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每一个领域变得更广大和更集中时,其行为的后果也更严重,与其他层面的交往也急剧增加。少数大企业的决策依赖于世界军事、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军事部门的决策取决于政治生活以及一定层面的经济活动,同时又酿成政治生活和经济活动的悲悲戚戚;政治领域内的决策制约着经济活动和军事计划。一方面,经济;另一方面,政治秩序,包括军事设施对政治和赚钱已经8不再无关紧要。在许多方面,政治经济与军事机构及其决策已经携起手来。沿着中欧和亚洲边缘大陆分割的世界两极的每一边,都存在着持续增长的经济、军事和政治的结构交错。③如果政府干预企业的经济活动,反之,企业也有可能插手政府事务。在结构意义上,这种权力三角是纵横交错的联合董事会的源泉,是当代历史框架的重中之重。 联合董事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事实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每一个危机时刻,如暴跌、战争和繁荣时期,清清楚楚地暴露出来。在每一时期,决策者被诱导去理解各主要机构秩序之间的依存关系。十九世纪,当时所有机构的规模都不大,它们的自由整合是在自主经济中实现的,靠的是市场力量的自主作用,在自主政治领域,整合则是通过谈判和投票实现的。当时人们假定,失衡和磨擦是有限决策引发的,之后,一种新的均衡可能会在某个适当的时候出现。如今这种设定已经不复存在了,三大主导性层级顶层的人压根不作此想。 因而最高层的决策往往要么协调一致,要么有些优柔寡断。情况并非总是一成不变。比如,当众多小业主建构了经济时,即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破产了,其后果仍然是地方性的;政治和军事的权威对此不加干涉。可是现在,政治期望和军方责任是既定的,政治家和军方能承担允许私有制经济的关键环节在经济大萧条中轰然倒下的责任吗?他们只能越来越多地干预经济事务,而这样做的结果是,另外两种秩序的代理人对任何一种秩序下的控制性决策都虎视眈眈,于是,经济、军事和政治结构抱成了一团。 在这三个已经扩展和集中了的领域的最上层,由经济、政治和军事精英组成的上层圈子正冉冉升起。在经济的最上层,在公司富豪中间,9是行政长官;在政治秩序的顶层,是政治领袖;在军事机构的顶端,是围绕在参谋长联席会议(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和军方高层周围的身兼军职的政治家精英。鉴于这三大领域彼此间的渗透融合,鉴于决策在结果上趋向于追求整体,三种权力的掌门人,军界领袖(the warlords)、企业行政长官(the corporation chieftains)、政治董事(the political directorate),倾向于齐心协力,共同组成美国的权力精英。 二 人们常常根据其成员的所有来判断那些处于领导地位及其周围的上流阶层:这些人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价值昂贵的物品和经验。从这个角度看,精英们是一群拥有可能拥有的一切的绝大部分,通常包括金钱、权力和声望等,以及由此产生的整个生活方式的人。④但精英不单单是拥有最多东西的人,因为,如果他们在重要机构中没有地位,他们就不可能“拥有最多东西”。这种制度是权力、财富和声望的必要基础,同时,也是行使权力、获得和保持财富、用金钱支付声望的更大需求的主要手段。 我们所说的“强势”(the powerful),当然指的是那些即便有他人在反对,也能实现自己的愿望的人。于是乎,没有人是真正强有力的,除非他有渠道使之顺利进入主要机构的大本营。在这些真正强有力的权力机构的辅佐下,真正强有力的人诞生了。上层的政治人物和政府的核心官员掌握着这种制度化的权力;军事将领们也是如此;大企业的主要股东和行政长官们也不例外。的确,并非一切权力都依附和运作在这一类机构中,但只有在它们中间,并且借助它们,权力才或多或少得以延续和变得有意义。同样,财富的攫取和掌握是在公共机构之内或通过公共机构进行的。仅仅凭大富翁的一面之辞,是无法理解财富金字塔(the pyramid of wealth)的;因为,我们将会看到,继承巨额遗产的家族现已得到现代企业10机构的补充:名门望族中的每一个人不是百万富翁,就是与身家百万的企业公司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这种联系始终是合法,甚至常常是刻意安排好的。 现代企业是财富的主要源泉,然而,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机构也在敞开和关闭通往财富的诸多捷径。收入的数量和来源,消费品和生产资本方面的权力,都由我们在政治经济中的地位决定。如果我们对富豪的兴趣不局限于对他们的大肆挥霍或守财奴式的消费,就必须考察他们与企业财产的现代形式的关系,以及他们与政府的现代形式的关系;因为,现在这种关系决定着人们保障巨额财产和获取高收入的机会。 声名显赫对社会结构的各主要环节亦步亦趋。显然,声望依靠宣传机器(the publicity machine)的传输,这一点半可以肯定,如今这架机器已经构成现代美国所有大机构的中心的和普遍特征。此外,大企业、政府和军队层级的特点之一是,它们的最高位置更迭频繁。其结果之一就是声望的不断累积。比如,对声望的要求也许最初以军事角色为根据,之后在一个受行政人员操纵的教育机构那里得到表现和强化,最终在政治秩序内兑现,在那里,对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将军和他所代表的那些人来说,权力和声望终于在塔尖上融合了。与财富和权力一样,声望倾向于逐级累积:你拥有的越多,得到的就越多。这些价值往往又趋于转换为其他价值:富人发现自己比穷人更容易得到权力;有身份的人发现自己比别人更能把握获得财富的机会。 如果我们使美国100名最有权的人、100名最有钱的人和100名最有名的人,远离他们现有的地位,远离人际关系和金钱,远离目前聚焦在他们身上的大众传媒,那么,这些人将变得一无所有,没有权势、没有11金钱、没有声望。因此,权力并非属于个人,财富也不会集中在富有者身上,声望并不是任何人格的内在属性。要想声名显赫,要想腰缠万贯,要想权倾天下,就必须进入主要机构,因为个体在机构中所占据的位置,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拥有和牢牢把握这些有价值的经历的机会。 三 上流阶层的人或许也可以被视为高尚社会阶层的一员,被想像为在一系列群体中彼此熟悉的人,他们在社交和商业活动中碰面,在决策时互相关照。根据这一概念,精英觉得自己是“上流社会阶级”的内部圈子,当然别人也这么想。⑤他们或多或少构成了一个紧凑的社会和心理上的实体;他们成为一个社会阶级的自觉成员。人们要么被这个阶级接纳,要么被拒绝,由此出现了一个质的裂变,而不仅仅是量的裂变,裂变把精英与非精英一分为二。他们或多或少晓得自己是一个社会阶级,他们之间的交往方式不同于他们与其他阶级的成员的交往方式。他们彼此接纳、相互理解、通婚联姻,倾向于即便不一起共事也用类似的方式工作和思考问题。 现在,我们不想以我们的定义预先判断是否处于指导位置的精英是社会公认的某个阶级的有自我意识的成员,或者说精英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来自于如此截然不同和特色鲜明的阶级。这些问题有待研究。不过,为了明确我们想要调查的内容,我们必须注意有关富人、当权者和杰出人物的传记和回忆录中的说辞:不管他们可能会怎样,上流阶层的人卷入了一系列纠缠重叠的“群体”势力,以及错综复杂的“派系”纷争中。那些“坐在同级平台上”的人,存在内在的相互吸引,而“坐在同级平台上”往往使他们特色鲜明,有别于他人。只有当他们意识到有必要与他人划清界线时,只有当他们存在共同的防卫意识时,他们才开始理解他们之间存在着共性,他们排斥旁人并彼此亲近。 这种统治阶层的观念暗示着,12它的大多数成员社会出身相似。纵观他们的生活,他们维系着非正式交往的关系网络,在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金钱、权力和声望在诸多层级之间的位置交换。当然,我们必须时刻提醒自己,倘若确实存在这样一个精英阶层,纯粹出于历史原因,其社会形象和社会形态,决不同于那些曾经统治欧洲各国的高贵家族。 美国社会从未经历过封建时代,无论对美国精英的自然属性,还是对作为一个历史整体的美国社会,这一事实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时代之前不存在任何性质的贵族或上流社会阶层,可以阻挡更高级的资产阶级的去路。它意味着资产阶级垄断的不只是财富,还有声望和权力。它意味着没有哪个显贵家族能够身居要位,垄断着那些通常掌握在受人尊敬的人手中的价值;当然,没有任何一个家族可以凭借世袭的权利完全做到这些。这意味着,无论是教会的高级执事或宫廷贵族,还是仪表堂堂的固执的地主,抑或是独揽军方大权的人,都不会与富裕的资产阶级对立,用出身和特权的名义成功去抵制资产阶级的自我塑造。 二35 上流阶级内部社会和经济的分裂同时也是政治的分裂,这一点在所有地区还没有完全暴露,但事实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它趋向于成为全国范围的现象。 地方上流阶层,无论新兴的还是老派的,见得到的还是见不到的,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构成了共和党(the Republican party)的社会骨干。不过,老派上流阶层的成员似乎不像许多新兴上流阶层的成员那样,在战后的生活中高声喧哗、参政议政。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觉得没法按照戴维斯(Allison Davis)和其他某些人的建议行事,戴氏等人建议南方老派上流阶层,“缩小自己与选民之间的社会距离”。当然,在所有地方,他们的社会地位“显然得到官方的认可。他们免去了许多不重要的法律束缚,他们几乎从未因酗酒或小的交通违规而被拘捕,他们很少被召去承担陪审责任,而且,通常他们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任何好处”。③的确,由于税率和财产评估问题,他们受到很大关注,新兴上流阶层同样如此,然而这些关注,在老派上流阶层不作个人干预的前提下得到了很好的处置。 在全国规模的和极型的(extreme form)民意调查中很容易发现,新兴上流阶层经常宣泄他们吵吵嚷嚷的政治情感,经常遭受地位挫败。无论在国会还是在地方社会,这类政治情感的关键,是暴发户心态(status psychology of the nouveau riche)。④这个暴富的阶级,从德克萨斯州的百万富翁到伊利诺斯州(Illinois)大发战争财的家伙,打那时起他们就巩固了自己的战利品,觉得自己多多少少受到那些装腔作势的老古董和古老家族的轻视。一个突然间每年获利3万美元的保险商人,驾驶着260马力的高级轿车,做贼心虚地四处为妻子购买品味粗俗的钻石戒指;一个陡然拥有6万美元年收入的商人,建造了50码长的游泳池,却不知如何使唤他的新仆人。他们感到,尽管36自己已经得到了些什么,可是还不太会充分利用它们。如今在德克萨斯州有这么一群人,严格说来他们的姓氏仍然是地方性的,然而他们所掌握的财富已经远远超过了东部许多在全美声名显赫的名门望族。但是通常这群人不具备全国性的声望,即便具备,也是不可同日而喻的。 在较小的范围内,这种感受,实际上存在于所有中小城镇中。它们并非总是摇摆不定的,当然它们也并未成为任何现实政治运动的基石。有这种感受的人对自己的财大气粗有一种由衷的满足感,以暴发户心态对待一般的“责难”,耳闻目睹的是他们所熟悉的发迹史,甚至在公开场合的辩论中直呼其名,以羞辱旧富人。 中小城市的新兴上流阶级的右翼政治目标,是“新公平施政”(the New and Fair Deals)立法成就的爆破筒。此外,战时许多中小城市里工会在崛起,越来越多的工会领导人嚷嚷,要求担任地方市政官员;工薪阶层的保障日益增加,战争期间,他们每周在银行和商店兑现支票,每逢周末在街道两旁扎堆;极少数人有崭新的大轿车。近二十年来,所有这些阶层变化都从心理上威胁着新兴上流阶层,降低了他们对自我重要性的感受,降低了他们对地位上升的自我陶醉。 街头、商店和银行频频发生的种种事端,也使老派上流阶层的社会安全感降低;最终,他们会说服自己,“这些人不会真正触及我们。他们拥有的全部不过是金钱”。然而在社会稳定性上,新贵们却不如旧富人那么自信,一旦他们见到中小城市经济界的其他人在窜升,就会立刻觉得自己在贬值。 地方社会既是一种权力结构,又是一种身份地位的层级;在其最上层,是一个小集团或“小圈子”,其成员判断和决定重大的社区问题,以及更多更大地涉及了“社区”的州与国家之间的问题。⑤通常,尽管并不始终如此,这些集团由老派上流阶层人士组成:他们包括大商人和那些掌管银行的人,他们往往与当地37主要的地产大鳄有联系。非正式组织起来的这些集团,常常各自控制着若干经济职能中的一个:有工业团体,有零售业团体,有银行业团体。各集团之间互相渗透,一些人往往奔走在一个又一个集团之间,协调各自的观点和决策。也有一些律师和行政人员出身食利家族,他们凭借代理权,通过与新旧富人之间的诸多接触体现自身的价值,紧密团结,在决策过程中集中了金钱、信誉和组织权力。 紧挨着这一集团之下的是一批精明强干的人,他们主要来自于新兴上流阶层,他们执行最高层的决策和规划,有时甚至参与决策,但多半按部就班地做事。他们是“执行者”:其中有银行的副总裁、成功的小商人、有头有脸的公务员、承包商、地方企业的总经理等等。第二层之下是第三梯队:如公共机构的负责人、各种组织的官员、小市民领袖、媒体从业人员等。最后,还有权力层级的第四级,各种专业与行业阶层的基层幕僚、牧师、有一定声望的教师、社会工作者、人事主管等等。 若干最高层的集团,甚至若干关?人物,对于几乎所有既定的利益或决策问题,对于迫在眉睫的决定和他所支持的各利害集团之间的非正式沟通,都变得非常有手腕。如今,正是这种人,充当着小圈子和州长之间的联络人;他们是银行家小团体;他们深受“扶轮国际”分社(Rotary Club)、商业联合会(Chamber of Commerce)、社区福利基金(Community Chest)和律师联合会(Bar Association)的基层幕僚的喜爱。 权力不会停留在这些中层组织手上;关键决策也不是由他们作出的。高层领导就在他们中间,但很少参与他们的活动。作为高层权力圈的盟友,他们贯彻既定的政策路线;他们就是训练场,让来自于最高层的年轻接班人在此锻炼自己;有时,尤其是在较小的城镇里,他们还为最高层招募新成员。 “我们不会加入你所说的‘协会’,也就是说,不会马上加入。” 中南部一个中等城市的一位强权人物对亨特(Floyd Hunter)教授如是说,38“这类协会多如牛毛,如你所说的工商联合会或社区理事会(Community Council),他们只会不切实际地坐而论道。我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坦率地说,我不打算加入这些协会。市镇里有不少人参加了,但我不想……霍默(Charles Homer)是我们中间最棒的……当他赞成某种看法时,别人也会附议……最近他有一个想法,认为我们这个区域性城市(Regional City)应该成为全国性的国际贸易委员会(International Trade Council)的总部所在地。他召集我们‘核心圈’(the inner crowd)的一些人,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他的想法。他从不多说什么。我们也没有浪费时间去漫谈所谓的‘理想’或其他琐事。我们直奔主题,即如何促成此事。我们都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共有六人参加了会晤……大家明确了各自承担的任务。莫斯特(Moster)负责起草合作文件,他是一名律师。我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朋友圈。这些伙伴就是你说的追随者。 我们决定,需要为此事筹措6.5万美元。我们完全能够在自己的圈子内募集到这个数目,可是这事儿毕竟是社区规划之一,因此我们决定让其他圈子里的人也加入进来。我们决定在‘博览俱乐部’(the Grandview Club)召开一次由各个圈子经过筛选的人员参加的会议……当我们在俱乐部与其他圈子的人共进晚餐时,霍默先生作了简要的说明;同样,他毋需多言。在结束讲话时,他说,他相信自己的建议是完全可行的,为此他愿意在头一年的建设中投资1万美元。随即他坐下了。可以看到,其他圈子的人交头接耳。这时,‘培养银行’(the Growers Bank)的代表提出了类似的数目,另外还附加了一点保证,他们愿意在三年内一直参与这个项目。其他人则提供了5000—10000美元不等的数目,直至筹集到我们所需的数目为止,应当说一共只花了30—40分钟。3个小时内,一切都搞定了,还包括吃饭的时间! 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我漏掉了。我们去参加会议,会场有一块写着当选负责人姓名的木板。所有的章程已明文告示,谁将是委员会的常任领导也已经定好……第三梯队中的某个家伙会采纳这个建议……直到我谈论的这个阶段为止,公众并不了解工程的任何具体内容。39之后是财务预算,再后来我们去了报社,告诉他们现在有这么一项值得考虑的提议。当然,此时对许多人而言这已不再是新闻,但市议会和其他市政组织这时才加入进来。他们都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他们帮助奠立并组建了委员会。这大概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⑥ 二 美国的身份地位之争不是那种在既定时间出现,又随之消失的东西。旧富人们凭借家世企图高人一等的想法始终未变,且屡败屡战,互有胜负。他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每一代人都在创新;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上流阶层总要挑起事端。成员构成一成不变的上流阶层是不存在的,但上流阶层总是存在的。阶级成员的变更,无论多么迅速,并不摧毁阶级本身。不是同一个体或家族,而是同一类型在生生不息。 通过或多或少的常规的划清界线的方法,人们做了大量的努力,试图对这一类型定型。甚至在内战之前,那时的新贵们还不像后来那样具有推动力,于是社交圈需要中间人帮助惊慌失措的主妇们面对社会决策。对于1850年前的那两代人而言,纽约社交界依赖一个名叫艾萨克•布朗(Isaac Brown)的人,他是纽约格雷斯教堂(Grace Church)的司事,如韦克特所说,“他对姓氏、家族血统和闲言碎语有着惊人记忆力”,“他随时准备告诉主妇们,谁在服丧期间发出了邀请,谁不幸破产了,谁家来了访客,谁是54镇上或社交圈的新面孔”。他乐于充当聚会的主持人,甚至有些研究者认为“他手头有一份‘参加舞会的年轻小伙儿’的名单,随时为新来的聚会举办者们提供信息”。⑩ 内战后的那段时期,对财富的奢靡消费需要有一种更明晰理智的选择,于是麦克亚利斯特一度充当了选择人的角色。“抵制新外来者的入侵,可以增加原有社交圈的稳定性。”麦克亚利斯特希望能承担必要的工作,让有身份但不时髦的老派家族,与风趣迷人、跃跃欲试的“新锐们”(swells)联手。据说他对此十分卖力,“没日没夜地潜心钻研纹章学、礼节、宗谱和烹饪术等方面的书籍……”1872年冬至1873年春,他组建了“族长会”(the Patriarch),“一个有权创造和引导社交的25人委员会,通过邀请各自圈内的4名女士和5位绅士负担起各自的责任。麦氏强调这是一个神圣的使命”。起初,族长会成员至少是拥有四代历史的纽约老派家族继承人,根据麦氏美国式的慷慨,他认为“使之像40岁的绅士那样温和真挚”。 到了80年代,麦克亚利斯特向报社记者透露,实际上“纽约社交界只有大约400个入流的人,一旦超出这一数目,你所遇见的人要么在圈内举止拘谨,要么令他人不自在”。 1892年,当族长会的独占欲和麦氏受欢迎程度大幅降低时,他公布了他的“400人名单”,名单中实际上仅有约300个姓氏。这只不过是族长会的花名册,内战前纽约家族的圈内人。名单被那些喜欢跳舞却又没有社交经验的姑娘小伙儿过分渲染了,麦氏认为新贵中有资格入选的只有极少部分人。当时最富有的90人中只有9位名列麦氏花名册内。 人们对于麦氏“400人名单”的关注,以及他后来从上流社会的退隐,折射出麦氏试图巩固的老派上流阶层的不稳定性。不只在纽约,55在其他城市,人们也做过各种尝试,捍卫“老派卫道士”(oldguard),阻止新贵们获得社交许可。麦氏的退隐象征着所有这一切尝试的失败。惟一可行而明智的做法,是接纳新贵人,或者至少也要从他们中挑选人员。在这方面,《社会名流录》(The Social Register)的举措最为成功。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鼎盛时期,一个继承了“一小笔终生收入和听上去并不起眼的社会地位”的纽约单身汉,决定出版“最杰出人物名册”(名册拒绝商业广告,但业主们却极有可能购买)。 《社会名流录》体现了旧富与新贵的明智结合,在诸如“烟斗”(Calumet)和“联盟”(Union)等纽约知名俱乐部朋友的鼎力帮助之下,立刻获得成功。纽约的第一份《社会名流录》收纳了大约881个家族;其他城市也随之出版了《社会名流录》,编撰与出版发行等经营工作得到了社会名流录协会(The Social Register Association)的协助。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社会名流录》已在21个城市发布,不过其中9个后来“因丧失兴趣”而不再参与。截止1928年,每年秋天都新增12册《社会名流录》,共计有:纽约和波士顿(始于1890年)、费城(1890年)、巴尔的摩(1892年)、芝加哥(1893年)、华盛顿(1900年)、圣路易斯(1903年)、水牛城(1903年)、匹兹堡(1904年)、旧金山(1906年)、克里夫兰(1910年)和辛辛那提(1910年)。 《社会名流录》罗列出“入选社交名流”(socially elect),以及他们的住址、子女、受教育学校、电话号码和所属俱乐部。每年12月和1月发行增刊,6月还出版夏季卷。协会建议读者再购买一本索引,上有所有名流的相关姓氏,对于了解各家族间的通婚和迁徙情况大有裨益。 如《社会名流录》所述,符合条件的候选人均来自于“血统纯正、有社会地位或有其他资历的家族,这些家族无庸置疑处于任何城市的最上流阶层”。然而,入选的确切标准却很难判定,这也许是因为,如韦克特所言,“在《社会名流录》四周笼罩着一层有效客观的、分头的、秘密进行的调查取证氛围,必要的隐姓埋名对持久56的成功和声望是十分重要的”。 今天,社会名流录协会(总部设在纽约),似乎归伊斯特蒙德女士(Miss Bertha Eastmond)领导,她曾是协会创始人的秘书。伊女士评判所有的姓氏,决定哪些应得到增补,哪些因不合标准应被剔除,哪些可在将来考虑。在从事这项工作时,她可能会召集特定的顾问团展开商榷,或奔波于各城市之间,她在那里设有代表处,代表们对新兴姓氏、地址和电话号码亦步亦趋。 《社会名流录》中所列举的约有38000对夫妇,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呢? 为什么他们会入选?居住在既定的12个城市内的任何家庭都可以提出申请,但首先必须获得若干已入选家庭的推荐,以及申请人所属俱乐部的名单。仅有金钱,或仅靠家族关系,或两者皆有,还不足以保证立刻获得认可或保住最终资格。在这种一言堂的状况下,传统家族的候选人有时会落选,第二代新贵也未必总能如愿。就是说,出身和财富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出身和财富却又是万万不能的,当然还得有适当的引导。 略有成就的公司总裁们,一旦致力于此,就可能会被告知已入选名流录,但关键是不应对此过分追求。尤其是,它应该被视为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1890—1920的三十年间,是《社会名流录》的黄金时代。事实上,自20世纪的头一个十年以后,新兴家族进入《社会名流录》的比例直线下降,至少在费城这样一个主要城市是如此。而在20世纪的头十年,以68%的速度递增,到了三十年代,增长率降到了6%。 那些被名流录剔除的人往往很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自己的落选;于是心存不满的落选者利用名流录任意武断的弱点来嘲讽它的现实意义。实际上,韦克特曾对此下过结论:“负面的公众舆论似乎过于关注被驱逐的原因,但这种行为本身同样也是靠直觉而非逻辑的……可以肯定地说,任何人,无论其私生活如何,或者背地里谣言如何满天飞,只要他的名字不出现在报纸专栏内,就不会和名流录发生冲突。” 《社会名流录》是一份严肃57表达着某种意义的花名册。尽管所有看似武断的挑选与拒绝,无不笼罩着势利与苦恼,甚或以此为特征。在竭尽全力的氛围中,它是一种尝试,把暴发户和声名狼藉者排除在圈子之外,是识别和团结自己人的工具,保证既定社交圈的正确方向,确保被选者的价值。毕竟,它只不过是美国已注册家族的一份名单而已,是这个国家最接近身价中心的通行证,被一个没有贵族史,没有皇室家族,没有真正首都的国家所拥有支配。就个案而言,接纳是不可预测的,甚至是武断的;但就群体而言,《社会名流录》中的人物是由于财富、家世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而入选的。因此,神奇的12册里的姓氏必然代表着某个特定的人群。
权力精英——2
书名: 权力精英
作者: [美] C·赖特·米尔斯
出版社: 南京大学出版社
译者: 许荣 | 王崑
出版年: 2004-07
页数: 499
定价: 33.0
装帧: 平装
丛书: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ISBN: 9787305042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