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语课——禁止绘画

就这样开始吧。那是在一九四三年四月的一个星期五，上午，也许是中午，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最北部的警察哨，鲁格布尔警察哨哨长，我的父亲严斯·奥勒·耶普森准备动身到布累肯瓦尔夫去执行公务，向画家马克斯·路德维希·南森转达一项柏林作出的关于禁止绘画的决定。我们这儿的人都管南森叫画家，这个称呼从来也没有改变过。父亲不慌不忙地寻找着自己的风雨衣、望远镜、皮带和手电筒，有意慢慢腾腾地在写字台边弄这弄那——我头上严严实实地裹着一条围巾，不动声色地等着他——他已是第二次扣上自己制服上衣的钮扣了，还不断地望望窗外这糟糕的春天，听听窗外的风声。那不仅是刮风。西北风怒吼着向庭院、篱笆、成行的树木直扑过来，好似以一次又一次的骚乱和突然袭击来考验它们的坚定，并且制造了另一种景象，一种狂风大作的黑色景象：一切都东歪西倒，乱七八糟，充满不可捉摸的意义。我觉得，我们这里的风使房顶变得听觉灵敏，使树木有预言的本领，使那座破旧的风磨长得更加高大。当风紧贴地面扫过水沟时，使沟水如同做恶梦一般地翻腾起来，或者当它袭击那条装满泥煤的小船时，还抢走船上形状丑怪的泥煤。 当我们这里狂风大作并出现这种景象时，你若要顶得住，就非得在衣兜里装上一些压身物不可：一包钉子，一根铅管，或者一个熨斗。这样的狂风是属于我们的，因此，当马克斯·路德维希·南森让淡灰色的线条狂舞，并加上怒气冲冲的淡紫色和冷冰冰的白色，画出了吹向我们这里、为我们大家所熟悉的西北风时，我们谁也不会对他提出任何异议。而我父亲此时此刻正疑虑重重地听着这种风声。 一道烟幕飘浮在厨房里。一道散发着泥煤香味、抖动着的烟幕飘浮在客厅里。西北风钻进炉子，弄得满屋子烟雾腾腾。这时，我父亲踱来踱去，显然在寻找推迟出发的理由。他在这里放个东西，在那里又拾起个什么来，把鞋套扔到办公室里，又把工作手册摊开来放在厨房的餐桌上。他总能找到点什么理由来推迟履行他的职责。最后，他不得不气恼而惊讶地承认，在他身上产生了一种新的情绪，他违背了自己的意志，已经变成了一个照章办事的乡村警察，为了执行自己的任务，除了那辆停靠在棚子里锯木架旁的公务用的自行车外，什么也不缺少了。 就在这一天，可能是因习惯而产生的一种表面的工作精神迫使他终于动身了，不是由于热心勤奋，也不是出于职业的乐趣，更不是因为落到他肩上的那桩任务。他像平时一样行动起来，显然只是由于他一身制服、全副武装的缘故。每次出发前，他和家人的告别总是老一套，总是走到光线暗淡的门廊上，侧耳听听动静，向着关上的门叫一声：再见!没有人搭理他，他也并不感到惊讶或失望，而是满意地点点头，好像人家已经应了他似的。他一边点头一边拉着我向门口走去，到了门槛前，他又回转身，做了一个像是告别又不是告别的手势，紧接着一阵风吹来，把我们拽出门外。 一出大门，他立刻耸起肩膀抵挡迎面扑来的阵风，低下脸——这是一张干巴巴的、毫无表情的脸，每一个微笑，每一个怀疑或同意的表情，都是非常缓慢地浮现出来的，因此显得特别地意味深长，尽管有过片刻的迟疑不决，所以，从表面看，他似乎对一切都理解得很透彻，但是太过迟缓——弓着身子走过院子。一股风正在院子中央旋转，卷着一张报纸乱舞，卷着报上的消息——非洲大捷，大西洋大捷，回收废铁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乱舞，把报纸吹得皱皱巴巴，最后贴在我家花园的铁丝网上。父亲走进敞棚，边喘息，边把我抱上自行车的后架子。他一手扶车座，一手扶车把，把车子转了身，推到砖石小路上，在指向我家红砖房、写着“鲁格布尔警察哨”的一头尖的牌子前停下，把左脚蹬勾到正好起蹬的位置，骑上车，穿着在两腿间夹了一个夹子、被风吹得鼓鼓的、紧绷绷的风雨衣，向布累肯瓦尔夫方向驶去。 到磨坊，甚至到树篱在风中摇晃的霍尔姆森瓦尔夫这一段路是顺利的，只要顺着强劲的风，他就像帆船一样被吹动着向前行驶。但是，当他转向大坝，弯着身子推车走上大坝以后，他立即就像《骑自行车游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这幅宣传画上的男人一样了。一个意志顽强的旅行者，动作僵硬，弯腰曲背，臀部离开车座，使人一眼就看出了他的艰辛，而为了探寻故乡的美，他不得不如此艰难地向前行驶。这幅宣传画不仅表现出了这种艰苦，而且还向人们说明，当你骑着自行车在大坝顶上行驶，从侧面吹来的西北风使你随时有摔倒的危险时，需要怎样的灵巧性。此外，这张画还让人明了在大风中骑自行车时身体必须保持的姿态，使人感受到在德国北部地平线上获得的体验。画上用一道道白色线条表示风力的走向，为有真实感，还在大坝上画了一群羊作为点缀，这群羊傻乎乎的，羊毛蓬乱，也目送父亲和我一路驶去。 由于对这幅宣传画的描写，自然就变成对我父亲在大坝上向布累肯瓦尔夫行驶的景象的描写，所以，为了使这幅画更趋完整，我还想提一提大黑背鸥、小黑背鸥、红嘴鸥，还有那罕见的“市长”鸥。这些原来用以装饰画面的海鸥，由于印刷时的疏忽，变得模糊不清了。它们分布在这个筋疲力竭的骑车人周围，好像晾在空中的一块块白抹布。 父亲总是在大坝顶上，沿着浅草丛中这条褐色的、狭长的必经之路，顶着阵阵凛冽的寒风，低垂着蓝色的眼睛行驶——今天，他也是如此，怀里揣着那张叠得整整齐齐的命令，不慌不忙地行驶在大坝顶上。别人会以为他的目的地不过是那个木板盖的、刷成灰色的“浅滩一瞥”酒店，到那里喝上一杯热甜酒，和老板兴纳克·廷姆森握手，或许还交谈几句。 我们却没有走那么远。在还没到酒店的地方——这家酒店是靠大坝上两座可以通行的木板桥盖起来的，它的形状总使我联想起一只把前爪搭在墙上、往墙外探头望的狗——我们就转弯，稳当地疾驶到大坝脚下的小路上，由此拐进两旁杨树成行的通往布累肯瓦尔夫的很长一段斜坡，尽头是一扇对开的白色木门。紧张的情绪在增长，期待的心情更加强烈——在我们这里，要是有人于四月间在这样强劲的西北风中穿过眼前这幅真实的画面，走向明确的目标时，心情总是如此。 父亲缓缓地用自行车撞开了木板门，门像叹息似的发出吱吱声，我们骑了进去，经过废弃不用的、铁锈色的厩舍、水塘和敞棚。父亲骑得很慢，似乎是想让人家提前发现我们的到来。他紧挨着住宅窄长的窗户骑过去，临下车前向由住宅扩建出来的画室扫了一眼，随后把我像包裹一样地抱下地，把自行车推到了屋门口。 在我们这里，谁要是走进一户人家，不到门口就会被人发现，因此，我不必提醒父亲去敲门，或者在昏暗的过道里客气地喊一声，我也用不着去描写越来越近的脚步声或者由于我们的到来而引起的惊诧。我只需等他推开门，把手从风衣中伸出来，立即感到被另一只温暖的手握住了，一上一下地摇着，接着只说了一声：日安，迪特!因为就在我们飞速驶下大坝时，画家的妻子就已来到了门口。 她穿着一件粗布的连衣裙，那样子活像一个荷尔斯泰因农村厉害的算命女人。她在我们前面走着，在昏暗的过道中摸到了客厅的门把，打开门，请我父亲进去。父亲先把风雨衣上夹在大腿间的夹子松开——每次他都得劈开大腿，弯曲膝盖，摸索半天才用两个手指捏住夹子——从头上脱下了风雨衣，把制服上衣扯扯平，把我的围巾松开一点儿，推着我走进了客厅。 南森家在布累肯瓦尔夫有个非常大的客厅，虽然不算太高，却十分宽敞，并且有好多扇窗户。这间客厅至少可以容纳九百来个参加婚礼的客人，或者容纳包括老师在内的七个班级，尽管四周摆满了豪华的家具：刻有古体字年月日的沉重箱子、桌子和柜子，它们高傲地站立在那里，并且由于专横跋扈的形状才被长久地保存下来。就连椅子也是不寻常地沉重，也显出专横跋扈的样子。我真想说：你们这些东西应该老老实实地待着，少在那里装腔作势。粗笨的暗色茶具——南森家管它叫维特丁瓷器——放在靠墙的架子上，已不能再用，只配扔掉，但是南森和他的妻子非常宽容，自从他们从老弗雷德里克森的女儿手中买下了布累肯瓦尔夫以后，对这座房子没有作什么变动或者变动很少。老弗雷德里克森是个怀疑成性的人，他在一个大柜子边上吊自杀之前，为了保险起见，还切开了自己的动脉血管。 家具摆设原封不动。厨房里也没怎么变动，各种平底锅、罐子、瓶子和水壶都严格按老样子摆在那里，老掉牙的碗柜里放着珍贵的维特丁盘子和大得有些吓人的汤碗和盆。就连床也放在老地方，古板、窄小的木板床，夜间就在这么点地方睡觉，真是寒碜透了。 父亲站在客厅里，他早就该随手把门关好，向特奥多尔·布斯贝克博士打个招呼。博士总是独自坐在那条沙发上，那个大约长达三十米的硬邦邦的怪物上，他既不读书也不写字，只是坐在那里等着，多年来一直专心一意地等着。他穿得整整齐齐，带着神秘莫测的、准备随时承受一切的神情，好似他所等待着的变化和消息随时都可能到来。在那张苍白的脸上，人们什么也看不出来，这就是说，不论有何听闻，他都有意小心翼翼地不在脸上露出任何表情，就像被洗刷掉了一样。但是，不管怎样，我们早就知道，他是头一个展出画家作品的人。自从他的展览室被查抄和关闭以后，他就住在布累肯瓦尔夫。他微笑着向我父亲迎来，向他问好，还跟他打听外面的风力有多大。他也朝我笑了一笑，又坐回原处去了。画家的妻子问我父亲说，严斯，你要喝茶还是喝点酒?我看还是喝点酒吧。 父亲挥了挥手，说道，免了，迪特，今天都免了吧。他不像往常那样坐在靠窗子的椅子上，不像平时那样喝点什么，不像往日那样诉说自己的肩膀疼——这是他有一次骑自行车摔了一跤后引起的——他也没有介绍鲁格布尔警察哨所管辖和了解的案件和案情的细节，譬如马把人踩成重伤、非法屠宰牲畜和农村的纵火案等等。他甚至没带来鲁格布尔的问候，也忘记打听画家收养的外乡孩子们的近况。免了，迪特，今天免了。 他不肯坐下来，用指尖摸了摸贴胸的口袋，由窗户朝画室望了一眼，默默地等候着。迪特和布斯贝克博士看出，父亲是在等候画家，闷闷不乐，甚至不安，这是就我的父亲所能表现出的不安而言，无论如何他必须办的那件事使他不能无动于衷。他的目光有些茫然——每当他受到打击、不安或激动，并以弗里斯兰人的方式流露出来时便是如此：他好像盯着谁却又没有看着对方，他的目光一碰上对方就立即避开，抬起来，又扫向别处，就这样，使他自己同别人保持一定的距离，避免别人向他提出任何问题。当他几乎不情愿地穿着那套不合身的制服，目光茫然若失，神态不知所措地站在布累肯瓦尔夫这间大客厅里时，他的样子决计没有任何威胁性。 这时，画家的妻子在他身后问道：有什么与马克斯有关的事情吗?当父亲点点头，只是僵硬地点了一下头时，布斯贝克博士走了过来，挽起迪特的胳膊，战战兢兢地问道：是柏林来的决定吗? 父亲听了一惊，但仍然有些犹疑地转过身去，看着这个身材矮小的男人。布斯贝克似乎对自己的提问感到歉意，他似乎对一切都感到歉意。父亲没有回答，因为他不再需要回答，而他们俩，画家的妻子和他的老朋友用沉默来向他表明，他们已经明白了，并且知道我父亲带来的是怎样的一个决定。 迪特现在当然可以问一问我父亲那项使命的详细内容，而我父亲，我想，也愿意，甚至可以轻松地回答她。然而，他们并不要求他再说什么。大家在一起站了一会儿，布斯贝克就自言自语地说：现在也轮到马克斯了，我奇怪的是，事情为什么不像别人那样来得早一点。当他们决定在沙发上坐下时，画家的妻子说：马克斯在作画呢!他就在花园后边的水沟旁边。 这番怒气冲冲的话是在对我父亲下逐客令了，于是我父亲除了离开客厅以外，没有任何余地。他耸了耸肩膀，表示他自己对这项使命感到遗憾，他个人和这桩事情没有任何关联。他从衣架上拿下自己的风雨衣，捅了我一下，我们俩就走出了大门。 他慢腾腾地沿着无遮掩的房子正面走去，与其说是充满自信，不如说是十分烦恼。他推开了花园的小门，站在靠篱笆的避风处，活动着自己的嘴唇，像排练似的念某些单词，甚至整个句子;每当一次会见比平时更需要语言时，他经常如此，或者总是如此。随后他穿过松了土、收拾干净的苗圃，经过花园里的草顶凉亭，来到环绕着布累肯瓦尔夫的水沟旁，沟里满是芦苇，沟水平静，更显出这个住地的孤寂。 马克斯·路德维希·南森站在这里。 他站在没有栏杆的木桥上，在一处避风的地方作画。由于我了解他工作的特点，所以，不愿突然地打断他的工作，便让父亲拍拍他的肩膀。我想推迟这次会见，因为这次会见并不叫人喜欢。我还必须提到的一点是，画家比我父亲年长八岁，比父亲个子小，却比父亲机灵，对自己不能控制，可能更为狡黠和执拗，尽管他们俩都在格吕泽鲁普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代。格吕泽鲁普，天哪! 他戴着一顶帽子，一顶毡帽，戴得很低，压住了额头，帽檐的那点阴影刚好能盖住他灰色的眼睛。他的大衣十分破旧，背后已经磨破了，这就是那件有几个无底洞似的口袋的蓝大衣。有一回，他吓唬我们说，要是我们这些孩子影响他作画，就把我们装进他的口袋!无论是在室内还是在室外，天晴还是下雨，他一年四季都穿着这件蓝灰色的大衣，没准儿睡觉时还穿着它呢!总之，他跟大衣是二位一体。有时，在某些夏日的晚上，当沉沉的阴云密布在浅滩上空时，人们会以为是那件大衣，而不是画家本人漫步在大坝上检阅地平线呢! 未被大衣遮住的只有一截皱皱巴巴的裤子，式样很老但是很贵的矮靿皮鞋，鞋上镶着一条窄窄的黑麂皮。 我们见到他时，他总是这一身打扮;这回父亲见到他时，他也是如此。父亲站在篱笆后面，我想，要是他用不着像这样站着，至少没有这桩差事，衣袋里没有那一纸命令，更没有任何对过去的回想，他一定会很满意。父亲端详着画家。他不是紧张地、不是按职业习惯注意地端详着他。 画家正在作画。他正在画那个风磨，那个已经倒塌、没有叶片、一动也不动的四月里的风磨。风磨在转盘上微微抬起了身子，就像一朵短茎的已经枯萎的花，一朵即将凋谢的十分抑郁的花。马克斯·路德维希·南森把它画成了另一种模样，把它移到了另一个时节，另一个环境，另一种昏暗朦胧的天地中，而他的整个画面便是这种色彩。每当画家工作的时候，他嘴里总是念念有词;他并不是自言自语，而是同站在他身旁的、只有他才看得见、听得着的巴尔塔萨①聊天，争吵，有时还要用胳膊肘捅他一下，因此我们虽说看不见巴尔塔萨，却能听见这位肉眼看不见的鉴赏家突然的呻吟，即使不像是呻吟，那也像是咒骂。我们站在他身后的时间越长，也就越相信有个巴尔塔萨存在，我们必须承认他，因为他那粗粗的呼吸声和因失望而发出的咝咝声吸引了我们的注意，也因为画家没完没了地同他交谈，听信他，但随即又感到后悔。现在，当父亲端详着他时，画家还在和巴尔塔萨争吵;巴尔塔萨被囚禁在画里，在许多图画里可以看到，他身披一条紫色的毛茸茸的狐皮，斜着眼睛，长了一嘴橘红色的胡子，像一个煮着的橙子正在滴汁。尽管如此，画家还是很少注视他，他全神贯注地工作着，双腿微微分开，腰部扭动着，前后左右地活动着;头略微有点歪，忽而从肩上抬起，左右摇摆，忽而低下去，像要冲撞什么似的;他的右胳膊好像非常僵硬麻木，因为他活动右臂时相当艰难，似乎要花极大的气力才能动上一动;尽管这只起决定作用的胳膊显得少有的僵硬，但画家的整个身子却都在活动。 他用自己身体的姿态明确无误地证明，他刚刚所画的一切是可信的。倘若他在风停的时候用介乎蓝和绿之间的颜色画出风来，人们就可以听到想象中的空气的流动和风磨叶片的拍打声，甚至他大衣的边角也在飘动，要是他嘴里叼着一个烟斗，那么，冒出来的烟也平直地被风刮走——至少我今天回想这一切的时候，便觉得是这个样子。 我父亲踌躇不定，心情压抑地看着南森在那里作画。他站在那里，直到觉得身后有目光从那幢房子，从刚刚离开的客厅里盯着我们时，我们才缓缓地沿着篱笆向前走去。那目光仍然追随着我们，我们不得不钻过篱笆的窟窿，随后走上那座没有栏杆的木板桥，站在边沿上。 父亲向水沟望去，在漂着的芦苇叶和浮着的水藻之间看见了自己，当画家向旁边迈出一步，向那一潭静止不动，偶尔泛起几丝涟漪的水中看去时，也发现了我父亲。在水沟黑色的镜子中，他们彼此注意到了对方，也认出了对方。谁知道呢，也许当他们彼此认出对方的同时，闪电般地勾起了回忆，而恰恰是这种回忆把他俩联结在一起，永远不会割断。对往事的回忆把他们带到了格吕泽鲁普那个破破烂烂的小码头，他们坐在那里的石阶上钓鱼，在闸门上跳来跳去，或者在捕鱼捉蟹的小船已经褪色的甲板上晒太阳。但是，当他们俩在水沟的镜子中认出了对方时，他们无意之中想起的不一定是这些，更可能的是他们仅仅回忆起那个阴沉沉的码头。那是在一个星期六，当时只有九岁或十岁的父亲，从滑溜溜的泄洪道闸门上掉进了水里，画家一次又一次地潜入水下，终于抓住了父亲的衬衫，把他拽出水面。为了要从一个夹缝中钻出来，画家还折断了一个手指。 他们互相走近，在上面，也在下面;在沟里，也在桥上;在水中，也在绘画架前，伸出手来，跟平时一样相互致意。随便地叫着对方的名字问候：严斯?马克斯?当马克斯·路德维希·南森又转身去作画时，父亲把手伸进了贴身的衣兜，拿出了那封信，用两个手指抚平了它，踌躇着，在画家的背后思忖着该说些什么来把这纸公文交给他。可能他在想，把这封盖了图章、签了字的禁令不声不响地交给他，必要时说明一句：这是柏林方面给你的。他一定希望，这样一来，画家首先就得自己去读那封信，免得他问那些不必要的问题。当然，如果能把这件事交给那个独臂的邮差奥柯·布罗德尔森去干，那就最好不过了。但是这条禁令必须由警方递交，我父亲是鲁格布尔警察哨哨长，这件事还得由他来负责，而且他还得告诉画家，将由他来负责监督这条禁令的执行。 他把这封没有封口的信放在手中，犹豫不决。他看看风磨，看看那幅画，又看看风磨，看看画。他不由自主地走近了画家，现在又从画看到风磨，从风磨看到画，又看到那掉了叶片的风磨，他要寻找的，却再也找不到了，于是他问道：你在画什么呢，马克斯?画家走到一边，指着画纸上风磨的伟大朋友说：我在画风磨的伟大朋友，还给灰绿色的山涂几块阴影。这时我父亲也注意着风磨的伟大朋友，他静静地从地平线下升起，呈褐色，一个慈祥的老头儿，留着胡子，也许有点神奇，一个模样亲切但却没有思想的东西正变成一个巨人。他那褐色的被地平线下的落日映红了的手指张开着，似乎要把自己刚装上去的风磨叶片立即轻轻地推动起来，他要把自己脚下那躺在死一般的灰色中的风车转动起来，越转越快，越转越快，直到它把黑暗削成碎片，依我看，直到它画出一个晴朗的白天和更加美好的光明来。风磨的叶片能做到这一点，这是肯定无疑的，因为老头儿的脸上已经露出了迟钝的满意的神情，这使人们看出，老头儿习惯于用迟钝的动作来获得成功。风磨旁的水池子尽管被画成紫色以表现一种怀疑情绪，但这种怀疑是站不住脚的，风磨的伟大朋友以自己坚定不移的爱使这种怀疑失去力量。 父亲说，这一切都过去了，风车再也不会转动了。画家却说：明天就会开始转动起来的，严斯，你等着瞧吧，明天我们就可以碾罂粟，让它冒出烟来。他中断了自己的工作，点燃了烟斗，摇晃着脑袋，盯着自己的这幅画。他一眼也不瞧地把烟袋递给了父亲，根本不问他是否要装烟斗，随即又把烟袋装进了他那取之不尽的大衣兜里，并且说：这里还缺少一点怒气，是吗，严斯?还缺少一点深绿色——怒气，然后，风车就可以转动了。 父亲手里拿着那封信，拿信的手挨着自己的身子，要是时机合适，他就把信抽出来，他本能地躲躲闪闪，因为他不相信自己能够确定哪个时机是合适的。他说：没有风来推动风磨，也没有怒气，马克斯。画家说：它会为我们转动的，你等着，风磨的叶片明天就会转动起来。 要不是画家强调说出了最后的那句话，父亲也许还要犹豫得更久。突然，他不顾一切地伸出胳膊，把信递给他，一边说了这样的话：马克斯，这里有一封柏林来的信，你得马上看。画家不在意地从他手里接过信，放进了自己的大衣兜里，然后向我父亲转过身子，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把父亲使劲推向一边，眯着眼说：走吧，严斯，只要巴尔塔萨在风磨里，我们就可以走。我有一瓶日内瓦酒，喝了它，每只手都会长出第六个指头来!日内瓦酒，我的天啊!不是荷兰来的，是瑞士来的，瑞士一个博物馆的朋友送给我的。走，到画室去! 但是，父亲不愿意去，他用食指指了指画家的大衣口袋说：这封信。他停了一下，又说：你得马上看这封信，马克斯，是从柏林来的。由于光凭口说不起作用，他向画家走近了一步，弄得那座桥和那条通往房子的路都变窄了。画家只好耸耸肩膀，拿出了那封信，似乎为了使警察哨长满意，还看了一下寄信人，平静而轻蔑地点点头说：这些白痴，这些……然后迅速向父亲看了一眼，父亲的目光使他十分惊异。他把信从信封里抽出来。他站在木板桥上读起来，慢慢地把它读完后——很慢很慢，我看是越读越慢——把信又塞进了衣兜里，浑身痉挛着，眼睛看着别的地方。他的眼光越过大风中的原野，一直射向那座风磨，似乎要问问它该怎么办。他瞧着纵横交错的沟渠，被风吹得乱七八糟的篱笆，大坝和那座似乎很自负的楼房，他之所以总是瞅着别的地方，就是为了不去看我的父亲。 父亲说：这可不是我想出来的。画家说：这我知道。——我也无法改变这一切，父亲说。画家说：这我也知道。他把烟斗在鞋后跟上敲了几下，又说：我什么都明白了，除了那个签字，字签得很不清楚。——他们要签字的东西太多了，父亲说。画家怒气冲冲地说：他们不相信，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这些，这群傻瓜!禁止绘画，禁止工作，没准儿还得禁止吃喝!签署这种东西不能把自己的名字写得太清楚。他歪着头，似乎为了肯定自己的信心而去看着风磨的伟大朋友，这位呈褐色的朋友几乎就要能干地办成这件事了：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就得让风磨的叶片嘎嘎地转动起来了。父亲在他这样观察着这幅画时，用常有的口气说：禁令在你接到通知后就生效了，信上是那么写的吗，马克斯?画家奇怪地说：是那么写的。父亲小声地，但却叫人一听就明白地说：我是说，立即生效。这时，画家立即收拾了自己的画具，一个人，没有鲁格布尔警察哨长的帮助就收拾起来。他也并没有指望谁来帮助他。 他们一前一后钻过了树篱，迈着僵硬的步子走过了花园。 他们走进了在客厅旁边扩建出来的画室。按照画家的愿望：上面开天窗，地面平平的，各种古老的柜子、塞得满满的书架、数不清的临时搭的铺板组成了五十五个犄角旮旯。我有时以为画家的那些滑稽可笑或叫人害怕的创造物都躺在铺板上睡觉呢：比如那黄色的算命人，兑换银钱的人，传道少年，土神爷，还有那绿色的狡猾的市场商人，等等。睡在那里的还有斯洛文尼亚人和在海边跳舞的人，当然还有在地里被风吹弯了腰的农民。我从来没有数过画室里有多少铺板。凳子和帆布折叠凳的数目使我猜想，大概画家用幻想塑造的那些会发光的人都围坐在这里，其中还包括那帮懒洋洋的有罪的金发女人。他把箱子当桌子，把果酱瓶和式样端庄的罐子当作花瓶来使用。他的花瓶多得要用整整一个花园的花才能插满。而我每次来到画室的时候，总是看到这些花瓶里插满了花，每张桌上都有一束鲜花，光彩夺目，像要赢得来人的欢心一般。 门对面，水池子边的一个角落里，有一张架起来的长桌子，这是个陶器作坊，上方的架子上还有晒干了的塑像和各种各样尖尖的脑袋。 他们进了门，把画具放在一边，画家从木箱里拿出日内瓦酒来。我父亲刚坐下又站起来，脱掉风雨衣，重新坐下。他看着客厅那边窄小的窗户。窗户略向外拱，因此，把一切都遮掩得严严实实。箱子里的锯末被画家弄得沙沙响，光亮的包装纸被撕碎了，什么东西被扔在画室的地板上发出了响声。画家取出了一个酒瓶，高举着，冲着光线看了看，然后用大衣把瓶子擦干净，又冲着亮看了看，感到非常满意。他把酒瓶放下，敏捷地从架子上拿起了两个酒杯，两个厚厚的、绿色的长柄酒杯，笨手笨脚地，无论如何也不及平时那么稳当地给两个杯子都倒满了酒。把一个杯子推到父亲面前，要他干上一杯。 一杯下肚以后，画家说，不是真的，严斯。父亲证实说：天知道，马克斯，天知道。画家又倒满了两杯酒，然后把酒瓶放到很高的架子上，只有费很大的劲才能把它再拿下来。两人默默地对坐着，相互注视着，却又不是互相提防。他们听着外面的风怒吼着刮过房顶，吹进旁边的烟筒，从上灌到下。在外面的院子里，风把一群麻雀刮上了天，让它们加入了别的飞禽行列。屋顶上的阁楼和风信旗也不能使它们安定下来。有一股煤火味从外面飘来。他们熟悉这种味道，放心地解释道：这是荷兰人在烧泥煤。画家不吭声地用手指了指酒杯，他们一饮而尽。然后，我父亲站起身来，全身被日内瓦酒弄得暖和和的，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从桌子走到墙角的书架前，眼光落在《皮埃罗检查假面》这张画上，又移到《小驹的傍晚》和《卖柠檬的女人》这两幅画上，接着又转过身来，回到桌子边——最后，他才意识到自己想说些什么。父亲做了一个手势，不是指着某一张画，而是指着所有的画说：柏林要禁止这些。画家耸了耸肩膀说：还有别的城市呢!还有哥本哈根，苏黎世，还有伦敦和纽约，还有巴黎!父亲说，柏林就是柏林。他接着又说，你说说这是为什么，马克斯?他们为什么这样要求你呢?为什么一定要你停止绘画?画家犹豫着。也许我话说得太多，画家说。父亲问道，说话?画家说，用颜色说话，颜色总是要表达点什么的，有时甚至提出主张。谁懂得色彩的含义呢?父亲说，信里还有别的内容，说到了有毒什么的。——我知道，画家苦笑着回答，停了一会儿，又说：他们不喜欢有毒的东西。但是有一点儿毒是必要的。为了说明，他掐了一朵花——我想，那是郁金香——他用手指把花瓣一片片地弹下来，就像伟大朋友弹着风磨的叶片那样，故意用食指把那朵花弄得光秃秃的，又把那根花茎高高地扔上去。接着，他看了一眼架子上的酒瓶，却没有把它取下来。父亲意识到，自己还欠南森一点什么，所以他说：这一切不是我想出来的，马克斯，你可以相信我。禁止你从事自己职业的命令与我无关，我只是传达一下而已。 我知道，画家说，这群疯子，似乎他们并不知道，禁止绘画是不可能的。他们也许可以用多种办法来禁止各种各样的事情，但禁止不了一个人绘画。早在他们以前很久就有人尝试过。他们只消查一查就知道：对于不受欢迎的画从来就没有什么防范的办法，发配充军，挖掉眼睛，都没用，就是砍掉了手，人家还用嘴画呢!这群傻瓜!好像他们不知道，还有肉眼看不见的画存在呢! 画家坐在桌子边，父亲围着桌子转来转去，他不再往下问了，只是说：禁止绘画可是个决定，也已经通知你了，马克斯，事情就是这样。画家说：是的，柏林的决定。他紧张地盯着父亲，坦率地渴望知道一切，他的目光再也不肯从父亲身上挪开，似乎想强迫父亲说出画家早就知道的那些话，而父亲在解释时感到为难的神情也没能逃过他的眼睛。父亲说：我，马克斯，他们命令我监督禁止绘画令的执行情况，你也应该知道这一点。 让你?画家问道。父亲说：让我，我负责这件事。 他们相互瞧着，一个站着，一个坐着，有一刻，两人默默地揣度对方，也许在琢磨相互了解的程度，考虑今后如何打交道等等。至少他们都在问自己，从现在起，如果两人在这儿或那儿相遇，那么，自己究竟得同什么样的人打交道?我觉得，他们这样相互揣度着打量对方的神情，重现了画家的一幅画，它题为“篱边二人”。在这幅画上，两个老人在橄榄绿的光线下抬起头，发现了对方;他们站在一篱之隔的两个花园里，可能早就相识，可是在这一特定的瞬间，突然怀着提防对方的心理，互相瞧着。不管怎么说，我觉得，画家本想问点别的什么，但却不得不问道：你，严斯，你怎么来监督呢?父亲已经听不出这问话里亲切的含意了;他说：你等着瞧吧，马克斯。 这时，画家也站起身来，把头微微一歪，看着我父亲，似乎已经知道他会干出什么来。父亲感到是应该穿上风雨衣的时候了，他劈开两腿，夹上夹子。这时画家说：我们都是格吕泽鲁普人，是吗?父亲头也不抬地回答说：我们是格吕泽鲁普人，我们也不能改变自己的性格。——那你就监视我吧，画家说。事情就得这么办，父亲说着向马克斯·路德维希·南森伸出手去，画家一把握住，一直走到门前也没有松开。在通往花园的门前，这两只手才放开。由于被画家紧紧挤着，父亲贴在门边，他看不见门把，估计在髋部附近，但几次都没摸着，最后好不容易摸到了，便马上拧开，一心只想赶快离开画家。 风把我们拽出了门槛。父亲不由自主地抬起手臂，伸出去，在西北风向他袭来之前，就侧过肩膀来挡风，并一直向自行车走去。 因为风大，画家使了好大的劲才把门关上。他走到对着院子的窗户旁。他可能想看看，或者说他已经不得不看着父亲和我在大风中离去。也可能，他头一次想要确切知道父亲是否真正离开了布累肯瓦尔夫，因此，他伫立窗边，看着我们费劲地蹬车而去。 我估计，迪特和布斯贝克博士也一定在看着我们的背影，一直盯着我们到红白色的自动航标灯前。这时，迪特会问：发生什么事了吗?画家头也不回地说：发生了，严斯负责监督禁令的执行。——严斯?迪特一定这样问。画家说：格吕泽鲁普的严斯·奥勒·耶普森，他直接负责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