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也应该从社会阶层的视角来考察。研究使用两步聚类方法进行分层。纳入因素：上学程度、月收入等级、职业等级、城乡差异与城市大小、调查差异。聚类质量均超过0.5。男性分为高、中、低三个阶层，女性分为高、低两个阶层。高中低三个不同阶层的男性，目前处于在婚或同居状况的比例没什么差别，都在78%左右。可是他们跟什么样的女生生活在一起，却是大相径庭。 婚姻流动 在低阶层男性中，只有4.9%娶了外地女性；在中间阶层中是15.3%；而在高阶层中则是16.8%。可是，在外地女性中包括了农村女性，从这个角度看，在低阶层而且娶了流入女性的男性中，有89.8%的人娶的其实是农村女性；可是中间阶层和高阶层中却只有64.7%和69.0%。二者相差20个百分点。也就是说，高阶层的男性更多地娶走了流入女性中的“精英”，而低阶层男性却主要是娶了“普通”的农村女性。 上学程度的差异 在三个阶层的男性中，妻子的上学程度与丈夫一样的都是37%左右；男方高于女方的都在40%左右。这不奇怪，可是男性自己的上学程度低于女方的，在低阶层男性中只有9.6%，在中阶层与高阶层男性中则是13.3%。也就是说，中高阶层的男性更加可能娶到比自己上学程度还高的女性。 收入的差异 收入高于女方的男性，在低阶层中只有21.1%，可是在中阶层男性中却是37.7%，在高阶层中则是48.3%。换言之，高阶层男性更多地娶了收入比自己低的女性，可是低阶层男性却做不到这一点。 胖瘦 最有意思的是，笔者在2000年和2006年的调查中发现，就连女方的胖瘦程度也与男方的社会地位高低有关。在高阶层男性的妻子（含同居伴侣）中，身材正常或者偏瘦的占到91.2%，几乎是个个苗条。可是中间阶层与低阶层男性的伴侣中，这一比例却只有84%左右，少了7个百分点。 这些数据说明，当今中国的婚姻仍然主要是传统的婚姻。这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门当户对”仍然是结婚的主要考虑，只不过从过去的只注意对方的家庭情况，变成更加注意对方自身的条件。 从男性来看，低阶层男性有81.2%娶了同样是低阶层的女性；中阶层有55.2%的男性娶了相同阶层的女性，可是还有26.1%的娶了高阶层的女性，两者相加恰恰也是81.3%。女性的情况也大致相同。低阶层女性有73.0%嫁给了同为低阶层的男性，而高阶层女性则有62.6%嫁给了高阶层男性。 其二，“男高女低”仍然是主要的婚姻匹配方式。 高阶层男性有75.0%娶的是中间阶层的女性，男性比女性刚好高出一级。可是这就给高阶层女性带来了难题：她们当中有19.9%的女性嫁给了中间阶层的男性，还有17.5%嫁给了低阶层男性。也就是说，男性的社会地位愈高，他们的婚姻选择的余地就越大，而女性则恰恰相反。 其三，“男高女低”模式压制了低阶层男性。 低阶层女性可以通过结婚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因为高阶层男性有15.1%娶了低阶层女性，而且低阶层女性中有23.9%嫁给了高阶层男性。可是男性却基本上不可能通过结婚来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低阶层男性能够娶到高阶层女性的只有2.6%，娶到中阶层女性的也只有16.2%。 其四，“甲女与丁男”现象。 “甲女”（头等女人）就是社会地位最高的女性，“丁男”（第四级的男人）则是社会地位最低的男性。在传统的婚配模式中，这两种人都很难找到社会阶层相匹配的异性，相互之间更是难以婚配，因而形成了“富剩女”与“穷光棍”都在增加的情况。或者说，虽然高阶层的女性已经获得了相对更加有利的社会位置，但是仍然笼罩在传统婚配模式的阴影之中。 上述的种种情况，在经典社会学中都可以纳入“择偶”研究的范畴，不但学术成果有如汗牛充栋，而且几乎所有的社会理论都可以用来解释之。笔者无意评论以往的任何研究，只想从“主体建构”的视角出发，提出这样一个命题：不仅是人们的社会阶层制约了他们的择偶结果，而且人们自觉主动地择偶行为也构建了他们的社会阶层所属。在现今中国，这表现为一些男性可以通过成为“乘龙快婿”来实现“结婚改变命运”，而对于女性则有一个更为通俗形象的说法：“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