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男孩——第一章 从卢布赫那到波兰

这是1945年1月，正逢东欧典型的严冬季节，真是天寒地冻、风雪交加啊。我们乘坐的火车没有顶棚，根本抵御不了这寒冷恶劣的天气。我们从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出发,途经捷克斯洛伐克，前往德国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当我们的火车从一座横跨在铁轨上方的桥梁下面穿过时，我看到桥上的人们向我们挥手，忽然，面包如同下雨一般洒向我们。之后，当我们穿过另外一、两座桥梁时，又有面包不断地扔下来。我们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出发，被迫行军了三天后才坐上火车。自上车以来，除了冰雪以外，我什么食物都没有吃过。我们是在苏联军队到达前几天撤离奥斯维辛的，可以说，这些面包救了我的命，也救了许多同我一起踏上“奥斯维辛死亡之旅”的人。 当时，我并没有把桥上扔下来的面包与我出生的那个国家——捷克斯洛伐克联系到一起。在战后的岁月里，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我经常会在一些场合中被要求出示出生证，直到这时我才把这两者联系起来。因为我没有出生证，所以我就得按要求提供一份誓言，“据本人所知及所信”，我确认我于1934年5月11日出生在捷克斯洛伐克卢布赫那。每当我签署一份这样的文件时，脑海中都会闪现出那些捷克斯洛伐克的桥梁。 1989年12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政权倒台后不久，我终于设法拿到了我的出生证明。它证实了我在多个誓言中所确认的内容，也给了我和我妻子佩吉去卢布赫那的动力——她去那儿是出于对我出生地的好奇，而我去那儿则是为了要把自己和地球上的那一片土地连系在一起，因为就是在这片土地上我第一次睁开了双眼。 从首都布拉迪斯拉发启程，我们开车沿着盘山公路，顺着路旁水声喧闹的小溪和蜿蜒的河流行驶了几个小时后抵达了卢布赫那。这是一个度假小镇，位于今天的斯洛伐克塔特拉山脉海拔较低的地方，它被景色迷人、起伏平缓的山峦环抱着，这些山峦将低塔特拉山与更为险峻的高塔特拉山区分开来。之前，我们并没有对这次旅行做出什么计划，随便选了个日子就出发了。可凑巧的是，抵达卢布赫那的时间正是1991年5月，差不多就是我在那里出生的整整57年之后。当我们的车驶进这个群山环抱的小镇时，迎接我们的是风和日丽、阳光明媚的一天。 现在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的父亲曾经梦想着有一天能够回到卢布赫那，为什么我的母亲那么喜欢这里了。这儿真是一个田园诗般的地方。当我和佩吉穿过小镇，希望能够找到曾经属于我父母的那家酒店时，我才意识到，除了官方的那张纸把我永远与卢布赫那连在一起外，我和这里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没有找到那家酒店。后来我才知道，它在60年代的时候被拆除了。虽然这次访问让我证实了卢布赫那确实是我父母经常谈到的那个美丽的地方，但是我也很忧伤地意识到，对于我和我的家庭来说，这个小镇仅仅扮演着一个故事中脚注的角色，故事从这里开始,由一个孩子的诞生而带来喜悦的故事逐渐演变成了另外一段绝然不同的故事。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不久，我的父亲，穆戴克•伯根索尔从德国搬到了卢布赫那。父亲决定同他的朋友埃里希•戈达尔一起，在卢布赫那开一家小酒店。戈达尔在一家柏林的主要报社工作，是一个反纳粹的政治漫画家，他在卢布赫那拥有一些财产。对于犹太人和那些反对希特勒及其纳粹党意识形态的人来说，德国的政治局势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危险。我父亲和戈达尔显然认为，德国对于希特勒的热情几年后就会减弱，到那个时候他们就可以再回到柏林了。在此期间，与德国邻近的捷克斯洛伐克可以让他们更密切地关注事态的发展，而且还能够为那些在匆忙之中需要离开德国的朋友们提供一个临时的避难场所。 我的父亲于1901年出生在加利西亚，这是波兰的一个地区，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属于奥匈帝国。他在小学学习的课程和中学上的大部分课程都是用德文和波兰文教授的。他的父母住在一个农场的村子里。农场归一个富有的波兰地主所有，我的祖父帮他管理着大片的农用房地产，在当时，在那个地方，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说，这是份不寻常的工作。在奥地利军队中，那个波兰地主曾是我祖父的指挥官，两个人都退役后，他就让我祖父为他工作。最后，他的许多农场都让我的祖父负责管理了。 我父亲就读的那所离家最近的高中在一个小镇上，距离他住的地方还有段路程。 据家里人说，为了上那所学校，我父亲还在一个负责铁路岔道口的司旗员家寄宿了一段时间，他负责的铁路岔道口处于一个战略要地上。从那个小镇过往的火车每天要经过这个岔道口几次。由于附近没有火车站，司旗员只得让早上和下午通过的那两趟火车减速，这样我父亲就可以跳上或跳下火车。后来为了减少父亲上学的危险性，还采取了一些安全措施。 我父亲高中毕业后，正值1919年开始的俄波战争时期，他又在波兰军队中服了短期的兵役。此后，他就上了克拉科夫大学法学院。然而，在学业完成前，他就离开波兰，移居到了柏林。在那儿，他投奔了他的姐姐，并在一家犹太人开的私人银行找到了工作。他的姐姐嫁给了一个著名的柏林时装设计师。由于他在帮助管理银行投资组合方面的成功业绩，他的职位提升得很快，年纪轻轻就成为那家银行的高管。他在银行的职位以及他姐夫的社交圈使他有机会结交许多住在柏林的作家、记者和演员。希特勒上台后，他的追随者对犹太人和反纳粹知识分子的攻击日益严重，而受到攻击的人中有不少是我父亲的朋友，这些因素促使他离开德国来到卢布赫那定居。 格尔达• 席伯格莱特, 是我的母亲，我叫她Mutti ，她1933年来到我父亲的酒店。她从德国的大学城哥廷根过来，那里是她的出生地，她父母在城里开了家鞋店。那年她还未满21岁，她是1912年出生的，她父母把她送到卢布赫那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度假能使她忘记那个想要娶她的非犹太男朋友。而且他们还认为，女儿离开哥廷根一段时间对她会有好处，因为在哥廷根，游荡在街头的纳粹青年对犹太人，特别是对年轻的犹太女性进行骚扰，使她在那里的生活越来越不愉快。 当我母亲的父母安排她在酒店的住宿时，他们要求酒店派人到德国捷克边境去接她。我父亲决定不派司机，独自一人驾车到边境去接。结果，她还以为他是酒店的司机。晚餐时，她被安排坐在酒店主人的餐桌上，当她发现酒店主人就是被她当做司机的那个人，她感到很不好意思，因为之前她还向他打听过伯根索尔先生，这也是由于她听母亲曾经说他是一个非常值得考虑的单身汉的缘故 。很多年以后，每当我听到母亲讲起这个故事时，我总想知道她来卢布赫那是否是她父母有意安排的相亲，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心里认为母亲有与我父亲结婚的可能性，如果真有这个计划的话，我父亲是否也参与了这个计划呢？或者这只是一个巧合，那个向我外公外婆推荐我父亲酒店的朋友正好也认识我父亲？假如这个故事还有更多隐情的话，我也永远不得而知了。对于我母亲来说，爱情永远是一见钟情，这不就是明摆着的事嘛。 在德捷边境见面后的第三天，我的父母就订婚了。几个星期后，他们就结婚了。当然婚礼是在我外公保罗•席伯格莱特 和娘家姓百隆的外婆罗莎•席伯格莱特先后来到卢布赫那，对新郎作了一番考察并同意以后才举行的啰。外公和外婆显然对他们订婚的速度和仓促举办婚礼惊愕不已。可那是1933年，哪有时间谈恋爱啊。我是在11个月后出生的。1939年我们成了背井离乡的难民，德国人在后面步步紧追。似乎整个国家都在声讨一个三口之家，而他们犯下的唯一罪行就是他们是犹太人。 当我回想在卢布赫那那段短暂的生活时，我很难把哪些是父母告诉过我的事情和哪些是我自己记住的事区分开。我猜测，这可能是由于我原以为是自己记得的事情，其实很多是我父母后来讲给我听的缘故。我母亲经常回忆说，在我三、四岁的时候，每次她到斯洛伐克购物的时候，都是我给她当翻译。她只会讲德语，而大多数的店主只会说斯洛伐克语。显然，我可以讲这两种语言。我们三个人在家的时候讲德语，而我的斯洛伐克语肯定是从我的斯洛伐克保姆那里学到的。 在卢布赫那生活的那些日子,我唯一能够清楚记得的是1938年年底或者1939年年初的一件事。一天，父母告诉我说我们不得不搬离我们的酒店。他们开始收拾东西的时候，显得非常的匆忙。很多年以后，有人告诉我，当时德国纳粹控制了斯洛伐克，德国纳粹支持的一个斯洛伐克法西斯政党——赫林卡卫队宣称，他们得到法院的命令： 一个和他们亲近的团体是我们酒店的所有者（可事实是：我的父母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收购了埃里希•戈达尔在酒店中的股权）。对于这种强取豪夺的行为，我们真是欲诉无门，一点办法都没有。那时，赫林卡卫队和他们的追随者掌控着法院，他们的警察威胁说，如果我们拒绝交出酒店或未能立即离开卢布赫那，就把我们驱逐出境。 因此，我们只能携带几个手提箱，把其他的一切，连同整个酒店都留给了它的新“主人”。可是我想带着我的小汽车一起走。那是一辆有脚踏板的小红汽车。我被告知说我不能带走，还说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它会等着我回来。那辆车是我最宝贝的玩具。我当时一定是觉得我可能永远都不会再见到它了，所以我又跑到储藏室去找它。它就在那儿呢，后轮着地，竖了起来，靠在一根柱子上，周围堆得都是盒子和行李箱。它看起来和我一样的伤心。直到今天，每当我回想起那一幕，我仍然可以看到我的小红汽车。 ……（第一章未完，详原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