在那里"幽闷不乐，谁与晤言"。最后，这位功臣便这样老死在海南岛了。 唐代的宫殿在唐末历经几次浩劫和大火，如今只剩下这几个大土堆，孤零零的立在初秋的玉米田中。但李德裕当年在宫中，写给前方将领和回纥酋长的那一批官文和书信，却逃过浩劫，流传至今，仍然保存在他传世的文集《会昌一品集》里，永垂不朽。这本文集让我们清楚知道，他当年是怎样在宫中指挥战事的。比起堂皇的宫殿，文章确是"不朽之盛事"啊。唐代的宫殿早已不存了，唐代的诗文却是战火无法摧毁的。 离开西安前，没能见到唐诗中经常出现的终南山，我觉得终究是一大憾事。王维不就说自己"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吗？这南山指的便是终南山。我决定再租曹师傅的车一天，去攀登最接近西安的翠华山。或许，到了那里就可以见到终南山了。 我们在晨曦中出发。车子沿着城南一条小路，走了快三十公里，才渐渐可以见到一点远山朦胧的影子。高大笔直的白杨，竖立在路的两旁。农人赶着驴车，以缓慢的步伐，向着麦田走去。空气中飘着一股清淡的驴粪味。 西安城南这一带，已可以见到一些高高的黄土台原。收割后的麦草，堆成一个一个圆突突的隆包，林立在台原上，有一种成熟的金黄韵味。像梵高的画。 翠华山脚下一带，便是唐代著名的风景区樊川和韦曲，早见于王维和杜牧的诗中。现在，这里依然景色秀丽，随处是小桥流水人家，还有一两座水磨坊，一些养蜂人家，一些林场。 曹师傅把车子停在山脚下一家小食摊前等我。我提着水壶，走过一座小桥，便沿着一条小路，独自登山。山上流下的小溪，在小路的右边流着。一大早，我是唯一的登山者。四周寂静，只有溪水流过岩石的声音。半路上，有一对老年兄弟，赤着脚，赶着两头牛，回山北的老家去。"老师傅，请问终南山是哪一座？"我趁机打听，好像当年王维"隔水问樵夫"那样。 "就是那一座，"其中一人指指最高的一座山峰说。山被云雾环绕着，一副云深不知处的样子。 "这两头牛是你们的吗？" "对，刚在山下买的，带回山上去耕田。" 牛拖着笨重的身体，可是爬山的速度一点也不慢。比我还快。慢慢的，这两个老人和他们的两头牛，便离我越来越远了。后来，我偶一抬头，竟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们仿佛突然走进云雾中，消失了。 我为了欣赏山路两旁的风景，边爬边停，一个小时后才爬到半山那座小天池处。这个高山小湖，现在用来发电。湖边的水坝上，有一座小型的发电厂。 又爬了一个小时，经过十八盘路，终于爬上了顶峰。然后，转个弯，突然又有另一个高山湖泊呈现在我眼前。湖水一片黛绿，早晨的太阳从左边照过来，湖面泛着微微升起的烟雾，偶尔有水鸟飞起。有一群小羔羊，从湖的右岸列队走过来。湖后面，又是几座高山。我终于见到那座最高的终南山了！它苍绿的顶峰，在白云中若隐若现。阳光、湖水、白云和山影，交织成一幅光影不断变化的画。我幻想自己划着一叶轻舟，划过寂静的湖心，转个弯，隐入一座山背，航向永远的终南山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