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阿尔都塞于1990年10月22日去世。1991年7月,他的档案资料被移交当代出版纪念研究所(IMEC),由该所负责确保这一文库的科学整理和出版事宜,本卷所刊行的两个自传性文本至此得以重见天日,它们曾被细心地保存在这些档案中。 这两个文本的撰写相隔十年时间。在这十年的中间,1980年11月16日,路易•阿尔都塞的命运在一个不可思议的悲剧性事件中倾覆,他在巴黎尤里姆街高等师范学校的公寓里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埃莱娜。 路易•阿尔都塞的外甥、他惟一的继承人弗朗索瓦•鲍达埃尔读了这两部自传——它们的存在,尤其就《来日方长》(L’avenir dure longtemps)而言,当时几乎成了一个神话——,便决定予以出版,作为将阿尔都塞文库(le Fonds Althusser)中重新发现的众多未刊稿纳入遗著出版的首卷。除去这两个文本之外,这一出版工作还包括他在1940年到1945年间被关在德国的战俘集中营时写下的《战俘日记(Journal de captivité)》,然后是一卷更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作品,最后还有全部的(政治、文学……)杂文以及书信。 为了准备这次出版工作,我们曾经从路易•阿尔都塞的朋友们那里搜集了好几种时有分歧的证词,他们都在某一时刻了解或接触过这些手稿的历史,其中有的还在作者撰写的某一阶段全部或部分地阅读过原稿。我们也曾经汇集了所有种类的文献资料(记事本、笔记、剪报、书信……),它们在档案中往往很分散,但可以作为线索,甚至作为证据或参考,以说明路易•阿尔都塞所使用的“原始材料”。为这次出版工作所准备的全部案卷,其中当然包括手稿本身,以及不同的版本或附件,都可以供人查阅,这样就便于专业研究者去考察这些自传的产生过程。因此,我们在这里只限于指出与文本历史有关并可以说明这次出版工作的主要背景资料、手稿的具体特点,以及在整理时所采取的标准,既然我们知道,有关撰写过程的种种细节将在路易•阿尔都塞传记的第二卷中得到详尽的记述和分析 。 对迄今已搜集到的各种文献和证词进行分析,可以肯定地提出以下几点看法:即便作者早有作自传的打算,但是撰写《来日方长》的缘起,却是由于在1985年3月14日《世界报》上读到了克洛德•萨罗特(Claude Sarraute)的一篇短评,题为“小饥(Petite faim)”。这篇文章主要是讲日本人佐川一政将一个年轻的荷兰女子杀害后食肉,以及他在一本书里叙述自己的罪行,这本书后来在日本大受欢迎,而他本人先是得到不予起诉的处理,并在法国的一家精神病院短期逗留,然后就被遣送回国了。克洛德•萨罗特的文章还顺便提及其他一些“案例”:“[……]我们一旦在媒体中见到某个显赫的名字卷进了一场大有看头的诉讼,阿尔都塞啦,奥尔良的蒂博啦,就会借机大作文章。至于受害者呢?三言两语就打发了。名人嘛,竟是罪犯[……]” 这篇短评发表后,路易•阿尔都塞的好几个朋友劝说他向报社提出抗议,反对报上提及“大有看头的诉讼”。不过他赞同另一些朋友的意见,他们在批评这种做法的同时,也认为克洛德•萨罗特以某种方式指出了一个关键性的、对他来说是戏剧性的要点:事实上,正因为“有幸得到”不予起诉的处理,他在“诉讼”中并不在场。1985年3月19日,他给最亲近的朋友之一多米尼克•勒古(Dominique Lecourt)写信说——但这封信并没有寄给后者——,如不事先就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做出解释,他是不可能“在公共舞台上重新露面”的,也就是说,他要通过写“[……]自传之类的东西,[自己]来解释这场悲剧,以及警察局、司法部门和医院对它的‘处理’,当然还有它发生的根源”。对写作自传的考虑肯定不是什么新鲜事:例如1982年,在经历了因杀妻事件而导致的第一次禁闭之后,他就已经写过一篇关于“相遇的唯物主义”的理论文本,开头是这样说的:“我是在经历了三年的严酷考验之后,于1982年10月开始写这本书的,也许有朝一日我会讲述这段历史,谁知道呢,兴许它还能够说明一些别的事情,既能说明当时的环境,又能说明我所忍受的一切(如精神病学,等等)。因为,1980年11月,我在一次无法预料的精神错乱剧烈发作的过程中勒死了我的妻子,而她是我在这世上的一切;她是那么爱我,以至于不能生活下去的话,就情愿一死,大概我在精神错乱和无意识中给她‘帮了忙’,她也没有抗拒,结果就死了。”接下来的文本就一直在进行哲学和政治方面的论述,没有再重提最初关于自传的暗示。 1985年3月,路易•阿尔都塞这一次决定要以他的观点来讲述这段“历史”,他给好几个国外的朋友写了信,请他们给他寄来1980年11月以后在他们国家报纸上发表的有关他的情况的所有剪报。对法国报纸他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或是收集或是请朋友为他提供了大量的资料,有关于不予起诉的司法问题的,关于1838年刑法典第64条的,还有关于精神病学鉴定问题的。他还要求一些亲近的人把他们这几年来的“日记”拿给他看,或是给他讲述发生的事件,对其中有些方面,他已经丧失记忆了。他向他的精神病科医生和精神分析师询问自己接受过哪些治疗,又不得不服用哪些药物(有时他还把他们的说明和解释重新打字“誊清”);他在活页纸或记事本上记下了一整套事实、事件、谈话、感想、引文和只言片语,总之是各种线索,不管是只涉及事实或个人的,还是涉及政治或精神分析的。他的档案保留了为撰写《来日方长》而进行的全部整合工作的痕迹。 根据种种可能看来,这一文本的撰写本身和打字只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也就是从1985年3月的最后几天到4月底或5月初。5月11日,他把一份大概是完整的手稿交给米歇尔•卢瓦(Michelle Loi)阅读,而5月30日,他又把一篇题为“怎么办?(Que faire?)”的理论文本打字成稿。在第二页上,他便提及刚刚写完的自传:“我将牢记马基雅维利的一条首要的基本原则,在我的小书《来日方长》里,我对这条原则作了详尽的评论。[……]”所谓“小”只是套话而已,因为这个文本有近三百页的篇幅,就我们所知,是路易•阿尔都塞写的最长的手稿,而他迄今所出版的作品都是分成小册子或是辑成文集的。6月15日,由于深受轻躁症之苦,他再次到苏瓦西住院。 这似乎就是撰写《来日方长》的日程表——这个日程表与文本正文中提到的几件事实或事件的日期完全相符(例如:“四年前,在莫鲁瓦政府时期”,见第[37] 页,或“仅仅六个月前,也就是1984年10月”,见第[150]页,或“我已经六十七岁了”,见第[316]页)。后来的修改看来都是次要的。 曾经读过这份手稿全文或重要部分的人数,只限于几位亲近的人,其中主要有斯坦尼斯拉斯•勃勒东(Stanislas Breton)、米歇尔•卢瓦、桑德拉•萨洛蒙(Sandra Salomon)、波莱特•塔伊埃伯(Paulette Taïeb)、安德烈•托塞尔(André Tosel)、埃莱娜•特鲁瓦西埃(Hélène Troizier)和克洛迪娜•诺尔曼(Claudine Normand)。另一方面,我们还知道他曾多次当着几位出版商的面提到有这份手稿,同时向他们表示希望看到它出版,不过并没有给他们看过手稿,或至少从未让他们看到全貌。因而一切都表明,路易•阿尔都塞采取了极为谨慎的态度,不使这份手稿“流传”,这与他通常对待自己文本的习惯做法刚好相反。他的一个朋友安德烈•托塞尔说,1986年5月,自己也只是在阿尔都塞的住所,当着他的面才看过这份手稿,而且没有作任何笔记。 最后我们再补充一点,为了撰写《来日方长》,特别是开头的几章,路易•阿尔都塞显然充分借鉴了他的题为《事实》(Les faits)的第一部自传,他曾保存着《事实》的两份非常相似的稿本。 我们把《事实》放在本卷第二部分发表,这个文本写于1976年(在首页上标有年份),很有可能是在这一年的下半年。路易•阿尔都塞曾把它推荐给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并提交了文本,后者打算在一本新杂志《会好》(Ça ira)的第二期发表它,这本杂志在1976年1月出过一个试刊号,却最终未能问世。路易•阿尔都塞的这个自传,尽管好几个与他亲近的人都了解其内容,至今也同样完全没有发表过。 《来日方长》原稿的式样为A4规格纸页,共323页,纸张为绿色或白色,其中十多页印有高等师范学校笺头。它们大部分都是数“页”合成一沓,夹住并编号,一般与分章相一致。除去几页是完全手写的之外,所有的纸页都是路易•阿尔都塞本人——按照他自己的习惯——直接打字的,但似乎告读者页是个例外,这一张原来的打字——放入手稿中——和最后的定稿都是由波莱特•塔伊埃伯在另一台打字机上完成的。 书名页是手写的,路易•阿尔都塞写了《来日方长》,还有一个划掉的副标题:《一个杀人凶手的短暂历史》(Brève histoire d’un meurtrier),另外还有一个标题:《一夜黎明》(D’une nuit l’aube),也被划掉,这个标题和最初想要写作导言的尝试相一致,这篇导言还存有前九页打字稿,是在一句话中间停下来的。 《来日方长》的打字稿中,在许多页的行间或白边上,有时是在纸页的背面,写有各式各样的修改和添加的文字。当这些更改的地方使手稿变得过分难以辨认时,路易•阿尔都塞就会重新打字,而在新打的纸页上又有新的修改。他在一个单另的卷宗夹里保存着修改过的前七十一页初稿,其中不包括告读者和讲述杀妻经过的开头两页(第一章)。我们由此可以考察两份打字稿之间种种(属于细枝末节)的异文,但除去这部分例外,在路易•阿尔都塞的档案里就只有该文本的惟一一份原稿了。 还应该补充一点,就是路易•阿尔都塞有时在手稿纸页中间夹进一小张带有高等师范学校笺头的白纸,标明所指页码上的一个问题或批注,一般都写得简明扼要,表明以后他还想重新考虑相关语句或阐述。在其他好几个地方,也在页边上画有记号,通常是用绒嘴笔画的,指明原文不尽如人意,他打算修改。 这份手稿也告诉我们,作者曾设想过好几种不同的编排文本的办法,甚至有四种编页码的方案,这尤其影响到第二部分,可是我们已经不能完全复原由于多种编页所形成的不同版本了。不过这份手稿,正如我们所发现并在这里发表的那样,是作者按各章的连贯顺序排列,并用罗马数字编号的 (原稿开头出现了一点无关紧要的疏忽,所以我们实际编到二十二章,而非二十一章,这样就和最终状态的手稿中从1到276的编页相一致了,但还不算有些页面前后颠倒的情况,以及好几处添加的文字,作者对这些地方通常都留有明确的说明)。本次出版工作所保留的就是这个版本。 最后要提到的是,在这次出版的《来日方长》中,没有出现标题为“马基雅维利”和“斯宾诺莎”的两章,这是路易•阿尔都塞最后撤掉的,而用以代替它们的“概要”形式则出现在本书的第[248]到[253]页。 专门对法国左派的前途和共产党的状况进行政治分析的一章最后部分 ,也是同样的情况(本书第十九章)。看来路易•阿尔都塞是想要把这些页的文字用于另一本著作《真正的唯物主义传统》。但是,除去放在带有这个标题的卷宗夹内总共六十一页的三章文字之外,关于这部未完成著作的计划,就再没有其他更确切的材料了;这些页的文字或许留待以后发表,尤其是关于马基雅维利和斯宾诺莎的两章。 总之,我们决定发表《来日方长》这一文本,几乎没有说明不同稿本的异文,除了少数在页边上手写的添加文字,而作者又没有给出必要的衔接,这时我们才会加以注明,让研究者去查阅准备案卷和手稿。至于其余的情况,如果路易•阿尔都塞留下了非常明确的编辑说明(着重线、段落调换、插入添加文字等),全部按作者要求处理,只是在时间的一致性、标点符号和提及的人名是否准确方面,由编者做了一些小小的一般性校正。事实或日期方面的错误,则保留原样未动 :如果要对它们加以“核查”,读者可以参阅同时出版的作者传记。不过在有些地方加进一个词或短语,用方括号标出,对于使文本更易阅读而言,看来也是必要的。 至于《事实》的手稿,全部都是打字的,修改和添加的文字很少,因此不同稿本的异文微乎其微,主要涉及的是最初几段的顺序问题。路易•阿尔都塞在档案里只保留了手稿的两个复印本,相当于彼此非常接近的先后两个稿本。 这里发表的就是第二稿,不过显然这个文本以前已经写过一次或好几次了,因为在1976年夏季给桑德拉•萨洛蒙的一封信里,路易•阿尔都塞曾向她宣布:“我可能要[……]重写我的‘自传’了,我要大大扩充实际的回忆,以及其他想像(我与约翰二十三世、与戴高乐的会面),尤其要对自己讲述的事情进行分析,然后我再把所有材料都放在附录里。你同意我的想法吗?这将是一种内外兼顾的策略,使我可以插进去一些有点儿意思的东西[……]。” 编者决定不用所谓说明性的注释来淹没这两部自传,因此,除了极少数字面含义本身受到影响的地方,基本上维持其原貌。和让-雅克•卢梭的《忏悔录》或雷斯红衣主教的《回忆录》一样,它们也不应该当作传记来读。在《来日方长》的一份最初的前言提纲——题为“两句话”——中,路易•阿尔都塞曾明确指出,他不打算如实描述自己童年时代的情景,抑或他的家庭成员的现状,而只想再现他是怎样逐渐变得不安起来的:“我谈论他们,只是依据我对他们的感觉、感受,因为我完全明白,正如在心理的一切感知中那样,不管他们会是什么样子,总是已经被投注在我的焦虑所产生的幻想的投射中了。” 因此,这确是他所整合的自己的情感、自己的幻想的历史。我们处在幻想之中,幻想这个词是在蒙田时代仍然具有的那种强烈意义上说的,即在作为错觉、甚至作为幻觉的意义上说的。“的确,我在回忆的联想过程中,”他在《来日方长》里写道,“自始至终都注意严格遵循事实:当然幻觉也是事实。” 这一点也把我们引向了这些文本最突出的独特之处。它们被有意分配给两种不同的笔调,《事实》的笔调是喜剧式的,《来日方长》则是悲剧式的,因而不在真伪二元标准的范围之内,但传记恰恰是必须要划定真与伪的界限的 。我们是不是就此便站到了虚构的方面,也就是站到了囿于文本象征系统的、想像的自我标记的方面呢?在某种意义上是这样的,而且我们掌握的这些手稿具有在不同阶段精雕细刻的特点,其结果很可能像对所有文学创作那样,在今后赋予文本的内部批评以优先权。然而,我们也不能把它们当作塞利纳或博尔赫斯的小说来读,这里举出的是阿尔都塞喜欢引用的两位作者。 我们之所以能由这两个文本进入关于幻想、幻觉的写作,这是因为它们的题材就是疯狂,也就是对于这个主体而言的惟一的可能性:作为疯子,随后作为杀人凶手,但又始终作为哲学家和共产党人的身份变化。在这里,我们面对着疯狂的一种不可思议的见证,也就是说,与那些“病情学文献”——诸如弗洛伊德研究过的《施雷贝尔(Schreber)院长的回忆》,或是由米歇尔•福柯作序的皮埃尔•里维埃(Pierre Rivière)的回忆(《我,皮埃尔•里维埃,杀死了我的母亲、妹妹和弟弟 》)——相反,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一位高智能的知识分子、职业哲学家,如何在他的疯狂中生活,在披着精神分析外衣的精神病机构所给予他的精神病医疗条件中生活。在此意义上,这个自传的整体,连同其固有的、从《事实》开始就存在的核心,确乎构成了与米歇尔•福柯《疯狂史》必不可少的相互关联的一方。作为一个因不予起诉而在事实上被剥夺了哲学家资格的主体的写作,作为“事实”与“幻想”纠缠不清的混合体,《来日方长》大概也以实验的方式,在一个有血有肉的存在者身上,得出了福柯曾经给它指明位置的状态:介于疯狂和理智之间的摇摆不定。思想如何可能背靠疯狂,而又不简单地沦为它手中的人质,或是对它充满极度的渴望呢?一生的历史如何可能就这样滑进疯狂的深渊,而叙述者又对它达到如此清醒的意识呢?如何想像这样一部作品的作者呢?“阿尔都塞案例”能够交给医生、法官,以及那些在公共思想和私人欲望之间持有正统观念的人们去支配吗?通过这两部关于他的生活史的文本,他大概已经在自己身后的命运中避开他们了。 在此意义上,这些自传文本理所当然地,还应该承认是无可辩驳地,在路易•阿尔都塞的全部作品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是一个主要的席位。只有阅读——其结果不可避免地将是复数的、相互矛盾的——才会告诉我们,它们将在这些作品自身方面,以及在对这些作品的看法方面,引起多么大的骚动——而现在还不可能对这种动荡的意义和广度做出预断。 奥利维耶•科尔佩(Olivier CORPET) 扬•穆利耶•布唐(Yann MOULIER BOUTANG) 我们谨向所有帮助我们完成本卷出版工作的人士致谢,其中首位要感谢的是路易•阿尔都塞的遗产继承人弗朗索瓦•鲍达埃尔,他决定发表这些文本,并不断地向我们表示其信任。要感谢的还有:雷吉斯•德布雷、桑德拉•萨洛蒙、波莱特•塔伊埃伯、米歇尔•卢瓦、多米尼克•勒古、安德烈•托塞尔、斯坦尼斯拉斯•勃勒东、埃莱娜•特鲁瓦西埃、费尔南达•纳瓦罗(Fernanda Navarro)、加布里埃尔•阿尔比亚克(Gabriel Albiac)、让-皮埃尔•萨尔加(Jean-Pierre Salgas)……,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宝贵的文献资料和证词,使这些文本的出版工作得以在可能达到的最好条件下付诸实施。然而并不能认为他们在此负有责任,因为这个责任完全在于我们。我们同样要感谢在IMEC[当代出版纪念研究所]为我们提供帮助的合作者们,尤其是桑德琳•桑松(Sandrine Samson),她确保了阿尔都塞文库的大部分整理工作。
来日方长——法文版编者序
书名: 来日方长
作者: [法] 路易·阿尔都塞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原作名: The Future Lasts Forever: A Memoir
副标题: 阿尔都塞自传
译者: 蔡鸿滨 | 陈越
出版年: 2013-5
页数: 440
定价: 59.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208111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