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场白：今岁归国，各地刊物不免时来邀稿。几番应酬过，还不放我清闲。现今关于文艺的话题、问题，确乎不少——上海《艺术世界》改版以来，成为一本讨人欢喜的综合期刊，我于是承应开设专栏一年，与大家纵意交谈。然而不设专题也有显著的弊端。年来受各院校邀请座谈，每以临场问答的方式，发现大部分提问相当浅杂，思路却皆尽相似。现如今市面上的讯息如此畅达，而艺术青年反倒茫然，这是我在国外不能想见的，以至有朋友生气语告：这样浅薄无知的问题，你也居然有耐心回答吗！是的，我回答了，因我并不比别人更深刻、更有知，我所属意的是各种问题的背后的问题，并期待这项栏目的交谈能够渐入佳境。倘若问答两面终于还是乏味无趣，我会提前住嘴，将版面省出来。自然，我知道：圈子里、江湖上，另有高明的人士，不提问，却带着问题；不插嘴，但其实是值得交谈的人物，现在，在纸面上，愿意开口捧场么？ 你认为在艺术中能够得到什么？ 得到所谓“艺术”：有时自以为得到了，有时发现并没得到。 你认为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没想过。不知道。“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大概就是生命吧。一片破砖飞过来，我绝对抱头奔窜，惟恐丧命。 有道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那是好诗（洋人的好诗，译得也好），但我不会上当的。 佛家、哲学家倒是早就警告人类：生命是盲目的，生命毫无意义。 你每时每刻都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在饭桌前或洗手间，我确知自己的每个动作在干什么。画画或写作时，我也自以为知道一笔笔下去，是在干什么。可是过了几天，几年，甚至十几二十年，我回看自己的图画或文字，常常不确定自己究竟干了什么。所以我见到、听到别的艺术家头头是道谈自己，偶尔窃笑。 还有：每天，大约八小时左右吧，我睡着了，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你认为你是一个平凡人么？ 我是我父母的儿子，我女儿的父亲，我孩子的妈妈的丈夫，是我所有亲戚的赖不掉的亲戚；是朋友的地址本上的一个姓名，是私人护照、银行账户、注册电话、收费单据上的一个号码；一个每年在海关关口柜台前排队等候进关或出关的老盲流，一个在美国与中国国家税务法规定中必须交税的公民；有一天如果我学会开车而误闯红灯，我将是一个随时随地被交通警喝令停车的人。 为什么剃光头？为什么穿中式服装？是否信佛？ 为什么要问“为什么剃光头、穿中装”之类问题？为什么“剃光头、穿中装”就有“信佛”之类联想？是什么原因，起于何时，一个中国人见到另一个中国人“穿中式服装”，会发生以上的问题与联想？ 去年我还以为你在美国受苦呢，今年年初才知道你回来了。据报道你在美国受苦，是真的吗？ “据报道”，中国人在美国大抵是在受苦，那是“报道”的兴奋点。假如这能使国内的同胞兴奋，“海外赤子”再苦也值——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然，那三分之一就是指活在神州大地上的中国人。我实在不忍享受“水浅”而“火不热”的生活，遂毅然出国，“受苦”去了——真不好意思，“今年年初”，我又“回来了”。我一回来，还在美国的不少中国同行就忧心忡忡诚心诚意追问我：适应么？习惯么？后悔么？那意思，就是怕我回来又“受苦”。 中国人真好，真心疼别人在受苦。谢谢！谢谢！ 为什么你在伦勃朗的画面前哭？ 无有此事！在这样的问题或传说面前，我倒真有点想哭。 请问西方对中国油画怎么看？ 回国后，这个问题我差不多遇到过一百次——照女权主义的理论，这是个十分“女性”的问题：他会怎样看我呢？我该怎样打扮呀？用唐诗的句子，即“画眉深浅入时无？”借张爱玲以上海话解释诗经的说法，则类似的心态或愿望是在对人家“瞄法瞄法”——即“斜看”、“偷瞥”、“揣度”之意。 （可惜，“瞄法瞄法”，现在的上海人似乎不说了。） 其实我没有资格回答这问题，该去问西方人。我每遇到这个问题，大致是反问：您怎么看您自己的画？ 请问，面临油画艺术发展不大的二十一世纪，艺术家们该如何探索进取，才能得到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双丰收？现今哪些画家在这方面做得不错？会不会在国际舞台上有很大的前途？ 这前三句话，像是报纸社论或会议报告的语言。后一段话并不是问题，而是价值观的表述。“请问”，如果艺术商业“双歉收”，如果在“国际舞台”没“前途”，您会“探索进取”么？你还画画么？ 就我所见，譬如，这回入选《上海国际双年展》的中国艺术家，个个都很棒。如今他们不必走出国门，就很“国际”，因为从这项大展看，“国际舞台”在中国，在上海。据我看，被选中参与是项大展的外国艺术家倒是很有福气：他们在“世界”上玩儿够了，今次能玩进中国来，真是大有“前途”。 你如何看待“脱离”与“贴近”：即假如你的作品被群众喜欢，贴近群众，会自认为是“跌档次”吗？而假如你的作品别人看不懂，又觉寂寞，那么怎样才是好？这是不是艺术的尴尬？ 什么叫“脱离”与“贴近”？您是“艺术家”么？您当真以为熙熙攘攘的“群众”巴望您的艺术“贴近”点，或扯着您，生怕您“脱离”而去么？ 意大利当代画家山道尔·基亚说：“大街上除了艺术，什么都有了。”大街可不尴尬——艺术也不尴尬，如果您所说的“艺术”指的是挂在墙上的画或者任何已经做成的当代艺术品。我猜，尴尬的总是面对艺术的人，各种各样的人，因各种各样原因尴尬。 往昔的艺术：部落的，民间的，宗教的，宫廷的，贵族的，从来各就各位，各司其职，各显神通，与各个阶级、阶层的“群众”既不“脱离”也无所谓“贴近”。艺术与群众的关系是十分晚近的话题，因为“艺术”的功能，“群众”的定义，都改变了。不过就我所见，欧美各国喜欢好莱坞、百老汇歌舞剧或影视节目的“群众”殊少抱怨所谓“前卫”的“实验”艺术“脱离”群众，前卫的实验艺术家也从不操心他们的艺术要不要“贴近”群众。 “群众”是数字的概念。波依斯说：“人人都是艺术家。”大街上的“人人”听见他说的话、在乎他说的话么？他的所谓“人人”，是形容词，是口号，是愿望，不是统计学数字——要是“群众”果然喜欢我的画，我很高兴，绝不以为“跌档次”，谁乐意自己的画展没人瞧？但我也不曾因别人不懂我的画而尴尬寂寞，倒是遇见类似的发问，我心中便起轻微的尴尬与寂寞。 我们的生活既脱离传统，又没跟上现代。年青人几乎没有任何信仰，大部分人都活得很盲目，而且全国还在大量招收艺术学生，招生目标都不明确，我们都在盲目地学习。请您对我们这特殊的一代提点建议。 咱们一句一句来： “脱离传统，没跟上现代”，是的，是这样。 “没有信仰，活得盲目”，是的，好像是这样。 “大量招生”，是的，绝对是这样。但就我所知，“招生目标”很明确，就是学校要“创收”，要赚钱。结果呢？结果是诸位在“盲目地学习”：是这样么？ 对此我没有“建议”。我只能说说我这一代：“我们”也被称为“特殊的一代”，长达十年期间，国家根本不招艺术学生，我们根本没有“目标”，但似乎活得很“明确”，因为我们每天被教导“共产主义信仰”，做“共产主义的接班人。”结果呢？结果再过了两个十年，我看见了您的字条：“我们的生活既脱离传统，又没跟上现代，年青人几乎没有任何信仰，大部分人活得很盲目。” 是这样么？ 但您用了“几乎”和“大部分”这两个词，说明您还没绝望，还没有目盲——祝贺您！愿您不属于“大部分”。 一位写评论的朋友很认真地跟我说，他至今还不知道应该献身哪一种美学。我的惶惑则是：我们应该多大程度上相信一个评论家？一切相信自己的直觉？或者这是因人而异的？ 我不懂“美学”，“哪一种”都不懂。我逐字念完的美学书籍是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全忘干净了（我从未因此惶惑）。 我偶或阅读评论家的文字，遇见好句子、好意思，会由衷地高兴、佩服，以至感激，但这样的机会极稀罕。我不确定是否“相信”评论家（但也从未因此惶惑）——我自己即曾受托写过几篇勉强可以称作“评论”的文字，并没想过要人相信。若有人阅读我的文字，我就很开心。 我相信直觉。但并非“一切”都凭直觉，否则知识、经验、阅历有什么用？直觉是有品质的。我相信一个儿童的直觉和一个成熟老到的艺术家的直觉，是不同的。毕加索说他花了一辈子学习怎样像孩子那样画画，可是再有天分的孩子也不可能画得像毕加索。 不过面对艺术，我常发现成人的直觉远不如儿童，今日世界的教育（包括艺术教育）是逐渐有效地磨灭直觉的教育。照费里尼的说法，所有儿童被送进幼儿园后，就被“去势”了；柯罗则说：我每天祈祷，愿上帝让我早晨起来像婴儿般看世界。 艺术家需要“教父”吗？ 这话从何说起？ 绘画艺术是否是一种本能需要？观念艺术是否是一种智力需要？ 人的“本能”包括“智力”（动物不画画），人的“智力”出于“本能”（绘画远远早于文字）。但本能与智力是有区别的，一如绘画作品与观念作品有区别。怎样的区别呢？ 别管它！您喜欢怎样玩？ 你常用“生态”一词形容西方当代艺术，那么在这片“生态”中，是什么进入美术馆？博物馆？是什么消失了？ 问得好，但我说不好——也许是“时间”吧。美术馆的收藏制度虽然常受指责，但大致是公允的。你很难想象，譬如说，百年来的西方美术馆完全不知道，或拒绝了一位像塞尚那样重要的艺术家。二战以后，尤其是近二十年的欧美“美术馆文化”（注意，不是“美术馆”）广受争议的似乎不是门禁太严。当代欧美美术馆的收藏制度，角色定义、社会功能与美术馆文化的变迁，有大量专书探讨，我无法回答。这变迁，在我看来，即体现为文化的“生态”，生态，常在运动与变化。杜尚即曾说：人们每隔一段时间（照他的说法，大约要过三十或四十年）会“自动”为忽略或遗忘的艺术“平反”（我想，每隔一段时间，某些艺术又被人们自动忽略或遗忘了）。他所说的“人们”，我猜，该是指美术馆的主事者吧。 但这是在说西方。咱们的当代美术馆的情形，是另一种情形：有时太公允，有时太不公允。为什么呢？因百年来的中国美术尚未构成真正的“生态”。 你认为需要为大众发放《艺术手册》，让他们对艺术品有些了解吗？每次我为艺术爱好者讲解塞尚、毕加索，都感到很累。而讲到杜尚，更是力不从心。于是我想，我们非要理解杜尚吗？他让许多人头痛，而自己跑去下象棋了。我认为他很坏。你觉得呢？ 讲累了，就歇歇。力不从心，就讲讲“力可从心”的话题。（除了这三位老兄，没别的艺术家可讲吗？）“为大众发放艺术手册”，您不属于“大众”么？您以为每位“大众”都愿意了解艺术么？连“我们”，您不也在怀疑是否“非要理解杜尚吗”？ 但西方人并没有“非要”我们去理解。有哪位西方人逼着您给中国的“艺术爱好者”讲解塞尚毕加索吗？杜尚就说，他从未想过要去日本、印度或中国看一看。他在说实话。 凉风吹过，感冒了，不能怪凉风。百年来，中国文化中国艺术一路伤风感冒，是中国的文化艺术出了毛病。要解决，一步一步来。西方了解塞尚，用了一、两代人的时间，了解毕加索，又用了一、两代人的时间。杜尚先生被充分地了解、理解，是要到了他的晚年。中国呢？近二十年，忽然“我们”要了解所有西方文化、西方艺术，不感冒才怪。怎么办呢，我想，要么关起窗来，要么打开，最好是，适度地打开。自然，您若是体格强健，也无妨索性走出去凉快凉快。 杜尚先生没惹谁。他不坏，他很好。他甚至治好了我的“头痛” （虽然我极少头痛）。 注：我的说词中凡带有“？”号的，读者也该回应才是，否则便不算交谈，而我自己也是这栏目的读者。 2000年12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