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我们说,“书只贵熟读”。可是“熟读”好像还是一个有点太抽象的要求。那么究竟要读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算是“熟读”呢? 对古人来说,“熟读”的一个最起码的表现,是能够“成诵”。“诵”字的原意即大声背诵。古人很重视背诵能力。让我举两个例子。 宋朝著名的文学家和书法家黄庭坚五岁时,已经能够背诵五经。有一天他问老师说:“从来都称六经,为什么只读五种”?他的老师回答:“《春秋》不足读也。”这在当时人中是很流行的一种看法,最典型地反映在王安石把《春秋》称作“断烂朝报”的评语中。可是黄庭坚说:“是何言也。既曰经矣,何得不读?”据说他于是“十日成诵,无一字或遗”。《春秋》的本文用一万六七千字的篇幅记载了大约二百四十年间的人事,从文本字数来说,还算不得是大部头的书籍。可是要用十天就把它原原本本背出来,在今天看来仍然足够让人吃惊了。 另一个故事是关于苏东坡的。他曾经被人检举,罪名是利用文学创作和“谢恩表”之类的文章攻击政府,因此还吃过一顿冤枉官司。他的对头后来承认,在被审讯的过程中,苏轼对二三十年前所作文字、诗句,乃至引证经典和关于它们的传注,都能“随问即答,无一字差舛”。古史中经常会有某人“千言过目,成诵不遗”,“一览即诵,一字不差”,“举书传常连卷,不遗一字”之类的描述。还有些人把《汉书》看过两三遍,便能熟知全书,随口加以引证。 当然,“一字不差”云云或许有一点夸大。苏轼就有过把孔子弟子的话当乃师言论来引述的情况。另外,古书中引文的字句也常常会与原文的面貌小有出入。但这只会让我们更加佩服引用这些文字的作者。因为诸如此类的小差错反而可以千真万确地向我们证明,作者写下这些引文时,完全是在直接按照自己的记忆行事,而不是像现在的人那样,把一个书面文本摆在前面照着抄。 黄庭坚、苏轼都是名人,所以他们的博学强记比较容易被后人记得。但记忆力的超强,其实是古代读书人的一个群体特征。在有些人身上,它甚至表现得就像是一种“特异功能”。 宋朝人的笔记里说到过当时江阴的一个姓葛的秀才。有一次,他去拜见地方官。在候见厅里,他碰到另一名士人先已等在那儿,模样显得十分神气活现。这位葛君便很恭敬地向他作揖问候。对方见葛君穿戴贫寒,有点看不起他,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葛君非常不满意。坐了一会,他便问道:“你来见地方官,有没有‘衔袖之文’?”这是指古代士人为求长官或前辈的赏识,而在见面时向后者呈献的代表作品,叫作“行卷”。那人自然没有忘记带着它。葛君便向他要求看一看。此人素来自负,于是很得意地把自己的行卷出示给葛君。葛君接过来“疾读一过”,口中连连称“好”,当即交还。不一会儿,两人一起拜见地方官。眼看谈话就要结束,葛君突然说:“我那些不成样子的文章(自谦之辞),都已被这位老兄占为己有。刚刚他呈献的那些篇章,真正的作者其实是我。我可以当场把它们背一遍,以作证明。”然后他就高声背诵起来,居然“不差一字”。在座的人们都信以为真,纷纷责备那个被捉弄了的可怜虫。“其人出不意,无以自解,仓皇却退。”回家后想想气不过,结果生了一场大病。葛生把自己的特长用来对人施行恶作剧,哪怕因为别人先得罪了他,也不足为取。但用这个佚闻来证明古人“强记绝人”,还是有一点说服力的。 故事还没有说完。这位葛秀才的住家邻近有一个经营染布业的铺子,一天晚上发生火灾,把整个店铺连同记录着客户所交付的托染布匹数量、品种的账簿一起都烧掉了。有些客户乘店主丢失了凭据,加倍向他索要赔偿,把老板急得团团转。他的儿子忽然想到,失火前一天,葛秀才正好路过店铺,曾经在柜台上顺手翻阅过那本账簿。于是店主准备了酒菜,去找葛君商量。“葛饮毕,命取纸笔,为疏某月某日某人染某物若干,凡数百条,所书日月、姓氏、名色、丈尺,无毫发差”。店主拿着它,“呼物主,读以示之,皆叩头骇伏”。 有关葛秀才的上述传闻,未必完全真实。稍晚的元人笔记,也提到为试验某人记忆力,让他诵读染铺营业簿的事。世上哪里有好记性的人个个都去背洗染店账本的事情?这更像是宋元时代流行的一种固定的“话语”,用来形容某些人超强的记忆力。不过由此推想,当时人们的记诵能力强过现代人无数倍,大概离事实不会太远。 这样说有没有更带说服力的证据呢?只要回忆一下唐朝人常常说的“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或者宋人所谓“焚香礼进士,瞋目待经生”,其中的道理便可看作最硬朗的证据。 明经和进士分别是唐宋时期科举考试的两个最主要的科目。不过当时人对科举的这两个科目的重视程度大不一样。进士的取录标准主要是文学创作的才能,所以进士科成为展示读书人才华的主要竞争科目。考的人多,录取难,中选者也更受社会的尊敬。明经科考的是记诵,可谓“手抄义疏,口诵集解(义疏、集解都指各种各样为经典作解释的文字),心熟笺注(笺注也指对经典的注释,或者对注释经典的文字所作的再解释)”,所以被古人看作是一条“舍精就简,去难从易”的进身之路。可见记诵在古代士人群里已经变成一种寻常技能,人们离不开它,把它当作升官发财的敲门砖。可是另一方面,大家也不大稀罕它,因为能这样做的人们有的是。从这里可见,古人的记诵能力普遍地优越于今天的人们。 那么古人为什么会在记诵能力方面大大超过现代人呢?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印刷术普及之前,在纸张取代竹帛成为最基本的书写材料之前(此种取代之完全实现要晚至两晋之际),也就是当人们在一生中只有很珍贵、很稀少的几次机会能够接触到他们知之已久的那些典籍的时候,记诵是一般人保存文本的最可行的办法。也正因为这样,人们记诵文本的潜在能力就被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了。这种能力不但在少数人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同时对很大一部分读书人来说,它也是一种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 朱熹说过:“古人皆用竹简。除非大段有力地人,方做得。若一介之士,如何置?”他举东汉一个名叫吴恢的人为例子说,吴恢准备用竹子制成竹简,抄写《汉书》。他的儿子提醒他说:“你如果真把《汉书》抄下来,所用的竹简要足足堆满两辆牛车。”吴恢听了,才不得不放弃这个念头。非有力之家,自己既然置备不起书面文本,那怎么办呢?朱熹说:“盖古人无本,除非首尾背得,方得。至于讲诵时,也都是背得,然后从师受学。”例如汉人黄霸在监狱中,要想跟着夏侯胜学《尚书》,就花了一年多时间先将《尚书》文本背出来,然后才敢请夏侯胜替他讲解。 人身上很多器官的功能,其实都是极有开发潜力,也极有弹性的。我还看见过这样的老先生,能在先秦诸子的书里随便提拎出哪一句都接着往下背。比我年轻的人,大概就很难再见到这样的学者!但是我想大家一定还记得自己的奶奶或母亲辈,在二十年前她们都还有很强的心算能力,能在菜场上一分钱不差地把自己所采购的副食品价钱很快心算出来。可是自从手掌计算器普及之后,人们的心算能力急剧衰退,现在连卖小菜的人都已经变得不会心算。前几天有一个朋友告诉我,在手机流行之前,他能记住一百多个电话号码,但是现在因为依赖手机,他连十个电话号码也记不住了。 背书能力的减退,也跟人们有了更多更方便的替代背诵来保存文本的方法有直接关系。所以朱熹在宋朝就已在埋怨:“今人所以读书苟简者,皆有印本多了。”既然发明了印刷,书籍的获得比过去已经大大便利了,背诵是否就不再必要了呢? 显然不是这样。记诵潜力的发挥固然与典籍难求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在中国古人的读书传统中,记诵又远远超出了作为机械地保存典籍文本的方法或手段的意义。朱熹说:“读书须成诵,方精熟”,就是这个意思。即使手中有了书面文本,还是强调“成诵”的原则。 在这里,我们还要举苏东坡为例。有一个夜晚,他在《赤壁赋》里提到过的“雪堂”中,再三再四地诵读《阿房宫赋》。每读完一遍,即反复咨嗟叹息,至夜深时分还不肯罢休。这就苦了在外间侍候的两名陕西老兵。主人不就寝,他们当然也只好干等着。其中一人长叹说:“知他有甚好处!夜久寒甚,不肯睡,连作冤苦声。”另一人说:“也有两句好。”先说话的这位大怒道:“你又理会得甚底?”答曰:“我爱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原来他是将杜牧的这两句话,当作了宣泄自己怨气的寄托。 所以,成诵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简单地复制一个文本,而是为了在“精熟”的程度上去充分地对它加以解读。它不但是一种储存书籍的方法,而且也是一种读书的方法。还是如朱熹说过的:“书须熟读。所谓书,只是一般。然读十遍时,与读一遍时终别。读百遍时,与读十遍时,又自不同也。” 现代人还有没有可能把自己要读的书,哪怕是最需要读的那几本书,全都背将出来呢?当然已经完全不可能了。还有很多人不仅看汉文的书,也看不止一种外文的书。你要叫他都背下来,否则就说他还没有看得“精熟”,那怎么行? 如此说来,我们刚刚说的古人所谓“读书须成诵”的那些经验、那些故事,对我们还有什么益处吗?我以为仍然是有的。这里有两点值得提出来说一说。一是读书要进入状态,就需要有一种凝神聚气的专一精神。怎么才能使人具备这种全神贯注的精神状态?背诵就是培养一个人在读书时能很快把自己调理到入神状态的基本训练方式。背过书和没怎么背过书的人,在这方面是大不一样的。 二是如果有人想体认或是有血有肉地感知中国传统文化,背诵最经典的那些篇章,是一种极有效的学习方法。你如果能熟读背诵一两百篇不太长的名作在心里,你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体验和感受,就会和没有这种背诵经验的人完全不一样。另外,你阅读古汉语的能力也就基本解决了。 所以今天的人还需要讲究背诵。它的最主要的目的之一,在于培养一种让人能很快进入阅读状态的好习惯。背书大概是现在的学生最头痛的一门功课。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背诵已经差不多被人们当成了“死记硬背”的同义词。但是最害怕、最讨厌背书的人,常常是那些读书时最容易走神的人。可见把一些最精美的篇章读到能“成诵”,依然是今人学会读书的一项基本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