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自 19 世纪中后期卓然成形，之后逐渐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学科体系与研究方法。究其大义，基本围绕着人类的社会组织与文化特征，以田野调查为基础，以民族志写作为方法，进行事实的描述或理论的梳理。所谓“文化”，在人类学的诠释系统中几乎包罗万象，每一个学术分支都能够对文化作出符合其研究方向的定义，影视人类学同样如此。在1996 年出版的《文化人类学百科全书》中，曾对这一学科之文化观念作出如下表述：“文化是通过可视性的符号显现出来的。这些符号存在于社会或自然环境中的人体姿态、典礼、仪式以及人工制品当中。文化可以被设想为以情节性的脚本自我构建，拥有台词、服装、道具与舞台的男、女演员居于其中，而文化本身便是人们参与其中的所有场景之总和。如The Native Tribes， Animals and Scenery of South Africa），便以绘画的形式，展现了他旅行期间的所见所闻（图 1.2）；生活于这一地区的多个黑人部族——如霍屯督人、卡菲尔人、布什瓦纳人等，更是他精心描绘的主要内容。这些人物形象虽然是速写风格，不施粉墨，却能够抓住当地人的形体特征与神情风貌，直到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人类学研究价值。 在自古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用图画形式展现和介绍治下臣民与海外番夷，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据说早在南北朝时期便有《万国使图》、《职贡图》等官方绘本的创作。存世至今的《皇清职贡图》，系由清朝乾隆皇帝下诏完成的一部九卷本图文巨著，成书于 18 世纪中叶。该书以画像和文字说明相配合，总共绘制出三百种来自不同民族与地区的人物图像，每一种图像皆描绘男、女二幅，共计约六百幅。“每图各绘其男女之状，及其部长属众衣冠之别。凡性情习俗，服食好尚，罔不具载。”（《四库全书提要》）特别是远及欧洲英吉利、法兰西诸国的人物形象，也被绘制于图册之中，纳入“朝贡”体系，可以想见清朝统治者在王朝鼎盛时期所营造的“四海归心、万国来朝”式的宏图盛景（图 1.3）。 尽管绘画能够直观、生动地展现民族志内容，但它也存在很多难以逾越的障碍。首先是绘画者需要经过严格的训练，才能够掌握写生和彩绘的技法，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绝非易事。其次，绘画难以“真实”地复制现实景象，画家本人的主观视角、艺术风格与作品材质，都制约了图像的写实性，无法在日趋“科学化”的人类学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 正因如此，当法国人路易·雅克·曼德·达盖尔（Louis Jacques Mandé Daguerre，1787—1851）于 1839 年首次公布了他发明的“银版摄影术”，并将他用照相机拍摄的照片公之于众时，这种借助于机械，并由光学作用和化学原理生成的图像，最终成为了影视史事件、社会变迁、文化思潮的故事片、纪录片，也为后世积累下一部空前翔实而真切的影像文明史（图 1.6）。 19 世纪末期至 20 世纪初叶，人类学也发展出一套有异于其他社会科学的学术方法，那就是基于田野调查的民族志写作。人类学家离开了书斋，开始走向遥远的异国他乡，特别是那些未经现代文明侵染的天涯海角，在土著部落中扎下营盘，学习他们的语言与文化，参与他们的仪式和庆典，观察他们的政治、经济系统和婚姻、家庭制度，最终完成一部以调查成果为基础，以普遍理论为归宿的民族志著作。在从事实证主义“科学”研究的同时，人类学者也承担着“抢救旧文化遗存”的使命，在这一被称作“拯救人类学”（Salvage Anthropology）的领域，影像方法率先获得应用，摄影师们纷纷前往那些传统文明一息尚存，却行将在工业化进程中被碾压殆尽的地区，用图片或电影，记录濒危的文化印迹。 其中，美国摄影师爱德华·柯蒂斯（Edward Sheriff Curtis，1868—1952）于 1907—1930年拍摄并陆续出版的 20 卷本《北美印第安人》（ The North American Indian），以 4 万余张照片记录了北美地区 107 个印第安部落在 20 世纪初期的基本风貌，堪称一部史诗级的早期影像人类学巨著。特别是时隔百年之后，回望这一时期的学术往事，曾经显赫一时的学术理论早已无人问津，唯柯蒂斯所记录的北美印第安人影像依然鲜活有力，持续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美洲印第安文化的传承者与研究者（图 1.7）。 尽管电影的早期拍摄设备不便操作，并不适于野外作业，但人类学者与“民族文化拯救者”们依然看中了它与众不同的现实记录能力。电影是一种时空架构相对完整，与现实经验最为接近的视觉媒体，能够记录并展示远较图片丰富的文化信息，这也使得它最终成为人类学影像民族志的主要载体。甚至早在卢米埃尔兄弟发明其电影设备之前，一位法国人类学爱好者菲利克斯 - 路易·雷诺（Felix-Louis Renarlt）就曾运用另一种早期电影器材——“连续摄影机”，拍摄了某一非洲族裔独特的制陶方法，并明确指出电影在“保存人类行为方式”方面的重要价值。1898 年，英国人类学家阿弗雷德·科特·哈登（Alfred Cort Haddon）率领剑桥大学探险队前往托雷斯海峡进行考察的时候，电影记录方法也极受重视，他命人拍摄了一整套影像资料，惜乎岁月消磨，存世者寥寥。 此后，法国犹太裔银行家阿尔伯特·卡恩（Albert Kahn，1860—1940）也曾感慨文明脆弱，世事无常。他遂于 1909—1931 年间，花费巨资，派遣十余支摄影队奔赴全球各地，共拍摄收集了大约 72,000 张彩色照片、4000 张立体照片以及超过 18 万米（约 100 小时）的电影胶片，记录世界 50 多个国家的风俗世态，构成了一部“星球档案”（ Archive of the Planet）。这些影像资料侥幸躲过了种种天灾人祸，存留至今，成为了又一座守望人类文明的影像宝库（图 1.8）。也正如阿尔伯特·卡恩在一百多年前所预感的那样，许多曾记录在“星球档案”中的文明印迹，已在两次世界大战与战后全球化浪潮的冲刷下湮没无痕了。 尽管在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史中，影像方法最初并非学术研究的主流，但它所独具的视觉记录能力，与人类学所强调的田野经验有共通之处，因此，注定要与这门注重实证与体验的社会科学走上携手同行的道路。唯其创作方式与表述价值，还需要在人类学的学术熔炉中慢慢淬炼，打磨出它剖析世相、洞察文明的思想锋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