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传——大崩盘

"我从未见谁能够预测市场。" --沃伦·巴菲特，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1987年年报 20世纪80年代中期，伯克希尔·哈撒韦的保险业飞速发展。其中打头阵的当属国民赔偿公司，它的总部在奥马哈，在纽约和其他地方都设有办事处，为巴菲特赚取巨额利润并提供了大量资金。保险公司的浮存金用巴菲特的说法就是"许诺"未来可能要给投保人的钱，保护首先以现金支付，而将来不一定会提出索赔。巴菲特对保险业中涉及的计算都了然于胸。巴菲特几乎考虑所有问题的时候都会想到数学概率赛马、飞机失事甚至是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有一次，一共有25人来参加格雷厄姆门徒的聚会，巴菲特跟卡罗尔·卢米斯打赌说在来客中至少有两人的生日相同，卡罗尔·卢米斯起初不相信，但后来竟然惊奇地发现巴菲特的判断是对的。巴菲特的解释很简单，却又让人意想不到，因为从概率的角度来计算，这种可能性为60%。保险业其实也是用概率来计算生活中的所有可能性。巴菲特的保险事务主管约翰·伯恩永远忘不了在华盛顿的一所大学生俱乐部里第一次遇见巴菲特的情景。巴菲特当时带着3个骰子，上面的花色与普通的骰子不太一样。巴菲特提议让伯恩随便挑一个，然后他从剩下的两个里面再拿一个。巴菲特信誓旦旦地说，只要掷上20次，他就能赢约翰·伯恩。"我赶紧拿出夏普计算器进行计算，"伯恩回忆说，"因为我不想在自己的强项上丢人。" 计算了可能性后我挑了一颗骰子，巴菲特从剩下的两个中挑了一个，结果他赢了14次。他说："还玩吗？赌一顿午饭吧。"这次我挑了他赢的那枚骰子，结果他又赢了16次。我又拿出计算器来算，可是巴菲特坐在那儿狡诈地咧着嘴乐。 因为这几个骰子是相互牵制的，只要你选对了骰子再玩上足够多次，你就永远也输不了。保险业亦是如此：只要你能计算出飓风或三辆车相撞的可能性，并相应地制定价格，那么你就像玩这种骰子一样永远也输不了。 巴菲特对保险业的关心远远超过其他业务。他知道保险的发展往往会超过自己原先的预期，这和糖果业的发展不一样。当然，其他行业的发展历程中所经历的曲折和保险业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70年代，发生在佛罗里达州的汽车保险骗局和加州工人要求加薪的风波使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元气大伤，公司被迫关闭了在得克萨斯州、明尼苏达州和艾奥瓦州的保险机构。伤亡事故巨额赔偿金的日益增长也使公司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当巴菲特与国民赔偿公司的经理们见面时，他只说了一句话："跟我说说有什么坏消息吧。"但是，不管他们多么努力，保险商们总是对自己的损失估计过于乐观。 1982年，巴菲特实际上承认了自己在经营保险业务上的失败，他聘请了年仅36岁、之前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工作过几年的前麦肯锡公司顾问迈克尔·戈德伯格来打理公司的保险业务。和巴菲特手下其他远离奥马哈的经理人不同，戈德伯格的办公室就在凯威特广场巴菲特的隔壁。如果还有人能在这种清冷的工作环境中干出点名堂来，那估计就要数戈德伯格了。戈德伯格觉得巴菲特其实要找的是一个"个性不要强的人"，他正是这样的上佳人选。 戈德伯格是一个瘦削的纽约人，充满活力。有位同事说，谁也不会怀疑戈德伯格的智商有180。不过作为一个毕业于纽约布朗克斯理科中学的优等生，他的身边一直还有更多聪明绝顶的人。巴菲特认为，戈德伯格的价值在于他对风险的敏感度甚至超过了他自己。戈德伯格除了工作以外对什么都漠不关心，他的那辆奥兹莫比尔牌的座驾破烂不堪，有次把他一个下属的外衣都给蹭坏了。当时他的年薪已高达200万美元，他和妻子尚未生养小孩，住在离巴菲特家不远的一套两户合住的公寓里，但他与巴菲特不常来往。 他们的关系只限于保险事务，巴菲特经常找他谈论一些数学问题。（总是巴菲特去他的办公室，这样巴菲特就可以借机随时离开办公室。）戈德伯格偶尔也会拿一些保险条款去征求巴菲特的同意。但巴菲特明确表示，他不想花很多时间来回答问题，他只是给戈德伯格团队指明一个大致的方向而已。 伯克希尔·哈撒韦最喜欢的业务就是"再保险"，这其实是一种批发型保险销售业务。与向家庭和司机销售几千份小型保单不同，再保险业务把保险公司自己的投保分销给其他几家同行，让它们来共担风险。这是典型的"长尾"业务，因为很久之后才会有人要求索赔。 因此，一家再保险公司就可以把保费长期投资于预备金，直到最后一刻才知道它的盈利或损失是多少，因此许多再保险公司过分乐观地估计情形也就不足为奇了。巴菲特十分睿智地形容说： 最开始时，每天一大早就能接到增加了很多现金流而鲜有索赔的好消息。它给人带来一种愉悦，甚至是近乎天真的喜悦，就像一个人第一次拿到了信用卡那样兴奋。 不过，保险业内的竞争步伐一直都没有停歇过。巴菲特认为，增加保单的数量与一般的商品不同，它只需承保人签个名就行了。因此当保险费率升高后，新的保险公司就会像雨后春笋一样出现。这常常会引发周期性的保费下降。80年代的前5年就是这样，保险费一直不高。但巴菲特对保险业衰退局面的反应却与众不同。 巴菲特喜欢把这项业务与扑克牌联系在一起，这样在考虑具体的输赢比率时就要形象得多。每隔一年，他就会和汤姆·墨菲、查理·芒格和其他一些朋友到加州的圆石滩去打高尔夫球或桥牌。他们经常会想出些名目繁多的赌注。80年代初有一年，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董事长约翰·伯恩出了一个新花样。他说如果那个周末有人打高尔夫时能一杆进洞他愿拿出1万美元，否则别人每杆都要给他11美元。大家都跃跃欲试，只有巴菲特冷静地计算了一番，认为11美元一杆的"保费"太高了。朋友们都不敢相信这个亿万富翁会这么抠门，都开始嘲笑他。巴菲特也笑着说，在他看来，11美元的赌注和1 100万美元并没有区别。他把自己的钱包总是看得死死的。 巴菲特在经营保险业时也是如此。当别的公司为了保住市场份额而纷纷降低保费时，巴菲特则认为这纯粹是在碰运气，他和戈德伯格不愿效仿这种做法，他们宁可让公司的总保费收入在1980年到1984年期间从1.85亿美元下降到1.34亿美元。如果某一行不再赚钱了，巴菲特宁可就不干这一行了。 他在1982年写道，亏损会让一些保险公司对继续经营望而却步，他只要坐看风云变幻就行了。 人们自然想了解为什么别的保险公司不采取巴菲特的做法。因为这些公司的股东和经理人接受的教育一直是要注重公司"稳定"增长，放弃到手的业务是与这种精神不相符的。伯克希尔·哈撒韦的保险业务则没有这种压力，因为公司也没什么"保险文化"。纽约分公司的总裁康斯坦丁·伊沃达奴说当他在写保单的时候，心里很清楚自己在拿"巴菲特的支票簿"做赌注，这就避免了伊沃达奴在工作中盲目地去碰运气。 到了1985年，保险市场果然江河日下。保险业遭受了巨大损失，很多公司出现了赤字，不得不缩小承保范围。巴菲特认为"承保能力"更多的是一种"心理判断"而和公司的"实际能力"无关。在1985年，许多公司的"心理判断"和资金供应都一落千丈，于是保险费率又大幅上升。 巴菲特现在可以从之前的保守态度中获取双倍的盈利了。大的商业客户认识到来自一个资金不充裕的保险公司的承诺其实是毫无可信度的。现在客户追求的是服务品质，而伯克希尔·哈撒韦保险公司的资金规模是其他公司平均水平的6倍，它的资产负债表也是全美国同行中最棒的。因此，当伯克希尔·哈撒韦开出了一个富有吸引力的保费价格之后，它的顾客就变得源源不断了。 1985年，巴菲特打出一则惊人的广告，愿意以100万以上的保险金为难以找到承保人的大客户承保任何风险。相应地，投保当事人必须自报价格。如果巴菲特或戈德伯格认为某项投保不合理，他们会断然拒绝，绝不给客户第二次报价机会。这一招给伯克希尔·哈撒韦一下子就带来了1亿多美元的保费收入。 这种强者愈强的局面在再保险行业中尤为明显。一些传统保险公司的损失越来越大，为了生存而在苦苦寻求支撑。再保险公司的日子也不好过，很少有几家再保险公司还敢再接保。它们在保费价格比较低的时候遭受了损失，现在在任何价位都不敢承保了。巴菲特用马克·吐温的形容来描述这种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心态："如果一只猫曾经在热炉子上烫了屁股，以后它就再也不敢坐了，哪怕炉子是冷的。" 伯克希尔·哈撒韦则不同，它之所以敢于接任何大的保单，这主要得力于它雄厚的资金规模和巴菲特的"心理判断"。只要风险与保费的比率合适，巴菲特甘愿承担任何大的风险，哪怕是损失高达1 000万美元的地震灾害。在1985年的报告中，巴菲特语气激昂地说："现在太阳从西边升起来了，我们拥有别人所没有的承保能力。"1986年，伯克希尔·哈撒韦的保费收入高达10亿美元，是前两年的7倍，这为它提供了8亿美元可用于再投资的浮存金，第二年浮存金的规模更是达到了10亿美元。 到了1987年，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资金更加充裕，但是人们并不知道巴菲特将如何用这么多钱。巴菲特开玩笑说："宁可买好股票，也不买好飞机。"可惜，当时他找不到便宜的股票，当时的股市正值牛气冲天的时候。当年春天伯克希尔·哈撒韦召开年会时，道琼斯指数上窜到让人眼前一亮的2 258点，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价是每股3 450美元。除了"永久"保留的大都市公司、政府雇员保险公司和《华盛顿邮报》三只股票之外，巴菲特已悄悄地卖掉了其他股票，不过却很难找到可以重新投资的地方。 巴菲特并不相信所谓的市场预测，他提醒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东不要忘记，当道琼斯指数只有400点时，本杰明·格雷厄姆依然预计市场会继续走低。不过，巴菲特还是没有掩盖自己的悲观情绪。他有一次在回答别人提问时说，当时的股市平均市盈率已经达到了20倍左右，因此如果股市集体腰斩，他一点都不会觉得奇怪。最近股价上涨的幅度已经超过一些公司每年12%~13%的实际盈利水平，巴菲特认为股市现在处于一个危险地带。 有个记得多年前情形的股东问巴菲特现在股市的状况是不是很像1969年，当时巴菲特关闭了合伙公司。巴菲特回忆说："那时没有太好的投资机会，我就退出了市场，把钱都还给了合伙人。"但是，现在的巴菲特不能退却，因为他旗下的保险公司、B夫人等都在源源不断地给他输送弹药。他需要一个可以投资的天堂。 那年的春夏两季，股市的牛市氛围愈演愈烈，道琼斯指数在当年7月达到2 500点，到了8月更是上扬至2 700点。许多人从牛市中大发横财，但像巴菲特这样在一旁观望的人却错过了20世纪最大的一波股市上涨行情。虽然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又创造了新纪录，达到了每股4 270美元，但这几乎已经无关紧要了。同1969年一样，巴菲特又把钱投到了地方政府债券上，因为他找不到其他更好的投资机会。不久之后，他接到了所罗门兄弟公司老板约翰·古特弗罗因德的电话。 自从10年前帮政府雇员保险公司渡过难关之后，古特弗罗因德与巴菲特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古特弗罗因德由于位高权重，所以心中常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他常打电话向巴菲特求教。巴菲特对古特弗罗因德也很敬佩，认为他是个出类拔萃的投资银行家。虽然古特弗罗因德以自己说话的辛辣讽刺而闻名，但是他在处理业务时还是很保守的尽管他知道每笔交易的利润都相当丰厚，但还是曾拒绝让所罗门兄弟公司承销垃圾债券，而且拒绝为客户进行恶意收购，与之相反，他让所罗门兄弟公司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主营交易业务上。在查理·芒格看来，古特弗罗因德体现了所罗门文化中特有的贵族气质，尤其是在投资审慎这方面，古特弗罗因德身上有一种新一代高管层所不具备的特有品质。 当年夏天，巴菲特向古特弗罗因德提出，如果所罗门的股价再便宜一点的话，他将很有兴趣大量买进。尽管当时所罗门的股价已经比最高位跌了1/3，但巴菲特还是不够满意，不过它的业务正好遇上了麻烦。 当时，所罗门最大的股东矿藏和资源公司正蠢蠢欲动。矿藏和资源公司受控于南非的哈里·奥本海默公司（Harry Oppenheimer）。它委托一位投资银行家菲利克斯·鲁哈顿，声明矿藏和资源公司正迫不及待地要出售。尽管所罗门14%的股票正攥在别人手里，但是古特弗罗因德还是随波逐流地听之任之，这是个致命的做法。到了9月中旬，当他得知菲利克斯·鲁哈顿找到的买主竟然是罗纳德·佩雷尔曼的露华浓时，不由惊得目瞪口呆。 不得已古特弗罗因德只能向这些投资银行家们屈服了，他同意让所罗门被收购的命运，他从未想到自己会落到这一步田地。 古特弗罗因德同意同佩雷尔曼会面。佩雷尔曼向他保证"收购的动机是友善的"，并希望古特弗罗因德能留下来。但佩雷尔曼说他希望在董事会能有两个席位，并暗示最多会买下25%的股票。古特弗罗因德听毕显得还是很镇定。 所罗门的支持者们很快就发现佩雷尔曼派来的代表是布鲁斯·沃萨斯坦，因此担心如果佩雷尔曼获得控股权后，布鲁斯·沃萨斯坦很快就会掌握公司的主动权。佩雷尔曼对这种猜测嗤之以鼻，表示说自己不会掏腰包为沃萨斯坦找一份好工作。尽管如此，但是除了对所罗门的整体业务表示赞赏之外，佩雷尔曼并没有明确表示自己的收购动机。但无论如何，古特弗罗因德和所罗门的人还是不信任佩雷尔曼。 可惜啊！所罗门过于粗心大意了。矿藏和资源公司其实只要有人愿意开出理想的价格，就会同意转让股份。所罗门自己买不起，佩雷尔曼则准备以每股38美元的价格买进（当时的市场价为30美元多一点），总收购价约为7亿美元。当时正值9月21日（周一）早上，鲁哈顿认为所罗门最多只能争取在周末前再找到一个买主了，于是古特弗罗因德不得不给奥马哈打了电话。 没过一两天，巴菲特就安排在纽约与古特弗罗因德和所罗门的首席财务官吉拉德·罗森菲尔德会面，地点是在古特弗罗因德的法律顾问马蒂·利普顿的办公室。巴菲特独自一人踱进了房间，一如既往地穿着随便，套了件蓝白相间的泡泡纱衣服就来了，而且衣服的里衬已经磨破，胳膊下还夹了张报纸。看到这副穷酸相，吉拉德·罗森菲尔德不由得倒吸了口冷气，难道此人就是所罗门的救世主吗？ 巴菲特和古特弗罗因德两人很快就切入主题，互相试探对方的意图。半小时后，罗森菲尔德也加入了谈话。巴菲特开始向他询问所罗门的经营前景，包括5年内股价能抬升到什么水平。他们一致认为大概可以上升到每股60美元左右。巴菲特认为让他买大量普通股太冒险了，只要伯克希尔·哈撒韦的税后年收入增长能达到15%，他更愿意投资于一种可转换优先债券。大家都已经明白巴菲特心中的这种想法已经越来越明确了。 可转换优先债券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华尔街的金融创新产物。它有债券的属性-固定的息票和债券发行人的本金保证，持有人还可将其换成普通股。人们把它形象地称做优质库券，持有人的投资风险较小，而且机会合适的时候可以大赚一笔，尽管利润不如购买普通股那么高。 巴菲特坚持要9%的利息回报和两个董事席位-一个给自己，另一个给芒格。所罗门的高管对此展开了激烈讨论，他们认为巴菲特给自己争取的条件过于优厚了。他们说："给人的感觉是，买方给的溢价很低（每股只有38美元），但要求的分红却很高，他两样都占全了。"所罗门芝加哥办事处的负责人威廉·麦金托什回忆说，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每年得到的6 300万美元分红（与其他公司的同类收入一样）基本上是免税的。但在另一方面，巴菲特的资金可以把所罗门从矿藏和资源公司手中买回来，同时还避免了来自佩雷尔曼的威胁。在所罗门高管层的心中，巴菲特和佩雷尔曼之间的人心向背不言自明。 周六晚上，古特弗罗因德与佩雷尔曼在纽约市东部幽雅的雅典娜广场酒店见面。这一次，古特弗罗因德礼貌但却直率地告诉对方，佩雷尔曼不是所罗门欢迎的投资者。两天后，受挫的佩雷尔曼说他愿意接受和巴菲特同样的条件，还可以少拿利润，不过他威胁说如果遭到拒绝，他将在公开市场上买断所罗门的控股权。古特弗罗因德再次拒绝了他。 接着古特弗罗因德告诉公司的董事们，要么让巴菲特成为最大的股东，要么就干脆换一个首席执行官。古特弗罗因德预言，巴菲特肯定能帮助经营好公司。其中一位股东莫里斯·格林伯格对此坚决反对，但董事会最终还是通过了这项决定。促成此次耗资巨大的交易的唯一原因其实是一种假想中的憧憬，那就是所罗门在巴菲特手中会比在佩雷尔曼手中经营得更好。 当9月底这条消息公布后，整个华尔街都感到震惊。《华尔街日报》评论道："这笔交易似乎对谁都合适，唯独一人除外。"巴菲特在一个投资公司里一次性投入了7亿美元，这是他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笔交易。巴菲特对古特弗罗因德十分尊敬，他后来曾说过："我和芒格都喜欢约翰，敬重他，信任他。 "而且这笔交易的风险并不高。在华尔街声名显赫的贝尔斯登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阿瑟·格林伯格认为巴菲特"为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东们做成了一笔好买卖"。如果古特弗罗因德处理不当把市场拱手让人，那就是他的失策。 不过负面批评声也是不绝于耳。《福布斯》的编辑阿兰·斯隆指出，巴菲特的融资使得所罗门屈从了矿藏和资源公司的讹诈。一些巴菲特的崇拜者也感到有些失望，因为他们认为巴菲特现在和华尔街的投机商已经是一丘之貉了。一年前他还语带揶揄地写道，如果有某位刚毕业的工商管理硕士问他致富捷径时，他会一手捂着鼻子，另一只手不屑地指向华尔街。甚至连巴菲特最忠实的朋友卡罗尔·卢米斯都在《财富》杂志上感慨道： 巴菲特投资于所罗门的最让人意想不到之处就是他与华尔街同床共枕了，在过去，他一直对华尔街的口诛笔伐。 事实很快就证明，巴菲特当时的判断是大错特错的。过去巴菲特是所罗门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备受礼遇的客户，但对所罗门的估计过于乐观了。两周后，所罗门宣布解雇800名职员并且关闭两个部门，此举是为了减少6 700万美元左右的开支，让人感觉到古特弗罗因德好像完全失控了。这引起了股市和债券市场上的普遍焦虑。 股市的长牛格局已经延续了5年。。尽管1987年大部分时间利率一直在上升（这会使公司的内在价值缩水），但是股市的表现依然抢眼。到了8月，道琼斯的平均市盈率达到了让人感觉有些摇摇欲坠的22倍。 就像万事皆有因果一样，牛市也有自身的内在机理。1987年人们认为支撑这波牛市行情的是充裕的"流动性"。这种"傻瓜"理论认为：一些不知名的股民的资金（流动性）可以继续托起大盘。当时，日本股票的平均市盈率是60倍。尽管美国国内的股价已经高得已经邪乎，但是日本的股价高得更离谱，因此人们认为美国的股市还是比较安全的。当然这种解释没有提醒人们关注之前的牛市行情也是突然大涨，但也会以眼泪收场。当然，牛市就像恋爱一样，你的这一次恋情肯定也是之前所不曾拥有过的。 其实股市价格偏高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但大家依然坚信牛市还会延续下去。《商业周刊》声称"昨日的评价标准"今天已经失灵了。巴菲特觉得基金经理们已经放弃了对股票的评价标准，他说："对他们而言，股票只是一种游戏符号，就像《大富翁》游戏里的顶针和熨斗之类的道具一样。" 在计算机股票软件的帮助下，基金经理们在市场这个"大篮子"里狂买股票，先买几百万股通用汽车股票，再买几百万股AT&T;股票，再买一些西屋公司的股票。同时在芝加哥还出现了股指期货。这是继猪肉和牲畜期货后的又一新型期货合约，它使人们可以对整个股市的走势进行投机交易。对格雷厄姆和多德这样的投资人来说，股票的价值当然来自相应公司的业务增长，但现在出现的一批投资人士会买下整个市场的股票，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拥有了哪些股票，更谈不上风险分析了。 在华尔街，"资产再分配"的浪潮风起云涌。投资经理们第一次决定对"某类"股票该投资多少，而不是具体的某只股票。他们的投资总额一直摇摆不定，经常出现高换手率的情况。很多投资经理过分依赖计算机软件，甚至完全让计算机来操纵交易。1987年9月，《机构投资者》杂志告诫说，如果过分依赖技术专家，只会带来一种"自以为是的错误观念"。 但大多数人对这种警告只是置若罔闻。基金经理们都认为高科技的手段是万无一失的。按照这种策略，他们事先设定在市场价格下跌时自动卖出股指期货，跌幅越大卖得越多。因为他们认为售出期货比卖出股票更加容易，基金经理们觉得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对冲风险。 明尼阿波利斯第一银行系统的投资顾问V·肯特·格林说，当有人想卖出股票时，发现"有些股票的流动性不好"，也就是说没人想买它。不过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有必要的话他可以走芝加哥期货市场的旁门。"期货的流动性，"肯特·格林说，"现在是股票的4倍。" 肯特·格林说得不够准确的一点是，他无须眼下就卖出股指期货，只是在股市下挫时他才需要这么做，那时大家都会采用这样的投资策略。 以投资银行家尼古拉斯·F·布拉迪为首的白宫研究团队通过调查表明，当时机到来时，有600亿~900亿美元的期货交易资金会像肯特·格林说的那样去运作。 回想起来，人们对当年10月最深的记忆并非因为那时突然发生的变化，而是人们对未来的种种情况。当时到处都弥漫着悲观的市场氛围。新闻评论员查尔斯·阿尔蒙说那是一次"类似于1929年大萧条一样的大崩溃"。看跌者认为股市价格太高了，看涨者也持同样的看法，不过大家都想再最后捞上一票。从1月1日到8月达到最高点2 722.4点时，道琼斯指数已经增长了惊人的44%。大家都被冲昏了头脑，甚至连摩根士丹利的投资战略家（华尔街最重要的风向标之一）拜伦·R·威恩都准备放弃原来的规则办事了。他在8月时说，甚至连利空的消息都不能阻止股价继续上涨。 天有不测风云，一周以后，现实揭开了神秘的面纱。通胀的苗头正在出现，贸易赤字居高不下，美元的贬值同谋令人担忧。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和保持美元坚挺，美联储在9月的第一个周日宣布提高贴现率，这是美联储向商业银行提供融通借款的利率，因此备受关注。受这一因素的刺激，债券市场交易额旋即猛跌，道琼斯指数也在一天之内下挫了38点。 到了10月初，长期债券的收益率从3月份的7.4%上升到近10%。在10月6日，道琼斯指数下跌了91.55点，创下了单日最大跌幅纪录。市场让人捉摸不定，局势的发展更让人感到难以驾驭，而且似乎过去出现过的股市暴跌局面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从短期来看，市场似乎还见不到拨云散雾的那一天。 10月12日左右，巴菲特卖掉了至少一批本来想赚取更大利润的股票。除了他的三种"永久持有"的股票外，他几乎把所有的股票都卖了。他的一位朋友说："巴菲特的指令很明确：统统清仓。" 巴菲特并不是在盲目预测。他只是遵守了两条宝贵的原则：第一，永远不要亏损；第二，永远不要忘记第一条原则。芒格说："沃伦绝不会说他能够洞悉市场走势的。"不过，也许巴菲特现在更注意他墙上那张1929年的报纸了。随后的一周内，美国的利率超过了10%。日本的股市还在继续上涨，但华尔街已没人关心日本了。在10月16日，一个黑色星期五，道琼斯指数重挫108点。 华盛顿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每当市场下跌时，政客们总指望胡乱找出一个罪魁祸首，不管是投机商，还是瑞士的大银行家，不管是谁都行。有人把市场下跌归罪于"29岁的技术专家们"。美国风度翩翩的财政部长在周末的一个电视节目上说，他认为美联储不可能再采取紧缩政策了，可惜这番表态来得太迟了。 10月19日星期一，证券交易所里堆满了出售股票的交易单，导致道琼斯指数30只股票中有11只在开盘开始后一小时都无法正常交易。同时，证券保险售出程序自动启动。股指期货市场就像自由落体运动一样快速下降，引发了股票市场的进一步下挫。最后，大家都关注哪些股票可以马上套现。毕竟股票可以售出的通道显得太少了，不能保证所有人都能把手中的股票售出，股指期货也没能挽救大盘。当日黄昏时分，恐慌性抛售终于演变成了大崩溃盘。 在波士顿的富达投资集团门口，等待赎回基金的人排成了长龙。报纸上出现了"歇斯底里"的绝望消息。纽约的金融中心则比平日里安静了许多。人们待在办公室里紧张地盯着计算机屏幕，黑色星期一成了当代社会的一次历史性事件，它的影响似乎无处不在，当日道琼斯指数急挫508点，跌幅之深高达22.6%。 巴菲特的损失也高达3.42亿美元。他可能是全美国为数不多的不是每时每刻都关注股市崩溃的投资人士之一。只有一次，他走进戈德伯格的办公室，平静地告诉他伯克希尔·哈撒韦该做些什么，然后就回到了自己的办公桌旁。 两天后，巴菲特召集格雷厄姆的门徒们在弗吉尼亚州的威廉斯堡聚会。尽管股市仍然动荡不安，但这些人都似乎置身其外，这让人感到很惊讶。中途没有人离开过会议室去查看股票行情，甚至大家并没有谈太多这方面的话题。他们在秋高气爽的时节参观了一个植物园，对那儿的观赏植物赞不绝口。参加这次聚会的温德汉姆·罗伯森是一所大学的校长，也是一名记者，他问巴菲特这次崩溃"意味着什么"，巴菲特只说了一句："也许它上涨得过高了吧。" 与1929年大崩溃的黑色星期四相比，这次黑色星期一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因为它并没有引发什么经济萧条或是其他风波。起初人们还以为这次股市崩盘会成为社会经济领域里的里程碑事件。专栏作家们欢呼这次股市搏利时代的结束，对银行投资暴发户遭受的重挫更是感到兴高采烈。不过，在短暂的停顿之后，华尔街又开始继续运转了。事实上在1988年，银行家们取消的交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很多股票也收回了失去的阵地。这次崩溃好像没留下任何痕迹，只是在股票经纪人的电脑显示屏上留下了一条锯齿形曲线。 "崩盘"的意义并不明显。在它发生之前一周，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价是4 230美元。在16日（星期五），它的收盘价为3 890美元。在黑色星期一，它跌到了3 170美元。伯克希尔·哈撒韦经过巴菲特22年的辛勤经营，现有资产近50亿美元。公司什么都没变：在斯坦福·利普西的带领下，《布法罗新闻报》的销量未减，《世界百科全书》还是安静地摆在学生们的书架上。不过，在那一周里，公司的市值蒸发了25%，一代人辛苦经营的成果有1/4消失了。这确实是不合理的。 第二十章 恐钱症 随着黑色星期一的阴霾渐渐隐退，华尔街又迎来了艳阳天。股价涨到了新高，股市投机商们创造了新一波杠杆收购的狂潮，规模之大足以将过去的纪录一再改写。 20世纪80年代的投资数学法则很简单。按照美国税法的规定，任何公司只要能够进行债转股，它的市值马上就会上升。而人们认为几乎所有公司都能玩这种把戏。 当贪婪明显地压过恐惧之后，投资银行摇身一变成了"商业银行"。它们不仅会进行杠杆收购，而且冒着资金风险自己去购买公司。所罗门兄弟公司保守的约翰·古特弗罗因德也加入了这一冒险行列。这更表明了这一趋势风头正盛，也使得巴菲特和芒格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这一新的投机时代的到来。 这两人总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而且两人的配合也日臻完美。当有人要与他们做生意时，"好警察"巴菲特会向所罗门的银行家们问一些老练圆滑的问题，芒格则设法把蛋糕切成小块来吃进。有一次，董事会拒绝通过购买连锁加油站的提议，一位公司高管说巴菲特和芒格几乎"占据了在董事会发言的主动权，而且意见相左"。 所罗门负责商业银行业务的迈克尔·兹马曼说："巴菲特的态度是，如果某笔交易不值得用股票的方式来做，那么也不值得用债券的方式来做。"巴菲特认为银行家应该专心致志地寻找好的业务，而不是致力于在资产负债表上耍些花拳绣腿。但他从不反对任何交易。 1988年10月的一个周日傍晚，巴菲特在奥马哈的家中接到了古特弗罗因德的电话。他正与所罗门的几个银行家在第5大街的公寓里。上周三，生产云丝顿和沙龙牌香烟、乐之饼干和奥利奥曲奇的雷诺兹心杀此箍耍≧JR Nabisco）公司久经沙场的老板F·罗斯·约翰逊提议要单独购买自己的公司。约翰逊聘请的银行是美国运通旗下的希尔森·雷曼·赫顿公司。这笔大的杠杆收购交易的消息刚一传出，华尔街上的所有其他银行都跃跃欲试，想要分一杯羹。所罗门也正在抓紧研究有竞争力的投标，但古特弗罗因德想知道的是，作为所罗门董事和大股东的巴菲特会支持吗？再就是伯克希尔·哈撒韦愿意出1亿美元以合伙人的身份参予这笔交易吗？ 但银行家们不知道，其实巴菲特在几天前罗斯·约翰逊刚宣布消息时就已要求购买雷诺兹-纳贝斯克的股票了。早在80年代初期，巴菲特自己就拥有雷诺兹-纳贝斯克的股票。当所罗门的资深投行家杰伊·希金斯开始向巴菲特解释雷诺兹-纳贝斯克的优点时，话筒那边传来巴菲特浓重的美国中西部口音： "别跟我谈经济学。我知道他们的情况很不错。你花一分钱生产产品就可以卖1美元，而且拥有客户对品牌的绝对忠诚度。" 巴菲特与芒格曾经一度想要买下位于孟菲斯的生产嚼烟的康伍德公司，但是他们不想在烟草业中大张旗鼓地做文章。在与所罗门的其他银行家谈论时，巴菲特也流露出这个想法。 "这个公司的产品-有点问题，"巴菲特很无奈地说，"我不想自己的墓碑上刻着我是这家公司合作人的字眼。"其实所罗门没有巴菲特的支持也是可以放手去干的。 第二天，KKR公司（Kohlberg Kravis Roberts）投标出价，所罗门与罗斯·约翰逊的希尔森·雷曼·赫顿公司组成联盟投入竞标战。这种投标华尔街以前从未搞得如此沸沸扬扬。很多投资界的大腕纷纷挽袖入场，许多银行都想出一个比对手更高的价码，把这股兼并狂潮推向了顶峰。现在，似乎为奥利奥出多高的价格都不算邪乎。 11个小时之后，KKR提出了一个优厚条件，它答应在交易成功后，将"重新调整"为这次杠杆收购融资的垃圾债券的利率。雷诺兹-纳贝斯 克的经营情况越糟，它的利率就越高。 （就像买一间可调整抵押贷款的房子，你失业后贷款利息就得翻倍。）KKP之所以会这么做其实路人皆知，因为不管它的投资者会遇到什么经营困局，它现在都可以直接得到7 500万美元的中介费。 古特弗罗因德本来也有机会像KKR一样"重新调整"利率，但是出于自身信用的考虑，他拒绝了，结果就在这次交易中处于劣势了。 当KKR锁定胜局之后，巴菲特买了更多雷诺兹-纳贝斯克的股票，这是一种短期赚价差的做法，伯克希尔·哈撒韦将很快从中赚到6 400万美元。巴菲特一向以批评这种做法闻名，但这次他自己也这样做，让人觉得有些虚伪。但巴菲特自己并不这么看。每当一项交易摆在桌面上之后，他就什么都不管了，只顾专心分析风险和收益，一如既往冷静地分析交易的利润或损失。 巴菲特是从本杰明·格雷厄姆那儿学会这种套利手段的，但与华尔街套利者不同的是，他还保留着鲜明的格雷厄姆色彩。当投机逐渐升温之后，他的参与热情就会逐渐减退。多年之前，在哥伦比亚大学一次关于收购的研讨会上，巴菲特警告说，如果银行家总是使用这种具有欺骗性的货币来进行收购，那么总有一天投标的交易就会让人觉得不可靠。雷诺兹-纳贝斯克这笔250亿美元的交易成交后，巴菲特认定这番预言可能就要应验了。 交易者是用"零息债券"来进行杠杆收购融资的，这个可笑的融资方式使买方借到了大笔资金并可推迟数年还清本息。由于发行这种债券很容易，而且投资者都盲目自信，所以收购价往往都是天价。 巴菲特已从中赚到了钱，现在他对套利已经别无所求，因为他觉得这样的交易继续下去不太安全。 当时的股市涨势如虹，巴菲特除了买进可口可乐公司的股票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大动作。不过，他需要找个地方进行投资。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规模越大，投资任务就变得越发艰巨。早在巴菲特合伙公司成立不久他就预言，迟早有一天公司会受到平均法则的制约-当时他虽然这么说，但他认为危机出现还为时尚早。他警告股东说："高增长率最终将让自己作茧自缚。"为了不向命运屈服，他不得不继续寻找新的投资机会。 这种投资的动力是危险的。它被形象地称为"恐钱症"-投资者"害怕手里拥有现金"。巴菲特承认确实有这种感觉，手里有一大堆现金让人"感到坐立不安"。 1989年下半年，巴菲特就像突然爆发一样，与吉列、美国航空和冠军国际集团做了三笔大买卖，交易总额达13亿美元。总的来说，这三家企业并不符合他一般的标准。投资于世界上最大的剃须刀销售商吉列公司是巴菲特典型的风格，而美国航空和造纸公司冠军国际集团都是资金密集型企业，它们与巴菲特过去成功的投资经历完全不同。（虽然冠军国际集团与他过去失败的投资有相似之处，但巴菲特认为这至少可以避免通货膨胀的损失。） 对于这三家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都买了一些可转换优先股，就像对所罗门的投资一样。除了像可口可乐的吉列公司这些全球知名品牌以外，巴菲特对其他公司的盈利并没有特别高的预期，这正是他选择有固定分红的可转换优先股的原因。他忧虑地说："如果我还能买到四只像可口可乐一样的股票，我就不买这些了。" 这些交易对象也都潜伏着被收购的危险。罗纳德·佩雷尔曼正对吉列公司虎视眈眈；迈克尔·斯坦哈特也正把美国航空公司玩弄于股掌之间；冠军国际据说也被人盯上了。"当你拥有一个能干的管理层时，"巴菲特在《华盛顿邮报》上说，"应该给他们足够的时间让他们放手去做，去实现自己的目标。"现在这些公司都把巴菲特当做自己的护驾后盾。作为回报，伯克希尔·哈撒韦得到的是年均9%的固定红利收入，以及在公司的股价上涨时把优先股转换成普通股的权利。 不过，巴菲特的最新举动招来了一些批评声。在大都市公司，他和其他人一样都在购买普通股，但在最近的交易中，他谈判时要求获得只提供给他的特别风险保护。琳达·萨德勒在《华尔街日报》上指责巴菲特是以保证其他首席执行官的职位为条件来为伯克希尔·哈撒韦换取赚大钱的机会。 这种观点认为巴菲特与首席执行官们的特殊交易实际上剥夺了股东们在公司收购时自由卖出股份的权利。 巴菲特当然不用对吉列、美国航空和冠军国际的股东负责。他只需要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带来滚滚财源就行了。但是人们对道义高尚的人总是会有更严格的道德标准，巴菲特忽然问我为了众矢之的，就好像被迫需要守住这块难度更大的阵地。他在写给股东们的一封信中说道： ……接受投资的公司的股东未来会获利，因为我们选择了优先股。理由在于：现在每个公司都有了重要、稳定而且对它们的业务很感兴趣的股东…… 这种观点有一个不合理之处，它假设每个首席执行官（或巴菲特喜欢的首席执行官）都需要这种保护，并能公正处理长期的利益冲突。但并不是每个首席执行官都是汤姆·墨菲。巴菲特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研讨会上就指出，收购过程本身是不完美的，最终的决定权在股东手中。 冠军国际就是一个让人感到疑虑重重的例子。它的首席执行官安德鲁·西格勒强烈反对收购。他把冠军国际的钱大量投入工厂生产，却没能给股东带来多少盈利。在过去的10年里，作为一只大盘股，冠军国际股价的年增长率只有区区3%。即使在造纸同行中，它的利润排名也是最低的。 唯一可以解释安德鲁·西格勒这种可怜经营业绩的人就是安德鲁·西格勒自己。在公司不景气的1989年，西格勒给自己开的年薪是80万美元，外加425 000美元的奖金。除此之外，他趁冠军国际股价很低时，给了自己31 000股的股权奖励。第二年，冠军国际的利润减少了一半，西格勒却把自己的年薪增加到了120万美元，外加 28 000美元的奖金，这样他就不用自己掏腰包给理财顾问付个人所得税的咨询费了，同时他又拿了47 000股的股权奖励。 巴菲特是股权激励的坚决反对者，用它来奖励这样无所作为的首席执行官，更是令他觉得反感。如果有人想要收购冠军国际，大家都很难看出巴菲特有什么理由会反对。 吉列和美国航空公司的管理层则不太一样。美国航空公司建立了一个全国运营网络，在全美国各个中型城市都设有运输中枢，但它的市场地位仍需巩固。它的经营战略似乎是要为自己赢得时间和一点"市场保护"。吉列公司想得则很简单，那就是要赚钱。 尽管巴菲特的经营之道比起普通股民在公开市场上操作似乎更有赚头，但生意也远不像那些批评人士所说的那么好做。伯克希尔·哈撒韦在以后将近10年的时间里将牢牢地锁定这几种股票，这么长的时间在华尔街看来简直是遥遥无期。实际上，大多数公司的管理层是不会接受巴菲特"苦口婆心"式的安排的。 不过这些交易还是有一些非公开的性质，它们透出一点内部交易的味道（巴菲特和几家企业董事会的朋友往从甚密）。巴菲特当年花670万美元买了架飞机也许并非巧合。在公司的年度报告中，巴菲特花了很大篇幅就此支出进行了自嘲（却没有提到他低得出奇的10万美元的年薪）。他颇为风趣地说如果换新飞机的价格"以现在每年100%的速度增长的话，那么要不了多久，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所有资产都会花在飞机上"。 他把这架飞机起名为"站不住脚号"，强调说自己现在有很多时间需要在奥马哈以外度过，而且经常要拜访一些大牌公司，因此自己的行头确实很重要。 到了80年代末，巴菲特好像已经是无人不识了。他会乘坐着飞机去参加某个公司的董事会议，或者去看美国橄榄球超级碗决赛，也很有可能在某次晚会上偶遇并巧遇影星保罗·纽曼或是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之类的社会名流。他经常和美国企业界的首席执行官们打桥牌，其中一次比赛是与英国的议员们在旧巴特希桥城堡打的，那是马尔科姆·福布斯17世纪位于伦敦的豪宅。如果有人问他对总统有什么经济建议，他可能会说，他上周末刚与布什总统共进晚餐。 巴菲特的妻子对女儿说，应该给他弄几套"体面衣服"了。当苏珊回到奥马哈时，她和女儿把巴菲特拉到商场给他花了1 500美元买了套杰尼亚西服。结果，这套意大利名牌的服就成了他的制服，就像他喜欢上可口可乐和私人飞机一样，就再也不会变了。 （但他拒绝了某位推销商让他订制更精良西服的请求。他更喜欢到杰尼亚在纽约的分店，随便从衣架上拿一套西服。） 他新交的朋友圈子大得让人吃惊。在波士顿，他会和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及《环球》杂志的资深编辑托马斯·温萨普这样的学界的新闻界权威交往。温萨普说："沃伦的路子可真行。"这个评价对于一个找股票和收藏股票的人来说真是很有趣。巴菲特在华盛顿有一大圈朋友，在加州也有一大帮朋友。苏珊和他去纽约是"有周密计划的"（用某位朋友的话说，就是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安排好和每个人都见面）。"他们和别人不太一样。"这位朋友评价说。 巴菲特核心圈的朋友包括凯瑟琳·格雷厄姆、卡罗尔·卢米斯、汤姆·墨菲、芒格和比尔·鲁安，他们之间还是和以前一样关系很亲密。但像理查德·霍兰德这样的奥马哈朋友发现他不像以前那样常在家了。公司的财务主管维恩·麦肯奇估计他的老板每周总有一两天会不在奥马哈。 巴菲特经常乘飞机从美国东海岸飞往西海岸，他社交生活的丰富多彩是普通的上流人士都难以企及的。他会在奥斯卡颁奖晚会上与著名歌手多莉·帕顿一起进餐，然后飞到马撒葡萄园与南希·里根和著名时事访谈栏目《60分钟》的迈克·华莱士等名流一起参加凯瑟琳·格雷厄姆家的聚会。还有一次他带着妻子直扑媒体大亨沃尔特·安纳伯格在加州棕榈泉的别墅。它就像沙漠中的一朵奇葩，四周种满了柽柳树和形态各异的灌木丛。沃尔玛的创始人山姆·沃尔顿也来了。 巴菲特在这些朋友中很有人缘，因为他没有一点财大气粗的架势。他说话的语气还是一如既往的朴实，会把人们的思绪不禁带回到20世纪30年代。 巴菲特喜欢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因为机缘巧合才进入上层社会的乡巴佬。社交界流传着许多他假装无知的故事。其中一次是在某次晚会上，他坐在投资大亨亨利·克拉维斯的妻子、社交名流卡洛琳·萝茵身旁。萝茵对巴菲特说："您能为我切一下食物吗？"巴菲特不清楚这是上流社会当时流行的示好甚至是示爱方式，整个晚上都没有搭理她。直到服务生把她没吃几口的烧烤撤走之后，他才吃惊地发现，原来她的手腕上打着石膏。 巴菲特很喜欢自己的质朴形象，他似乎对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名人的现实还是感到不太适应。当电视节目《富翁、名人的生活》中出现他的身影时，他感到十分尴尬。他对别人说，制片人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剪辑了一些片段。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巴菲特是身上带着微型麦克风正式接受了采访的。 1989年，巴菲特在奥马哈又成了新闻人物。卖地毯的B夫人被两个孙子罗纳德和欧文夺权了，家具商场的管理权也落入了他们之手。B夫人在盛怒之下离开了家具商场。她还公开指责巴菲特出卖了她，并称她的两个孙子是"希特勒之流"。 这场风波在奥马哈引起的轩然大波绝对不亚于查尔斯王子与黛安娜王妃完婚的影响力。B夫人指责她的孙子是无用的废物，只会溜须拍马，把时间都花在"开会"上，但生活奢靡得却像"百万富翁"。她还伤心欲绝地补充说："当你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时，更是让人伤心欲绝。" 这位95岁高龄的商界泰斗依然精力充沛，她只在家里待了几个月，就在家具商场旁边开了一家名叫"B夫人商店"的新店。现在两家商店之间是要拼个鱼死网破的对手。 巴菲特对此也感到十分伤心。B夫人生日时他带去了两打粉玫瑰表示问题，想要与她重归于好。但在生意上，他仍然支持自己的管理团队。在向股东们报告这件不愉快事件时，他称赞B夫人的儿子路易和两个孙子都是"出色的商人"。 也许B夫人在商业决策上比其他人都要聪明，但在这次冲突上，我相信她家里其他成员是完全正确的。在过去的3年里，商场其他部门的销售额增长了24%，只有地毯销售额下降了。 不过，B夫人的离去并没有让伯克希尔·哈撒韦元气大伤，它在1989年9月时股价上升到了每股8 750美元。但奇怪的是，在投资生涯中，巴菲特总会在牛市局面下变得焦躁不安。他会对缺乏机会感到忧虑，甚至对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发展感到担忧。 巴菲特的这种反应不无道理。为了进行与吉列、美国航空等公司的交易，他卖出了可转换成伯克希尔·哈撒韦股票的债券，筹资4亿美元。买了这些可转换债券的人能得到固定的利息收入，还有在伯克希尔·哈撒韦股票上"中彩"的可能性。 这次巴菲特的筹资方式依然很吸引人，虽然他给出的固定利率只有5.5%，但是这种低利率恰恰说明投资者相信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仍有很大的升值空间。（他们是在"中彩"上下赌注。） 而且，由于这是零息债券，因此伯克希尔·哈撒韦虽然欠着利息，但在债券15年到期之前都不用偿还利息。不过根据税收法中的某条奇怪的规定，伯克希尔·哈撒韦可以一直扣减利率，就好像现在它已经在偿付利息一样。 不仅如此，伯克希尔·哈撒韦可以在3年内赎回这些债券。因此投资者赌的不仅是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价会上升，而且是很快就升。而巴菲特赌的正好相反。 两周后，美国航空公司预期的杠杆收购交易失败了。投机者遭受了重大损失，巴菲特则在数月前就已经退出了游戏。股指在一天内狂泻了191点。垃圾债券市场垮了，收购狂潮也画上了句号。几个月后，德崇公司也遭到重创。华尔街与对债务的长期眷念就此终结。1990年早期，华尔街股市动力不足，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价也一直在每股8 000美元以下徘徊。 在当年的年度报告中，巴菲特表达了他的担忧。他预测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资产净值在3年内"几乎可以肯定"会下降（这是他任职以来第一次做出这样的表态）。 他用一条看似天真的线索把伯克希尔·哈撒韦近来的表现与华尔街的危机联系在一起：许多正摇摇欲坠的杠杆收购，比如布鲁明戴尔百货公司的母公司联合百货也是用零息债券来融资的。当然，巴菲特想到的并非仅仅这些。在华尔街，往往好主意会给你带来麻烦。往往是聪明人打头阵，傻瓜跟风。杠杆收购和零息债券就属于这种情况。 巴菲特在这类文章中的一贯风格是先从很小而且遥远的角度切入。他会让读者们把思绪"带回到亚当夏娃还没有偷吃禁果之前的年代"。 如果你年纪与我相仿，你可能在二战期间第一次购买了零息债券，买的可能都是历史上发行量最大的、著名的美国E系列储蓄公债。 没有人称它是零息债券，但美国E系列储蓄公债其实就是如此。当这些债券到期时政府会一次性地付利息。买美国E系列储蓄公债的普通美国人并不是傻子，因为美国财政部有可靠的信誉，债券持有人可以安心地睡觉，他们的钱稳稳地以每年2.9%的速度在增值。 到了80年代，投资银行为大的速效客户创造了一种零息债券。这些贷方与伯克希尔·哈撒韦一样都有3A信用级，不久银行家们就发现，这种零息债券与实物付息债券（Pay-in-kind Bond）一样，都可以为杠杆收购进行融资。原因很简单：既然可以数年不用付利息，投标人当然希望一下子就能筹措到一大笔钱。巴菲特的解释当即把这个捉迷藏游戏给拆穿了： 对这些发行者来说，零息债券（或实物付息债券）有一个极大的好处：你不会不履行什么也不付的诺言。如果像墨西哥、巴西这样的欠发达国家的政府在70年代不是大规模举债而是发行长期零息债券的话，它们现在就是清白的借债方了。 巴菲特建议投资人让银行家也品尝一下自酿的苦酒，巴菲特把这一观点表达得很清楚，美国商界的人都应该知道，华尔街正在用可笑的"资金"在进行交易。 虽然这些文章都具有高屋建瓴的指导意义，但并没有透露巴菲特的策略。他的确是个保密专家。 当时巴菲特正在报上猛烈地抨击垃圾债券，但他自己就做了一笔有史以来最大的垃圾债券交易--花4.4亿美元买进了雷诺兹-纳贝斯克的债券。当时，雷诺兹-纳贝斯克的垃圾债券和其他公司的债券一样暴跌，但巴菲特认为市场的反应有些过激了。巴菲特买入垃圾债券的做法让人觉得他有些口是心非。其实不尽然。巴菲特认为把不能承兑的垃圾债券卖掉是有悖于道德准则的，但每入这些债券则不同。对投资者而言，没有那种金融工具"本身是罪恶的"，重要的只是价格。 当巴菲特的投资消息公开之后，巴菲特恩师的儿子、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东之一的小本杰明·格雷厄姆博士发表文章抗议伯克希尔·哈撒韦投资烟草业。巴菲特回应说自己是不会生产香烟的，但他持有烟草公司的债券也是无可非议的，因为报纸上也登着香烟广告。巴菲特坦言："我也不敢确信这种说法在逻辑上是否没有漏洞。"不过，他认为在这样一个复杂的世界上，这仍是个划清界限的好方法。 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信用危机"更是演变成了全面的衰退。新的10年并不预示着新时代，但这一次不一样。80年代末，投资界人人意气风发，巴菲特却是小心翼翼。到了90年代，华尔街再次陷入恐慌，借出钱的人想把钱收回来，本来可以随便就借到上千万美元的公司也发现银行的大门紧紧闭上了。 企业纷纷倒闭，垃圾债券无法履约事件频频发生（就像巴菲特于198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预言的危机来临的局面一样）。弗雷德·卡尔的保险公司堆满垃圾债券，成了历史上倒闭的最大一家保险公司。而刚刚从国外债务危机中恢复过来的各大银行面临着国内的诸多致命打击，例如杠杆收购和房地产危机。银行倒闭就像传染病一样从得克萨斯席卷佛罗里达、美国东北部各州和大西洲沿岸中部各州。忧心忡忡的经济界人士马不停蹄地举行了一个又一个研讨会，讨论花旗银行或大通曼哈顿银行是否会倒闭。 不过，在巴菲特看来（他的步调与弗雷德·卡尔总是不合拍），当前正是冒点风险的大好时机。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和其他股票一样也走低了。 （当年的最低价下探至5 500美元，比最高价滑落了将近40%。）但巴菲特是个愈挫愈勇的人，在这样的境况下他的状态总是最好的。如果价格太高了，他反而会有恐钱症；但在世界一片暗淡时，他赚钱的本能和眼光却是无人能及的。 在1990年（自30年代大萧条以后银行业最衰败的一年），巴菲特买入了位于旧金山的银行业巨头富国银行10%的股票。当时，加州的房地产业刚刚陷入衰退，人们认为银行业雪上加霜的日子才刚刚开始，而且会长期延续下去。而富国银行在加州给房地产业的借贷规模是全美国最大的。 巴菲特当然知道这些。通常而言，巴菲特并不喜欢银行，因为局外人不知道银行发放贷款的健康程度，危机一旦爆发，往往为时已晚。但巴菲特盯着这家银行已经好几年了。富国银行在加州有着独一无二的优势，它的利润率之高在全美国的大银行中也是一流的。它的董事长卡尔·赖克哈德也像汤姆·墨菲一样善于压缩成本。在公司过去的困难时期里，卡尔·赖克哈德卖掉了公司的飞机（这种牺牲精神巴菲特很是欣赏），并冻结了公司高管的工资。他避开了许多一时的热潮，比如给拉美国家的贷款就曾给其他银行带来了巨大损失，富国银行就小心翼翼地避开了这一漩涡。巴菲特还知道，赖克哈德和银行的二把手保罗·汉森曾在70年代紧紧卡住了给房地产业的贷款，从而躲过了当时房地产大崩溃的冲击波。 但是，过去的这些情况并不代表富国银行在今后一两年内的经营前景是乐观的。但巴菲特考虑的时期远不止今后一两年。这家银行资金雄厚，应该可以渡过这次难关。巴菲特在公司年报中说，一个坏年头"并不会让我们备受折磨"。 由于别的公司都在备受折磨，巴菲特因此可以在它们放血大甩卖的时候以每股58美元的平均价格买入2.9亿美元的股票，当时的市盈率仅为5倍，现在这只股票的最高价位曾达到84美元。 在巴菲特投资后不久，富国银行的各种投资都在慢慢陷入泥潭。华尔街在给股票做投资评级时也并不推荐买入，摩根士丹利的首席战略分析师巴顿·比格斯也说他看不准富国银行能否幸免于难，巴菲特的命运也将一样。1991年春季，富国银行为防止贷款不能收回，预留了大量存款没有贷出，它的每股收益降到了只有21美分，而上一年同期为4.40美元。尽管如此，巴菲特依然表现镇定，还要求公司批准把对富国银行的投资翻倍。 当时富国银行成了短期套利者的宠儿。它对房地产业的贷款高达150亿美元，是同行美洲银行的2.5倍。富国银行有一半的贷款都在美国加州南部（当时美国信用最坏的地区）。在原来经济欣欣向荣后来又急转直下的洛杉矶，开发商们迫不及待地赶紧把摩天大楼完工，但现在已经租不出去了。在奥兰治县有22%的写字楼是空置的。《巴伦周刊》杂志在描述富国银行的颓势时讥讽道，这一次"奥马哈的圣人沃伦·巴菲特"也难逃厄运了。 就连巴菲特身边的人也认为对富国银行的投资是他对商业原则的一种背叛。格雷厄姆和多德学派的基金经理斯科特·布莱克说，"这让我感到不安，因为巴菲特明显地犯了个错误"，好像上天就应该制止巴菲特不要这样去做一样。对80年代过多的借贷投机胆战心惊的人，如果能看到借贷者自食恶果也是感到大快人心的。在他们眼中，贷款给房产商简直就是助纣为虐。 巴菲特也反对借贷投机，但他的精确计算占据了情感因素的上风。如果价位合适，他乐意买下一个银行，甚至是垃圾债券。在情形最糟糕的时候，曼哈顿的一位朋友打电话"警告"巴菲特说富国银行可能会一蹶不振。巴菲特冷静地说："那我们就等等看看到底谁对谁错。" 让巴菲特感到不够满意的是，这次萧条结束得太快了。当1991年初美国向伊拉克开战时，股市又重振了。战争只持续了一个半月，但股市的反弹却不止这么短。到了7月，道琼斯指数突破了3 000点。不过，手上大把的现金和为数不多的投资机会却使巴菲特再次产生了恐钱症。当美国运通公司的董事长詹姆斯·D·罗宾逊三世给他打电话时，他听得聚精会神。 出生于亚特兰大银行业世家的詹姆斯·罗宾逊为人谦虚，是可口可乐的一名董事，也是巴菲特的好友。在可口可乐公司的13名董事中，罗宾逊风格独特，说话语气坚定，就像政治家一样。罗宾逊那间用深色木材搭建起来的滨河办公室似乎在悄悄地对来访者说，办公室的主人是用"传统方式"挣钱的。 从个人角度来说，巴菲特很喜欢罗宾逊，但对他作为美国运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的表现则不甚了解。 从美国运通的银行卡和旅行支票上来看，它的经营十分成功。近10年来，美国运通每年的利润率都高达18%，但罗宾逊的股东从未见过这18%的利润进入他们的腰包。 罗宾逊把这个好行业获得的利润赔在了一些不景气的行业中，如保险业、投行业、经纪人业务，甚至还有个专门收藏19世纪美国油画的艺术品投资业务。由于急于跟上80年代"金融超市"的风潮，罗宾逊竭尽全力勉强凑出了40亿美元押在了希尔森·雷曼·赫顿公司上，但罗宾逊的监督工作却做得很马虎（希尔森·雷曼·赫顿公司大手大脚地就花了2 600万美元用于建造位于科罗拉多滑雪胜地的"会议中心"），而投资银行也经常告急，需要向他来搬救兵以解燃眉之急。更糟糕的是，美国运通还有一个坏习惯，那就是不到木已成舟，他们是不会想办法去采取补救措施的。 罗宾逊设法躲过了对这些投资失败的指责，一半需要归功于他那繁忙的公共关系部，一半要归功于董事会里那些被金钱俘虏的董事。例如，亨利·基辛格每年就能从公司拿走35万美元的管理咨询费用，而在理论上他负有要对公司的管理层进行监督的职责。 尽管罗宾逊在媒体宣传上花尽了心思和银子，但巴菲特对于罗宾逊的经营记录并不是一无所知。1985年，巴菲特参加了美国运通的一次董事会，当时公司正考虑把旗下的福来曼基保险公司卖给巴菲特等人组成的投资集团。 巴菲特当时给美国运通提了一项建议：公司应该把福来曼基保险公司卖掉，把精力集中在自己的主营业务上。不久之后，政府雇员保险公司买了一大笔美国运通的股票，巴菲特打电话给政府雇员保险公司，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尽管巴菲特没有把话说得很明白，但他在公司年报中对罗宾逊经营失误表示了痛心。 但是，当这次罗宾逊打电话来时，巴菲特似乎对一切都已经淡忘了，马上登上私人飞机赶赴纽约。巴菲特脑子里显然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25年前他在美国运通的投资帮他挖到了投资业的第一桶金。现在这家公司又一次陷入了泥沼。就在几周之前，公司的信用评级也惨遭下调。当罗宾逊要求得到3亿美元的注资时，巴菲特很爽快地就答应了。 巴菲特说，现在市场上的股价已经上涨到这个地步，他很难找到自己喜欢的公司，而美国运通的主营业务正是他所喜欢的。这仍不能解释他所说的"我们投资是为了与罗宾逊站在一起"的说法。他的朋友们都觉得很诧异。他甚至同意了（虽然有些勉强）一项可能会影响伯克希尔·哈撒韦长远发展的条款。美国运通的一位董事杰克·拜恩对《商业周刊》说，他原以为巴菲特的"聪明基因"会阻止他签署这样一项合作协议。 在与巴菲特当面交谈之后，拜恩才知道巴菲特把上次对美国运通的投资看做自己职业生涯中的里程碑，现在他急于要帮助这家公司复兴。巴菲特对他说："我这是回家乡了。"当然之前他也回到了政府雇员保险公司和《华盛顿邮报》这两个"家乡"。他喜欢这些自己熟悉的地方，就像喜欢投资于儿时搬运过的饮料一样。重新进行这种商业冒险使他能够重温年轻时的美好时光。芒格也认为他的伙伴的投资生涯中充满了"奇妙的巧合"。芒格坦言道："沃伦这个人很怀旧。" 到了1991年8月，巴菲特新投资的几家公司麻烦接踵而来。富国银行处在崩溃的边缘。美国运通也是麻烦缠身，许多餐厅另寻合作新欢，持卡人数和利润都在锐减。 在饱受批评的交易中，吉列公司脱颖而出，伯克希尔·哈撒韦将可转换优先股转换成了普通股。吉列公司的其他持股人也大赚一笔，因为现在的股价已是佩雷尔曼开价时的两倍。共同基金经理同时也是吉列公司股东的彼得·林奇说："跟巴菲特做生意大家都能发财。" 但巴菲特与冠军国际的生意可得不到同样的声誉。股票的每股收益率下降了 85%，但伯克希尔·哈撒韦却不受其害，因为它的红利是固定的。同时，首席执行官西格勒又以远低于公司账面价值的价格给了自己25万多股的股权奖励。 美国航空公司的情况最糟。几乎就在巴菲特投资的同时，一场航空业的世界大战已经爆发。当海湾战争爆发时，民航旅行业就垮了。美国航空公司当时的人力成本极高，在巴菲特投资后的一年内，它亏损了4.54亿美元，而且这种大出血局面并不是很快就能止住的。 有一次，美国航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萨斯·沙菲尔德给巴菲特打电话，对投资结果不理想表示道歉。 "萨斯，希望你记住，"巴菲特说道，"是该我给你打电话，而不是你给我打。之所以投资不理想我只能怪自己，现在只有顺其自然了。" 巴菲特内心其实很自责。他了解航空业的生存法则-竞争残酷而且固定成本很高，但他还是做出了投资决定，因此公众把矛头自然就指向了巴菲特。巴菲特对股东们写道："没人逼我；用网球术语说，我是'非受迫性失误'。"这显然是他最糟糕的一次投资，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对美国航空的其他股东来说是件好事，因为他给困难重重的航空公司注入了急需的资金。 虽然巴菲特的股票投资中有几处败笔，但瑕不掩瑜，比如可口可乐、吉列以及雷诺兹-纳贝斯克的垃圾债券，他很快就从中获得了约2亿美元的利润。尽管巴菲特出语谨慎，但是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净资产还在不断上升，它的股价也迅速反弹，到8月时达到了每股8 800美元。不仅如此，他所持股的公司即便遇到了麻烦，也不需要他亲自去扑火。巴菲特喜欢说他对生活已经"做了安排"，这样就不用干他不喜欢的事了。1991年夏，这变成了现实。 巴菲特对自己一系列投资的辩护（即这些公司会因为"拥有一个稳定的、感兴趣的大股东"而获益）还有待验证。也许这永远也得不到答案，但至少这种争论的声音已经慢慢消失了。即便是第一个遭受批评而且麻烦连连的所罗门，当年的盈利也相当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