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台门货” 1881年9月25日,浙江省绍兴府城东周家新台门诞生了一个男孩,阖家欢喜。消息传到遥远的北京,这孩子的祖父、翰林院庶吉士周福清也很高兴。报喜信中请他这个周家最有学问、辈分也最高的男人给新生儿起个名字。正巧,这天有个姓张的官员来访,老先生就不费脑筋决定道:这孩子就叫阿张吧。又一想,觉得“张”字太常用,于是就找个同音字“樟”(一种乔木)。这孩子的大名叫樟寿,小名唤作阿樟,字豫山,含有豫章之材的意思。后来,因为“豫山”读起来跟“雨伞”谐音,让人取笑,就改为豫才。这个长孙后又多次改名,在新学堂用的是“周树人”的大号,成为作家后还用过百来个笔名,但以笔名“鲁迅”闻名天下。 鲁迅一直到13岁才见到祖父。小时候常听人们讲他的故事:如何勤奋读书,如何中举中进士,在外地做官,又到京城做官。他想象不到外地和京城会是什么样子。祖父在他脑子里只是一个模糊的了不起的人物而已。 祖父之所以在大家心目中有这么高的威望,是因为他中了进士,点了翰林,这在读书做官的时代是十分荣耀的事。 周家是个大家族。从他们居住的台门就可以看出来。所谓台门,就是指大宅邸,是做官人家或巨商富贾们营造的宅子,聚族而居,人丁兴旺,很有势力,远近敬畏。周福清经常以本族的发达史来激励后人,他在一篇写给后代的家庭教育读本《恒训》中说:我们周家在明朝万历年间,就达到小康的水平了,此后世世代代耕读延续。到了乾隆年间,就有了老七房小七房,田产超过一万亩,开的当铺有十几间,可以称得上是大族。也就是说,乾隆年间是周家的鼎盛时期。后来,因为家人不知节俭,资产渐渐丧失,到他这一代又降落到小康水平。周福清一向以保住大家族的地位并使其更发达为己任。 毕竟是官宦人家,周家的人那时候还是相当受人敬慕的。作为周家的后代,从台门里走出来,自会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他们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生来要读书做官,他们不会也不能干粗活。在绍兴的词典里,他们是所谓“台门货”。 晚上出门,家里的仆人在前边打着灯笼,黄色灯壳上分明有三个黑色的大字:“汝南周”,表示本族从中国的中原地区迁徙过来。汝南在河南省西部,周家怎么会千里迢迢来到绍兴呢?一般中国老百姓不愿背井离乡,更不愿从经济发达、文明昌盛的中原地区到南方既穷苦又不安全的海边,除非有了天灾人祸。在中国历史上,中原地区经常受外族的侵略,就在宋朝,金兵曾攻占了首都汴梁,把徽、钦二帝当作俘虏抓走了。康王赵构领了一班人,与金兵对峙,但节节败退,一直跑到越州(就是现在的绍兴),后来又跑到明州(现在的宁波)。所幸,因为官军和民军的奋力抵抗,局面有所缓和。赵构在越州安营扎寨,便又摆起皇帝的谱来。越州地方的军民联名上表,请求他为这个临时首都赐名。他期盼王朝在南方重新发达起来,获得力量收复失地,于是取了古书上“绍祚中兴”的意思,把越州改名为绍兴。不多久,他觉得绍兴地方太小,门面不够壮阔,就迁都到杭州,而把年号定为“绍兴”。 那么,周家的祖先可能是为了躲避金兵,从中原的河南省来到绍兴的。从那时到鲁迅的一代,已经过去了七百多年,很多事无可考证。周福清在参加科举考试时填写的履历上,比较具体地说出自己的先族,是宋代的周敦颐(字茂叔,生于1017年,卒于1073年)。周福清在履历表里写道:“元公,宋封汝南伯,元封道国公,学者称濂溪先生,从祀文庙。”可见周家这位先祖在历史上享有崇高威望,被读书人当作道德典范来供奉。他的那篇风韵高古、简洁洗练的《爱莲说》至今传诵不衰。亭亭静植,出污泥而不染,是莲的品格。他本人也养成一种好洁净的脾气,喜欢靠近有莲的池塘和小溪居住。 濂溪先生本籍湖南道县,汝南伯是他的封号。古时候称呼一个有名望的人,往往叫他的封号或官名谥号。假如详加推究,周家既然是濂溪先生之后,那就算是湖南人了,但自称湖南人就不免显得平常了一些,而用汝南伯这个爵位名来标示,颇能增多几分荣光,这就是为什么周家人夜里出门打的灯笼上要写上“汝南周”几个字的原因。 在宗法社会的中国,人们的家族观念、同乡观念很重。读书伊始,就要熟读甚至背诵四字一句的《百家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卫,蒋沈韩杨……”及年长,还要了解家族的历史,以不忘根本。《百家姓》在每个姓之后,还注明该姓源自何地。如赵姓,注文说是“陇西天水人也”。有一位姓赵的人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开辟了宋朝天下。《百家姓》大约是编成于宋朝,编者把皇家的姓氏列在首席,巴结之意不言自明。至今还有些搬弄旧学的学者,提到宋代时,掉上一句“天水一朝”,生活在家族制度已经解体的社会里的学生们读了简直摸不着头脑。 周老先生追本溯源,攀扯名人,他的三个孙子也隐隐约约地受了些影响。鲁迅曾模仿老祖宗写过几首吟咏莲花的绝句,老二周作人年轻时写的诗文也署过“汝南介孙氏”。后来接受了新思想,他们就不把这陈腐的东西当回事了。我们都记得,在鲁迅小说《阿Q正传》里,未庄的名流中,被远近乡民称颂敬畏的有两家人,一家姓赵,另一家姓钱,正好是《百家姓》的头两个姓,真可谓数一数二。似乎是信手拈来,实则很有讲究。主人公阿Q是个流浪汉样的人,大家觉得他有没有姓无关紧要,但他本人看到人家(尤其是赵家)有名有利,十分钦羡,渐渐地觉得自己似乎确凿地也姓赵了。然而,赵家老太爷岂能容忍这种僭妄的行为? 第二天,地保便叫阿Q到赵太爷家里去;太爷一见,满脸溅朱,喝道: “阿Q,你这浑小子!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 阿Q不开口。 赵太爷愈看愈生气了,抢进几步说:“你敢胡说!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本家?你姓赵么?” 阿Q不开口,想往后退了;赵太爷跳过去,给了他一个嘴巴。 “你怎么会姓赵!——你哪里配姓赵!” 可怜阿Q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想攀附名流又挨了打,更何况搞革命、分田地,他就更沾不上边儿了! 周家虽然不像赵家和钱家那样气势非凡,但在这座城市里也是颇有威望、令人敬畏的。 周家新台门的建筑规格相当阔气,一共有三进。第一进是大门和仪门,大门内有门房,仪门上挂着匾额。周福清点了翰林后,周氏家族的三个台门的仪门上都挂上了翰林匾,仿佛是一张巨幅的名片,让来访的客人一进门,就看出主人的身份,可以就此说上一番让主人高兴的话。 匾额的蓝底上写翰林两个金字。在两个大字旁边,是一行泥金小楷,道是:“巡抚浙江等处地方提督军务节制各镇兼管两浙盐政杨昌浚为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周福清立”。 新台门的大厅上有一块匾,写着堂名“德寿堂”三个字,两旁柱子上有副对联: 品节详明,德性坚定。 事理通达,心气和平。 这副联看起来颇为眼熟——原来在鲁迅的小说《祝福》里出现过,那是在鲁镇的阔人鲁四老爷家里。“我回到四叔的书房里时,瓦楞上已经雪白,房里也映得较光明,极分明的显出壁上挂着的朱拓的大‘寿’字,陈抟老祖写的,一边的对联已经脱落,松松的卷了放在长桌上,一边的还在,道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土豪劣绅扮出一脸的光明正大之相,大讲天理人道,克己复礼,其根本却是虚伪的、欺骗性的。从鲁四老爷的行为中可以看得分明。 这所宅子的后面是一个花园,大家叫它百草园,是周家孩子们小时候游玩的地方。 点翰林 祖父周福清生性率直,讨厌客套虚文。周围的人都觉得他恃才傲物,目中无人,言语尖刻。他之所以养成这样的性格大约与他青少年的遭遇有关。他小时候家里遭了不幸,经济拮据,无力请教师来家里教他。但他很好学,于是只好到三台门族房书塾中,旁听塾师讲经义或时文。慢慢地听出些门道。那时族中别的家大多富裕,能把塾师请到家给孩子上课。为使阖族子弟可以相互听讲,各家讲课时间有意错开。周福清就趁这个机会跟着听讲。他天资聪颖,领会得快,因此收获很大,被族人称为“收晒晾”(意为趁便得利)。不出钱而听讲,自然要受人讥笑。家族子弟,既是一家人,也是竞争对手。周福清的父亲,一生没有什么作为,可是他的堂兄周一斋却给家族挣得极大的荣誉,中了道光甲午年的经魁,后来升国子监学正、内阁中书,议叙员外郎钦加四品衔,在清政府从太平军手里夺回绍兴府后,一斋办理恢复地方政府等事务有功,得到朝廷嘉奖。这对周福清不能不是个刺激。他曾发誓,一定要取得功名,为父母争口气。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年的苦读,周福清30岁那年考中了进士,点了翰林。 鲁迅三兄弟小的时候,常听人们讲起祖父点翰林的喜讯传到家里的盛况,却为喜悦中的一点不和谐而纳闷。 那年春天,绍兴城里来了六个报子,每人手里拿一面锣,边走边敲,一时引动不少人出来观看。大家知道,本城有人要当官做老爷了。这几个人叫做“京报”。因为那时候通讯不发达,消息传得很慢,进京赶考举子的家人天天翘首企盼,不知结果怎样。如何把考中的喜讯快速地传到考生家里?“报子”应时而生,这些人以最快的速度得到新榜,查明考生的籍贯,星夜飞奔去报。 报子到新榜进士家,主家应该供膳宿,报销路费,还要给赏钱。给多少呢?要看名次的高低,也要看主家财力怎样。本来,报子不远千里奔波,很是辛苦,而主家有了大喜事,图个吉利,应该多给一些的。但钱不是随便可以拿出去的东西,因此主客双方往往因为赏钱的多少争执不下,有时候几天解决不了。 那一点不和谐因素倒不是因为赏钱问题。报子的锣声引起大家的关注,引来很多人看热闹。他们走到东昌坊口周家新台门前,把锣越发敲得响。全台门的人都出来看。报子进了大厅,齐声叫喊道:“请老太太拿金簪来拆封!恭喜周福清老爷点了翰林了!” 周福清的母亲姓戴,娘家也是官宦人家。已经有好几个人进来对她说,报子正在向家里赶来,要她出去迎接。但她稳坐屋内,不慌不忙。直等到报子进了大厅,她才缓缓地从屋里走出来。 厅堂里黑压压跪着一群人,那都是周家三台门房族人。他们感到光荣,跪谢这位含辛茹苦的母亲,倾几十年的心血培养出一个官人。门外吵嚷拥挤的是邻居们。 报子递交报帖给老太太。她取下头上的金簪,挑开封口,打开看,上面写着:捷报 贵府老爷周福清,辛未科会试,中试第一百九十九名,殿试第三甲第十五名,朝考第一等第四十一名,钦点翰林院庶吉士。 有人走过来接过报帖,将它贴在大厅的墙上。 老太太拿出一笔赏金给报子,他们回报局去了。老太太也不管厅里跪着的族人,径自回到屋里。她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高兴。后来,亲族中给她报信的人说,当他们进屋告诉老太太这个喜讯时,伴着外面隐隐传来的锣声,老太太却放声大哭。他们诧异地问,遇了喜事为什么哭?老太太连声叫道:“拆家者!拆家者!” 果然,多年后,她的儿子因为科场案发,被皇帝判了死刑,缓期执行。迷信的人说,是老太太在大喜日子里哭喊“拆家者”播下了不吉利的种子。 其实,仔细想来,老太太不管怎么说还是高兴的。喜极而泣,是人情常有的事。喜极而悲,在她这样的年龄也是可以理解的。官与“拆家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呢?做官固然带给人荣耀和威权,但也很不保险,得来难,失去易,如果在皇帝身边侍候,更要万分小心,君不闻“伴君如伴虎”,说错一句话就可能掉脑袋。即便是把官平安地做下去,也还很可能拆家。因为,做官发财,家业一时兴旺,儿孙们就养尊处优,游手好闲,坐吃山空,甚至会到流落街头的地步! 老太太也许正是想到这一点,才放声大哭的。她有亲身体验。 她的娘家也是高门大族——戴家台门离周家老台门只有几十步路。周福清小时候,戴家正当鼎盛。他到姥姥家玩,看到表弟们吃穿都很阔绰,身上都有两个银袋,大块的银子装大银袋里,小块的银子装小银袋里,花起钱来大手大脚,经常不分亲疏请客吃饭,谁想去吃谁就去。在街上买东西摆阔,总是要最贵的。付钱时从银袋里胡乱抓一把银子出来,零头从不让人找。卖家都知道他们的脾气,恭维一句:“少爷真好,真爽气!”他们就得意洋洋地走开去。就这样进少出多,家道渐渐地败落下来。 所以老太太说了这样一句看似不吉利的话,在她实在有说不出的苦处。跪在下面的周家男女老少,哪里知道其中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