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时很凶，性格易怒、暴躁而虚伪，喜欢在门后偷听人们的谈话。我只喜欢吃偷来的东西。在姨妈们不注意的时候，我悄悄地切下一大片面包，厨娘对我说，“你会把自己切成两半的”；我把面包带到厕所里去，在那里我可以更自由。骄傲的人只知道一种至高的利益，那就是自由！ 但是想要自由，就必须很富有。我开始只去幻想能够打开监狱大门的金钱。我所读过的那些小说使我产生了疯狂的挥霍之梦。我想象着自己穿上一件白色的长裙，我渴望拥有一间白色的房间，配上白色的窗帘。姨妈们把我关在黑色的房子里，而这种白色与她们的房子是多么强烈的对比！我父亲去美国之前不久给我带来了一件初领圣体时穿的裙子，白色的平纹细布裙子配上一个玫瑰花冠。为了惩罚我的骄傲，姨妈们对我说：“你不能戴你的玫瑰花冠，你只能戴一个软帽。”这是怎样的一种折磨！与此类似的还有很多，我必须向神甫承认曾偷吃过两个樱桃！不许戴花冠！我，这么高的个子，不能穿衬衫！ 我扑过去搂住父亲的脖子说，“带我离开这儿！”“去吧，我可怜的小可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会回来接你，我们还会有一栋新房子……”这是他最后留下的话。他没有再回来过。此后我再也没有得到过父亲的呵护。他曾给我写信，让我相信他，他的生意进展不错。而后音讯全无：我再也没听人提起过他。 那时候我经常想到去死。我想制造一个重大丑闻，让我的姨妈们暴跳如雷，让她们眼中的恶意一览无余。这种想法总让我着迷。我曾经想过烧毁谷仓。姨妈们不断跟我重复，她们说从我父亲那方面来说，我生自一个下等人家。“如果你知道你的祖母是一个牧羊女，你的头就不会抬得那么高，”她们这样说。有一点她们弄错了，因为想到有一个拿着牧棒放牧牛羊的祖母，我就会感到很陶醉。（直到最近一些日子，即占领期间，我的姑姑、我祖父母的女儿阿德里安娜R26;德R26;内克松，证明了自己直系尊亲属的身份。我们同时发现我家庭中这个不体面的一面却成了一个有利因素——虽然我的祖母曾是牧羊女。） 在陌生人面前，我总是很有礼貌。当地人说：“小可可很有教养。”我很有教养，就像一只训练有素的小狗。我的疯狂总是被隐藏在内心深处，除了有一次我从楼梯扶手上滑下，落在大厅里客人们的中间。我得到了一个五法郎的银币，马上拿它给自己买了礼物。“你死时肯定只得草垫栖身，”姨妈们又一次说道。 我的姑姑偶尔会来看我。她是我爸爸的姐妹，比我的姨妈们年轻很多。她总是一头长发，美得让人陶醉。 “我们要喝茶，”我说。 “喝茶？你在哪里看见有人喝茶？”姨妈们问我。 “在时尚报纸上。在巴黎，人们都喝茶。不管您愿不愿意相信，事实就是这样。人们把茶壶放到‘保暖罩’里——就是这个名字。人们邀请朋友们，然后在一张铺着英式刺绣桌布的小桌子旁等着朋友们的到来。” “可可，你疯了！” “我要喝茶。” “没有。” “药店里有卖。” 我喝到茶的时候，阿德里安娜姑姑问我： “模仿贵妇人，是坚强还是懦弱？” “我不喜欢你这样问。” “贵妇人不会说‘我不喜欢’。” “你说贵妇人是些什么人？” “她们是‘贵族阶级’。” “谁能把我们带到她们中去呢？” 我们喝完了茶，我大着胆子问阿德里安娜姑姑： “除了贵妇人，还有谁会去喫茶店呢？” “还有优雅的男人们。他们不必做任何事情，他们比整日劳作的人们更为英俊。” “他们真的什么也不做吗？” “这也未必……他们做很多事情。” “阿德里安娜，别管那孩子，你会把她弄得头脑不清的。” 我的姨妈们拥有几个牧场，因为她们小有积蓄。浅草牧场对于奶牛饲养来说是非常低效的，但是马却非常喜欢这样的草地。姨妈们从事养殖业——最原始的养殖业，即让动物们在牧场上自由生长。她们把最好的产品卖给军队（当时的军队都是步兵！）。当时的我像小马一样难以驯服，我和农民的小孩儿们一起在农场里赛跑。我跨坐在某匹马的身上（十六岁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是马鞍），骑着它追上我们最好的马（有时候也是别人的马），抓住它的马鬃或尾巴。我想把家里所有的胡萝卜都拿来喂马。英武的军人们到这里巡访的时候，军马供给机构的军官先生们来参观我们的牧场的时候，我总会特别开心。他们是俊朗的轻骑兵，或者是穿着天蓝色短上衣、戴着黑色肋形胸饰、肩上披着毛皮大衣的猎人。他们每年都架着四轮马车驰骋而来。他们掰开马嘴来看马的年龄，抚摸马的球节看它是否有炎症，然后又拍它们的肋部。那是一个盛大的节日，而对我来说，这个节日中又夹杂着众多的忧虑：他们是否会把我最喜欢的马带走？但是他们没有。那些马一匹不少地留在了那里。因为那些马在牧场上被取下蹄铁的时候，我悄悄地骑着它们到燧石地和硬土地上跑过很远，它们的马蹄此刻正因此痛苦不堪。我看到一个军官来到我们这里，检查一番之后，他又走进厨房在炉膛旁取暖。“那些马的蹄子简直像是母牛的蹄子，蹄底磨坏了，蹄叉都腐烂了！”谈起我们最好的马时，他这样说。我不敢再看军官的脸，但是他已经猜到了是我。姨妈们转过身去的时候，他悄悄对我说：“是不是有人在马没上蹄铁的时候去骑马了，嗯？小家伙！” 1914年还没有出现运动裙。观看体育运动的夫人们仿佛是以前戴着圆锥形女帽观看骑士比武的夫人们。她们的腰带束得太低，她们的髋部、腿部处处都被束缚起来……她们吃得很多，于是就会变得很强壮，而正因为她们很强壮，又不想被人看出这一点，所以她们紧紧地压制着自己。紧身胸衣把脂肪挤到了胸部，把它藏在了裙子下面。通过发明毛织紧身上衣，我解放了女人的身体，我放弃了腰身（直到1930年我才重新开始注意这里），我塑造出了新的外形。为了适应这样的风格，在战争的作用下，我的客人们全部都瘦了下来，“像可可一样苗条。”“在可可那里，我们感到很年轻，像她那样做吧。”她们对其他的承做人说。在众多女式服装店主的盛怒声中，我把裙子改短了。毛织紧身上衣不再只作内衣，我使它光荣地成为了外衣。 1917年，我剪短了自己浓密的黑发。我逐渐地把它越修越短，最终我梳起了短发。 “您为什么要把头发剪短？” “因为头发妨碍我做事。” 所有人都为此陶醉，他们说我“像个小男孩儿，像个牧童”（对于女人来说，这样的话开始变成了恭维话）。 我决定用最廉价的毛皮代替昂贵华丽的毛皮。我再也不从南美订购毛丝鼠皮，再也不从沙俄订购紫貂皮，我开始使用兔皮。这样我使穷苦人和小商人发了财，大商人们一直不肯原谅我这一点。 “可可的成功是因为现在不再有盛大的晚宴了，”1914年以前，最著名的女士服装店经营者们如是说。但是一件晚礼服…… 晚礼服有它容易的一面。而毛织紧身上衣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和吕库尔戈一样，我不赞成使用昂贵的布料。一袭华美的布料，其本身是美的，但是一件裙子愈是金贵，就会变得愈为贫乏。人们把贫困与放弃混为一谈了（最好需要选择一下是被别人剥夺还是自己放弃）。 1920年后，大时装店开始试图反击。我记得在那个时候我曾经在演员化妆室的一角看整个剧院大厅。那些复兴的花哨颜色让我很是吃惊，那些红色、绿色还有电蓝色，普瓦雷把里姆斯基R26;科萨科夫和古斯塔夫R26;莫罗的惯用色彩全部引入了时装界，这些使我觉得恶心。俄国的芭蕾舞，那是舞台的装饰，不是服装的装饰。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曾对身边的一个人说： “这些颜色简直让人难以忍受。我会让这些女人们穿上黑色。” 于是我主张黑色。这种颜色流行至今。因为黑色可以毁灭一切。我以前也会容忍其他的颜色，但是会把它们处理成单色的主体。法国人总是没有整体的概念，而在英国的庭园里，构成“绿草带”之美的，恰恰是整体因素。一株秋海棠，一朵雏菊，一只云雀，孤立地看毫无特别之处；但是如果花丛有二十尺深，那么它便是一个极美的花的整体。 “这样会剥夺了一个女人所有的特性！” 错！女人只有处于集体之中时才能保持她独特的魅力。例如歌舞剧中的一个群众角色，把她孤立出来，她便像是一双丑陋的厚底鞋；而我们再把她放回原来的队伍中，她不仅恢复了所有的资质，而且与其旁边的演员相对比，她的特色也凸现了出来。 我从苏格兰订购了粗花呢，并且用手工纺织呢取代了绉纱和平纹细布。我坚持让人们减少毛料衣物的清洗次数以保持其柔软度。在法国，人们洗涤的次数太多了。我从批发商店订购自然色颜料，我想让女人们顺应自然，服从动物的拟态规则。在草地上穿一件绿裙子是非常可行的。我到罗迪耶那里，他非常骄傲地给我看了二十五种不同的灰色。这样让顾客如何做出选择呢？她需要依赖她的丈夫，而她的丈夫又有其他的事情要做，这位夫人便会推迟订货，而卖主只能空费时间。裙子裁好之后，买主又会改变主意，等等。我确实只需使用一个简单的调色板。 到此为止吧，我不能为叙述一些显而易见的道理而继续饶舌了。所有这一切都是人尽皆知的，并且早已过时。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时装杂志已经写满了我的工作方法：在别人绘图设计、做玩偶娃娃或制作模型的时候，我是如何在寻找真人模特。（我的剪刀并不是普拉克西特列斯的雕刻刀，但是我同样更多地是在雕刻模型，而不是在设计我的模型。）我的模特们是如此长期不变，以至于我对她们的身体和面貌比对自己的身体面貌更为熟悉。从简单的套裙到盛装礼服，我店里所出产的作品是那样地如一人所做。 如果我写一部技术类作品，我便会写下：“一件上好的裙子可以适合所有人穿。”虽然这样假定，但是每个女人的臀围不尽相同，肩部也是情况各异……一切都取决于肩部，如果一件裙子的肩部不合身，那么它永远都不会合身。身体的前部是不动的，背部则会弯曲。一个丰满的女人背部总是很窄，而一个消瘦的女人却往往会有宽背。背部活动的时候，至少要有十厘米的空间，必须能够俯身打高尔夫球或穿鞋子。另外还需测量顾客们双臂交叉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