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期间，我好歹也写了不少剧本，加上野村导演的推荐，公司领导决定让我担任导演试试看。那个时代给我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我拍了一种叫作SP的短片，这种短片兼有考查导演和演员水平的目的。大岛渚的《爱与希望之街》（1959）也是这种性质的作品。公司对于这种实验短片根本就没指望卖座，如果从中能产生几位有培养前途的导演，就足够值得高兴的了。而我们纯粹是受惠于这种良好的环境。这种实验短片比一般片子短些，只有一小时左右。 按此要求拍摄的就是《二楼的陌生人》（1961）。原作是部推理小说，所以我竭尽全力把它改编成富有推理色彩的剧本，不知怎么搞的，结果拍成了带有喜剧色彩的作品。尽管公司对影片的好坏未置可否，我也没得到什么赞扬，但我因此体会到了导演工作的乐趣，也感到非常充实。至于影片的成就如何，我虽没有自信，但也没有感到太后悔。当然，在改编剧本和执导过程中，我饱尝了艰辛，然而心灵深处也得了一些欣慰。虽然我因这部处女作被搞得精疲力尽，但从某种意义来说的确因此而有了得救之感。 我导演的第二部影片是《市区的太阳》（1963）。当时，倍赏千惠子演唱的《市区的太阳》这首歌深受欢迎，所以公司计划以这首歌为主题歌，拍摄一部歌曲音乐片。公司把倍赏千惠子和胜吕誉称作“太阳的情侣”，以此招徕观众，并要求以其为内容拍一部主题歌贯串始终的、具有柔情蜜意的青春歌曲音乐片。然而我导演的《市区的太阳》，主题歌只出现了一次，不但没有柔情蜜意，而且恰恰相反，拍成了一部十分拘谨、总显得那么低沉的影片。 其实，在该片开拍之前不久，当时的公司经理城户先生还把这个剧本说得一无是处，因此，我一边拍片一边骂娘。不知是否受了我的情绪的影响，《市区区的太阳》这部影片充满了我以后导演的影片中所没有的抑郁情绪。所以，我对这部作品颇有亲近之情。但是，从影片整体来看，拍摄手法和素材很不一致，力不从心之处非常之多，事实上观众看了也不会舒服。如果说有值得赞赏之处的话，我想那就是年轻的演员倍赏千惠子那富有魅力的演技，她犹如一朵含苞欲放的蓓蕾，充满了活力。 把影片拍成这个样子，公司方面好像很为难。但是，当时的制作部部长白井昌夫先生并没有当面对我发火。白井先生深深地吸了口气说：“如果这种影片受欢迎那就没问题了。”白井先生当时说话的表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认为这是非常婉转的训斥。该片自然在发行方面也不怎么好。 翌年，我导演了由花肇主演的《过分的糊涂虫》，这部影片的评价还比较高。此后。我和花肇合作，连续拍了八部影片。 《过分的糊涂虫》的原作是藤原审尔的中篇小说《院子里的一株白木兰》，小说以濑户内海的某村镇为舞台，描写一个少年同一个叫安五郎的流浪汉结交成朋友的故事，采用的手法是通过这位少年的视野展现安五郎对往事的回忆。原作由许多回忆片段组成，从故事情节上看，很难改编成电影剧本。但是，我很喜欢这篇小说，而且我同小说中的那位少年一样，很喜欢安五郎这个人物，所以我很珍惜这种感情，就把自己读这部作品时的感情如实地搬上了银幕。也就是说，我按小说原来的结构，把它改编成了由一个个回忆片段组成的、乍一看结构似乎是很简单的电影剧本。如果按起承转合这种结构方法处理，这种依样画葫芦的剧本改编法真是一种冒险。但实际上，继这个作品之后，我的剧本几乎都是采用这种方法写成的，当然也包括《寅次郎的故事：男人之苦》（1969）。 当时我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导演，拍片预算很少，本来应该去濑户内海摄制外景的，由于经费不足，只得把千叶县的鸭川当作冈山县的市街来拍了。同时，日程安排也相当紧，我只好废寝忘食地拚命拍摄。拍完之后，把胶片接起来一看，影片根本没有连贯性，这里说的“连贯性”是制片厂的行话，意思是情节展开要自然，感情描写要平稳，然而，这部影片看上去支离破碎，好象是胡乱地把胶片接在一起的。而最重要的是没有一个能使人哈哈大笑的场面，只能让人感到呆板，毫不连贯。我绝望了，我几乎被这种绝望压垮，甚至想到，“如此彻底失败，就此罢手吧”。很久以后摄影师高羽告诉我说，那次看了样片后，我在工作室的椅子上低头默然坐了整整一个小时。 不久，首次公映的日子来到了。我没有勇气去影院，躲在世田谷住宅区的自己家里正发愣的时候，制片人打来了电话。我忐忑不安地握着话筒，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制片人在电话里兴奋地告诉我，“你马上到影院来，上座很好．观众都在哈哈大笑呢。”我怀着不敢相信的心情赶到了新宿的首轮影院，一看果真像制片人说的一样。我记得很清楚，观众们一边大笑一边看着我的影片，而且是我完全料想不到会引起观众发笑的场面竟然博得了哈哈大笑，我不禁愕然了，在电影院里思忖着：“如果观众认为这部影片滑稽可笑，那么，我也许能搞喜剧。” 继这部影片之后，我拍了两部“糊涂虫”连续剧，三部“一发必胜”的连续剧，之后又拍了《如果运气好》（1966）、《吹口气就会飞走的男人》（1968）等片，此后就着手拍《寅次郎的故事：男人之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