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美国人,德国民族社会主义的兴起令我感到厌恶。作为一位有着德国血统的美国人,我感到羞耻。作为一位犹太人,我感受到了伤害。而作为一位记者,它强烈地吸引了我。 记者的偏好占了上风——或至少支配我——并使我不满意所有对纳粹主义的分析。我想亲眼一下这类可怕的人,纳粹分子。我想和他交谈并倾听他的话语。我想尝试去理解他。他和我,我们两者都是人。在拒绝纳粹的种族优越论的同时,我不得不承认他有可能就是我的样子;导致他沿着他采取路线前行的事物也可能会引导我。 人[伊拉斯谟(Erasmus)指出]往往在学校里学到榜样,并将不关心其他任何人。如果我能找到纳粹分子曾经所是的样子并发现他如何变成这个样子,如果我能在我的一些同胞面前传播他的榜样并赢得他们注意到它,那么,在这个大众革命的专政时代,我们就有可能成为促进他们(和我自己的)学习的一个重要因素。 1935年,我在柏林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试图获得一系列与阿道夫•希特勒会面的机会。那时,我的良师益友威廉•E.多德(William E. Dodd)是美国驻德国大使,他尽其所能地帮助我,但没成功。后来,我在纳粹德国游历并为一家美国杂志供稿。我看到了德国人,看到了那些在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游览德国就已经了解的德国人,我第一次意识到纳粹主义是一次大众运动,而非恶魔似的极少数人对无助的数百万人的专制。于是,我想知道阿道夫•希特勒究竟是不是我想看到的纳粹分子。到战争结束时,我已经识别出了我想看到的那个人:普普通通的德国人。 我想再次去趟德国,想要了解那些像我一样的有文化修养的、中产阶级的“西方”人,了解发生在他们身上而没有发生(或者说至少还没发生)在我和我的同胞身上的一些事情。战争之后和我去之前相隔了七年时间。逝去的时间足以使一位美国的非纳粹人士能够与德国的纳粹分子进行交谈,而时间还没有多到使我寻求的这类人会忘却1933-45年的各种事件,特别是参与那些事件的内心感受。 我从来没有发现普通的德国人,因为不存在普通的德国人。但我找到了在背景、性格、智识和气质方面彼此非常不同的十位德国人,他们一起代表了几百万或上千万的德国人,而且他们彼此都十分想成为纳粹分子。找到他们是不容易的,更不用说认识他们了。我自身拥有一种优势:就是我真的想认识他们。而且在我与美国之友服务委员会(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的长期交往中获得了另外一种优势:我确实相信“上帝”与他们每个人同在。 我的信仰感受到了上帝与我的十位纳粹朋友同在。我的报社培训经历则让我发现他们中还存在着其他一些事情。他们每个人都是善良和邪恶冲动的最不可思议的混合物,他们的生活是善良和邪恶行为的难以置信的混合体。我喜欢他们。我情不自禁。一次又一次地,当我与我的十位朋友中的一位或另一位坐着或散步时,几年前我从在芝加哥进行新闻报道的常规方式中获得的同样的激动情绪又控制了我。我喜欢阿尔•卡彭(Al Capone),喜欢他对待他母亲的方式。他对待他妈妈要好于我对待我妈妈。 我觉得——而且常常觉得——难以评价我的纳粹朋友们。但我承认,与其说我是评价他们,不如说我是在审视自己。就我个人的情况来说,我总是能意识到宽恕或至少是解释我自己邪恶行为的那些挑衅之事和不利条件。我总是能意识到我做邪恶事情的良好意图和正当理由。今夜,我不想死去,因为我今天不得不做的一些事情——在我看来这些事情十分邪恶——我不得不做乃是为了明天能够完成一些十分良善的事情,他们完全能够弥补今天的邪恶行为。但在今夜,我的纳粹朋友们确实死去了,他们的纳粹生活被中止了,他们不能去做他们本来可以想或不想做的良善事情,不能做本来可以洗清他们所做恶事的善事。 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扩展我的论述范围并会意识到,与其说我是在审视德国人,不如说我是在审视美国人。现在,我能够更好地理解纳粹主义如何征服了德国——不是从外部进行攻击或自内部进行颠覆,而是透过大吵大嚷。它是大部分德国人所欲的事物——或者说,在现实和幻想相结合所造成的压力之下,它是他们开始想要的事物。他们想要它;他们得到了它;而且,他们喜欢它。 返回美国后,我对我的国家有点儿害怕,害怕它在现实和幻想相结合所造成的压力之下,它可能想要、得到和喜欢的事物。我感到——而且时常感到——我曾遇到的不是德国人,而是人。在某些情况下,他碰巧在德国。在某些情况下,他可能会在美国。在某些情况下,他可能就是我。 如果我——和我的同胞——在什么时候屈从于一连串上述那类情况,那么,没有任何宪法、法律、警察,当然也没有任何军队能够保护我们免遭伤害。因为如果一个人不自我伤害,那么,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伤害到他;如果他愿意,他就能够做好事。人们在很久以前的所言是真确的:民族不是由橡木和岩石而是由人们构成,有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民族。 我一时冲动,来到德国,并生活在那里的一个小镇上。哥廷根大学(Göttingen University)的卡尔•弗里德里希•冯•魏茨泽克(Carl Friedrich von Weizsäcker)照顾我的妻子和孩子。1948年到1949年间,他在芝加哥大学做物理学访问教授时,他和他妻子曾住在我家。我与我的老朋友詹姆斯•M.里德(James M. Read)通信,他时任美国占领德国高级委员会中的教育与文化关系部门的主管。里德先生和魏茨泽克先生都与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主任马克斯•霍克海姆(Max Horkheimer)有联系。霍克海姆给我安排了职位。我到德国之后(以及我返回之后)的所作所为要由我自己负责,但我去哪里则要由我的三位朋友负责。正是他们在一年中安排我尽可能近地与德国人生活在一起,并尽量避免去征服我称为克罗嫩贝格(Kronenberg)镇上的“朋友们”。 米尔顿•迈耶 卡梅尔,加利福尼亚 1954年12月25日
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前言
书名: 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
作者: [美] 米尔顿·迈耶
出版社: 三辉图书/商务印书馆
原作名: They Thought They were Free:the Germans 1933-45
副标题: 1933—1945年间的德国人
译者: 王岽兴 张蓉 | 王岽兴 | 张蓉
出版年: 2013-11
页数: 345
定价: 39.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1000996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