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人这么质疑：鲁迅、胡适等一些号称是“五四”时期反封建的旗手，在他们人生的旅途上，却成为封建礼教的屈从者。尤其是他们的婚姻，几乎无一不是接受传统礼教的包办婚姻，以他们对礼教的反叛，再加上他们留日、留美，受异邦文明思潮的洗礼，却接受教育程度极低、甚至目不识丁的女子为妻，岂不是可怪也欤？ 殊不知，鲁迅诸人，其强烈反传统主义者，终成为传统之奴隶，其根源在于它们几乎无一不是“寡母”抚育有成之孤儿。父亲的早逝，孤儿寡母的困苦生活，使他们对母亲产生了一种任何情感都无法取代的“寡母抚孤”情结。而尽管它们从理智上清醒地意识到母亲为他们所做的事不合道理、不近人情，但往日生活中对母亲不幸命运的同情和对母亲抚孤的艰辛，令他们产生对母亲意愿的无力反抗。 鲁迅曾说过，“母爱差不多是伟大而盲目的”，这是凝聚多少生命体验的肺腑之言。而胡适更形容，母亲犹如“放高利债的债主”，他们这些孤儿终其一生都无法偿还这笔债务。于是尽管有百般地不愿意，他们也只能听凭老人家的安排了。胡适曾于婚后不久向好友胡近仁透露心中的话：“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此意但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吾之所以极力表示闺房之爱者，亦正欲令吾母欢喜耳。”而鲁迅对于母亲一手安排的婚姻，也没有半点反抗。后来他曾对好友许寿裳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事母至孝”，成就他们的传统美名，但换来的却是他们在爱情上的悲剧——两个毫无感情的人的终身厮守。胡适还算不错，还生儿育女；而鲁迅与朱安则过着徒有夫妻之名的无爱日子。鲁迅明知无爱，却又不得不接受，究其原因，他日后说，一是为尽孝道，他甘愿放弃个人幸福；二是不忍让朱安作牺牲，在绍兴，被退婚的女人，一辈子要受耻辱的；三是他当时有个错觉，在反清斗争中，他大概活不久，因此和谁结婚都无所谓。就这样他和朱安过着“无爱” 的夫妻生活达二十个春秋。 因之，他们更渴望自由恋爱蛊魅的诱惑，所以胡适订婚赴美留学期间，除了和康乃尔大学教授之女韦莲司迸出的火花外，他还追过也是留美的中国才女陈衡哲。虽然两次恋情都在外在环境或内在道德意识下，使得“发乎情，止乎礼”而不得不中途结束，但不能太伤母亲的心，或许也是他考虑的因素。因此当胡母去世后，胡适再发生第三次恋情时——与曹珮声，就显得是那么炽热与强烈。虽然最后在元配江冬秀的以“死”相逼下，并没有成功，但曹珮声永远是胡适心头“吹不散的人影”。而鲁迅“无爱”的婚姻背后，却是他甘愿过着这种苦行僧式的生活达20年（这也显示出他惊人的意志力），但在潜意识深处，他并没有放弃对真正的爱情理想的渴求。因此到了1925年在许广平明显占主动的情况下，他们终于自由地结合了。虽然这是鲁迅生命的最后10年，但“十年携手共艰危”，相濡以沫见真情，不能不说是迟来的幸福。 “寡母抚孤”，母亲为儿子做出巨大的牺牲，她们把自己的全部生命投入到对儿子的爱中，她们认为儿子的命运，该完全掌握在她们自己的手中，因为她们要给孩子的是最好的。于是就像鲁迅的三弟周建人回忆的：“母亲极爱我大哥！也了解我大哥，为什么不给他找一个好媳妇呢？为什么要使他终身不幸呢？——那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她）认为朱安一定胜过她所有的侄女、甥女。”于是她们的“爱之，适足以害之”，这恐怕是这些挚爱子女的母亲们，所始料未及的。而这种母爱，遂成为子女“生命难以承受之重”。于是鲁迅、胡适诸人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无情批判，也许正是从自己不幸的人生遭遇中，而体会到封建文化的腐朽性。因为不能说自己母亲的不是，所以便控诉天下的父母；因为不能指责自己母亲的专横，所以便控诉礼教吃人；正因为不能对自己的母亲发难，因此他们对社会的抨击，就更声嘶力竭、铿锵有力了。 当然，鲁迅曾为了尽到孝心，而不愿背逆母亲，接受与朱安的婚姻，但他无法做到与朱安过美满幸福的生活，实际上仍是伤了母亲的心；尤其是母亲更因这不幸的婚姻而愧疚多年。据曾经和鲁迅一家住在一起的俞芳的回忆说，鲁迅母亲有一次和她谈起鲁迅、朱安两人的关系时，言语中颇多后悔之意，并说因为这件事，周作人、周建人的婚事，她都没有再作主。鲁迅此时此刻似乎是把他深爱着的母亲，推向了永无休止的精神酷刑之中。而另一方面，鲁迅与朱安 “无爱”的夫妻生活，对一个女性而言，又是一个多么大的伤害。终其一生都在关注和探索女性的真正解放的思想家，却无力摆脱封建传统强迫他一手制造一个“活寡”的可悲命运，这不能不说是造物者的“残酷”！！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了。次日在北京的《世界日报》上题为《周夫人述悲怀》的报道说：“鲁迅除有爱人许景宋女士（按：许广平）及一子，随同在沪外，北平西三条二十一号寓所，尚有八十余岁老母，及妻朱女士。此处周家已寄寓十余年，鲁迅生前在北平时，即寓于斯。其寓所为一小四合房，记者投刺后，即承朱女士延入当年鲁迅之书斋接见，室中环列书箱书橱甚多，东壁是鲁迅速写像一帧，陈设朴素。朱女士年已届五十八岁，老态龙钟，发髻已结白绳，眼泪盈眶，哀痛之情，流露无遗。记者略事寒暄后，朱女士即操绍兴语谈前两周接其（指鲁迅）由沪来信，索取书籍，并谓近来身体渐趋痊复，热度亦退，已停止注射，前四日又来信谓体气益好。不料吾人正欣慰间，今晨突接噩耗，万分悲痛。本人本拟即日南下奔丧，但因阿姑（按：指鲁瑞）年逾八旬，残年风烛，聆此消息，当更伤心，扶持之役，责无旁贷，事实上又难成行，真使人莫知所措也。记者以朱女士伤感过度，精神不佳，不敢过事长谈，遂即告辞。”次日《北平晨报》介夫写了《中国名作家鲁迅夫人访问记》报道了朱安在北平为鲁迅设灵堂，另周作人谈鲁迅的“个性偏强”，并说不拟赴沪奔丧。 鲁迅逝世后，好友许寿裳为撰写《鲁迅先生年谱》，特写信给许广平说：“年谱上与朱女士结婚一层，不可不提，希弟谅察。关于弟个人婚事，裳拟依照事实，真书‘以爱情相结合⋯⋯’并于民七特标‘爱情之意见’一条，以示豫兄前此所感之痛苦。言隐而显，想荷 谅解，如尊意以为未妥，仍可修改，务请相示为盼。”许广平在接到信及年谱草稿后，认为：“朱女士的写出，许先生再三声明，其实我绝不会那么小气量，难道历史家的眼光，会把陈迹洗去吗？关于我和鲁迅先生的关系，我们以为两性生活，是除当事人之外，没有任何方面可以束缚，而彼此间在情投意合，以同志一样相待，相亲相敬，互相信任，就不必要有任何的俗套。我们不是一切旧的礼教都要打破吗？所以，假使彼此间某一方面不满意，绝不需要争吵，也用不著法律解决，我自己是准备著始终能自立谋生的，如果遇到没有同住在一起的必要，那么马上各走各的路⋯⋯”因此她希望许寿裳那充满善意而且是事实的两句话，“以爱情相结合，成为伴侣”，就直接改为“⋯⋯与许广平同居”，即可。 1937年7月2日，朱安请鲁迅的学生、挚友宋琳代笔写一封全权委托书给许广平—— 景宋女士：闻先夫鲁迅遗全集全部归商务印书馆出版，姊甚赞成，所有一切进行及订约等事宜，即请女士就近与该书馆直接全权办理为要。女士回平如有定期，祈先示知，以免老太太悬念。其余一切统俟面谈。 此颂时祺并祝婴儿健康！ 姊朱氏裣衽 七月二日 这其间许广平虽处艰难困厄中，仍全力筹措，按月供给北平的婆婆和朱安夫人一百元，从未间断，如鲁迅生前一般。尤其是后来全集印出，许广平总共得到四千多元版税，她马上拿出一千三百多元，作为周老太太和朱安夫人的生活费，剩下的还了鲁迅的药费和治丧费，再剩下的，才是她和海婴的生活费。 1944年8月25日《新中国报》刊出一则消息说：“鲁迅先生在平家属拟将其藏书出售，且有携带目录向人接洽。”许广平十分震惊，马上在9月10日的《申报》上发表《许广平关于鲁迅藏书出售问题启事》，郑重指出：“鲁迅先生终生从事文化事业，死后举国哀悼，故其一切遗物，应由我全体家属妥为保存，以备国人纪念。况就法律言，遗产在未分割前为公同共有物，不得单独处分，否则不能生效，法律有明文规定。如鲁迅先生在平家属确有私擅出售遗产事实，广平等绝不承认。”但此事对朱安而言，确实有苦衷，9月23日，她请人代笔，给内山先生写了一封信中说：“到了日暮途穷的现在，我也仍旧知道名誉和信用是很可宝贵的。无奈一天一天的生活压迫，比信用名誉更要严重。迫不得已，才急其所急，卖书还债，维持生命。倘有一筹可展，自然是求之不得，又何苦出这种下策呢！” 1945年12月19日，北平《世界日报》刊登了署名为“海生”的一篇文章，呼吁人们“为鲁迅先生的遗族和藏书尽一点力”。同月29日《世界日报》编辑部，派出记者去拜访朱安，并转达读者的慰问及转交因云先生的捐款。在31日刊出的采访报道如下—— 一盏昏黄的电灯，先让我看清楚的是桌子上的饭食。有多半个小米面的窝头摆在那里，一碗白菜汤，汤里有小手指粗的白面做的短面条（有人管这叫“拨鱼”），另外是一碟虾油小黄瓜，碟子边还放著虾油醃的尖辣椒，一碟醃白菜，一碟霉豆腐。这就是鲁迅夫人当天的晚餐，没有肉也没有油，没有一个老年人足够的营养！ 夫人的个头很矮，一身黑色的棉裤袄，在短棉袄上罩著蓝布褂，褂外是一件黑布面的羊皮背心。头发已经苍白，梳著一个小头，面色黄黄的；但两只眼，在说话的时候，却还带著一闪一闪的光芒。 我先说明了来意，鲁迅夫人连说了好几个“不敢当”，并叫我向一切同情关切鲁迅先生和她本人的人们道谢。以后，我就把因云先生的那封信和所附的法币四百元拿出来。夫人把信接过去，到房外找同院的一位先生给看了看，回来说可惜没有姓，同时好像也不是真名。对那四百元，却始终不肯拿，只说盛意是可感的，但钱却不能收，因为生活一向是靠上海的许先生（按即许景宋女士）给她带钱，没有上海方面的同意，另外的资助是不好接取的。据说：由于前几天朱、徐两先生的好意，夫人已经给上海写信去了。 鲁迅夫人又说，最近曾收到沈兼士先生送来的一笔款子，是国币五万元。这笔钱，本来是上海的许先生托沈先生带的，但沈先生当时并没有拿那笔钱，只说到北平一定给鲁迅夫人送一点款子去；结果，钱是送到了，然而并不是许先生托带的，而是沈先生自己跟几位老朋友凑起来送的。 ⋯⋯夫人说，这间屋子还保持原来的样子，一点没有动，一切都跟鲁迅先生生前布置一样。我看了看，不禁想起：就在这套间之内的北窗下，鲁迅先生的为人类的笔墨辛劳。 夫人今年六十七岁，比鲁迅先生大两岁。海婴，鲁迅先生的遗孤，据说已经十七岁了。夫人说的是绍兴话，略带一点所谓京腔；我是靠了别人的翻译，才能完全听懂的。 同鲁迅夫人，谈了大约有一个钟头。夫人谈到交通的不便，谈到物价的飞腾⋯⋯她说：“八年了，老百姓受得也尽够了，然而现在，见到的还是不大太平！”说完了，冷酷地笑了笑，接著又有几声咳嗽。夫人说：这些天身体总不大好，常常喘，可是血已经不吐了。想到夫人的身体，想到夫人的年纪，再想到那没有足够营养的饭食，我好像没有话可以说了。 六点多钟，向夫人告别。夫人送到房门，还不断地叫我代她向一切关切鲁迅先生和她本人的人们道谢。在寒风凛冽中，走著黑暗的西三条，天边好像有一颗大星在闪耀。同行者没有言语，我也沉默著。 对于许广平从不间断地接济她的生活费用，朱安是十分感激的，在她给海婴的信中就说：“值兹上海百物高涨，生活维艰之秋，还得堂上设筹接济我，受之虽饥寒无虞，而心中感愧，实难名宣。” 1947年6月29日晨，朱安走完了她人生的最后一程，那是在她婆婆去世（1943年4月22日）的4年后。许广平当日收到丧电，即汇一百万元法币，以作丧葬费用。次日接三念经。第三日安葬，葬在北京她婆婆鲁瑞的墓旁。没有墓碑。没有行状。不知她的父母。不知她具体的生辰。一年之后，许广平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鲁迅原先有一位夫人朱氏⋯⋯她名‘安’，她的母家长辈叫她‘安姑’⋯⋯”世事茫茫，人间沧桑，许广平是第一个为朱安女士留下真名字的人。 而朱安在过世前曾说过她和鲁迅及许广平的关系，她说：“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许先生待我极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维持我⋯⋯她的确是个好人。” 朱安是旧式婚姻的牺牲者，她无辜，她不幸，她的生命可说是灰暗而寂寞，用她自己的话说，就像一只默默的艰难爬行的蜗牛，它不知道何时可以爬行到顶端，或许从来就没有那么一天。她在孤独中度过了凄苦的一生，寒日无言，斜晖脉脉，是那么样的苍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