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来北京，就在火车站碰到一个自称被盗的女人，大概30出头或更老一点，齐耳短发，肩挎着普通的女包。她拦住我说：“你是北京人吗？”我说：“不是。”她说：“你不要怕，我没有恶意。”我不好意思地笑笑。她说：“我是××省××市卫生学校的老师，到北京来出差，在火车站被偷了。”我翻了翻兜说：“我也没多少钱。”她说：“我就给单位打个电话。” 我说：“走，我们到公用电话亭去打。”她说：“我要给单位发传真，要到邮局去才可以。”我说：“那估计需要多少钱？”她说：“十块八块都行。”我蹲下来到行李包里掏钱。她说：“大兄弟，你留给我一个地址吧，我到时给你寄过去。”我说：“不用了。”她说：“看你像个学生，才敢问你借钱呢！你在哪个学校读书？”我说：“我不是学生，我来北京投奔我姐姐的。”最后我把钱递给了她，她脸上满溢着感激之情，看我不知道出站的路，就指点我上那边楼梯。她说：“北京西站挺大的，第一次来是不好找。” 我第一次来北京，就像当年的革命青年去延安，有朝圣的成分存在。我下火车的心情很好，就不想把北京想得很坏，因此我宁可相信那个女人说的都是真的。尽管如此，我仍然心疼我的十元钱，够我在单位里两天的伙食费啊，至少应该问她一些常识性的问题，如人体是由多少块骨头组成的，以考察她是否真是卫生学校的老师。 经过地下通道的时候，老远在入口就能听到歌声传来，我一步步迈下台阶，流浪歌手从脚到脸一点点映现在我眼前：我一步步接近他，能看到他黝黑的面庞，散乱的长发，手在吉他上拨动着，嘴巴翕合之间，滚烫的歌儿像鸟儿一样四处乱飞，有的碰壁，有的飞向了光明。我感到一阵颤栗和舒坦，我奇怪这两种感觉怎么会复合出现。我来到了他面前，侧耳倾听了一会儿，看见地上堆着一些纸币和硬币。我寻找着其中面值最大的，是十元。我思忖了一会儿，咬咬牙，从裤兜里掏出捏着的十元钱。纸币飘然落下，我飘然离开。流浪歌手几乎没有正眼看我，但我感觉得到歌声更热烈了。 这是我最初来北京时的两次举措，给朋友们讲的时候他们都笑我傻，平时那么精明的人怎么就糊涂了：前者是骗子毋庸置疑，后者也用不着给那么多钱，你知不知道北京有多少没有浮出水面的流浪歌手？ 北京是这样一个少有水色的城市，倒是大风常常来光顾，不适合我这样谨小慎微的人来居住，我需要喝很多的水才能防止内心的干燥。等我后来好不容易租了房子，好不容易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就也开始对北京说三道四起来，哪管这一切的一切，原本都是跟北京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