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日方长——人需要学会“忏悔”——《来日方长》中译本序言

陈乐民/文 有一天几个相熟的朋友在一起闲谈，议论西方有哪些学者算是“后现代主义者”，其中提到法国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路易•阿尔杜塞。我在二十年前曾见过此公，就在他“杀妻”的头两年。阿尔杜塞是否属于“后现代”，我说不清，至少沾上点边儿吧；他是近若干年来被我们这里的“后学”专家们奉为“大师”的福柯的老师。 刚巧我从一位久居北京的法国朋友那里借到一本阿尔杜塞生前写就的、出版不久的自传体“忏悔录”，书名《来日方长》。 我对这本书之所以有些兴趣，只是因为我同作者有过那次的一面之缘，而且这本书重在叙事，没有那么多深奥的新哲学概念，是我能看得懂的。那是1977年或1978年我去巴黎开会，有朋友说阿尔杜塞提出很想见一位从中国来的中国人(意指不是久居巴黎的中国人)。我于是“奉命”在中国驻巴黎大使馆的接待室里跟他交谈了一个多小时。 他的来意很明确，就是想听听从本土访欧的中国人说说刚结束的“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说他很崇拜毛泽东，很喜欢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但是他怎么也搞不明白，这样伟大的哲学怎么会弄出个“文化大革命”那种荒唐的事来。分手时他送给我一本他的书，可惜我已记不起那长长的书题，而且连书也被我放到不知什么地方了；真有点对不起他。最后他很诚恳地说希望有机会去中国看看，不过现在还不行，因为法共与中国的关系还没有正常化，而他是法共党员。他说，他是最早看穿了“斯大林主义”的法共党员，因此不为当时的法共领导所容，被视为“异端”；后来法共也公开批判斯大林了，但是他的“异端”帽子却没有因此被摘掉。 就在这次见面的两三年后，也就是1980年的某一天，忽然听说他把年长八岁的妻子埃莱娜硬是用双手掐死了！这消息不免使我愕然，哲学家与“杀人犯”怎么连得起来！后来查出他当时是精神病发作时干出来的，所以法院宣布“不予起诉”，阿尔杜塞随即被送进医院。 1991年我去巴黎，住在十四区的PLM旅馆，那条街虽然比不上繁华的街衢，倒也车水马龙，不料在旅馆背后竟有一条非常宁静而整洁的小街；那里有一片别墅般的园子，透过紧闭着的镂花铁门可以看得见园内的两排高高的杨树和一条长可二百米的小路，笔直地通向一座古朴的小楼。时值初冬，落叶散落在地上，略嫌几分凄清。这就是圣安娜精神病院，阿尔杜塞生前不止一次住进这里。据说，福柯等人也住过。(怪事！为什么这些个“思想家”心理上都有点毛病。) 阿尔杜塞对于“不予起诉”并没有觉得丝毫宽慰，因为这反而剥夺了他辩白的机会。他对妻子的感情十分复杂，既有爱恋，又有敬畏。二人性格相左，谁也容不得谁，相互折磨。阿尔杜塞曾移情别恋，但都不成功；曾一度分居，又彼此想着对方。他事后自述，那天清晨，埃莱娜还在熟睡，他照常去抚慰她，不知怎地，他那双手在妻子的颈部由抚摸转为渐渐勒紧，他猛然清醒过来，发现妻子已经咽了气。他惊恐万状，大叫：“我勒死了埃莱娜！” 阿尔杜塞从1985年在精神极度疲惫和痛苦中着手写这部把自己的一生和盘托出的自传体“忏悔录”。他在“卷头语”中说，假如要受审，这本书就是他在法庭上的陈述词；由于“不予起诉”，他又不愿意把自己包藏起来，所以决意把自己展示在世人面前。我想埋在心底的痛楚是最难受的，这大概就是写这本书的用意。我匆匆看过，决定推荐给一家出版社，并邀请我的老友、北京大学教授蔡鸿滨先生做这本书的译者。 常说，人活一辈子真不容易；而了解一个人，特别是他为什么做出有悖常情常理的事来，则更不容易。阿尔杜塞是哲学家，照理脑子该当比常人更清醒而健壮，然而他却“清醒”到了违反理性、精神不正常的程度。他的童年和少年是在极为扭曲的家庭环境中度过的。父亲像个暴君，性情暴躁而乖戾，对待妻子和儿子十分粗鲁。母亲是个慈爱贤惠的传统女子，心里一直想念着死去的前夫——阿尔杜塞的叔父——所以便用前夫的名字“路易”作了儿子的名字，母亲爱他，实是交叠着对两个人的爱。因此，阿尔杜塞自幼养成了“俄狄浦情结”，性格十分内向而又怪癖。 这种根源蒂固的心理病态影响了他的一生。步入社会后脑子里又充进了太多的相互冲突的思想和信仰，绞在一起，不能自拔。 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是哲学家的“摇篮”，本世纪不少稀奇古怪的新思想多出于此。阿尔杜塞在这里接受了系统的古典哲学教育，结识了从尼采到胡塞尔的哲学，结交了拉康、康吉兰、巴特、福柯等与他差不多同期的“新思潮”学者。他的家庭是传统的天主教家庭，在青年时期本来对教义笃信不疑。第二次世界大战初应征入伍，立马被德军俘获，在德国关了四年。战后，认识了参加“抵抗运动”的埃莱娜，被“爱情之箭”射中。正是在这时，在阿尔杜塞的“天主教脑壳”里随着爱情渗进了“马克思主义”。那时的法国知识分子普遍“左倾”，对于青年阿尔杜塞，基督教义和马克思主义有如鱼与熊掌。后来舍一取一，索性加入了法国共产党。 然而他很快地便发觉有些事不大对味儿。他是最早对于法共领导惟斯大林马首是瞻持怀疑和反对意见的人。例如，他发现当时相当于“共产国际”的“欧洲共产党工人党九国情报局”派来的代表、一个捷克籍小青年居然颐指气使地对法共领导发号施令，连多列士总书记等人也不得不敬让他三分。 他因对许多事不解而苦恼：哲学说到底是政治，可是哲学和政治在现实中偏偏总是“两张皮”。于是他下决心要钻进马克思的“内心世界”里去观察马克思在观察外部世界时的“内心体验”；由此他成了所谓“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以《保卫马克思》、《读<资本论>》等书名于世。阿尔杜塞时而清醒，时而精神恍惚；清醒时钻哲学，迷糊时住精神病院。我跟他见面的时候，自然是他神智清醒的时候。 看完这本《来日方长》，我的一个很突出的感想就是，人是需要学会“忏悔”的。“忏悔”就是勇于如实地剖析自己。同时对于别人真诚的自责，也不要苛责；因为谁都难免有自己的一段不是人人都能理解的“非常时期”。阿尔杜塞写完这本书之后，肯定心情轻松了许多，平静了许多。他写道： 生活，尽管坎坷，仍然能够是美好的。我已经六十七岁了；虽然青春不再，但是在感觉上，我还是我……不管烦心的事是否即将过去，我自觉永远年轻。 他好像完成了一件令人心衰力竭的工程，释然地长出一口气：“是的，毕竟来日方长！” 果然，他获得解脱后立即又投入紧张的哲学工作。不过他的身体已坏到了极点，还动了一次食道切除手术。以病废之身写了几篇关于《待完的唯物主义》、《哲学家马基雅维利》等文字。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是关于哲学与政治的关系的谈话录。他于1990年以心脏病突发撒手人间，时年七十二岁。自从他勒死埃莱娜后，报刊评论一直包围着他。其中一家报纸用《疯癫、共产主义、爱情》的大字标题评述他的一生；意思是哲学家的脑子乱了套，以致用爱抚的手杀害了最亲近的人。 他死后，他的外甥弗朗索瓦•鲍达埃尔把他的全部私人档案，连同大量未定稿，悉数捐赠给“当代回忆录编订研究所”。 1992年4月，《来日方长》首版问世了；同年秋季，“阿尔杜塞之友协会”成立。 阿尔杜塞生命的最后五年可能是他一生中“心理障碍”最少的时期；但是，他解脱了，死神却逼近了。 1999年5月于京中芳古园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