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是一个盛产人物传记的国度，史书中纪传体卷帙浩繁。要说大手笔，还得推汉代司马迁的《史记》，独特瑰异，不可方思。单说一点，他常将人物合传，例如《老子韩非列传》、《孙子吴起列传》等等；有时竟将异代之人合传，例如《屈原贾生列传》。为什么这样写？大约如他自述所说，想“通古今之变”。用现在的说法，是做“纵向比较”。有一个“通”字贯穿，则史识自然不凡。至于其文风，发于情，肆于心，气韵充沛，摇荡感激，简直是在做诗，让读者生出丰富的联想，无穷的感慨。难怪鲁迅先生赞为“绝唱”，比做“无韵之离骚”。 家族是人类一个非常基本的元素，人类的很多活动与家族有关，人的一生受家庭、家族的影响很大，在宗法社会的古代中国尤其如此。史书中本纪、世家之类名目，不一而足。一个家族内，甚至一家内同时出现几位杰出人才、权势人物，并不罕见。皇权的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以及外戚专权、裙带风盛，造就很多家族式名人显赫一时。但如今多淹没在历史的旧账本中，不大有人问津了。倒是饱学之士，文采风流，名篇传世，脍炙人口，至今令人诵读之下，不胜追慕。古代有三曹、二陆、三苏、三袁……现代则有周氏兄弟。 既然异代之人可以合传，那么将祖孙、父子、兄弟或姐妹等具有亲缘关系的人合传也就不悖于体式了。然而不然，异代之人或多相同之处，亲戚之间倒往往缺少合传的理由，不能因为是祖孙父子兄弟姐妹就一定要捉在一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长道路，也因此各有特点，各有自己的独特贡献。明代的三兄弟作家，所谓“公安三袁”（湖北公安县人氏），大哥宗道，二弟宏道，三弟中道。学问文章各有造诣，皆足名家，但文学史上也只是重点推崇排行第二的宏道（中郎）。史书上也少见将三兄弟合传的文字。 本书所写的三兄弟，依长幼顺序，是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周建人，籍贯浙江绍兴。他们生活在近现代社会从旧体制向现代化转型的时期。不断的战乱和外敌入侵，不断的革命运动，出乎意料地造成了一个文化的繁荣期。就在这样的时代，文坛上出现了兄弟文豪，意义重大，引动时人的注意，也受到后世文学史家的关注。 三兄弟中，鲁迅名声最著，被誉为中国新文化的代表。他早年激烈反传统，掊击旧物，张扬新文明。其实，二弟周作人何尝不是如此。不过，实际上，他们同传统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当文学革命运动声势渐消，他们又都向传统投去重新审视的眼光。排斥、扬弃、认同、回归，是转型期的文化人的必经之路，虽然这种认同和回归是有选择的，就像西方的文艺复兴所做的那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周作人提倡小品文、推崇袁中郎的时候，他是否意识到自己和哥哥鲁迅也像明代的袁氏兄弟一样在文学史上是划时代的人物呢？我们不能胡乱猜测，但可以看到，他在题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演讲中，尝试在他所处的时代和袁氏三兄弟所处的时代之间寻找连接点和可比性。他直接将新文学运动——他本人就是这成就的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与明代的文学运动和袁氏兄弟等人的文学成就联系起来。不但文学运动的主张和趋势相同，就连很多作品也都很相似。 然而，在他发表这次著名的学术演讲的时候，三兄弟的关系已经破裂。三弟建人不愿意依附两个兄长，早已离开了兄弟聚居的大家庭，鲁迅和周作人因为种种原因反目成仇。本来是聚居一处，兄弟怡怡，联合译书、著作，互相帮助，而且已经有合译的著作出版，不幸这势头刚刚开始就不得不结束了。 周作人的演讲在对新文学进行评价时，很少提到自己兄长的名字。本来，总结新文学的成就，是不能回避鲁迅的，但他的长篇演讲中只有一次提到大哥的名字。并且，对鲁迅的文学成就，特别是小说创作，几乎没有做什么论述；相反，对他自己的几个弟子却多加褒奖。同样，鲁迅晚年也很少评价周作人，一方面固然是由于避嫌，另一方面不能不说是心存芥蒂。鲁迅只有一次在答外国记者问时将弟弟的散文成就列为现代第一，其他差不多都是私下发表看法。鲁迅和周作人失和后再未相见，作人和建人分离后也很少见面，即使见面留下的也只有不快和哀伤。他们无论如何克制，恩怨的波涛仍不免从文字中流露出来，后来的读者从中不难揣摩他们的情绪变化和心路历程。 写作三兄弟合传的念头来自我阅读过程中的一点感想，乃是有感于兄弟之间这种恩怨和他们那差别很大的命运。阅读了兄弟三人的著作，在兄弟之间进行比较，并且将他们与现代文学史上其他作家做比较后，我愈加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对中国文学的杰出贡献，愈感到有写作合传的必要。 为历史人物做传，不是做诗。自忖没有司马子长的笔力，还是老老实实地从材料出发，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为妙，宁可缺少文采。 二 本书的传主既是这么多，再加上他们的亲属、朋友、老师、学生等等，形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时间跨度超过百年。然而篇幅有限，只能集中记述三兄弟及相关人物事件，因此难免失之简略。在努力为读者提供一个较为全面地了解三兄弟的生平和思想的线索的同时，作者的主要意图是强调他们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和影响。他们所进行的启蒙活动，他们丰富的思想成果，他们那些文学价值极高的文字，他们的人生道路给予后人的启示，都为今天和未来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借鉴。 中国文艺复兴的道路，应该从他们那一代人的经验里寻找起点。 我们向来把周氏兄弟这一代文化人看成启蒙主义者，把五四运动比做西方的启蒙运动。鲁迅兄弟，还有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把当时的中国视为没有一丝亮光的“铁屋子”，屋里的人全都睡熟了，将要死灭。而他们自己有幸最先醒来，怀着救国救民的宏愿，他们认为自己有责任大声呐喊，唤醒昏睡的人们，起来把铁屋毁坏，获得解放，从而享受自由和光明。两个弟弟在鲁迅的引导下，也都投身这项工作。 但是后来，他们对启蒙运动的结果感到失望，因为呐喊之声如入荒漠，得不到回应。社会改造的巨大任务，错综复杂，非读书做文章的人所能单独完成。于是他们的角色从以救民于水火为己任的社会中坚，渐渐变为以自知和知人为前提、以独善其身为必要条件、以改良人性和批评社会为奋斗目标的知识分子，取的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 朝代更迭，往往带来王纲松弛。战国时代，群雄争霸，百家争鸣，产生了许多杰出的思想家，至今仍具有经典价值。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产生巨人的时代。汉朝末年，国家分裂，又出现了自觉的文人群体。按照对这一时期文学深有研究的鲁迅的说法，文人获得了独立意识和自由精神。魏文帝曹丕说“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被视为文艺独立于政治的宣言。鲁迅一生服膺魏晋文学，狠下过研究功夫，思想和文风都深受影响，以至于二十年代有人对他的学问文章下了这样的评语：“托尼学说，魏晋文章。”（“托”指托尔斯泰，“尼”为尼采）。在那篇著名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中，他深刻地揭示文艺与社会对立时文人的处境和心态，到上海后发表的演讲《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做了精辟的阐述。直到晚年，他对魏晋文学中表现的独立精神的高度评价也没有改变。 这两个令人神往的时代过后，中国人一步步陷入科举制度的圈套不能自拔。社会上人们普遍做着升官发财、作威作福的美梦，热衷于建功立业的实际政治操作，而忽视了文化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有对政治实施监督和批评的巨大作用。这是中国思想畸形发展的结果，是深可痛心的。 清末民初的学子，由于科举考试的废止，有些没有参加科举考试或者曾参加而未考中（周氏兄弟正是如此），后来入新式学堂或者留洋求学，追求新的知识。有相当一部分回国后从事文化教育工作，获得了较大的自由度。在西方，大学是研究学术、批评社会和监督政府的重镇，它产生或者包容各种思想、学说。五四时代，国立的北京大学就颇为“西化”，采取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教师在课堂上既可以讲忠君爱国，也可以讲无政府主义。 帝制灭亡，共和脆弱，军阀割据混战，政府频繁更迭，在一向对民众思想控制严密的中国，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比较宽松的环境，使新文化运动得以发生和发展。 周氏兄弟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成为中国新文化的杰出代表的。 鲁迅虽然曾在政府部门任下级官员，但随着文名渐隆，就感到越来越不适应官僚体制。后来又在大学兼职，负有教导青年的责任，更觉两者难以兼顾。实际上他正因支持学生运动被当局罢免过官职。他后来终于弃政从教，就是想在比较自由的氛围里做社会和文明的批评。当南方的大学被党派斗争的鲜血染红、教员自由发言的权利受到威胁时，他就到了上海这个当时算是中国最自由的所在。一方面，大一统的局面到来后，租界因为有其特殊地位，成为专制统治不能肆无忌惮施展其威权的地方；另一方面，大量私人编辑发行的刊物和自由竞争的出版业，形成了繁荣的文化市场，使得自由撰稿人可以在大洋场上卖文过活——虽然状态比较艰苦。 周作人除在大学任教外，还能通过写作获得报酬，不太为生计发愁。有了余裕，才能创作，才能耕种“自己的园地”。当基本生存条件受到威胁时，文化人的自主和自立性就消失了。周作人后来与日本侵略者合作，成为傀儡政府的高级官员，除了其他种种原因外，没有起码的生存保障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三弟建人呢，因为没有优裕的生活，在大都市里为生存艰苦奔走，在著译方面就难有两个哥哥那样的成绩。而且，生活条件的差别也是最终造成他们兄弟分离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在周氏兄弟身上体现得比较突出。在新旧交替时代，他们怀着济世救民的愿望或者独善其身的性情，在混乱的社会上挣扎谋生，寻找出路。因此说，周氏兄弟命运，具有典型意义。他们代表了批判意识，代表了文化人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这本是中国人文传统中的稀缺物。 而且，他们遇到的一些问题至今仍然困扰着我们，因此他们的思考和选择对我们也有借鉴意义。 像他们一样，我们今天也在呼唤着文艺的复兴。 虽然文艺的繁荣不一定同社会发展同步，安逸的时代往往难以产生伟大的文学。常常是在战乱、贫穷的时代，产生出激越的、血脉贲张的英雄人物，创作出优美的文章。“文章中，我最爱用血写成者。”这是德国作家、思想家尼采的名言。鲁迅青年时代服膺尼采哲学，极喜欢这句话。而鲁迅的文章也正是用“血”写成的，人的声音，真的声音。 这种时代的强音，大家都以不能复现于今日而苦恼。这种对民族先贤的崇敬，对现实的关心，对民族创造力发挥的渴望，是可以理解的。但时代的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不能强求。我们没有鲁迅，没有那种有个性的，有勇气的，敢于战斗的知识分子，是我们时代的缺失，我们仍然需要这样的战士。但是我们民族的精神领域是宽广的，我们的胸怀是博大的,我们的文化有多样的表现形态。中国现代新文化开创时期的四个主要人物：陈独秀、胡适、鲁迅和周作人，除了陈独秀后来从事实际的政治斗争外，其余三个都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坚持不懈。尤其是周氏两兄弟驰骋文坛，专心著译，终生没有中断。他们的文学活动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影响了一大批人。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如果没有周氏兄弟，将是单薄和贫乏的。 这些文化先贤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发生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精神的界域和维度，其业绩对今天的思想文化建设仍发挥着极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已经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着多元化的趋向。鲁迅不再是唯一的选择，虽然他所达到的那个高度，我们今天仍然须仰视才见。同时，我们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丰富我们的精神领域，对其他的流派，如周作人的风格多进行研究和借鉴。其实，鲁迅也正是在各种风格不同的交汇中，在不同思想流派的斗争中发展自己的。因为有了周作人和胡适，鲁迅的精神才显出了其独特的价值。因为如此，在这些文化巨人之间进行比较，将两个兄弟进行比较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 我觉得，将三兄弟合传，是一个必要的尝试。 三 有异同，比较起来自然就有趣，然而有时也难免尴尬和无奈。在周氏兄弟间做比较，容易下笔，但很难写好。 在鲁迅和周作人生前，文坛就常常将他们并称。两兄弟失和后，比较也并未减少，甚至更多。周作人的投敌叛国，使两兄弟的历史地位有了极大的差异，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使周作人丧失了同鲁迅相比的资格。便是有比较的文字，也多将周作人尽力贬低，以衬托鲁迅的高大和完美。实际上，也正因为如此，两兄弟之间就更有可比性：学识修养相近，但结局迥异；一个被誉为完美的圣人，一个则成为被打入冷宫的民族败类。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周作人早期的杰出成就渐渐得到重视。研究鲁迅，绝对不能绕过周作人。周作人不但为鲁迅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而且他本人的业绩和人生道路也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但比较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对兄弟失和的起因的评论，就失之简单和武断。评论者大多沿着这样的思路：周作人思想落伍，导致他同鲁迅分手，因为没有长兄的帮助和劝告，最终失足落水。鲁迅的崇高地位和完美形象对周作人形成巨大压力。在鲁迅形象的参照下，周作人的一切好像都有了问题。 比较是为了更准确全面地看问题，而不是比高下优劣。中国文学史上，或褒李贬杜，或扬韩抑柳，闹得不亦乐乎。对人品文章，可以有所偏好，只要有理有据，不妨各抒己见。但不能排座次，呈意气，强词夺理，任意轩轾。褒鲁贬周，或者相反，两种倾向都应该避免。 本书努力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地评价周作人。多年来的思想解放和资料积累，为以这样的态度写作兄弟合传提供了基本条件。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一味斥责周作人自私自利、忘恩负义了。1939年以后周作人背上了大汉奸的罪名，1945年成为被褫夺公民权的罪犯。应得的惩罚他自然必须领受，但不能把一切污水都泼到他身上。论人要顾及全面，不能因为后期的错误就连带否定他的前期。对历史人物，我们应该多一些同情体贴。 本书注重资料的选择。现有资料中两人亲友的回忆文字虽然颇有参考价值，但也需要认真辨别。家务难断，恩怨未泯，更有政治形势等因素干扰，现存材料中需要分辨的眼光。 当然，在大量的资料中进行选择是艰难的工作，还有很多细节没有很好地把握，不能不说是本书的缺憾。当两个人比较时，就会发现过去单独研究鲁迅时没有注意到的问题。他们的人生道路，他们的文学修养，他们的学问的来源等等。例如，对他们之间的分别，或者说，他们各自的独特性，还缺乏足够的分析。做为杰出的翻译家，他们译文的异同和得失如何，也是着墨不多的题目；做为语言大师，他们的文风有何差异等等，都有待进一步探讨。便是人们议论很多的兄弟失和事件，作为两个成熟的思想家发展道路上的必然性，我们是否充分注意到了呢？而这分别产生的后果，其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我们是否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呢？两兄弟的失和，造成了另一条道路：周作人道路。他的留守，虽然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后果十分严重。但这不得已中却顽强地矗立起一种精神，那是我们文化传统中的另一种坚强的东西在现代社会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坚守因为结局的悲惨，竟被掩盖了固有的价值。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对这种文化姿态，我们能不能给予一些同情理解呢？它能不能给我们一点启示？ 这也是我写作这本书的原因之一。兄弟合传本身无疑就是在显示，周作人和鲁迅是有资格比较的，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是值得重视的。并非因为他是鲁迅的胞弟，才有与鲁迅合传的理由。 四 如前所说，鲁迅是新文学的杰出代表之一，而不是唯一；他不是独峰，而是多个山峰中的一个。扩大言之，我们甚至也不必要将鲁迅和周作人看成现代文坛的双峰，而要看到在他们之外，还有无数个山峰。这就是本书所想顾及的文化氛围的“全体”，目的是使传记内容丰富，有血有肉。 因此，增加一点文化背景的叙述是有必要的。 循着这个思路，本书在叙述周氏三兄弟的成长过程时，在其环境和教育等方面用了较多笔墨，说明他们虽然接受了传统教育，但又有杂览的爱好，不从正门入儒家经典的殿堂，而是“旁通”入野史笔记的“荒野”；不走科举正路，而是将“灵魂卖给魔鬼”，进了教声光电化的新学堂；不是重实用和现世利益地学法政军警农医，而是学“大而无当”的文艺，搞“穷而后工”的创作，并且搞科幻小说和科普文章这些壮夫不为的“小技”……而在叙述他们的业绩时，也兼及其他学者作家、师长、同学、同事、朋友、学生，等等。 将周氏三兄弟合在一起叙述，困难的确不少。合传应该有的优长，是要看它比兄弟三人各自的传记多出些什么来。作者的着眼点，首先自然是在寻找三人之间有联系的事实。而在三兄弟中，却不能不更多地描写鲁迅和周作人两兄弟的思想和业绩的异同。这是事实，不能故意地将篇幅平均分配。 建人没有受过私塾教育，更没有出洋留学，古文和外文基础都不如两个哥哥，成就也比两个哥哥小得多。只是在兄长们的帮助下，他自学外语，勤奋译著，也斐然有成。本书对建人的叙述，份量不多。但他自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他的生活与两个哥哥的生活密切相关，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不可分离。他的存在，影响了两个哥哥的生活和思想。在兄弟恩怨中，他扮演的角色并非无足轻重。而他提供的一些资料，对研究两位杰出文学家有参考价值。从文学成就方面看，建人只起到陪衬的作用。而这种陪衬的地位造成的对陪衬人本身的伤害及对家庭生活的影响，却是不应该忽略的。 至于一些颇有争论的问题，例如兄弟生平中那些所谓的“谜”，读者有理有由期待答案。遗憾的是，作者却无能为力加以解决，并且也不能花太多的笔墨做徒劳的猜测和推断，虽然那样也许会有一点儿趣味。本书只比较如实地描述当时情况，介绍当事人各自的观点及心理状态。 当然，本书也留下很多遗憾，有的地方描写得详细一些，有的则是粗线条的勾勒，存在轻重不匀的毛病。评论和分析，有时候详细，有时候则一笔带过，可能因此遗漏了重要意义的阐发。选材不恰当，剪裁不妥帖，责任在笔者，是无可推脱的。此外，对兄弟才能的差异的分析也比较少。鲁迅擅长创作，周作人善于批评，一个是诗化的，一个是散文化的，分别相当明显，本书虽然点到，但少以作品为例证，详加讨论,只能以“俟诸来日”自解了。 然而，有些问题是不能等待的。我们的时代还能不能产生周氏兄弟这样文豪？优秀文化传统究竟应该怎样传承？从三兄弟的成长经历和杰出业绩中，能否寻找一点线索、得到一点启示呢？ 黄乔生 2007年11月10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