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未送过你礼物,”鲍伊R26;卡佩尔说。 “确实如此。” 第二天,我打开了他送来给我的首饰盒:里面装着一枚发冠。我从来没有见过冠饰,我不知道应该把它戴在哪里。我要把它戴在脖子上吗?安热勒对我说:“这是戴在头上的,去看歌剧的时候可以戴。” 我想去看歌剧,就像一个孩子想去沙特莱。我还知道男人们会送花。 “你可以给我送花,”我对卡佩尔说。 半小时之后,我收到了一束花。我简直欣喜若狂。又过了半小时,第二束花。我已经心满意足。再过了半小时,又是一束。这样变得有些单调。整整两天,每半小时就会有一束花送来。鲍伊R26;卡佩尔是想对我说些什么。我懂得了这一课。他是在告诉我什么是幸福。 我们在加布里埃尔街的幸福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几乎从不出门。晚上,为了让卡佩尔开心,我会梳洗打扮。我知道他很快就会说:“实际上,为什么一定要出门呢?我们在家就很好。”他喜欢我呆在自己的范围内,而我也有着一种后宫女人的特性,很能适应这种遁世的生活。 外面的世界在我看来是那样的不真实,我从来没有养成到那个世界去的习惯。像孩子们一样,我对社会观点没有任何的概念。我心里的巴黎画面带着几分拙稚,就像是十五世纪的油画板。例如,有一天我来到了议院。我坐在了外交专席,那是为英国使馆预留的位子。一位青年演说家以一种锐利尖刻又十分无礼的声调斥责克里蒙梭。我的反应就像是顶层楼座的常客听见了戏里叛徒的大段台词,我大声喊道:“这样凌辱国家的拯救者是多么耻辱的事情!”所有的人转头向我,议会厅里一片嘈杂,警务人员应声而入…… 卡佩尔可以在克里蒙梭府上自由出入。他为克里蒙梭带来了商人的气质与才智,这其中没有等级也没有辈分。卡佩尔总是为他提供简单的解决方法和实用的建议,但是他并不是完全采纳。克里蒙梭对卡佩尔有着一种老人独有的迷恋,仿佛没有时间继续等待。他离不开卡佩尔,他请卡佩尔接受巴黎军事专员之职,而卡佩尔在英国政府中也可以毫不费力地获取这一职位。他不想因此与斯皮尔斯失和,因此拒绝了克里蒙梭。 和平期间(在那个时期,战争与和平总是交替出现),卡佩尔因车祸丧生。我不想把这段回忆叙述成小说……他的死对我来说是一个难以承受的沉重打击。失去了卡佩尔,我便失去了一切。“他如果还和我们在一起就再好不过了,”克里蒙梭如是写道。鲍伊才智过人,性格独特,他虽然年轻,却仿佛已经有了四十岁的经验,他是一位温柔而爱玩的权威人士,他那带有讽刺意味的严肃惹人喜爱又让人屈服。他虽然衣着时尚,性格却极其严肃,他比马球运动员或公务缠身的人们都更有教养;他的思想非常深刻,甚至可以发展到众多不可思议的、甚至是神智学的层面。他写过很多作品,却从未拿来出版过。他的作品通常具有预言性质,他曾预见到1914年的战争不过是一个序曲,其后必将有一场更为严重、更为残酷的冲突。他留给我一段流年所不能弥补的空虚。我知道在另一个世界里,他依然在保护着我……有一天,在巴黎,我接待了一位陌生的印度人。 “我有一个消息要告诉您,小姐。是您认识的一个人传给您的消息……那个人在任何人都不能触及的世界里生活得很快乐。请您接受我带来的信息,您一定会明白其中的含义。” 印度人向我转述了那条神秘的信息,除了卡佩尔和我,任何人都不会明白其中的含义。 我不得不说,接下来的生活并不是一段幸福的生活,虽然那段生活震惊了世人。我当时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在康邦街工作了一整天之后,我只想回家休息。就像很多忙碌的巴黎人,因为太忙碌所以晚上不能出门。(这让外省人、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感到分外惊讶:很多法国人并不生活在街上或咖啡馆里,他们更喜欢呆在家里。) 虽然我曾经能够给周围的人带来幸福,但是我对自己的幸福却毫无概念。丑闻会妨碍我。我有各种各样故做镇静的办法。我不喜欢离开家,同样我也不喜欢别人打断我的独白,不喜欢脱离自己的思想。我不喜欢别人把我无序的生活或思想变得有条有理。秩序是一种主观的现象。我同样不喜欢听建议,不是因为我固执,而是因为我太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而且,人们给你的,往往只是玩具、药物或是只适合他们的建议。我也不喜欢依赖别人生活,因为一旦依附了别人,我就会变得软弱下来(那是我殷勤的一种表现),而我不喜欢软弱。正如科莱特非常深刻地借茜朵之口所说:“爱情并不是一种体面的感情。”我酷爱批判,如果有一天我不再批判,我的生命便已经结束。 别人都经历过青春时代。而我的青春只是一场梦。或者,梦比现实来得更好?但是孤独使我获得了成功。赌场里,当一位先生走近我,对我耳语一句之后,我便不能再赢下去。他说: “我能不能在您的赌注里随上一千法郎?” 这种情况下,我已经预感到了自己的失败。 我不喜欢人们像玩弄小猫那样支配我。我径自走在自己开辟的道路上,虽然这条路也曾让我感到厌烦。我是这条路的奴隶,因为这是我自己作出的选择。我有着钢铁一样的脆性,我从未旷过一个小时的工,也从未生过病。我总是逃过那些名医。他们会告诉我我有各种各样的疾病,若不及时治疗便有性命之忧。从十三岁开始,我就再也没有想过自杀。 我以做裙子为生。我本也可以做其他的事情。这只是一个偶然。我喜欢的不是裙子,而是工作。我为工作牺牲了一切,甚至我的爱情。工作耗尽了我的一生。 逐渐地,比起身边时时围绕一群朋友,我更习惯于周围有着一群老主顾,对他们,我可以随意地说:“请您走开。” 我把我的时间只用于工作。有一天,M.A.懊恼地对我说: “您讨厌我。” 我回答道: “您觉得我几点钟会有时间讨厌您呢?” 因为人们会想到一切,他们会幻想出各种各样的假设,除了一种:我在工作,我忽视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