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与收藏——一场关于赝品的论战

（摘自《商人与收藏》，第51—56页） （19世纪末，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第一任馆长切斯诺拉将军卷入了一场关于赝品的论战。） 这场论战的影响波及此后很多年，引发了一场马拉松式的诉讼和轰动一时的审判。论战的起因是1880年8月纽约《业余艺术》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是加斯顿•弗阿尔当，其父是著名的法国文物艺术品交易商，也是1872年切斯诺拉将第一批收藏送往伦敦的托运代理。切斯诺拉和弗阿尔当曾因这些藏品的出售有过争吵，一方指责另一方背信弃义。后来，弗阿尔当移居纽约。如今，他质疑切斯诺拉藏品中部分文物的真伪，特别是一件石灰岩左手执镜女性小雕像。弗阿尔当说，他1872年在伦敦研究过那尊雕像，1878年在纽约又对其进行了研究。在这两次研究过程中，他都未发现雕像有任何左手执镜的痕迹。他暗示说，那面镜子“是用石头雕成后添加到雕像身上的”，以符合阿弗洛狄忒爱神的特征，进而增加自身价值（镜子通常是那位爱慕虚荣的女神的象征）。换句话说，那件东西是赝品。 几家纽约报纸转载了弗阿尔当的文章，如果不是这样，那篇文章不会怎么被人留意，事情也就不了了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弗阿尔当热心地将指控扩大到至少7件其他文物，包括来自格尔基的一些大型雕塑；次日，几家报纸中断了百无聊赖的夏季新闻报道，以醒目标题刊载了弗阿尔当的故事。那时，切斯诺拉不在城里，到里奇菲尔德温泉治疗风湿性关节炎去了。绝大多数董事也在进入6月以后到纽波特或其他地方避暑消夏了。普莱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副董事长）恰巧在纽约，他给切斯诺拉发电报，要他别在意此事，过了几天，他又从新罕布什尔州避暑的地方给切斯诺拉写了封信。“冷静对待，”普莱姆建议道，“继续泡澡，耐心一点儿。我们追求启迪的正是这种无知，在夏天，即便大地在无知中消失，我也不会有丝毫在意。”但是，切斯诺拉根本无法冷静对待。他从里奇菲尔德温泉向约翰斯顿表达了愤怒，称“那名法国犹太人古董商在一名犹太人办的微不足道的杂志上”对他进行了“卑鄙的攻击”。切斯诺拉否认了所有指控，他找到一个针对他的可怕阴谋的证据，要求董事们指定一个委员会调查整个事件。“我遭到了一个无名古董商的攻击，他指控我蓄意做一些只有疯子才会做的事情。”他给约翰斯顿写信道，“那些事情不是一个品质高洁，辛辛苦苦获得声望的人能做得出来的……我难以承受这种攻击！” 在董事们度完暑假返回纽约之前，切斯诺拉不得不继续忍受。不管怎样，一个调查委员会还是适时成立了，成员包括普莱姆和约翰•沃德董事及3名非董事杰出市民——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弗雷德里克•巴纳德、美国地理学会主任查尔斯•戴利、协和神学院院长罗斯维尔•希契科克。该委员会的调查一直进行到年底。1881年1月初，切斯诺拉出现在委员会面前，对指控给予详细答复，并否认了一切。他说，那尊希腊爱神雕像被数个世纪的老土包裹着，起初，上面的镜子并未显现；在去中央公园新馆展出之前，雕像被浸泡在水里清洗，在此过程中泥土松化，露出了镜子的轮廓。委员会认为切斯诺拉的证词完美可信；1月28日，该委员会公布了一致通过的报告，宣称对切斯诺拉的“所有指控都毫无根据”。董事们纷纷祝贺他们的馆长，让他把此事抛到脑后。 不幸的是，事情还远未结束。由于委员会不同意弗阿尔当再指定一名受过考古训练的人加入，他拒绝与该委员会见面。委员会结论甫一公布，这名古董商又在《业余艺术》和《纽约时报》发起了新一轮指控攻击。弗阿尔当似乎想跟切斯诺拉打一场诽谤官司，切斯诺拉打算成全他；但是，董事们坚持要他压住愤怒，三缄其口。乔特(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创始人之一、著名律师)说，打官司只能让弗阿尔当及其指控更引人关注，而且，乔特补充说：“那对一位绅士而言于事无补。”5月末，当切斯诺拉正要去欧洲旅行时，弗阿尔当把他告上了法庭。鉴于切斯诺拉在里奇菲尔德温泉已声明否认指控，部分声明已经由报纸报道，弗阿尔当以诽谤罪提起诉讼。 纽约的报纸一直对此事不温不火，直到两年半以后开始审判裁定。《纽约时报》用“追加的、有力的、显然无法回答的”等词语描述弗阿尔当的指控，再三呼吁展开新的调查。有影响的艺术批评家和《工作室》杂志编辑克拉伦斯•库克加入了抨击，他撰写了一系列文章，题为《我们疏于管理的博物馆》，嘲笑大都会博物馆自喻教育机构的宣言。库克支持弗阿尔当的指控，1882年3月他发表了一篇刻薄挖苦的论文，题为《切斯诺拉藏品中移花接木的雕像》，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写道，切斯诺拉藏品中的绝大多数大型雕像都是以笨拙的方式、由各不相干的残块拼接而成——实际上，“未经过修补、修复、变换、加补、拆卸和刷涂的雕像少之又少”。库克补充说，切斯诺拉的方法极为粗暴、不科学，已经毁掉了这些文物可能包含的任何考古价值，至于“说到艺术价值，它们一无是处”。 切斯诺拉对博物馆执委会说，如果相信库克的指责，“博物馆的作用将走到尽头”。他请求给他机会反驳，最终，董事们不太情愿地点了头。随后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切斯诺拉让人把遭到库克攻击的两件大雕像和另一尊头像移出玻璃柜，将它们搬至主展厅中央，放到人们触手可及的小台子上；他邀请博物馆会员、公众，“特别是公众杂志编辑、雕塑家、石匠和所有对考古文物真实性感兴趣的人……对其进行最仔细的检查”。自3月28日至5月2日，这些雕像一直待在展厅，任人检查、摩擦、用金属丝刷子刷、敲打，甚至有数百名业余侦探往里面钻挖。如果有人建议，切斯诺拉愿意将它们锯成两半。“如有必要，就让我们完全失去这两尊雕像吧，”他给一位董事写道，“但是，我们要证明那个无赖撒谎了。”库克曾认为其中一尊巨大的无头信徒雕像是“由不相干的部分拼凑而成”的赝品，今天证明，那尊雕像有一条白色条纹从脖子延伸至膝盖，是一群美国顶级雕塑家做实验时偶然溅上硫酸造成的结果。那些雕塑家声明雕像出自一块完整石料，因而不是赝品。弗阿尔当和《业余艺术》杂志（切斯诺拉称该杂志为“业余诽谤艺术”）依然心有不甘。他们宣称邀请所有人检查等于没有人查验，要求采用加热和化学浸泡等方法“真正”检验。董事们拒绝了这样的要求，认为他们已经太过分了。 随着法庭判决日的临近，董事们尽全力给予切斯诺拉支持。“判决日我一定在纽约，”普莱姆给切斯诺拉写道，“我们将好好收拾这些无赖。”曾经竭力避免打官司的乔特同意担任首席辩护律师，博物馆承担切斯诺拉的所有法律费用。法庭审判于1883年10月31日开始。纽约所有报纸都给予了大篇幅报道，博物馆董事、时尚女士和三教九流的知名人士出席了早期开庭。他们很快兴致索然。日复一日、周复一周的辩论陷入了考古细节的泥潭。对修补和修复之间区别的讨论无休无止；修补是简单地把属于同一件文物的碎片拼接在一起，而修复包括了基于理论或对文物原样推测对丢失部分的再创造。切斯诺拉否认进行过任何修复，但他承认雕像在道格拉斯大厦（大都会博物馆落户中央公园之前的临时馆址）时，博物馆雇用的工匠中有一位名叫费奥多•格伦的菜鸟木匠，他用熟石膏对文物做过一些不规范的修复。切斯诺拉说，在搬往中央公园之前，他曾下令将格伦修复过的所有雕像放到水中浸开，再予以正确无误的修补，未使用任何种类的石膏；但是，由于当时正紧张忙乱地搬迁藏品，有一两件格伦修复过的东西逃脱了他的视线。格伦本人也一度上了法庭。在弗阿尔当的律师弗朗西斯•邦斯的质问下，格伦说他曾为一些缺失鼻子的雕像修复过鼻子。邦斯问道：“谁告诉过你如何修复鼻子？”格伦带着浓厚的德国口音，说切斯诺拉将军告诉过他如何做——“如果是一件希腊雕像有缺失，我就装上一个希腊式鼻子”。然而，辩论中没有多少轻松时刻，各家报纸也觉得枯燥无味，开始用“乏味的审判”描述此事，并问“何时结束”？ 在整个审判期间，乔特表现得情绪不佳，经常把邦斯逼得大动肝火。在最后作总结陈述的时候，作为辩方律师的乔特仍沉溺于自己的状态。他在法庭上懒散地踱着步子，双手插入口袋，显得神态轻松、不拘礼节，时不时地还会停下来，一只脚踏到椅子上。他对陪审团深信不疑，使每个人都感到自己是他珍视的老朋友。“当然，这是个从未有过的需要陪审团付出更多耐心的案子，”乔特对他们说，“如果辩论继续进行下去，我们这些人都会变成老古董的。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已经被文物遭受腐蚀的表面所覆盖；而且，我注意到，同样的包浆也裹住了法官大人和你们每一个人——在你们的脸上、衣服上。用不了太久，我们都可以作为切斯诺拉的第三批收藏到博物馆里聚会了。我相信大都会博物馆的董事们会一如既往地开明，以我们自己开的价征集我们……” 乔特提到整个审判期间一直不在纽约的批评家克拉伦斯•库克，称其是“虚伪、昙花一现但并未作伪证的克拉伦斯”。他的俏皮话很快四处流传，知道和不知道莎士比亚的人都忍俊不禁。尽管言语友善机智，但在表面之下以及贯穿整个辩论期间的，是乔特对原告强烈、坚不可摧的蔑视。大都会博物馆从未有过明显的反犹太主义倾向——虽然切斯诺拉和普莱姆曾多少公开表达过他们在这方面的态度，但其他董事，特别是乔特，则要谨慎得多。乔特对那名狡猾的外国古董商有一种说不出的厌恶，那人通过肮脏的触碰玷污了艺术品，蓄意玷污了博物馆的纯洁动机。“如果拥有高贵品德的良好市民被这样一个人打倒，”乔特问陪审团，“那么努力生活，省吃俭用，做个良民还有什么用？” 乔特用一天半时间完成了总结辩论，辩论时长超过9个小时。邦斯的总结辩论耗时更长，虽然因为患上重感冒而口齿不清，但他仍不停歇地讲了两天，只是每过一小时停下来喝杯冰水。陪审团已经听了整整92天，陪审员们用了一个晚上和整个第二天进行讨论。他们的判决是切斯诺拉无罪。次日，艾弗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董事）给切斯诺拉写了张便条，总结了董事们的态度：“万岁！万岁！为了我们挚爱的博物馆，为了我们富有献身精神、久经考验的馆长。” 事实上，马拉松式的审判并未取得多少成效。艺术界和考古界对切斯诺拉及其藏品的攻击持续多年。问题的部分原因是塞浦路斯岛受不同国家影响，那里的陶器、雕塑融合了不同艺术风格，在一些人看来就是不像真品。同时，必须承认的是，切斯诺拉本人并非考古学家（当时，科学的考古发掘方法才刚刚起步），他犯了一些技术上的错误：在其藏品中，有几尊躯干雕像可能张冠李戴了不属于它们的头像，反之亦然；在挖掘这些文物时，未仔细留意它们的确切位置以及出土文物相互之间的关系。有关争议直到1910年才真正销声匿迹，当时，塞浦路斯岛艺术权威、牛津大学教授迈尔斯对切斯诺拉藏品进行了仔细检查，宣布它们毫无疑问是真品。切斯诺拉藏品的艺术价值极高，今天已没有多少人对此有争议；但是，博物馆在花钱方面是否一概物有所值却难以断定：1885年，切斯诺拉以1万美元价格出售一大批塞浦路斯文物——绝大多数是重复品——给利兰•斯坦福，大都会博物馆用这笔钱征集了它的第一批古代埃及文物；1928年，大都会博物馆通过拍卖将多余的塞浦路斯文物出售给其他博物馆、学院和灯具制造商，用所得的12万美元购买藏品储藏架；大都会博物馆总共花了12万美元征集切斯诺拉所有藏品，由此看来，博物馆投资的回报超过了百分之百，并且保留了投资。 然而，从特定意义上说，这次审判对老纽约传统是一次真正的冲击。如霍勒斯•格里利的《纽约论坛报》在判决后的社论中所言，此次诽谤诉讼“是对作为公共机构的大都会博物馆，以及作为个人的馆长和董事们的一系列抨击的高潮”。《纽约论坛报》是少数支持切斯诺拉的报纸之一，或者说对审判给予了某种程度的客观报道。一种新型报章杂志正在纽约聚集力量。这座城市有超过18种日报，它们奋斗不止，以在快速增长的工人阶级人口中争夺市场。报纸的卖点是丑闻和轰动事件，也包括富人们的一举一动；如果丑闻涉及富人，报纸利润会增加一倍。毋庸置疑，富裕的纽约社会接受了大都会博物馆（同时兼任自然历史博物馆董事的乔特说，从一开始，为大都会博物馆筹资便要容易得多）。自此，大都会博物馆及其具有老纽约传统的董事们遭到了大量来自报刊的抨击——一般来讲，这些抨击是以富人为目标的，而博物馆董事们对民主和教育的热情也因此被浇上了一些冷水。“这个国家的公共服务部门没有报答我们的付出，”普莱姆在审判之后悲哀地给切斯诺拉写信说，“不过，我们不必灰心丧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