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开民俗学的圈子,英美学界并不熟悉斯堪底纳维亚半岛民族学家的工作。这是桩憾事,因为他们民俗学界的革命亦如英语世界“新史学”的进展一样令人兴奋。在这里,我怀着极大热情介绍瑞典民族学界的这两位后起之秀:奥维•洛夫格伦和乔纳森•弗雷克曼。在本书中,他们不仅对瑞典中产阶级文化成形期做出了引人入胜的探索,更将民俗学与历史学融会贯通,给那些致力开拓新的、令人激动的文化领域的社会历史学家树立了典范。 在英美两国,民俗学和历史学长久不相往来,恰如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关系一样疏远。在19世纪晚期,人类学醉心于非西方“原始”文化,民俗学则专注农民文化,把它当成纯粹的民族文化遗产。无论人类学家还是民俗学家,都对现代工业城市社会熟视无睹,他们预设所接触的文化无时间性,故此对破坏他们研究对象的历史进程视而不见。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近来才开始逐步反思一系列二元对立:传统—现代,乡村—城市,民间传统—当代文化;他们现在开始大量转向当代城市、工厂、办公室文化、多媒体和大众娱乐等等。在这种转向中,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重新发现了历史。 人类学和民俗学转向历史,打开一个极富成效的新领域,这正是本书的读者将要领受的愉悦。令人遗憾的是,大多数文化历史学家使自己置身所研究对象的整个领域之外,诸如魔法、仪式、食品、有关动物的知识、入会、谚语、礼物交换等等,究其个中原因,不仅由于他们只关注文字文化,更是由于他们认定所有非文字的东西只不过是老古董,不值得重视。最好的历史人类学已经把历史上溯到中世纪和现代早期。近现代史学家们全心投入仪式或象征研究时,总是着眼于农民社会或边缘群体,如吉普赛人,而没有把精英阶层纳入思考范畴。 洛夫格伦和弗雷克曼在这方面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他们将民族学的眼光转向瑞典中产阶级成形和全面得胜的时刻——1880到1910年,完成了一部足以令欧美史学界关注和尊崇的力作。洛夫格伦和弗雷克曼重新采纳民俗学的方法,仔细研究首先创造出中产阶级纪律的那个群体。由此,他们具有全新的研究视角。19世纪晚期中产阶级将自身置于科学观察者的地位,强化它作为一种进步、普遍的文化的意识。它使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彼此势不两立。农民阶级被定义为纯朴的,但是老古董;而无产阶级很堕落,却可以改良。中产阶级文化毋庸置疑,甚至置身于历史之外。为使自己成为人类进化史上的顶点,中产阶级创造出自身不朽的神话。 这本书解构瑞典中产阶级以及它在西方世界的同伙,他们在19世纪建构起来甚至渗透到20世纪的种种神话。在某种程度上,它使我们重新认识之前以为永恒或是客观的事物:时间、性、卫生,甚至大自然本身,这些事实上都是主观地营造出来的,服务于特定阶层的需要和利益,乃至于不惜牺牲其他的群体(尤其是性别方面),中产阶级首先打倒了封建贵族,然后是无产阶级。此前也有人提出过这种观点,但常常是历史学家,洛夫格伦和弗雷克曼的原创性在于,他们令人信服地揭示出中产阶级通过日常仪式和规范,建构起自身文化霸权的方式。作为民族学家(非人类学训练的视角),他们看到社会事实的建构方式,不仅有文字,还有仪式、禁忌、姿势、远游等潜移默化的隐形途径,强化中产阶级价值观。中产阶级的幽灵依然活在我们的餐桌上,度假中;甚至幼儿园、卧室、厕所,都在展示这种文化如何制度化自身;它通过繁缛的日常仪式和象征展演,创造出普遍的、高人一等的幻象。 那些对斯堪底纳维亚文化的了解仅限于伯格曼的电影或偶尔翻翻小说的英文读者,本书因其“他者性”而会非常有趣。但这本富于创新的著作更重要意义在于,它的瑞典经验也使我们反观自身文化的神话和仪式。在这个意义上,洛夫格伦和弗雷克曼打开了双重大门:既解放他们自身的文化认知,也启迪其他人。 约翰•吉利斯(John Gillis) 罗格斯大学荣退教授
美好生活——序
书名: 美好生活
作者: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原作名: Den kultiverade människan
副标题: 中产阶级的生活史
译者: 赵丙祥 | 罗杨
出版年: 2011-1
页数: 268
定价: 30.0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博雅同文馆·历史-人类学译丛
ISBN: 9787301181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