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悖论——贸易和政府

几年前，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在现代社会里，政府几乎无所不在。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其他很多社会科学家一样，都情不自禁地对它着了迷。有一天，我坐在办公室里，陷入了这样的沉思：虽然保守派政客不断疾呼要建立“小政府”，但是为什么真正要将政府变小却那么难？这时，耶鲁大学政治科学家大卫 •卡梅伦 （David Cameron）的一篇文章正好摊开在我桌上。 卡梅伦感兴趣的问题是：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发达国家的政府公共部门扩张得这么快？卡梅伦的研究重点是 194 年以后的现象，但是这个潮流开始的时间可比这早得多。 1870年前后，发达国家的政府开支大概占总开支的 11%； 1920年，这个比率差不多翻了一番，达到 20%；1960年，比率升到了 28%；到卡梅伦做这个研究的时候，这个比率是 40%，而且还在继续上升。各国的上升速度不一样。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比率低于 3 %）的比瑞典和荷兰（比率在 %~60%）的要小很多，大多数欧洲国家居于两者之间。卡梅伦想知道造成这个差别的原因。 他研究了 18个发达国家，得出来的结论是： 差别的主要原因是国际贸易的开放程度。在国际市场开放程度最高的国家，政府的规模最大。国际竞争对某些国家的影响小一些，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它们自身经济规模很大，或者是它们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距离较远。刚刚提到的政府小的国家都有这样的特点，比如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小的经济体离贸易伙伴近，国际贸易规模相对较大，政府部门规模也相对较大，比如瑞典和荷兰。 认为市场只有在政府撒手不管的情况下才会繁荣的观点很有问题。我早就知道国家越发达，它的政府规模就越大，但是卡梅伦的观点跟这个还不一样，他认为： 在同样富裕的国家，政府部门规模的大小是由对外贸易在经济中的重要程度决定的。 我得承认，一开始我对卡梅伦的观点将信将疑。经济学家一般都多疑，在面对其他学科有统计数据的研究成果时，疑心更重。我对这篇文章的第一反应是：这不对吧。样本数目太小了，只有 18个国家。政府大小应该是跟国家大小的关系更为密切，跟国际贸易的相对规模的关联度应该不那么高。还有很多影响政府规模的因素，这篇文章都没有考虑到。还有其他令我心存疑问的地方。 我决定亲自核实一下。我下载了一些数据，研究政府规模和经济开放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我先看的是卡梅伦重点研究的发达国家。我用不同的数据来源，不同时间段的数据进行研究，让我吃惊的是，我得出的结论竟然和卡梅伦的不谋而合。然后，我将研究范围扩大到发展中国家，能找到相关数据的 100多个国家都看了，得出的结论还是一样的。最后，我想通过控制各种因素来推翻这个结论，我想到的因素有国家大小、地理位置、人口分布、收入水平、城市化程度等。不管我怎样摆布这些数据，我得出的结论都是：一个国家的政府规模和它的对外贸易规模成强烈的正比。这个关联度从何而来？可能的答案很多，但都经不起我的推敲。最后，社会保险似乎是最合理的解释。当国际经济变化对本国经济影响很大时，人们要求政府对由此带来的风险进行补偿。应此要求，政府就要建立更大的社会安全网，安全网可以是社会保障制度或者是政府部门提供的就业机会（贫困国家通常会采用后者）。这个结论和卡梅伦的观点基本一致，而且适用范围远远超出了他选择的少数几个富裕国家。我意外发现了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这个原理在读研究生时根本没有人告诉我：如果市场要发展，政府的规模也要随之扩大。 政府要扩张的原因不仅是我们需要它来维持和平和秩序，保护财产权，保证合同有效及管理宏观经济；另一个原因是要维持市场的合法性。我们必须控制随市场而来的风险和不安定因素，不让它们造成太大的破坏。 最近的次级债风暴及其带来的经济大衰退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20世纪 30年代大萧条期间，世界经济掉进了保护主义的深渊。现在，世界经济为什么没有陷入同样的泥潭？因为在大萧条后的几十年，现代工业社会建立了一张很大的社会安全网，失业保障、贸易调整协助、医疗保险、家庭援助等，这使得另一形式的保护措施——用高关税来保护本国市场，显得既原始、粗糙又没有必要。福利社会是开放经济的另一面。市场和政府的互补性在很多方面都得到了体现。