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的秘书 前天,我的一个好友自杀了,他用枪击破自己的脑袋。今天,他的死亡在我的脑海里聚集起无数关于他人生的记忆。如今,这些记忆也许没有更鲜明,但是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真实。活着的生命总倾向于简化,这正是为何某类故事是为了反对这些简化的投机主义而讲述的。在某种意义上,故事是无济于事的,它只不过存在着--正如我已故的朋友如今存在于我的想象里。 这些简单的想法与加西亚·马尔克斯(GarcíaMárquez)的新书《预知死亡纪事》(ChronicleofaDeathForetold)有关,无论我们所思考的是他的故事还是他故事的叙述方式。我主要想讨论后者,因为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一个传统里典型的讲故事的人。这个传统在我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文化里已属罕见。通过更好地理解加西亚·马尔克斯故事的叙述方式,我们也许能够对世界各地的大多数人们多一份理解,甚至于对我们自己的未来多一份理解--当我们的文化土崩瓦解之时。 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其他故事,这个故事也发生在哥伦比亚,他出生的国度。故事很短,只有120页。与《独裁者的秋天》(TheAutumnofthePatriarch)一样,这个故事也是关于死亡,残暴的死亡。 以今天的后见之明,故事讲的是四分之一个世纪前的一个二月里,一天早晨五点半到六点半之间,阿拉伯后裔圣地亚哥·纳赛尔(SantiagoNasar)带着昨夜狂欢之后的宿醉--这夜里,可怜的新郎发现新娘不是处女--背抵着自家房子的一扇门,被人用刀子捅死。素日对儿子的梦想洞若观火的母亲,无意间令人闩上了这两扇门,从而截断了他逃脱维卡里欧(Vicario)两兄弟屠刀的唯一生路。他们兄弟俩为着声誉,不得不(尽管他们千方百计地让受害者得到预警,以便让他有机会逃走)杀掉这个男子。而这个男子要么是忠诚,要么是精神失常,谁知道呢?两兄弟的妹妹安吉拉(Angela),也就是新娘,在新婚之夜吐露正是此人夺去了她的贞操。 这个故事比他的其他任何故事更加朴素。好像是出自急于找到最简单真相的调查员之手。但是,因为这不是西方新教国家的书,所以调查员的模型不是侦探,而是象形文字的研究者。调查的线索是集中的,像雏菊的花瓣拥着花托,这个花托便是背抵着门的暗杀。每个事件都以这个时刻为中心,圣地亚哥·纳赛尔--二十一岁,农场主、鹰猎者--在最后的可怕时刻呼喊母亲。 通过这些短小、纤弱的调查花瓣,加西亚·马尔克斯希望发现什么?绝不是心理动机。绝不是法律的自责或清白。绝不是因果的进程。绝不是酗酒或性欲病理学。绝不是成或败的故事。他只是想要证明在那个早晨,整个小镇的居民已经苏醒,开始在街上走动的时候,广场上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如果他讲述这些,如果他允许我们--他的听众--理解可能发生过的事情,那么所有那些相关人物的命运--纳赛尔、他的未婚妻、他的母亲、不情不愿地为妹妹的名誉复仇的兄弟俩、新娘和新郎--就有可能被安置在(像宝石镶在戒指上)它的所有秘密里。侦探故事是要揭开秘密。《预知死亡纪事》则是保存秘密。 几年来,我们不能谈论其他任何事情。那时,我们那被众多直线习惯所辖治的日常行为,突然开始围绕一个单一、共同的焦虑旋转。司晨的公鸡会发现,我们企图理解一连串偶然的事件,然而却力不从心。显然,我们这么做不是出于消除秘密的欲望,而是因为若非准确地知晓命运指派给我们的位置和任务,无人能够活下去。 在我的同代人当中,加西亚·马尔克斯是我最钦慕的。也许我的钦慕不是无利害关系的。在一些国家,批评家将我新近的小说与他的作比较。确实,在故事叙述的艺术里,我将他视为一个同行,而不是批评家。 但是,哪种艺术?加西亚·马尔克斯要保存秘密。这是否意味着他是反启蒙主义者,享受神秘化本身,从中获利?这样的指责是荒谬的。他也是一个极专业的新闻工作者,致力于揭露意识形态的神话,致力于公开事实真相的民主权力斗争。他谈及"命运指派给我们的任务"。然而,毋庸置疑,他的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那么,我们所接受,如此不可调和的矛盾相协调的故事叙述形式和传统是什么?这个故事叙述的形式和传统到底是什么,竟能够与我们所认可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相协调? 片刻的反思表明,对于讲故事的人来说,任何一个从人生抽取的故事,都是从结尾开始。迪克·威灵顿(DickWhittington)的故事成为一个故事,是当他最终当上伦敦市长的时候。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故事首先成为一个故事,是在他们去世之后。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故事是以主人公的死亡为开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讲故事的人是死亡的秘书。死亡将文件传递给他们。文件一律是黑纸,但是他们具有阅读的慧眼。从这个文件里,他们为活着的人构筑出一个故事。在这里,被现代批评家和教授的某些学说不断强调的虚构问题,变得尤其荒谬。讲故事的人所需要的,或者所拥有的是阅读黑纸的能力。 我想起伦勃朗在海牙的一幅失明荷马肖像,它是这样一个秘书的卓绝形象。我喜欢在想象中将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张照片--高雅的面容,粗犷的精神--摆在此画旁边。这个比较里没有丝毫的狂妄:我们死亡的秘书们承担着同样的使命感,同样阴暗的羞耻(我们活着,最好的人死去),同样模糊的骄傲--为着那并不是我们自己所做的事情而骄傲,正如我们所讲述的故事不属于我们。是的,我喜欢在想象中将那张照片摆在那幅画旁。 称这本书为纪事是意味深长的。我所说的故事叙述传统与小说(novel)的传统是不相干的。纪事是公开的,小说则是私人的。与史诗一样,纪事以令人难忘的方式复述广为人知的事。小说则是揭露私人生活的秘密。小说家鬼鬼祟祟地引着读者到一个私人住宅,在那里,他们的手指贴在嘴唇上,一起偷看。纪事者在市场里讲述他的故事,与所有其他摊贩的喧闹声一同完成他的故事:在词语周围创造一片寂静,令他时而洋洋自得。 因此,小说家和纪事者迥然不同,显然他们属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并且与不同的统治阶级对立或者合作。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关于叙述时态的内在区别。小说以希望的戏剧为开端:主人公对他们人生的希望。小说作为一种形式,不适合讲述社会地位绝对低下的人们的人生。(狄更斯拯救[rescues]最困顿的人物,使得他们能够成为小说里的人物。)因此,小说的时态,或者更应该说,读者阅读小说时的心理时态,是未来时或条件时。小说是关于将成为(Becoming)。 纪事的时态,讲故事的人的叙述是历史现在时。故事总是讲述过去的事情,但是它以这样一种方式讲述,以至于事情虽然已经结束,却仍然能够被保留。这种保留与其说是回忆的问题,倒不如说是过去和现在共存的问题。史诗纪事关于正在发生的事情(Being)。二十五年前,早上六点半那个时刻,暗杀圣地亚哥·纳赛尔的花托,仍然是现在。 也许这使得故事听起来怪异不祥。熟悉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品的人们会发现这一点令人难以置信,他们是对的。确实,在他的所有书里,这一本是最平常、最普通的。所有人物都是小镇上的小中产阶级。他们目光短浅、从事着琐碎的日常事务。书里没有丝毫高贵的魅力。临终之际,圣地亚哥·纳赛尔(在我看来,他没有引诱安吉拉,却为了一个他从未做过的事荒唐地死去)仍然带着一种悠闲的好奇心在计算--在几秒钟的时间内,这悠闲会获得天堂的性质--仍然在计算前一夜的婚礼到底耗费了新郎金钱几何。 尽管如此,故事里的每个人(在生活里难道不是?)都有另一个维度,一种与权力无关,而是与他们顺从命运的生活方式有关的尊严。这一点既不暗示被动,也不暗示放弃选择。西方的小说家混淆命运这个概念,这只是因为在他的想象里,命运与自由意志同时存在。命运存在于一个不同的时间里,在那里,相当确切地说,所有的话、所有的事都已成定局(allhasbeensaidanddone)。 现在,简单地说:这是一个讲述人们的故事,讲述给那些仍然相信人生是故事的人们听。没有人选择他们的故事。然而,确切地说,故事--不论是亲身经历的,还是道听途说的--都有一个意义。询问这个意义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便是离开了听众的圈子。询问这意义是什么,就是在询问那无法言说之物。纵然如此,对意义的信念承诺着:意义必须是可以分享的。这样的故事以死亡开端,但是它们永远不以孤独(solitude)结尾。当圣地亚哥·纳赛尔最后一次呼喊他的母亲时,他正遭受着可怕的孤单(loneliness)。在以后的二十多年里,安吉拉会怀着她的秘密和记忆独自(alone)生活。她那委曲不幸的丈夫--从她那里收到上千封信,他从未开启过一封--最终回来与她生活在一起。这些年里他们是如此孤单。这里有酸楚的孤单,但是这里没有孤独,因为人人都忙碌于一个永恒的共同挣扎,以期去理解、超越荒谬。人人都在阅读,但是阅读的不是书。正如我在阅读我那自杀的朋友的人生,我想,那是他最快乐的时候。
讲故事的人——死亡的秘书
书名: 讲故事的人
作者: John Berger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原作名: The Sense of Sight
译者: 翁海贞
出版年: 2009.9
页数: 392
定价: 29.8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约翰·伯格作品
ISBN: 9787563390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